引 题
在唐文化研究者的心目中，京都长安的主要金银器打造机构是属于政府少府监的金银作坊院。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绝大部分咸通年间新造金银器均为文思院出品，这是为迎奉佛骨所专门打造的。而这次迎佛骨活动在我们看来不仅仅是一次宗教法事，而是涉及到当时政治、文化、军事、宗教、工艺美术、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一次规格高、规模大的以国泰民安、皇帝健康为主题的巨大的国事盛典。①从这个视角来看，将文思院这一机构仅视为满足皇室的奢侈生活这一狭小范围的观点大约偏于拘泥。而不全面，对其设立及其职应予充分认识。
此外，就地宫出土文物而言，文思院金银器可谓蔚为大观，对其工艺美术方面其反映出来的运行方面的特点进行冷静观察、比较实有必要。
一、文思院设立的时间、地点及其机构
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唐宣宗大中八年八月将唐武宗的望仙台改为文思院，原望仙台在大明宫内中部偏东处。
唐人裴庭裕《东观奏记》云：
“武宗好长生久视之术，于大明宫筑望仙台，势侵天汉。上(唐宣宗)始即位，币道士赵归真，杖杀之，罢望仙台。大中八年复命葺之，右补阙陈嘏已下抗疏论其事，立罢修造，以其院为文思院”。
实际上，斥佛信道的唐武宗李炎修望仙台，为赵归真等道士提供道教活动的场所。而正如卢兆荫先生所说，“望仙台”、“望仙楼”之类的建筑不止一处。②
用武宗本纪云：
“(会昌)五年春正月已酉朔，敕造望仙台于南郊坛。时道士赵归真特承恩礼，谏官上疏，论之延英。”
宰相李德裕对赵归真也无好感，对于武宗说：“臣不敢言代得失，只缘归真于敬宗朝出入宫掖，以此人情不愿陛下复亲近之。”武宗不承认归真干政之事，对李德裕说：“我与之言，滌烦尔。至於军国政事，唯卿等与次对官论，何须问道士。”③
实际上拼省天下佛寺这样的大事是由赵归真怂恿，鼓动而行。
六月，“神策奏修望仙楼及廊舍五百三十九间功毕”④《新唐书·武宗纪》对此事之记为：“作望仙楼于神策军”，这样综合来看，会昌五年六月完工的望仙楼在大明宫内
五代人王溥《唐会要》卷五亦基本与东观奏记同：
“(大中)八年八月，(宣宗)，敕改望仙台为文思院。始，会昌中，武宗好神仙之事，于大明宫筑台，号曰‘望仙’。及上即位，杀赵归真以征其弊。是年复命葺之，右补阙陈嘏抗论，立罢修营，遂改为文思院。”⑤
通盘考虑以上情况，文思院位于大明宫内在神策军驻署之处。
就文思院的机构及职事而言，唐史资料记述阙如，出土文物可资考虑：
1977年11月，西安东郊枣园村唐代金银窑藏所出一枚银铤，有“文思使”字样，1987年法门寺地宫又出土一批数量相当丰富的带“文思院”錾文的金银器，以及地宫壁刻文也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西安东效枣园村银铤铭文如下：
乾符六年内库别铸重廿廿两
文思副使臣刘同濡
文思使臣王彦珪
内库使臣王翱
右侧刻文为：
“匠臣武敬容”
从此银廷刻文落款署名官员官职由低到高的特点来看，内库使王翱是内库专门负责管理文思院者；文思院首长为文思使以其助于文思副使。
地宫出土文物錾文又告诉我们，文思院的具体运作又有一套程序；以金银花迎真双轮十二环鎏金锡杖轮股上的錾文为例
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枚一枚并金共重六十两，内金二两，五十八两银，打造匠臣安淑布，副判官赐金鱼袋臣王全琤，副使小供奉官臣睿诣，使左监门卫将军臣(吴)弘懿。⑥素面纯金钵盂上的錾文与前者大体相当，但略有不同：
文思院准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造迎真身金钵盂一枚，重十四两三钱。打造小都知臣刘维钊，判官赐紫金鱼袋臣王全琤，副使小供奉官睿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吴)弘懿。
素面长柄银手炉柄背錾文：
咸通十三年文思院造银白成手炉一要枚，并香宝子共重十二两五钱，打造都知臣武武敬容、判官高品臣刘虔诣，副使高品臣高师存，使臣弘懿。
鎏金鸿雁纹银茶碾子
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臣邵元审，作官李师存判官高品臣弘懿，使臣能顺
鎏金仙人驾鹤纹壸门座银花罗子：
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盒花茶罗子一副全共重卅两，匠臣邵元审作官臣李师存，判官高品臣吴弘懿，使臣能顺。
鎏金团花银*(左石右禺)轴柄杆錾文
拾柒字号(*(左石右禺)上划文“五哥”三处)
*(左石右禺)轴錾文：
*(左石右禺)轴重一十三两，拾柒字号
鎏金羯摩纹三足架银盐台
咸通九年文思院造涂金银盐台一只并盖共重一十二两四钱，四字号判官臣吴弘懿，使臣能顺
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
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一具并盘及朵带、环子共重三百八十两，臣陈景夫，判官高品臣吴弘懿，使臣能顺，三字号。炉盖内边治錾文
一字号
炉台台壁錾文
四字号
素面银如意錾文：
咸通十三年文思院造银白成如意一枚重九两｜四｜钱，打造作官臣赵智宗，判官高品臣刘虔诣，副使高品臣高师厚，使臣
弘椭圆形委角银方盒錾文：“邓弘立一十五两，别外，地宫壁刻划文有：
囗囗王仲素
囗囗韦仲宰
常侍彭延鲁
囗侍李全聿
常侍薛遂本
文思使右领军上将军杨复恭
口飞龙使右卫士将军马公度
内弓箭使左卫上将军刘从实
内庄宅使 李维直
囗骑知省事 杨茂寔
囗军护军中尉 薛殷右
鎏金仰莲瓣荷叶圈足银碗底部铭文
衙内都虞兼侯押衙监察御史安淑布
施永为供养
此“安淑布”可能和锡杖上的安淑布是同一人，如果这样说明既使文思院的匠臣也有很高政治地位。
乾符六年(公元879年)铤银刻文实际与地宫出土文物上的刻文即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乾符六年的这枚银铤是内库委长文思院加工的铸成铤银，只涉及匠臣(武敬容)、文思副使、文思使、文思内库使，仅仅是垂直的上下负责，内部监督，而地宫出土文的署名虽也应是由低级到高级，但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内部事务，而涉及到不同的部门，已超出了匠——副使——使——内库使这一范围。(银铤上的武敬容应该就是咸通十三年打造银白成手炉的打造都知官。从咸通九年盐台到咸通十四年的银锡杖看，其参予人数渐多。九年造盐台只署名“判官臣呈弘懿，使臣能顺”：咸通十年打造的茶罗子上，除匠臣邰元审，判官吴弘懿，使臣能顺外，又出现了“作官臣李师存”咸通十四年的锡杖上又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副使小供奉官(刘)和使左监门卫将军职衔。虽然人员还主要是能顺吴弘懿、刘虔诣、王全护、高师存、李师存、邰元审、武敬容，陈景夫等，但其职责却完全不同了。一方面大约是由于张能顺参予韦保衡谋逆被逐⑦，另一方面是由于迎佛骨至迟已在咸通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这一天被确定下来，成为文思院的头等大事，增加了打造力量，扩大了监督范围，提高了正规化程序：
打造都知臣，陈景夫、邵元审之上武敬容又增添了刘维钊、安涉布，他们是匠臣，负责具体打造。
作官，是匠臣的具体领导者，负责文思院最基层行政事务。
判官，是他司监督人员。应该是负责仓库出纳的监督官员，未行判，便不令出，我估计可能是负责核定银材、金材出库；或者是器物造好后由文思院送往麟德殿内道场时的监督作用。
副使小供奉官，应是专为迎真身设立，我们估计，他的作用直接监督制成器物是否符合图样需要，因为从咸通十三年起似乎才有此职。同时，参照乾符银铤，似可理解为文思副使。
左监门卫将军，属京都十六禁军之一，根据唐代律令，左藏库物出给要先经过监门。如果是“使左监门卫将军”，那么，很有可能是在内库——文思院体系内，设立象国库物出给一样的办事机构。由文思使代行其职，如果这样，则也讲得通，但是从地宫壁的刻文我们知道，送归佛骨时的文思便是右领军上将军杨复恭，而且物帐碑上有一枚杨复恭供奉的银白成香炉，笔者认为，那是典型的文思院制品，由此可见，是文思使杨复恭滥用职权，假公物以扬己名，以固己位，如此说来，使左监门卫将军吴弘懿不可能是文思使了，曲折的想像推理是，或是代左监门卫行事，或负责与左门卫联系。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文思院的五百间房舍，加上大厅、院落，其占地面前大概要到一二百亩大，内部加强管理，借鉴唐两前期。国库制度也是完全可能的，文思院的这些制品除西安银铤外，上面都有他的名字，咸通九年银盐台是判官，到了咸通十四年，他已上升为“使左监门卫将军”了成为署名的人物中权势最高的一个。
反过来讲，吴弘懿一直不隶属于文思院，而是以他司代表身份来文思院“判”“牒”，那么对文思院的认识有二，或者机构很大，皇帝动用其他宦官来共同治事，这一可能性大，或者是大小，需他司监督，才合法。
笔者的看法是：文思院作为内库的一个下属机构，由上述的种种迹像表明，它不是简单的金银制作坊，而是承担了更大的作用。作为唐代历史的延续和反照。我们可以从五代与宋代文思院职能的扩大想到文思院成立的必然趋势。
五代承唐之制，文思院依故存在。《五代会要》记载：“梁朝诸司使名”中即有文思院，使、梁开平元年五月，改“文思院使为乾文院使”。三年十一月，又改回文思院使。⑧
宋代文思院不仅保留，而且有较大发展，不仅制作金银器皿，且扩大作业范围和生产品种“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采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凡器服之用。”这也可以视为唐宋两代文思院的几大职能。其直属上级机构也似乎不断升级，元丰元年(公元1078)，文思院监官除内侍外；令工部，小府监同议选差”到了北宋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文思院两界监官立定文臣一员，武臣二员，并朝廷选，其内侍干当官并罢”文思院隶工部后设提辖官一员，监官三员(内置一员，文臣京朝官充)，监门一员。可见到了宋代朝官代替宦官，先由少府监后由工部直管。也就是说，以文思院为基础，合并了少府监其它作坊如金银作坊等而成为由朝廷命官管理的官府手工业作坊中心了。
由此可见，文思院不是仅满足皇帝及其宗室的需求，是金银制作等工巧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顺流看了五代、宋的文思院情形后，我们再溯源看一下唐文思院建立前后的情况，会更清楚的认识到文思院创立的两三个主要背景：
开元天宝以来，金银制品使用的禁断诏令名存实亡，进奉之风几成故例。
进奉，是地方官如节度使、刺史一类的人为徼功希宠而向皇帝奉献的以金银器为主的礼物。
先是与元克复京师后，府藏书虚，诸道初有进奉，以资经费，复时有宣索。其后诸贼既平，朝廷无事，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南有日进，李兼江西有月进，杜亚扬州、刘赞宣州、王纬李錡浙西，皆兢为进奉，以固恩泽。贡人之奏，皆日臣於正税外方圆，亦日羡馀。节度使或托言密旨，乘此盗贸官物。诸道有谪罚官吏人其财者，刻禄廪，通津达道者税之，蒔蔬*(上艹中左步右凡下云)果者税之，死亡者税之。节度观察交代，或先期税人以为进奉。然十献其二三耳，其馀没入，不可胜纪。此节度使进奉也。其后裴肃为常州刺史，乃*(上粥中页下吅)货薪炭案牖，百贾之上，皆规利焉。岁馀又进奉。无几，浙浙东观察使。天下刺史进奉，自肃始也。刘赞死於宣州，严绶为判官，倾军府资用进奉。无几，拜刑部员外郎。天下判官进奉，自绶始也。习以为常，流宕忘返。⑨
1)怀州，2)安南，3)成都府，4)洪州，5)宣州，6)越州，7)襄州，8)汴州，9)扬州，10)润州，11)桂州，12)杭州，13)苏州。⑩
来源地遍及大半个中国，并集中在秦岭一战以来，而在皇帝私人内库肥壮之时，国库却财力拮据，入不敷出，所以有时内库的支出甚至取代了国库职能，刺激着内库在多方面发挥职能作用，对此认识，葛承雍先过同样以表格“内库支出军饷及赏军略表”来说明。(11)除补充军费以外，还在宫廷消费、社会赈济、补充国用等方面发挥额外作用。经济实力的增加和社会职能的提高，必然意味着，社会政治地位的不断巩固加强，内库宦官更是盛气凌人。从葛先生的表格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史学界从宋代至今给中兴明主宪宗皇帝给予充分肯定，但对其放纵宦官普遍批评，元和三年内库支出军费的数量大、次数频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宦官管理的内库实力的增强。
二)晚唐金银器使用更为普遍，商业发展迅速。较早研究唐代金银器的韩伟先生对唐代金银器的使用归纳为几个方面：笼络大臣、民族交往、贿赂上下。
实际上，还应包括另外一宗金银的使用，(12)这就是建寺铸佛、立观造老子像。
唐代晚期，使用金银普遍，无论文献和出土文物来看金银制品有：戒指、臂钏、床、执壶、茶托盏、茶碾、盆、盘、盒、炉、笼、碗、瓶、筷、酒筹、酒檩、佛像、菩萨像、罗汉像、老子像、皇帝等身头像……基至文宗时，左边副使张元昌使用“金唾壶”(13)代宗宰相元载“饰金银为户牖”而开元天宝年间撒散金钱数量颇大，次数频繁；而金银与漆木器、玉器相结合的平脱、包角器物也为唐人所喜爱。这些使用情况，张涤咸在《唐代手工业·金银制造业》中较为全面的反映。(14)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官府和民间的金银制造业也竟相打造，载铸载造。以长安城为例，除金银作坊院外，右神策使、宣徽院、内园等官方作坊。
正是在这方面作用下，成立由内库直接管理的金银器打造中心就成为必要。我们以为其主要补决以下问题：
1)简化手续，集中制作，统一管理，早在太和二年，文宗皇帝就诏令进奉折少银铤：
应诸道进奉内库四节及降诞进奉金银器并纂组纹缬杂物，并折充铤银及绫缉。其中有赐与所颁，待五年后续有进止。(15)
就在文宗下诏前后，王“进大小银碌三千四百枚”，裴度于太和元年进金六十八*(左上采下日右羽)。(《册府元龟》卷484)(16)宝历元年七月(末午)甲申，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黄薄十万*(左上采下日右羽)，修清思殿新殿及升阳殿图障。
2)经济发达但不出金银或五金银作坊的矛盾，此点以敬宗初即位时的李德裕奏表最典型：
丙子，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诏令当道造盝子二十具，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昨已进两具，用银一千三百两，当道在库贮备银无二三百两，皆百计收市，方成此两具。臣当道唯有留使钱五万贯，每事节剑支费。*欠十三万贯不足。臣若因循不奏，则负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诛求，又累陛下慈剑之德。伏乞宣令宰臣商议，何不遣臣得上不违宣索，下不阙军须，不困疲人，不敛物怨。”时有诏罷进奉，故德裕有是奏。(17)
虽然有人认为此一史料表现了浙西道虽不出金银，但有较强的生产能力。但我们看到，李德裕的苦衷是搞不到银材料!
3)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有金银坑而不胜制造者
早在唐初，突厥默啜可汗就指责唐朝所送：“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胡三省注释认为“市列为行，市列造金银器贩卖”(18)实际上不仅中国商人善于造假售假，而且以次呈好的大臣也不乏其人。首开进奉之风的常州刺史裴肃所进银盘的质量不可能视为上。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菱孤形银盒系由江南西道观察处署使李所奉，其造型、工艺、纹饰之优美精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其银质却断不可观察使争回多少面子。
而有的地方有金矿，金银制作达不到常规要求，也只好供浑金朴玉了，例如剑南绵州供*(左夫右麦)金
将应奉之器皿折银铤以进既减少了银材消耗和流失，便于遏制地方官以进奉之名行贪污和分之实，又能保证内库有足够的资源贮备。
特别在金银材质的成色、器物造型、纹样和度量衡制计算等方面易于标准化管理。
(4)便于应付大的活动
法门寺迎佛骨活动可以说是对文思院实力的大考核。而大器物的配套，花纹的图案，器物质的规格型状，就需要从总体上拿出统一的设计方案。这非一个小作坊得以完成的。大家知道，地宫文物是经过认真设计的，基间的配套连贯性非一般仓窑性质的发现所可比拟的。这早已为法门寺研究者所揭示。
内库要的是银铤，皇帝用的是制成佳器，且数量极大，统一样式赏锡同功大臣，更显成仪。
就统一设计而言，南宋时称之为“制样需索”，绍兴十年(114)文思院铸铜爵坫，由于缺乏铸工，便四处打听寻找，最终：
今询得建康计句容县多有铜匠，造作铜古器贷卖。制作精致，乞朝廷指挥建康计下句容县计置，依样铸造，诏降样付建康府措置，依样制造，务要精致，及于前期，一切了毕，仍专委留司。(宋佚名《中兴礼书》徐松辑自《永乐大典》本)。“制样需索”。
从地宫出土的文物看，判、监由吴弘懿、刘虔诣总负责，但不同器物组由不同匠臣打造，最后统一结合。这应是“制样需索”的最早实例。
三)借权敛财是是唐代宦官的一贯做法，使用金银器成风打制金银器有利可图，在商品交易发达的情况下，内库宦官同样可以大捞一把。我们从文思院为智慧轮法师、明万等加工银器的事实来看，文思院对外招揽打造生意，此点无疑。
二、文思院金银器及其特点
就地宫出土文物而言，将金银器进行分类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将文思院所造但因各种原因而没有錾文的金银器析理出来是首要一步。因为，经过文字勘定和长期观察可发现，就已知长安所造金银器而言，就有文思院与非文思院之别，例如，智英供奉的四十五尊造像函，与八重宝函、智慧轮造宝函就各不相同。而相当数量的金银器本身又没有錾义，这样，我们就只能根据《物帐碑》和器物外在东西来进行区分，但从出土实物来看，《物帐碑》载物也只是按物主或供奉人分帐，而从未按出产地分帐(这样也不需要)，因此困难相当大。我们的办法是，先将已有铭文的文思院文物进行归纳，再与有铭文的其他产地的金银器进行比较，归纳出特点后，以此为依据再析理其他无铭文金银器。
鎏金摩羯纹蕾钮三足银盐台
文思院咸通九年造，钣金、铰剪、浇铸、焊接而成、纹饰鎏金。由盖、台盘、三足架等组成，盖上有莲蕾捉手，中空，有铰链可开合，与银筋焊接并与盖相连。盖心饰团花一朵，盖面饰摩羯四尾，盖沿为卷荷。三足支架与台盘焊接相连，支架以银筋盘屈而成，架中部斜出四枝，枝端有摩羯铸件二，智慧珠二，珠下有莲蓬座，珠周有火焰纹，座下衬以团花。盘边沿是尖莲瓣与银杏状叶相间，盖自顶至沿地为平行状錾刻而成的叶脉状。
鎏金壸门座茶碾子
文思院咸通十年造，采用焊、印、钣金等工艺加工而成，纹饰漆仑。壸门由碾槽、辖板与槽座组成入藏地宫随真身供养时有檀香木底座。由碾槽、辖板、槽坐、抽屉组成。槽呈上宽下窄尖，侧视为半目形尖底，口沿平折向两侧；与外护框架铆接，平折沿上铆银板，形成母口，辖板可前后抽拉；辖板正中铆接有一莲蕾形捉手两只飞鸿以捉手为心相向飘于流云间。
护槽框架底边*(左木有集)印与底座相连：其两侧各为三个镂雕空壸门，两匹天马奔于流云间，底座两端为如意云头，焊接成高约1公分的台面，台四周为小团花。
鎏金团花银*(左石右禺)轴
轴为浇铸后抛光而成，不辐而轴，轴刃厚约半厘米，有平行沟槽，轴杆为中粗端细轴孔四周錾四出团花，上饰流云，器成后为刻划的“五哥”字杆轴长21.6厘米，轴径8.9厘米，重512克。
*(左石右禺)轴与碾槽切合密而不涩，推拉平滑自如，用以碾茶饼。
鎏金仙人驾鹤纹壸门座茶罗子
咸通十三年选呈长方体，由盖、罗、屉、罗架和器座构成，采用钣金、抛光、焊、稍钉铆按及鎏金工艺加工而成，纹饰鎏金，盝顶盖面錾两体首尾相对的飞天，头顶及身侧衬以流云。盖刹四侧各一和合云，盖沿为饰尖挺的莲瓣纹。莲瓣有最中间：一个，其它向两边斜卧，四刹棱沿尖利与盖四角对称规整，盖面、刹面均光滑规整，显出较高的板金技术。
与柜状银板焊接形成盖壁，母子口与罗身扣合。罗身为里外三层结构，外壳、内框和罗筛，中腹为抽屉以承接罗筛好的茶末。罗身与底座采用即焊且铆的复合工艺进行连接，罗两侧为两仙人驾鹤，翔于云间，前、后卧饰团花镶边，底为尖挺的连续莲瓣饰边，抽屉提手有五出团花垫片，罗筛由银白框两层，其间夹固纱绢内罗网。底座为梯形台体，两侧为三壸门，前后两端为两壸门，壸门边沿錾刻细线并鎏金，器边均涂金。
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杂带银熏炉
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采用钣金、浇铸、铆钉、鎏金、抛光等工艺加工而成，则盖、身两部分组成，盖平折宽沿与炉身扣合，器系由一块银板钣金、镂刻而成、盖顶为宝珠形盖釰以仰莲瓣相托，下层莲瓣镂孔上翘，盖面主体纹饰为，因隆凸部分錾刻枝蔓连续不断的五朵莲花，五龟各卧一莲，口衔瑞草，安祥稳健，回首顾望，盖平沿为背分式、忍冬花、盖边缘为一边倒的卧莲瓣一周。炉身有口平沿，方唇，深腹，平底。腹壁为流云，五组云间铆钉五只独角天龙兽足。足为浇铸，足爪四趾，足间每足云间又销钉套接绶带盘结的朵带环于两壁，炉底有同心园旋痕。
与之相配套的是炉台，其整体结构为一整块厚银板径板金加工成口沿斜上折的大盘状，口沿五瓣均分，浇铸而成的天龙兽足铆钉于盘状台底。台盘主体纹饰为位于台面中间的双凤相向共衔一缠枝草。共外围为五组(与五瓣双称)缠枝花，台沿为方角迴旋纹。
篱台斜沿五瓣正中各各销订一绶带盘结的朵带，一朵带形成白银黄金的明显反差。天龙兽足头部与炉足相同，但其足呈鱼尾三出花状外斜上翘。
炉高29.5厘米，盖径25.9厘米，眼深7厘米，重5363克，台高20.8厘米，径38厘米，腹深3.4厘米，重8970克。铭文流言其重三百八十两，即合今14333克。
素面银如意
通体用银材钣金而成，头部为卷头云纹状，如意柄上扁下圆，通体光素。长60厘米，云头宽21厘米，重405.7克。文思院造。
素面银手炉
通体素法，钣金成型，由香宝子、长柄与束预台座三者焊接在一起，柄呈横“S”状，上端焊接香宝子，下端处于香宝子底部与台座中间，长柄端下折后上卷为如意云头，柄两边上折，以利手持，高8.6厘米，腹深4.2厘米，长4565厘米，重415克。
《物帐碑》云：“银如意，一枚重廿两，手炉一枚重十二两二分，衣一幅三事，已上臣明万施。”
按晚唐一两合今38-41克的办法来算，明万所施应为“鎏金银如意”，可以肯定，这也是一枚文思院造物：将钣板打成前小后大，前薄后高的扁平手把，前端钣金成上折四卷云头纹。云头状如意端錾一佛二供养童子并鎏金。云头宽16.1厘米，把柄宽3厘米，原3毫米，重7克。
素面金钵盂
錾文表明为文思院咸通十四年造，钣金型，钣，圆唇，斜腹下收，小平底，通体光高7.2厘米，口径212毫米，壁厚1.2毫米，重573克。
银金花迎真身双轮十二环锡杖
主要由杖首和杖身的两部分构成，通体高1.96米，杖首有垂直相交银丝盘屈的两个桃形外轮，轮顶为仰莲束腰座，上托智慧珠一颗，外轮每面各套金环三枚，共计十二枚。外轮中心的杖顶又有忍冬花，流云纹，仰莲瓣组成刻了表示密教五佛五智的宝珠顶宝塔形三重佛座造型，杖身錾十四尊十二缘觉僧。锡仗通体鎏金刻共，杖首刻四出团花，衬忍冬花，杖身中段刻六出团花，衬緾枝蔓草鱼子纹，间以蜀葵。下段刻一整一破二方连续团花，衬五月流支纹。整体给人以恢宏大气、纹饰细密富丽，雍容华贵之感。总重2390克。
另外，文思使杨复恭也供奉两枚器物，无疑为文思院制品。
素面银白成香炉，通高16.5厘米，由盖和炉身构成，钣金成型。盖为一整片钾材钣金钱剪而成，盖沿为三层渐收的楼台，盖面呈半球形，上半部镂空，模冲出两层莲瓣，盖顶以三层银片做成的迎莲瓣承托镂空的锥顶状莲蕾。炉身致口，深腹、平底、圈足、口沿亦为三层渐收的楼台，外沿六曲，腹上小下大，腹壁为内外两层六块银片沿竖线铆接，炉底与腹壁铆接，并在外底焊有承底十字形铜片、炉身台沿下两侧对称部位铆接一个提耳、出土时炉盖贴有墨书封条：“大银熏炉，臣杨复恭”。众多器物，只有这一炉子得签封，是与杨复恭身兼文思使和右领军卫上将之职有位，目如前述，地宫壁也有其刻文，表明杨复恭身临地宫，是地宫封埋时见证人之一。
另外，椭方形素面银盒，钣金成型，通体光素，盂顶盖，盖刹四周有凹棱棱，盖缘有寞3毫米的小平沿，有壁，浅腹、平底、通高9.8厘米，直径18.4厘米，足曲径17.3，X11.9厘米，足侧錾刻“邓弘立一十五两”，605.5克。
那么，铭文表示的其他产地的金银器情形如何呢?
浙西道所产“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大银盂。”
浇铸成型，花径锤碟，抛光整型后錾刻纹饰并鎏金，鱼子纹衬底。盆以瓣亲形侈口，圆唇，斜腹弧圆徐收，矮圈足，盆口沿錾一周莲瓣纹，盆壁分为对称的四瓣。每瓣内錾刻两只相向鼓翘四周为石榴团花的鸳鸯。外壁相同位置上为同样构图，给人以双面绣的感觉。
该盆的主体纹饰是盆底的一对正在热烈嬉戏的鸳鸯。四周为阔叶石榴团花。外壁两侧各铆接两个前额带“王”字的天龙铺首口衔饰有海棠花的圆环，环上套接弓形提耳。略呈六棱形，中间较粗。圈足外撇。外饰二十四朵莲花，盆底外壁錾刻(阳)“浙西”二字，通高14.5厘米，口径16厘米，足径28.5厘米，足高2.5厘米，壁厚六毫米，总重为6265克。
浙西，为浙扛西道辖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江新安江以北地区。治今江苏镇江，是唐代富庶之地。
此盆的总体特征是：系浇铸成，因而物产显得丰满浑厚，因采用抛光，器显得极为规整，錾刻纹饰热列、富丽、生动，五对对十二只鸳鸯栩栩如生。盆造型美观，流线优美，给人以高雅、富丽的感觉。有人怀疑这可能就是李德裕供给宣宗的那批金银器之一(19)。有人因此盆出土，认为进一步说明了江南经济比北关中确实发达。(20)总之，这的的确确是一件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无论其造型、质地、美术构图的强烈神韵，都可谓是浙西金银器的杰出代表。从审美方面来看，既显示出了工笔画的深厚功力，又显示了大写意的奇思妙想。
江南西道产双狮纹菱形鎏金银盒。
钣金成型，纹饰鎏金。盒体呈圆菱弧，直壁、浅腹，平底，喇叭形圈足，上下对称盖壁、合壁(不计子口)、足高分别为2.4，2.1和2.3厘米，基本上是1:1:1。盖盒子母口扣合。盖得饰一周莲瓣，盖面以连组成一与盒体正好呈尖出、内收相反的菱弧形，即相斗币局。主体纹饰为两只追逐腾的狮子，雄狮前向奔突，雌狮右向四顾，它们四周衬以西番莲与缠枝草蔓，四隅錾散分式西番莲鱼子纹底衬呈数圈规整的同心圆，盖、盒壁均錾二方连续的莲叶草蔓，圈足饰一周简化功瓣。通高12厘米，口径17.3X16.8厘米，足径14.8X13.8厘米，总重>99克。
器底錾文：
进奉延庆节银金花陆寸方盒壹具贰拾。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囗进。有同志认为此盒应是咸通九年(868)至十一年(870年)之间，由江南西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兼测(治今江西南昌)刺史李囗奉，为洪州产品。
此盒最大特点是构图奇特，细致，纹呈立体感极强的半浮雕状，但其银质不纯，发乌。就工艺而言，其盖顶面与盖壁，盒底盒壁均采用了焊接方法，为铜焊。但其圈足勿盒底的焊似为与盒体材质相同的银焊，此点与众不同，地宫出土文物大部包括大银盆的圈足都先后出现脱落现象，但这件却未出现同类情况，表现了其精湛的焊接技术；钣金工艺似不如文思院东西、为庶拙，盒壁处都鎏金一圈。
鎏金飞鸿球路的银笼子
模冲成型，通体镂空，纹饰鎏金，带盖有口。深腹，平底，带提梁，盖为穹顶，口沿下折与笼体扣合，顶面模冲出十五只飞鸿。上下一层，外(下)层两两相对，里(上)层五足向顶部飞翔，笼体上下三层，每层错开，各四对两两相向，盖、笼壁均采用模冲镂空工艺，形成球路纹，或钱孔、盖、笼上下边沿均鎏金，足呈倒“品”字形，共四只，与笼底边缘铆接。盖顶端为稍钉斑，带铰链，铰链另一端套于提梁上，底部边缘錾文
桂管臣李杆进
唐设栓管理略使于桂州，为西南之主要军政机构之一(治今桂林市)，应为桂林所造。
笼体通高17.8厘米，足高2.4厘米，重651克
这枚笼子的惊人之处是其高超的模术壁、底浑然一体，大家一致认为这是用于唐代茶道过程中的焙炙茶叶所用。(21)
鎏金双凤衔绶纹圈足银方盒
钣金成型，扁方体，盖、盒，足基本比例为1:1:1。盒、盖子母相扣合，圈足素面外撇。通高9.5厘米，纵横均为21.5厘米，底径18X17.7厘米，重15.83克。圆角、平顶。盖面主题纹饰为口衔绶带、相对翱翔的双凤团花，角隅錾十字绶带花结纹样。盒盖边缘錾刻尖立的莲瓣一周，盒侧上下散点错列一字形扁团花，盒底内外有同心圆旋痕。圈足与盒身焊接。
盒盖面墨书“随真身御前赐”六字。底錾文为：
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内库
《旧唐书·李石传》附李福传，大和七年登进士，出为商、郑、妆、频四州刺史，大中时，检校工部尚书，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频观察使等，惟方载督盐铁。我们初断定，为同一人且在兼御史大夫，充义成军节度，及诸州观察使时所奉，晚唐节度使兼盐铁并非特殊情况，且其盒产地当在滑州，为其沿今河南滑县总之为北方金银器，器物厚重稳健。
这样，我们列举完了表示产地的带铭文的一切文物。我们可以给已知的文思院金银器归纳出共性和特征：
一)器型宏大，银金花迎真身双轮十二环鎏金银锡杖，通高1.96米，可谓唐代金银至今发现之最大者，造六尺银瓶，大约也超不过这个高度，鎏金卧龟五足带银熏炉连同炉台同时发现，也是唐代考古发现仅有，重三百八十两，约今十五公斤。都可谓同类器物中的皎皎者。
二)突出的钣金工艺，镂刻工艺可谓达到了新境界，这同样表现在大银熏炉和杨复恭供奉的熏炉上。与这相同的江南西道李阡所进银盒在纹饰上略胜一筹，但钣金工艺却远不比文思院东西。杨复恭炉、五足卧龟炉盖顶剪镂空，平添几份情趣。
三)在用材上，游刃有余，因有内库供给优质银材，均可尽情发挥，展现了工艺匠人的杰出艺术才华，银白金黄反差极为强烈，给人以美感。其银质岑白发亮。
四)就地宫出品实物而言，文思字金银器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配套，使用尤为突出，统一给样，分工打造，便如同署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的银锡杖和表面纯金钵，就分别为刘维钊和安淑布，同是咸通十年的茶具一套和五足卧龟朵带熏炉就由不同的人分头承担，匠人分别为邵元审和陈景夫。
五)就纹饰的文化内涵而言，则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气息。这固然与迎佛骨有关。但从茶具上的纹饰来看，仙人驾鹤，天马行空，飞在翱翔，都反映了皇室长生久视或永驻极乐世界的鲜明特征。因为茶具打造于咸通九一七年，而佛骨舍利在经过会昌发难以后，直到咸通十二年才发现。大银熏炉上的五龟卧莲，也与长寿吉祥有关，相传只有千年海龟方可卧莲而不沉。与之相比较，其他地方的金银器则表现出热烈的生活气息。例如上述菱形盒和浴佛盆等则都以雌雄兽禽戏嬉来折射皇家的日常生活，而银盆内的鸳鸯一对似乎还热烈地交颈相拥，这与宗教思想概不相融，有人认为这是表现密教的男女双修，我们觉得其理不通。因为由南方进奉而来，不可能给图索样，且有人认为这是宣宗朝就已进来，同时，在盆上我们也未发现完整的佛门圣花——莲，却是具妖冶的女性象征的石榴团花，石榴不禁会使人想到石榴裙。同时古润州发现的龟负玉蚀酒筹更是世俗生活的实用物。
六)角、缘装饰多为卧式莲瓣，圈足、器物上仰莲瓣也较多，以两枚小碗最具典型，通体均为仰莲瓣。高圈足以水碗和银盐台为代表卷筒状明显，有极突出的表示莲叶茎脉的平行线，直通到底，其上另有鎏纹饰。
并多有流云纹。镂刻壸门也较多。
造型上，五瓣、五足较明显。
七)器形种类而言，造型复杂，新器型多，例如带有机械原理的茶具，用于宗教生活的银锡杖，配合使用的大五足卧龟熏炉及台，这就不同于处地进奉而来以盒、盘、盆、杯等为例。
八)与鸳鸯团花大银盆和菱孤形双狮纹盆以及李杆所供银笼子比较而言，文思院金银器的最大缺点是鎏金工艺不到位，涂鎏金进贡时往往全漫衍出纹饰部位，由于破坏了鎏金纹饰和银白地之间的应有的分界线，使本应具有的美感大为失色，这突出的表现在五足卧龟银熏炉的龟莲上，因为正是在这枚器物上我们看到，作工者的目的就是想表现出涂金与白地的反差之美，看一下其炉、台上的朵带就明显地看出作者的这一基本意图，同样的失误还发生在银茶具上和银锡杖首部分。
九)高浮雕效果明显没有南方三器的突出，文思院器物上浮雕效果最好的造型是银盐台上的摩羯鱼，但其逊色于李杆进奉的笼子上的大雁、李*(左阝右上乐右下鸟)盒子上的双狮纹。
十)由于迎佛骨原因，因而法器道具中的素面器物占一定数量，例如可确定的银白成香炉、银白成香盒、素面银手炉、素面金钵盂。
十一)从整个外观上来看，文思院金银器给人的感觉是：挺秀、大气、轻盈之感。
三、法门寺金银器的分类
一)首先根据以上十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我们可以将文思院制造但无錾文的金银器“清查”出来；同时《物帐碑》明确记载茶具。“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但有錾文者唯碾、槽两枚而已，这为我们的清查工作提供了文献根据。因此，我们可根据已知金银器的特点，《物帐碑》、《志文碑》记载，进行文思院金银统计如下(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能一一描述每件器物)
锡杖一枚重六十两(有錾文)
香炉一枚卅二两原无盖
香炉一副并台盖朵带共重三百八十两(有錾文)
香宝二枚共重四十五两(考古定名为银谭子(25))
金钵盂一枚重十四两三钱(有錾文)
宝函一副八重并红锦袋盛
银金涂花菩萨一躯重十六两
银金花供养器物共四十枚
垒子一十枚(考古定名为银碟)
波罗子一十枚
垒子一十枚(考古定名为带圈足银碟)
香案一枚
香匙一枚
香炉一副并碗子(考古定名为银灯(26))
钵盂一枚(考古定名为鎏金团花金钵盂)
羹碗子一枚
匙筋一副(考古定史为鎏金团花银食筋)
火筋一对(考古定名为素面银火筋)
香盒一具(素面银圆盒)
香宝子二枚(考古定名为调达子(27))
(以上计银重一百七十六两三钱)
真金钵盂锡杖各一枚共重九两三钱考古定名为(嘉陵频伽纹纯金钵盂和鎏金团花银钵盂(28))以上均为唐懿宗敕令内库文思院新造的道具供养具
龟一枚重廿两
盐台一副十二两(有錾文)
饴余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
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有錾文)
随永六枚共重二十五两(考古定名为臂钏)(29)
(茶具一套七事为：碾、*(左石右禺)轴、罗、长柄勺、银则、罗、抽屉(30))
以上为僖宗所供，其中茶具上有其小名“五哥”划文(31)，银水碗一对共重十一两(为智慧轮供)，其打造和锡杖为同一人交涉的银芙渠一对，其简洁的艺术手法，素银、平行的莲花茎脉纹以及盘园座这四方面，使我们毫不犹豫地划文思院产。盐台三只，我们也将其划入文思院一类。
二)其他产地的金银器
1.浙西道：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盆(錾文)
2.桂管使：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僖宗供錾之)
3.义成军：双凤衔绶纹圈银方盒
4.江南西道：菱弧形银盒(有錾文)
5.长安城甲：智慧轮送两枚银函
6.长安城乙：智英奉供的四十五尊造像函
7.长安城丙：澄依供奉的捧真身菩萨
8.产地不明者有：
甲：智慧轮供四枚银阏伽瓶
乙：唐僖宗供香囊两枚
我们可将龟盒暂归入文思院制品，因其鎏金工艺不太理想，但其极为细密，很易同银盆联系在一起。但我们断定为文思院制品的嘉陵频迦纹银纯金钵盂，直径只有9厘米，但基内壁(斜收)上却四体频伽鸟，极为细密繁褥，充分反映了文思院制品不仅有大器大物，也注重微雕式的细部纹饰的錾刻。另外，八重宝函上既严格又繁多紧密的佛教人物造像把金银器上人物錾刻的工艺美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唐代金银器史上绝无仅有的。同时法门寺也把密教文化宝贵的思想艺术资源留在了金银之上。(32)
我们只所以要分出长安甲和乙是由于智英法师所供奉的四十五尊造像函和智慧轮造素面银宝函和素面纯金宝函和八重宝函之间体现了不同的风格(而智慧轮造两函之间又不一样，也可能于不同处加工)。从总体上看智慧轮造银函之高大小宽，智英四十五尊造像函宽度大于高度，而八重函中的函则显出四方四正就台足而言，智慧轮造银函为壸门座高圈足；八重函带一层台沿，为矮方圈足；而智英造函则无圈足，为纯粹的平底。这两种情况都有明显的不同。而就智英造函与八重相较，在侧面绘画上，八重函四周为素光的鎏金边框为界，而四十五尊造像函则将图案局限在盒中间，周围留出一个法界条带，且不带司前铰链，因而排除其文思院产地之属性。
现在再谈第6产地的长安城丙，即漓依供奉的捧真身菩萨，我们根据两个原因，觉得将其划入文思院不妥，虽然文思院也开展对外加工的谋利活动：1)银质发黑，表明其材质不佳。2)钣金工艺不佳，表现在其束腰上下处理得极不理想。同时又不能与智慧轮造银函，智英造四十五尊造像函直接接上关系，因而视为长安城又一作坊出品。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7种情况，即产地不明的三种文物：
阏伽瓶，虽为智慧轮所供，但没有充分理由表明其为文思院或长安城其它作坊的产品，香囊和双凤衔绶纹银方盒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香囊为僖宗所赐奉，他的赐奉物均为祖、父之谴留之物，几乎无新造之物；加上没有宗教气息(而是浓厚的日常生活用品)，同时已知文思院文物中又没有做工和造型可比较的，虽然表现了高超的钣金和镂刻工艺，我们没有充分理由将其归入文思院造物。
双凤衔绶纹是唐懿宗将其连同江南两道那枚银盒一同奉进的，但表现出与后者不同的风格，同时众纹饰构图大面积留白，莲瓣尖立，器型浑厚之特征看，与文思院器物有明显差异。
四个阏伽瓶虽然为密教高僧智慧轮供奉的典型的密教道具，但其纹饰设计上大片留白，圈足非密集平行的茎脉纹的特点也打消了我们将其归入文思院造物的可能。
但在大面积留白，器型规整浑厚等方面来看，这三件作品似乎出于同一师傅之手。
四、小 结
文思院是安史之乱以来进奉之风日益炽盛、几成定例，内库职能扩大同时国库入不抵出；金银使用普遍，商品交易发展情况下，内库为解决进奉过程中诸具体问题，同时不排斥谋利目的的情况下，成立的以打造金银制品为主要业务的机构，形成左监门卫——供奉宫——判官——文思使——文思副使——作官——匠臣等垂直管理，直接为皇帝服务奉诏奉敕行事的运作程序，是我们迄今所知管理的机构严密艺臣匠才繁多，规模最大、分工协作、占地面积大，使用房舍539间位于大明宫内神第军驻署附近的有接靠近晚唐政治中枢麟德殿、延英殿的金银器打制中心。其虽然在一些具体工艺例如鎏金，高浮雕效果等方面尚不具备最先进水平，但其在钣金镂刻、复杂器形如大锡杖、大熏炉、茶具等设计、装配上却达到了很高成就，多种工艺同时运用于同一器物之上，整体器物给人一种大气恢宏，典雅挺秀，轻盈谐调，又简洁精湛的感觉，其纹饰内涵极为丰富广博，特别在分工协作管理方面显示出其他金银器作坊所无以比拟的优势，虽然原属于政府管理的金银作坊院在文思院出现还没有停止作业，继续生产金银器，但从各方面看，特别从迎佛骨以及地宫文思院制品来看，文思院呈后来居上之势。法门寺金银不仅为研究唐代金银器的分期提供完整资料，为研究其工艺名称提供了可靠依据(33)，更为我们进行唐代晚期金银器的分区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参考资料。
此外，关于法门寺金银器用途方面的分类研究，将另行讨论；从两朝皇帝供奉金银器同时也供奉了大量加金加银的高规格丝绸制品看，文思院是否也包括这些业务，尚需进一步研究。
法门寺博物馆：谢彩丽 梁澍
注 释
①《法门寺之谜》第20页，法门寺文化研究会梁子编
②卢兆荫《法门寺地宫金银器与文思院》见《首届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以下简称《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次印刷。
③《旧唐书·武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1版，1991年12月湖北第4次印刷，第603页(以下出版日期同)。
④同③第604页。
⑤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全二册)1991年1月第1版，第十次印刷，第103页。
⑥凡法门寺出土文物上錾文均抄录于原物之上因以前均出现过错、漏现象。为表明笔者观点和认识，抄录中均加了标点符号。
⑦《资治通鉴》中华书局年出版，第252卷第8163页，我们认为《通鉴》中的张能顺，可能就是九年、十年正确中署名的能顺，因为咸通十三年的制品上，他的名字就没有了，与《通鉴》记载时间基本吻合。
⑧王溥《五代会要诸使杂录》卷24。
⑨《宋史·职官官品五》。
⑩《旧唐书·食货志》同上，第2088页。
(11)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三秦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第146-147页。
(12)赵超《法门寺出土金银器反映的晚唐金银制作业状况及晚唐金银器风格》见《论文选集》第273-278页
(13)同(11)见151-153页。
(14)《韩传·陆九泉唐代金银器》三秦出版社。
(15)《旧唐书·郑覃传》出版日期同③见第173卷。
(16)张泽咸《唐代手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1996年9月第2次印刷，见70-76页。
(17)《旧唐书·文宗纪》版本同③第528页。
(18)《册府元龟》卷484。
(19)《旧唐书·敬宗纪》版本同③见第510页。
(20)《资治通鉴》卷206。
(21)石兴邦《法门寺地宫珍宝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见《亚州文明》第一辑黄盛璋主编，《论文选集》第6页。
(22)《文物》1988-10宿白谈话录。
(23)卢兆荫《关于法门寺地宫金银器的若干问题》《考古》1990-7。
(24)梁子《中国唐宋茶道》陕西人民出版社组机中国圣火。
(25)(26)(27)(29)王仓西法门寺文物定名《文博》1994-8。
(28)韩伟《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帐考》《论文选集》第234页。
(30)梁子《法门寺地宫文物与唐代茶道研究》《茶的效能与健康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日本静冈，1996年10月。
(31)吴立民、韩金科《法门寺唐密曼荼罗研究》梁子《捧真身菩萨曼休罗造像考》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笫143期。
(32)吕建福《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有关密教内容考释》唐《论文集》第151-1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