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因修建陕西扶风法门寺明代砖塔，在塔基下发现了唐代的真身宝塔地宫，出土了数百件供奉佛指舍利的珍贵文物。在这批唐代的珍贵文物中，发现了极为罕见的具有明确记载的唐代秘色瓷器。它的发现，不仅向世人展现出晚唐时代我国制造青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还补充了以往文献记载的不足；部分的澄清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秘色瓷器问题上的某些悬而未决。因此，这批唐代秘瓷的发现在我国陶瓷史的发展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简报刊出后，受到中外古陶瓷研究者的重视，为使学术界较多的了解一些该批唐代秘色瓷的情况，我们在此对该批唐秘色瓷做点初步的研究工作，以期获得抛砖引玉的效果，不妥之处，敬希学人斧正。
一、出土瓷器的种类与造型
在唐代的真身宝塔地宫石室中，总共出土了16件瓷器。其中，白瓷2件，青瓷12件，黄釉银棱金银平脱瓷器2件。二件白瓷为翻唇斜腹玉璧底碗和小口葫芦形瓶，胎质洁白细密，瓷釉白净明亮，但不够均匀滋润，应为定窑前身庙代曲阳窑的产品。十二件青瓷为碗、盘、碟、瓶。以胎釉特点看，应是同一窑场产品。二件黄釉瓷碗，外饰金银平脱，口和底有银扣装饰。
出土时，十二件青瓷圆器与两件黄釉银棱金银平脱圆器放在同一处。发现时，这十三件器物分别用纸包裹起，套叠后用丝绸包袱整体包裹，一同装在内外双层的两重漆木盒中，放置在地宫中室内。而另外的两件白瓷瓶、碗及一件青瓷八棱瓶则不在漆盒之内，在清理地宫舍利供奉物时，还在石室中发现了入藏时镌刻的供奉藏品之物帐目，即《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石碑。从碑文得知，“恩赐”物系唐懿宗李漼所赐，“新恩赐”物为唐僖宗李儇所赐，在唐懿宗所赐的物品中明确记有：“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碟子)共六枚”。碑文记载，与中室所出的上述漆木盒所装的十三件碗盘碟圆器正好相符。表明这十三件瓷质碗盘碟均为唐懿宗时期的秘色瓷。
除这十三件叠装且有明确记载的秘色瓷外，在地宫的中室还同时出土一件青瓷八棱长颈瓶。该瓶虽不在叠装秘色瓷漆盒内，也不见物帐上有秘色瓷的明确记载，但其胎釉特征与以上的十三件秘色瓷圆器大体相似，甚或青釉还要更明亮些，玻化程序亦较好，因此也应属于秘色瓷器的一个种类和造型，在此亦一并叙述。
十四件器物的各类为碗、盘、碟、瓶四种，器物造型的概况如下：
碗七口，可分为三种型式。
一型碗两件，为五瓣葵口形，均敞口，圆唇、五曲式深腹，腹璧斜收，外侈式高窄圈足。口径21.8，底径9.9，通高9.5厘米。通体施青釉，外底与足内外墙均挂釉，足底露胎，胎呈浅灰色，质地细腻致密。足底内墙下残存有支烧痕。
二型碗三件，为撇口平沿、浅斜腹、坦心、平底、外底微凹。通体施青釉，素面。其中一碗的器底留有一圈斜向支烧痕点迹。口径24.5、底径9.5、通高6.8厘米。
三型碗二件，为敞口，斜腹、大窄圈足。内饰黄釉，釉滋润，略有开片，外饰髹漆金银平脱鸾鸟团花纹五朵，在器物的口沿和底圈足上饰有银棱。出土时，两件器物金银平脱均保存完好，但口和足部的银棱装饰略有松脱。
盘四枚，可分为三种型式。
一型盘，为五瓣葵形敞口、五曲式斜腹、坦心、浅卧足。通体饰青釉、素面。外底部留有斜向芝麻钉形支烧痕。口径24、底径16、通高6.2厘米。
二型盘，为外撇形五瓣葵口、五曲圆腹下呈斜弧内收，圆弧形卧足。通体饰青釉，素面。在卧足凹底周围留有一圈斜向米粒钉支烧痕。口径23.7、底径7.5、通高7.2厘米。
三型盘，为五瓣葵形撇口、五曲圆腹，浅卧足。通体饰青釉，素面。凹底周围留有支烧痕，但因器物正在展出，支烧的详情暂不明。口径20.1、底径9，通高4.5厘米。该器是十三件秘瓷圆器中最小的一件器物。
碟子二枚，造型大小均相同。系五瓣莲口形式，花口微外撇、五曲形浅斜腹、坦心、平底微内凹。通体饰青釉、素面。凹底周围有双层米粒钉支烧痕，在双层米粒钉形烧痕之内，还留有一个环形圈状烧痕，有缩釉现象。口径25.3、底径14.5、通高4厘米，是十三件秘瓷圆器中口径最大和器型最矮的器物，根据物帐的记载，归在碟子(叠子)种类中。
瓶一枚，小直口、圆唇、细长颈，球状肩腹呈八瓣瓜棱形，宽矮圈足略向外侈。在长颈瓶的肩颈之间饰有三圈与肩腹八棱相对应的八角形凸突棱纹，自上而下呈级梯式整齐排列，将其上下截然不同的造型和谐巧妙的连为一体。八棱腹下有似覆莲式装饰。通体饰青釉，青釉明亮，玻化程度好，有开片，足底露胎、胎呈浅灰色，胎质精细致密。因在展柜中展出，看不到底部，支烧情况不祥。口径2.2、腹径11、底径8、通高21.5厘米。从造型上看，该长颈瓶与陕西唐咸通十一年张叔遵墓及浙江宁波出土的长颈瓶大体相似。
这批秘色瓷就器物种类看有碗、盘、碟、瓶几种，似乎较少，但同一种类的器物已有多种造型和变化。这些造型的设计，以仿唐代金银器为其特征。显现出秘色瓷的唐代刚一创烧和诞生时，就以新面貌和高水平来到世间，充分展示出我国古瓷制造业到晚唐时期的发展。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唐代秘色瓷器，提供了一整套重要的晚唐造型的模式。
二、烧造窑口与胎、釉工艺特征
从这批唐代秘色瓷器出土以来，对其烧造窑口问题学术界有着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据文献记载秘色瓷系唐末五代以至宋初时越窑上林湖所产。法门寺地宫出的这批秘色瓷应是唐代越窑的产品，也有学者认为秘色瓷应是唐代越窑的产品，也有学者认为陕西古代生产北方青瓷，其特点为“类余姚县秘色”，因此，这批秘色瓷有可能是陕西当地所烧的秘色瓷器。要解决这一问题，对其烧造窑口取得一致意见，只考据古文献显然不行。我们所凭藉的主要依据应该是认真观察和分析该批秘色瓷之胎、釉及成型与装烧的工艺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与唐代的越窑和陕西当地的青瓷窑产品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唐代的越窑制瓷窑场，集中在以余姚上林湖(现归慈溪县管辖)为中心的上虞、宁波等地。所烧制的青瓷器大致分为初盛唐、中晚唐、唐末五代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初期的产品，胎质灰白而松、釉色青黄、釉面和胎体的膨涨系数尚掌握不好，往往出现釉面易剥落的现象。产品的种类也较少，器物的造型变化不大。到中晚唐时，窑场增多。生产范围和规模不断增大，器物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特别是晚唐进，越窑的胎、釉和制作烧造工艺有了全面的改进。因原料加工精细，瓷土经过了很好的粉碎、淘洗、陈腐、练制，所以瓷胎均匀、细致、紧密，再不见疏松、杂质、气孔多的现象。胎色多为淡灰或灰白色。器物加工制作亦认真和精细，不论拉坯成型或修坯旋底，均非常规整。釉料处理和施釉技术也大大提高，不仅取通身施釉，而且釉层均匀，釉色青黄或青绿，釉面光滑滋润，但多不透明，少见剥釉和开片，呈现出一种如冰似玉的温润美感。
中唐以前那种坯件叠装，用明火烧成，致使碗、盘内外底留有泥条支烧痕迹的现象，已完全改变，到晚唐除特大器物外，所有的坯件都放在匣钵内，装成匣钵柱单件烧成。所以在碗、盘内底同志不见支烧痕，仅在器外底留有一圈窑具支烧痕。装烧工艺的改变，使越窑底足有了很大变化，从便于承重的厚底宽矮圈足，改为美观而承重量可大减的外撇形窄圈足。越窑的这些发展与提高，使它在我国唐代青瓷制造业中，一直处于工艺和产品领先的地位。享有盛名的秘色瓷器就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
在唐代越窑青瓷领先发展的同时，在北方距法门寺约上百里的地方也有一处青瓷窑场在兴盛和发展，这就是唐西京长安的就京畿窑黄堡窑。从近年来大面积的考古发掘收获看，该窑场创烧于初唐时期，开始是一处烧造黑、白、褐黄多品种瓷器及唐三彩和琉璃制品的综合产品窑场。中唐前后由于受到越窑和其它窑口先进工艺的影响，青瓷的烧造技术日渐提高，到中晚唐时已能烧造出具有相当高水平的青瓷器。因该窑仅距唐代的鼎州治所数十里，近年来发掘者和不少学者都认为应是唐鼎州窑瓷器，大量的出土物表明中晚唐时此窑的青瓷产品已具有自身特点，在已发现的国内唐代青瓷窑址中，其产品质量仅次于越窑，而比婺、岳、寿、洪诸窑的青瓷器水平要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窑入宋以后辖于耀州，主烧青瓷。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窑，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表明宋代的耀州窑生产的青瓷器在古代人的心目中曾认为是“类”似“秘色”的“越窑”器。有此殊荣，正说明了宋代耀器的工艺技术曾受到唐秘色瓷很大的影响。然而唐代黄堡窑的青瓷产品，与其后之宋代青瓷有很大区别，与唐代的越窑青瓷也有很大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上：首先，唐黄堡窑青瓷所用原料含铁量高，原料的加工又不够精细，所以青瓷器物胎多呈深灰、暗灰或铁灰色，且含有颗料状杂质和气孔。到晚唐后，为了改进胎体上的这些缺陷，又采用了施釉前先在坯体上饰一层白色化妆土的工艺，其外观效果明显有别于唐代的其他青瓷窑口。其次，唐黄堡窑青瓷釉层均匀，釉面光滑明亮，玻璃质感强，多见开片。其青釉呈色为青黄、青绿、青兰色，但均泛灰，亦不够滋润，且较薄。另外，该窑晚唐以前的青瓷多施半釉，腹以下多露胎。至晚唐，始对部分产品通体施釉，但在器外底部施釉者较少，在支烧具和装烧方法上，则沿用了盛唐以来该窑烧造白瓷、褐黄瓷和茶叶沫瓷的三角支垫支烧法。虽然也采用了匣钵装烧法，但只见桶盆式，不见漏斗式。碗、盘之类圆器均采用匣钵内装支烧，烧成的器物除顶部的一器外，其他均在碗盘内心留有三点支烧痕。这些特点，与以上所述唐代的越窑青瓷明显不同。掌握两窑产品的不同特点，正是我们判断法门寺出土秘色瓷之窑口的科学根据。
认真观察法门寺出土的十四件唐代秘色瓷器，除种类，造型、装饰上有各自的特点，在釉色和烧成上亦有不同，但总起来看，则存在同一窑口的共同特点，对其胎、釉和工艺的共同特征大体归纳如下：
器胎的特色：十四件秘色瓷中，十二件青釉器可由支烧痕与半透明青釉下看到器胎的特征。仅两件银棱金银平脱鸾鸟纹碗，口沿和底足露胎部位被所镶银棱遮住。出土时，髹漆金银平脱纹饰保存完好，但口和足部的银棱装饰有松脱现象。透过松脱的缝隙，尚可隐约见到器胎。观察结果，所有秘瓷的器胎均呈淡灰色，或可称灰白色。胎质都很细腻和致密，其表面很少见到气孔，也不见大颗粒状掺合物和铁质颗粒。因胎质已细密纯净，在胎和釉之间没有饰化妆土，瓷胎的这些特征，表明制作这批秘色瓷的坯体泥料都曾经过相当严格和考究备制工艺过程。不仅胎土粉碎和淘洗的精细，亦经过了精心的陈腐和捏练过程。从胎质和胎色看，它们与晚唐时期的越窑器相似，而与同时期其它烧制青瓷的各窑口相比差距很大。如此细腻精密的胎体制作，体现出晚唐越窑青瓷工艺的新水平。
器釉的特色，除两口镶银棱碗器内饰黄釉，器外饰金银平脱，髹漆平脱之下施釉与否不祥其余秘色瓷均饰青釉。施釉的方法采用器内器外通全饰满釉之精细工艺。以两件一型葵口碗为例，通体饰满釉，连外底与足内外墙均装饰了青釉。所有的器物釉层均匀，釉面光滑明净，釉质晶莹滋润。十二件青釉秘色瓷的呈色调和色度不完全一致。最好的色釉呈翠青色，色调鲜亮清新，在滋润中露出半透明状的精光，与一般越窑青釉滋润但透明度弱的特点不同。稍有逊色的色釉，呈青黄色或翠青中略泛点微灰。这几种色釉的釉质全都精细且晶莹滋润。与此前所见晚唐时期制作精好的越窑器相近似，但光亮度和玻璃质感比一般越器为强。将它们与同时期其他青瓷窑相比，差距同样很大。这种明亮、清新、晶莹、滋润的秘色釉的产生，表明晚唐时期的越窑在釉药配方的研制和试烧方面，曾经进行过大胆的革新和创造。
装烧工艺的特色：这十四件秘色瓷的釉面都很光洁，仅个别器底在支烧痕内有缩釉现象，但不见任何烟薰火缭的痕迹，表明其坯件装烧时都使用了匣钵。在十三件碗、盘、碟等圆器的器内底，亦未留有窑具支烧痕迹，表现它们也不是叠装在匣钵之内的。装烧时采用的是每一件器物的坯件均单独放入一个匣钵之中，使用叠装匝钵柱单件烧的方法烧成。这种装烧方法是晚唐时期越窑为烧造精细瓷器创造的一种新的装烧方法。在此，越窑工匠将这种精烧工艺使用在秘色瓷新产品的烧造上，应是顺理成章的做法。在这批秘色瓷中，有不少器物的外底部明显的留有一圈或两圈多点状米粒钉支烧痕迹，这种支烧痕都留在器物质外底部的现象，表明此批秘色瓷均系采用正半岛仰烧法制成。而所见支烧痕的形状大体是多点式米粒钉形状，其分布规律为散点式呈圈状布局，在多数器外底上，见到的是单圈布局之点式米粒钉烧痕，在个别器外底部还可见到双圈布局多点式米粒钉烧痕。不见一例三点状支烧痕迹。这种烧痕外观表明装烧坯件采用的支烧具绝非是唐代黄堡窑的三角形支垫，而是唐代越窑所采用的多齿支烧圈，亦或是单柱形支烧泥条。此两种支烧方法，均是唐代越窑装烧工艺的反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使我们对法门寺出土的这批秘色瓷之所属窑口得出明确的科学结论。从这批秘色瓷自身所具有的各种特点看，都反映出是越窑所烧的产品。它们的各种特征，与陕西当地所烧之唐代青瓷差距很大，从而排除了陕西当地烧造的可能性。
三、创新的装饰手法
法门寺出土的这批唐代秘色瓷，多为素面，外观朴实无华。这样设计并非不注重装饰效果，而是将装饰的艺术美侧重在器物的造型和瓷釉上。不仅八棱瓜腹长颈瓶造型新颖优美，其它的碗、盘、碟其造型亦取多样性和新型式。这些仅有口、腹、底几种简单剖面线条的圆器，一般较难变化造型。在此匠师们分别采用了侈口、葵口与莲口，配以五曲式的深腹、浅腥与圆腹，整个造型犹如婀娜多姿的盛开花朵。通体再饰以如冰似玉的秘色青釉，给人以朴实无华但晶莹温润、典雅多姿的美感。
除此之外，匠师们还以前所未有的创新的手法，以金银饰和银棱装饰了两件黄釉秘色瓷碗，内饰黄釉，外饰髹漆金银平脱鸾鸟团花纹五朵，碗的口沿为芒口，底圈足亦无釉露胎，在两碗的芒口和底圈足上装饰有银扣式之银棱。这两件用金银平脱和银棱装饰的秘色瓷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等文献史料中关于秘色瓷曾使用“金扣”、“金棱”、“银棱”、“金银饰”的记载。而且为世人展现出一种从来不为学术界所知的在钱越的五代秘瓷和宋代定瓷中都见不到的一种银棱和金银装饰。
用金装饰陶器，始于初唐末至盛唐时期。在唐昭陵和乾陵的有些陪葬墓(如唐懿德太子墓)中，曾发现过一些描金或贴金的人物俑或象生动物造型。这些陶俑以金装饰后，显示出一种富丽堂皇的华贵来，这是此前所没有的一种新的装饰陶器的方法。
与此同时，唐代又出现和流行一种特种工艺铜镜，所采用的装饰制作工艺有：镶银鎏金镜、金银平脱镜、贴金银镜、镶镙钿镜、彩漆镶嵌琉璃镜等数种。其中的金银平脱镜，是在有缘无纹的特制素面镜上，先进行髹漆打地，再在其漆地上贴以金银片进行装饰，随后又复盖一层漆将所贴的金银片复罩住，最后经研磨和精工雕镂，显露并制作出精美的金银平脱装饰图案来。这种采用金银平脱工艺制作出来的珍贵铜镜，曾流行在李唐王朝的两京所在地长安和洛阳，近些年曾有出土，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洛阳关林所出唐天宝九年(750年)卢夫人墓的葵花形金银平脱鸾凤花鸟纹镜。中唐时期，还流行有髹漆镶镙钿镜，使用的原料虽与金银平脱不同，但其制作工艺与金银平脱大体相近。这些用金装饰陶器和髹漆金银平脱的制作工艺，为晚唐有秘色瓷金银装饰手法奠定了工艺基础。
法门寺出土的两件黄釉髹漆金银平脱鸾鸟团花纹秘瓷碗的创烧和加工制作，正是晚唐的越窑匠师总结和借鉴了以上的金装陶器和金银平脱铜镜装饰工艺，在秘色瓷器的生产和装饰上进行的大胆创造。这种开拓性的学习、借鉴和创新，不仅改革了秘色瓷的装饰手法，提高了秘色瓷的生产水平，创烧出一种面貌全新雍荣、富丽、华美的新式秘色瓷器，而且在中国瓷器烧造史上开辟了使用银棱和金银装饰瓷器的创举和新径。
四、秘色瓷出土的历史意义
从1987年在法门寺地宫发现“瓷秘色”以来，受到考古、古陶瓷及科技界的极大关注，专家学者数年来一批又一批的走访法门寺博物馆，均以能认真“目验”和“上手”观察为快，不少专家学者还发表了一批有份量和见地的研究文章。这次，又在上海召开了专门研究秘色瓷学术会。我们想藉此机会和与会者共同研究一下法门寺出土秘色瓷的历史意义。我们几位能有幸最早看到这批轰动于世的秘色瓷，但一直对其意义总觉认识不够，所以迟迟不敢动笔参加到学术界论述的行列中。现在写此小文，仍感到认识不透，仅仅是在这个研究课题的面前一边学习一边探索，以求得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入。
这些秘色瓷的问世，我们初步考虑有以下几点意义：
1.揭开了唐代“秘色瓷”之谜，是中国陶瓷史的重大突破。
在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上，“秘色瓷”一直受到说陶者的重视，普遍认为它的生产和出现，是我国古陶瓷发展的新阶段。但是，从宋人开始直到这批秘瓷出土之前，只要一谈到“秘色瓷”，想到的就只是五代钱越小王朝的秘瓷，而对其前之唐代秘瓷就很少谈及了。其实，研究者大都知道，有不少唐代的文人和学者如皮日休、韩偓、陆龟蒙、徐寅等都曾写过颂扬越瓷的脍灸人口之诗句，其中提名叫响专门为“秘色”瓷写诗的就有两首，这就是：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全唐诗》卷六二九，7216页)
徐寅的《贡馀秘色茶盏》：“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之贲。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全唐诗》卷七一〇，8174页)
这些唐人的诗句虽常常被人们引用和吟颂，并进而采用“千峰翠色”来形容和代表“秘色瓷”的特色。但是因为尚没有可被确认的实物，所以研究者没有人敢向唐代秘色瓷问津和试着探索。至使一千年来，将唐人曾明确形容过的唐代“秘色瓷”反成了千古悬案，变得神秘莫测，就连资料和研究都具有权威性的《中国陶瓷史》对此问题亦不敢涉及。从而，使唐代青瓷制作的最高水平，成为中国古陶瓷史研究中的一个不解之谜。
现在，在“衣物帐”碑上明文记载为“瓷秘色”的十三件唐秘色瓷出土了，使这个让人憧憬但又不可知的谜被揭开来，使这个千古悬案有了明确的答案。从而不仅证实了陆龟蒙和徐寅等晚唐诗人其诗文记载的可靠，艺术语言形容的准确和优美。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古陶瓷的研究提供了一批确切无疑的唐代秘色瓷的研究资料，在中国陶瓷史研究中是一项重大地突破。从而不仅谜底被揭开，研究空白得到填补，而且还能按这些标准器寻找出一些以往未曾被人们认识的晚唐五代之秘色瓷。
2.为秘色瓷的鉴别提供了一批标准器
根据法门寺唐代地宫咸通十五年“衣物”碑，“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的文字记载，是镌刻在迎“真身到内后”唐懿宗“恩赐”的物品行列事，而不在唐僖宗“新恩赐”的物品之内。因此，其制作的确切年代应该是唐懿宗迎佛真身到大内供奉的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之前。此时，距李唐王朝灭亡的906年，最少尚有33年时间。以如此长的时间内，越窑自能生产出为数不少，质量甚或更高的秘色瓷来贡奉朝廷的。而且，到晚唐末期，各地的割据迅速膨涨，秘色瓷对这些新贵来说，亦应是“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的猎取对象。因此，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社会上还应存在着一些尚不为人所识的秘色瓷流传或日后由地下出土。由于法门寺出土的这十三件“瓷秘色”被确定，它们就成为一批确切无疑的唐代秘色瓷标准器，也就为人们明确地提供了寻求还尚未被认识的唐秘色瓷的具体标准。例如：按此标准，一些研究越窑的专家首先指出，另一件也在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但在“衣物帐”碑中不见记载的青瓷八棱净水瓶也应该是唐秘色瓷。其理由是曾在上林湖越窑遗址中采集到同样造型的青瓷标本，而且该净水瓶除去瓷釉有开片外其他胎、釉和生产工艺特征都与标明“瓷秘色”的十三件圆器大体相似。我们相信这种以此批秘色瓷为标准，寻求和发现新的存世之唐代秘瓷的事例，日后还会继续出现。
3.为中国瓷器制造业五代以降所采用的金银扣和金银装饰找到了源头。
中国古代的瓷器，从原始青瓷发明时开始，直到唐代在大江南北普遍进行烧造时，所注重的多是瓷釉和施釉方法的改进。因为中华文化自古崇尚玉器，《说文》称玉为：“石之美者，有五德”。《诗经·秦风·小戒》曰：“言含君子，温其如玉。”所以对青、黑、白釉各种瓷器的生产，均以其瓷釉可否达到润玉的效果为其评价的重要标准。同时，在社会的上层统治者中又追求对金银器的索求。《史记·孝武本纪》曾记载了方士李少君对汉武帝说的话：“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表明早在汉代，王室里就希望多使用金银器具。到了唐代，仍然一样。但是，以往统治者的这种对玉的崇尚和对金银的追求，很难在同一器物上取得两全。法门寺出土的两件髹漆银棱金银平脱秘色瓷的出现，正是那些在青瓷生产中处在全国领先地位之高水平的匠师，在掌握了唐代统治者之爱好和需求之后，将金和银装饰在如冰似玉的青瓷器上的一种创新。从此，以金银来装饰瓷器就成了各时代高档瓷器生产的一种时尚追求，例如，五代秘瓷的贴金，元明瓷器的戗金彩和描金，清代的亮金、磨光金等金银装饰，以及五代和两宋所使用的金银扣装饰工艺等。这些瓷器的金银装饰，虽然时代不同采用的工艺和装饰手法也均有异，但追其渊源，法门寺出土的两件髹漆金银子脱加银棱的秘色瓷碗，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银装饰瓷器。
以上是我们对这次唐秘瓷的发现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在结束这篇短文时，我们想到了宋伯胤先生的一段话：“一处重大的考古发现，犹如‘庖丁解牛’，豁然解开了历史大纲中某些为许多历史学家奋斗探索而未曾获得底细的或大或小的网结。”我辈有幸参予了一些重大的考古发掘工作。但要将中国古陶瓷史上的“秘色瓷”这个“迷”完全“解”开，尚需大家再做进一步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