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茶叶的故乡，饮茶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咸通十五年(874年)入藏于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的用于烹煮、贮藏、饮用的大批茶具，反映了李唐皇室的生活风尚。根据我国历代丰富的茶书，结合建国以来出土的各类唐代金银茶具，阐明唐代茶事对研究古代社会生活是不无裨益的。

    我国茶叶最初名为“荼”、读如“涂”。古代还曾以摽、茗、荈、蔎、苦荼、葭茶、芳荼、荼果、过罗、物罗、皋芦、游冬、酪奴等称茶叶。这些名称多与方言有关，反映了我饮茶历史早、地域宽、规模大的历史事实。在关中地区，唐代中期以前，将茶称作“荼”，陕西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唐景龙三年(709年)左武卫郎将苏通墓志中，就有“攀号擗摽，魂销属纩之前；集蓼餐荼，气绝涂车之下”的语句，即可为证。随着茶事的发展，自然有了统一称谓与区别读音的要求。于是将荼字减去一画，而成为“茶”字。在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及户县草堂寺的会昌元年(841年)《唐故左峰定慧禅师碑》中，过去写作“荼毗”之处已全改为“茶毗”。同时，在西安市和平门外出土的七件茶托子的錾文中，有“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茶库”等字，说明在公元860年前，茶的名称、字形及读音已经定型。

    《神农本草》云：“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礼记·地宫》中有“索茶”、“聚茶”的记载。王威廉著《茶考》一文，第一次证明了《书·顾命》中的“王三宿、三祭、三咤”的“咤”就是“茶”①，把饮茶的历史上溯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晏子春秋》说“食脱粟之食，灸三弋五卵茗茶耳。”透露出公元前六世纪前纪饮茶的特殊方式。西汉王褒著的《僮约》中，有“脍鱼庖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之句，可知至少在公元前一世纪蜀郡已有茶叶贸易了。魏晋以后，植茶及饮茶在江南更为普及。在《晋书·桓温列传》、《世说新语》、《晋中兴书》中，江南一带敬茶成了待客的普通礼仪。甚至《南齐书·武帝纪》载武帝诏书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以此标榜帝王之俭朴，也可见饮茶已不象以前那样珍稀了。唐封《封氏闻见记》卷六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自邹、鲁、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以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里不仅指出了代饮茶之普及，而且首次提出了“茶道”二字。北方饮茶风气影响到少数民族。唐李肇撰《唐国史补》：“鲁常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此我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引*(左氵右邕)湖者。’“他们往往以马易茶，可见其需要的程度。如果说唐代饮茶还主要风行于士大夫阶层，到宋代则已大改为观。宋代李觏《旰江记》中说：“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可见，宋代茶已成为与米盐同样重要的生活用品了。

    古代饮茶方法，不断发生变化。明罗廪著《茶解》一书，曾对前朝饮茶之法多加抨击：“茶内投以果核及盐、椒、姜、橙等物，皆茶厄也。”又云：“重汤煮焙收用，似于茶理不甚晓畅。”其实，这不过反映出明代与前代饮茶时尚的不同。以汉魏时代，煮茶时需加入一些药物，当时是属于药茶阶段。《茶经》中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所罗列的枯梗、贝母、桂、椒、茱萸等药物，就可能是入茶这物。三国魏张揖所撰《广雅》云：“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太平御览》卷867引晋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刘演的书信云：“前得安州(即今湖北安陆)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需也。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说明药茶延用时间较长茶中除入药外，有时还掺入肉脯类物。西晋敦义恭撰《广志》称：“茶丛生……或以茱萸煮脯胃汁，谓之茶。”这实际是一种带药味的羹汤。无怪乎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说：“称茗饮者，必浑而煮之，与沦蔬而啜者无异。”(《太平御览》卷867)这样的饮茶就如同喝菜汤一样了。

    这种掺合药物的饮法，到唐代陆羽著《茶经》时(八世纪后半叶)已为时俗所鄙。在《茶经·六之饮》中，陆羽批评这种饮法说：“或用葱、姜、枣、桂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直斥汉代至盛唐之茶为沟间弃水。此后中国茶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陆羽对茶中加盐椒却末提出异议。在《茶经·四之器》中，还专列有盛放盐花的嵯篮即显证。此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北宋。传为苏轼所著《物类相感志》就曾说：“芽茶得盐，不苦而甜。”说蝗中唐到宋代均饮盐茶，这可称为盐茶阶段。

    元代以后茶叶焙制与前代有了区别，因此明代视投盐干茶为“茶厄”。饮茶时排除一节掺合物，以视之者翠，闻之幽香，味之甘润为上乘，渐渐与今日饮茶无异，中国饮茶进入了清茶阶段。

    饮茶方法的演进，与茶叶制法有着密切关系。唐代制茶，按陆羽《茶经》所载，晴日采茶，经过“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几道工序制成。所谓“蒸之”是半采来的鲜叶放到甑釜中加热，使鲜叶萎凋失去部分水份；“捣之”是将蒸过的茶叶用杵臼捣碎；“拍之”是将茶叶拍制成团饼；“焙之”、“穿之”是将团饼烤干、穿起来；“封之”是封存起来以备饮用。以上属“蒸青”茶。也有蒸而不捣或不拍的散茶和末茶。诗为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云：“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斯烫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这是唐代“炒青”茶的最早记载。唐代团饼茶在拍制时要用模具“规”、“承”。《茶经·二之具》称：“规，一曰模，一曰棬，以铁制之。或圆，或方，或花。”“承，一曰台，一曰砧，以石为之，不然以槐、桑木半埋地中，遣无所动。”拍制时，将蒸捣过的茶末放入规中，置规于承上，以杵臼拍打加力，制成团茶或饼茶。

    宋代的茶类及制法，据《文献通考》记载，基本和唐代相同，但片茶(即銙状茶饼)的制作技术有了较大的改进。如唐代碎茶用杵臼，而宋代多改为碾。拍制工艺更为精巧，模具多可以在茶饼上压印文字和精美图(案，小巧玲珑，种类繁多。)宋熊蕃《宣和北宛贡茶录》将向宫廷进贡的各类团饼名称详加记录，并绘制了图样。有贡新銙、龙园胜雪、白茶、蜀葵、云叶、玉华、金钱、万春银叶、宜年宝玉、无疆寿龙、瑞云翔龙、长寿玉寺，太平嘉瑞、大龙、小龙、大凤、小凤等不同形制、不同纹饰和团饼、片茶五十一种，说明宋代团饼制作技术已臻精美绝伦。正因为宋代的片茶一味追求精细，价格昂贵，销路日窄，其主导地位在宋代后期逐渐被散茶所取代。

    元代继宋，以制造散茶与末茶为主，并出现了与近代蒸青生产流程近似的制茶工艺。明代是中国古典制茶方法向近代方法发展的重要时期。明田世蘅《煮泉小品》云：“茶之团片者，皆出碾硙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即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对唐宋团饼制作工艺提出了非议。明洪武初年，正式诏罢以团饼作贡茶，基本停止团饼茶生主。杀青方法普遍由蒸青改为炒青，从而使中国茶叶生产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唐代饮茶必须烹煮，茶书上多有记载。其程序是将团饼以净纸密裹，捶破，然后碾碎1过罗，最后投于沸水，水沸的程度有不同，以如“鱼目”、如“涌泉”、如“鼓浪”为“三沸”之表征。茶书上称这种区分为“候汤”。初沸时，按汤的多少调以盐花；二沸时，用“则”取一定数量的茶末当汤心投入。茶烹好后，酌置于碗内，以每碗“沫”、“饽”均匀为好。饽指茶水中浮出的汤花，汤花薄的叫沫，汤花厚的叫饽。《茶经》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这是说前三碗味道最鲜美，四、五碗以外就只能解渴了。因此招待客人以三至五碗为限。唐代诗人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中，说自己每次狂饮七碗，大约是个很特殊的例子。

    以上简要回顾了茶史及制茶、饮茶方法的演化，目的是便于对煮茶、饮茶器具作出较准确的说明。对于煮茶、饮茶器具，历代茶书均重视。唐陆羽《茶经》，宋蔡襄《茶录》、赵佶《大观论茶》、审安老人《茶具读赞》，明朱权《茶谱》等重要茶书，均有专章论述。但过去因未能与出土文物相勘对，尤其是一些关键的器具未曾出土，读之令人不甚了了。法门寺塔地宫中各类烹茶、贮茶器具的出土以及地宫物帐的详细记载，使我们认识到建国后发现的唐代金银器中，许多器具均属茶具。这些器具集中出土于扶风法门寺、西安何家村，西安和平门寺、耀县背阴村、丹徒丁卯侨等地，而以法门寺所出为大宗。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中云：“开凡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有破睡荡昏之功，因而得到佛门提倡，所谓“香花灯果涂，茶食宝珠衣”的佛前十供，即包含饮茶在内。由此使人了解到法门寺塔地宫内奉献大宗茶具的缘由。

    将出土茶具与文献记载相对照，知茶具，可分为几大类，现将法门寺及其它地方出土、收藏的茶具分类介绍如下。

    1.烹煮器

    风炉  煎汤烹茶，必用炭火有焰为活火者，故对炉具要求严格，这种炉具称为风炉，法门寺塔地宫中室出风炉置于装有秘色瓷碗等具的漆盒之上，反映出此炉与饮茶的密切关系。地宫物帐中又有“银白成香炉一枚并承铁共重一百三两”的记载，与《茶经》风炉条件下附有“灰承”相符；而与熏炉下附炉台不同，可知地宫物帐记载误“风”为“香”。此炉当为烹茶之器，应命名为壸门圈足座银风炉。此炉钣金成型，由炉身、炉盖两部分组成。盖面上部有十八枚覆莲瓣。盖底为三级圆台，与炉身以子母口相套合。炉身宽沿。折边、平底，台面上亦有六瓣圆台三级；盖与身套合后，形成六级圆台。炉龠口，炉身六曲，呈上小下大圆台体，便于炭火上行。炉身每曲内层以银片铆接一层炉板，以防炭火烤炙，炉内无杇墁痕迹。炉内以圆纽对称地钩连两个半圆形提手。座呈喇叭形圈足，周围有六个壸门，座下沿向外平折，炉体放置稳当。炉身第一级台面及六曲边缘，均露有加固内层的铆钉，钉头焊接五瓣小银花饰。炉底为两个相同的半圆形银片铺铆而成。其下有宽22—25毫米的十字形铜板条衬于炉底之下。通高560、炉盖高313、炉身高252、口内径207、口外径346、腹深165、圈足外径358毫米，重3920克。承铁有帐无物，当日并末入藏，其形制不得而知。类似器物，在丹徒丁卯桥也曾发现，原定名为“鎏金银熏炉”，应改称“鎏金银风炉”。此器较法门寺风炉要小，圈足内錾“力士”二字。《新唐书·韦坚传》记载，天宝年间曾杂陈各地名产于长安望春下舟中，其中有“豫章力士磁饮器”，发掘者据此推测丁卯桥出土的錾“力士”二字的文物，均属于“力士银酒器”②。从文义上讲，饮器亦可为饮茶趴，可以认为这是此类炉具为风炉的又一证据。陆羽《茶经》对风炉的形制有具体的描述：“翟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设三格。其一格有翟焉，翟者，火禽也，画一卦曰离；其一格有彪焉，彪者，风曾也，画一卦曰巽；其一格有鱼焉，鱼者，水公也，画一卦曰坎。巽主风，离主火，坎主水，风能典火，火能熟水，故备其三卦焉。”与《茶经》所述最接近的银风炉，出土于浙江临安唐镇海节度使钱宽夫人水邱氏墓中。原简报称为熏炉，当为风炉。炉敛口，弧腹，圆底，三足。口沿下一周凸乳纹，腹部镂四组对称的八卦纹均为坎卦。镂孔间铆银丝制成的圈眼，其间穿以S形银链，残存16节。扁长条卷曲形足。出土时，炉内存有半炉灰和细木炭，证明烹茶使用木炭。但没有翟、彪、鱼之类纹饰。通高95、口径76、腹径95毫米。③

    为烹茶时盛汤的器具。《茶经》云：“鍑，该生铁为之。……洪州以瓷淡为之，莱州以石为之。”瓷与石皆雅器也。性非坚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法门寺塔地宫内没有奉献银鍑，但在何家村、丁卯桥均有发现。何家村出土两种银锅。一种为提梁银锅，宽沿，敞口，直腹下收为圆底，宽沿上铆有对称的圆纽，与提梁相钩连。通体光素；钣金成型。通高171、口径190毫米。另一种为双环耳银锅，侈口，平底，腹部向外鼓出一圈圆台，口沿焊有对称的与锅面平行的双耳，双耳上铆接半环形把手各一。通体光素，钣金成型。通高130、口径282毫米④。丁卯桥还出土宽沿银锅及提梁银锅各一件，均刻“力士”二字，当属饮器无疑。

    火*(上竹下夹)  使用炭火风炉，不可缺少夹拨木炭的火*(上竹下夹)。《茶经》云：“火*(上竹下夹)，一名筋，若常用者，圆直一尺三寸。顶平截，无葱台勾鏁之属，以铁或熟铜制之。”据地宫内物帐，知唐懿宗曾贡奉“火*(上竹下夹)一对”。地宫内所出与《茶经》记载长度相近的系链银火*(上竹下夹)，上粗下细，顶有宝珠，系链处有凹槽一周，通身素净。长276、长103毫米。重76.5克。

    茶匙  茶末投入汤心后，为达到调如融、稀稠得中的效果必须以茶匙不断击拂汤面，使茶末融于汤中。因此，宋蔡襄《茶论》说：“茶匙要重，拂击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主。”茶匙因靠汤近火，柄不宜短。地宫物帐中记有“茶槽子、茶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匙子即指鎏金流云纹长柄银匙。匙面呈卵圆形，微凹，匙柄端弧形，因纵裂成两片，故在柄上部套宽7毫米的银箍。柄身自上而下錾三段流云纹，其间以凸起的莲蕾作栏界、纹饰鎏金，柄背光素，中部錾“重二两”三字。全长357、匙纵径44、横径27、柄上端宽12、下端宽7毫米。丁卯桥曾出土六件茶匙，匙面作半球状，扁柄稍曲，刻“力士”二字，通长310毫米。

    则《茶经》云：“则，以海贝、蛎蛤之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则者，量也，准也、度也。凡煮水一升，用(茶)末方寸匕。若好薄者减之，嗜浓者增之，故云则也。”因此，则是投茶时的匕状量具。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鎏金飞鸿银则即属此物，则匙呈圆卵形，微凹，匙柄扁长，上宽下窄，柄端作三角形，柄面隆起，上下两段錾花鎏金，上段为两只飞鸿衬以鱼子地流云纹，下段以联珠组成菱形图案，其间錾十字花。两段纹饰下方均以弦纹和破式菱形为栏界。全长192、则匙纵45、横径26、柄上端宽13、下端宽7毫米。美国卡尔·凯波先生收藏有两件银则。一件为鱼鸟纹银则，则匙呈平匕状，长柄，匙面刻相向回游在水波中的双鱼，长柄上部刻在莲花上手两只立鸟，长250毫米。另一件是唐草瑞鸟纹银则，则匙平呈匕状，长柄，匙面刻C状唐草，中心有飞翔的瑞鸟一只，长柄上以小回旋忍冬纹装饰，长243毫米⑤。

    熟盂  《茶经》云：“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上竹下夹)激汤心，则量末当中心而下，有顷，势若奔涛溅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华也。”以瓢出之沸水，当置于帄中，即《茶经》上方的“熟盂，以贮熟水，或瓷或沙，受二升”。法门寺并末出土银匜，而西安何家村、临安水邱氏墓、铜川等地均有出土。何家村出土的鸿雁折枝花纹银匜，侈口，口沿稍外卷，腹，平底，矮圈足。锤击成形，平錾纹饰，花纹涂金。腹部相间饰折枝花两枝和口衔绶带的鸿雁一对。高87、口径205、流长85毫米。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王瓣形银击一件，平底，口部有折棱箕形短流。高70、口径123、底径69毫米。

    2.点茶器

    汤瓶  点茶需用汤瓶。赵佶《大观茶论》说：“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利，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蔡襄《茶录》亦说：“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这里的瓶，实际是俗称的注子或壶。丹徒丁卯桥、临安水邱氏墓均有出土。丁卯桥出土两件银执壶，其中的长流银执壶侈口，束颈，长曲流，环形錾，深弧腹，矮圈足，錾“力士”二字，高190、口径66毫米。

    调达子  《大观茶论》云：“盏色贵青黑，玉毫调达者为上，依法门寺出土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一对，钣金成型纹饰涂金，带盖，直口，内弧壁、深腹，平底，圈足，器腹錾三个吹乐、舞蹈的伎乐，底衬蔓草，鱼子纹地，近底部有一周莲瓣纹，圈足与器底焊接，呈喇叭形。通高117、盖口径56、杯高56、杯口径54、圈足高34、底径36毫米，重149.5克。

    2.碾罗器

    茶碾子  由于唐宋饮用的茶绝大多数先制成团饼，享煮时要碾罗成茶末。因此，碾、罗是烹茶的重要器具。《茶经》上说茶碾“以桔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之”。《大观茶论》里则说“碾以银为上”。法门寺出土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器身涂金，较赵佶以银质碾的说法早得多。碾底有錾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碾子由槽身、槽座、辖板组成。槽身嵌于槽座之中，底部弧形，与碾药槽相同，便于碾轴反复运行。槽座长方形，座面两端出云头，饰麒麟流云纹，其间各有镂空壸门三个。座两端各饰三朵流云纹，内有宝珠形壸门一个，座下边一周饰二十朵一字形扁团。辖板长条形，插入槽座的沟槽中，可以抽动开合，密闭槽身。辖板面饰飞鸿流云纹，中嵌一葫芦形纽。茶碾子通高70、最高处宽56、长277毫米。

    碾轴  与碾子配套使用。《茶经》云：“碾内容堕而外无余木，堕形如车轮，不辐而轴焉。……轴中方面圆执。”唐代宫廷内称为轴，而不名为堕，法门寺出土鎏金团花纹银锅轴，錾文“*(左车右呙)轴重。一十三两”。轴的轴杆为中间粗壮、手执之处渐锐小的圆杆，两端刻花。轴轮两侧面以轴眼为中心饰鎏金团花、外绕以流云纹。轮边尖锐且有平行沟槽。轴长216、中径12、末径6轮径89，中厚22边厚6毫米。重527.3克。

    茶罗  碾出的茶末要过罗。罗细则茶浮，粗则水浮，因之对罗孔的粗细有一定要求。法门寺出土鎏金飞天仙鹤纹壸门座银茶罗子为钣金成型，纹饰涂金。罗外底錾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罗子一幅全共重三十七两”[杪抻筛恰⑤怼9蕖⑧胛宀糠肿槌伞B薷俏盝顶，长方形、盖面饰二飞天，旁有流云，盖刹饰流云及一周莲瓣，立沿饰流云。罗两侧各饰两个执幡驾鹤褒衣束髻的仙人，旁饰流云，栏界饰瓣；罗身一端饰云气山岳，另一端饰双鹤流去。陶弘景《杂录》云：“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群服之。”罗身的仙人驾鹤纹饰，可能即与此传说有关。罗座有镂空扁桃形壸门十个，两侧各三，两端各二。罗为双层框，用以夹固丝织罗底。罗屉为长方形抽斗，屉面饰流云莲瓣，有底衬梅花形衬垫的环形拉手。茶罗通高95毫米；罗身长134、宽84、高60毫米；罗框长110、宽74、高31毫米；罗屉长127、宽75、高20毫米；罗座底长149、底宽89、高20毫米。

    4.贮茶器

    盒  用来贮藏罗出的茶末。由往往要将则(匕)置于其中，因之较大的金银盒才是贮茶用的，而较小的则多为药物或脂粉香料用的。贮茶盒子各地发现较多。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银龟盒，钣金焊接成型，纹饰涂金。龟形，昂首曲尾，四足着地。以背甲作盖，盖内焊接椭圆形子口牙。龟首及四足中空，龟首与龟腹套合焊接龟尾与龟腹焊接，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通高130、长280、宽150毫米。丁卯桥出土的鎏金凤纹菱弧形银盒，器呈菱花形，圈足。盖南捶刻凸花，以衔草翱翔的双凤为主体，向边刻八对相间的飞雁，间以缠枝花纹。外壁上下各刻八组奔鹿，间以卷草纹。腹下刻八朵团花牡丹，圈足錾十足鸿雁。足沿饰变形莲瓣纹带。外底錾“力士”二字。此盒作为酒具无法使作，必为茶具无疑。高260、腹径310毫米。

    5.贮盐器

    鹾簋  唐代饮茶加盐。《茶经》中有鹾簋条：“以瓷为之；圆径四寸，若合形。或瓶，贮盐花也。”法门寺出土鎏金人物画银坛子即属此物，而物帐失记。坛盖纽为智慧珠，衬以十六瓣莲瓣。盖面分为四等分，均以蔓草纺为地，内饰一狮，边缘饰一周莲瓣；平沿饰西番莲蔓草。立沿与身相扣，饰缠枝蔓草。坛身下部有双层仰莲瓣，每瓣内均有一西番莲头。坛身出四个壸门，内各錾刻一人物画。第一幡为二人相对跪坐于蒲团之上，一人吹箫，一人双手捧钵。第二幅为一人双手抚琴跪坐于蒲团之上，一侧双鹅展翅而立。第三幅为一蛇口含宝珠，一人伸手接珠状。第四幅为一人吹笙跪坐于蒲团之上，其前一凤鸟展翅起舞。下为喇叭形圈足座，上部外凸圆鼓，饰四壸门，内錾凤凰、鸿雁、鸳鸯、鹦鹉等，下部饰四片翻卷的荷叶，荷叶外有露出的鱼头鱼尾。通高247、口径123毫米。美国佛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一件飞鸽卷草纹银盖豆，亦应属于鹾簋。盖豆呈蛋形，下有高圈足，盖上有宝珠形钮。盖上纹饰第一层为团花，第二、第三层均为水平方面的C状忍冬卷草，第二层卷中草间隔饰飞鸟。豆盘纹饰第一层为C状卷草；第二层为大回旋卷草，中錾飞鸽；第三层亦为C状卷草；第四层为莲叶。圈足面饰C状唐草纹两周，足沿饰三角纹，高123、口径71毫米。

    盐台  盛盐花的器具还有法门寺出土的蕾纽摩羯纹三足架银盐台。由盖、台盘，三足架组成。盖上有莲蕾捉手，中空，有铰链可开合，下焊接盘屈的银丝与盖相，可能是放胡椒的。盖心饰团花一朵，盖面饰摩羯四尾盖沿饰卷荷。台盘中心下凹，直口，宽沿，浅腹，平底。宽沿上锤刻以海石榴为花蕊的双层莲瓣，瓣尖饰以扇形花蕊，平底饰莲蓬。三足支架与台盘焊接相连，支架中心斜出四根盘屈的银丝，末端分别焊有摩羯与智慧珠铸件。智慧珠绕以火焰纹，其下并有莲座，支架上錾文：“咸通九年文思院造银涂金盐台一只。”通高170、台盘外径162、台口径84毫米。

    6.烘焙器

    笼子  茶的贮藏保管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蔡襄《茶录》云：“茶宜蒻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湿冷。故收藏之家，以蒻叶封裹入焙中，两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体温温，测御湿润。”又说：“茶焙，编竹为之，裹以蒻叶，盖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纳火其下，去茶尺许，常温温然所以养茶色香味也。”这些记述说明为使首面茶干燥而色香不减，需将团片装入吸热方便而又易于散发水气的焙篓之中，烘去茶中水陆风湿之气。法门寺出土的金银丝结条笼子和鎏金镂空飞鸿毯路纹银笼子就是这种焙篓。陆羽的《茶经》虽是茶书中的权威著作，但末曾著录此类器物，然而唐代宫廷中却已经使用了。鎏金镂空飞鸿毯路纹银笼子，模冲成型。笼通体为镂空的毯路纹。盖面圆隆，笼体圆柱形，直口，直腹，平底，四足。盖与笼体以子母口相扣合。盖心有圆环纽，用银将环纽与提梁相。提梁半环形，两端弯曲成钩，与笼体口沿下右左侧铆接的圆纽钩连。笼盖与笼体上分别饰有七对、十二对翱翔的飞鸿，盖沿与口沿上下涂金，錾刻一周破式海棠二方连续图案。笼底有涂金宽带，并焊有花瓣组成的倒品字形的四足。通高178、口径160、腹深102毫米。金银丝结条笼子。笼体椭方表，以银丝编织而成。笼盖呈四曲，笼顶平坦，中部有金丝编织而成的“塔形花”一朵，衬以金丝莲叶，四周以金丝云气纹压边。盖口与笼口以子母口相扣合，上下口及底边均以涂金银片镶口。笼口上下又以金丝编成的涡流条子压边。提梁亦为金丝编成。四足膝部为天龙铺首，以银丝盘屈的四枚涡纹构成足跟。因笼底亦系镂空编织而成，原有木片垫底，木片已朽。

    7.饮茶器

    茶托  在茶书中末见著录。唐李匡X《资暇集》云：“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即啜而标倾，乃以蜡环楪子之央，其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唐代茶托出于西安和平门外、耀县背阴村、丹徒丁卯桥等处。西安和平门外共出七件⑦，分两类。其中1号为双层莲瓣银茶托，圈足，圜底，托盘为双层莲瓣形，盏托的口沿高出托盘10毫米，俯视犹如盛开的莲花。圈足内有錾文：“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共重拾两捌钱参字”。通高45、足高23、托深23、托口径93、托盘径183毫米，2—7号为单层莲瓣银茶托，形制较小，圈足内有錾文“左策使宅茶库金涂工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五一”。通高40、足高18、托深26、盏托品径96，托盘径170毫米。丁卯桥出土的梅花瓣形银茶托七件，葵瓣形银茶托一件，圈足内昀錾：“力士”二字，证明这批饮器多为茶具。

    茶杯  从现有文物考察，大中以后已普遍使用杯具饮茶，这样，对唐代金银器中许多杯具的用途似可重新认识。尤其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一副白瓷把杯和茶托，说明了杯与托的关系，加之水邱氏墓的两件瓷杯，形制与西安沙坡村平銴环柄银杯何家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相同，似乎可以说明在初唐时，高级贵族可能已开始使用茶杯饮茶。这仅是个不成熟的看法，还有待于更多出土文物的验证。这类杯具出土数量很大，笔者所知藏于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有十四件，大体可分三类。

    1.碗形杯，杯体似碗而型制缩小，焊接銴手呈茶杯状。西安沙坡村出土有忍冬纹平銴柄银杯，何家村出土有仕狩猎纹八瓣银杯。以后者为例，窄平折沿，联珠唇，弧腹，杯身八瓣，腹下部冲出仰莲八瓣，喇叭形八棱圈足，足沿饰一周联珠，圆环形柄，上焊接如意云头状平銴、銴心圆圈内錾一花角鹿，柄下端出钩尾柄身图案分为八组，其间隔以柳旰条带。图案内容为男子狩猎及仕女乐舞、戏婴、梳妆、游乐。圈足錾卷草纹。内底中央刻有摩羯及三条游鱼。高51、口径91毫米。

    2.八棱杯，有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人物八棱杯、乐伎八棱金杯，西安电车二厂出土的蔓草花鸟纹八棱金杯、纽约C.R.霍姆斯收藏的凤鸟八棱银杯⑧。以后者为例，八棱形，侈口，直腹，矮圈足，环柄。杯外壁錾回首阔步、鼓翼曳尾的凤鸟，站于两个覆莲座上，C状唐草纹地，柄下有一飞鸟，杯腹上下边沿为三角纹，圈足外心有团花一朵，外绕小回旋缠枝花一周。高65、径77毫米。

    3.筒形杯，现知有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掐丝团花金杯，沙坡树出土的6字形西柄素面银酹，日本大和文化馆藏葡萄卷草纹杯等。以掐丝团花金花杯为例，日微侈，尖唇，弧腹，腹下折内收成小圆底，喇叭形圈足，6字形环柄，柄上出长尾。腹部焊接以扁金线编成的蔷薇团花四朵，每朵团花边缘接小金珠，花瓣中心曾镶有球宝，出土时已脱落。腹部上下边沿及杯底均有金线编成的如意云头四朵。高59、口径68、足35毫米。

    中国茶具配套成熟于盐茶阶段，亦即唐宋时期。元明以后的散茶阶段，饮法与茶具均发生了不小变化。鹾簋、则(匕)、盐台、夹具等与盐茶直接有关的茶具已不复使用。以上论述的唐代各类金银质地的茶具，依茶书所载尚不完备。尤其是杯类茶具的使用，还有待于地下出土物的进一步验证。作者不揣谫陋，对唐代茶具系列进行了探讨，谬误必不可免，敬祈方家指正。

    注  释

    ①王威廉《茶考》，《1978年全国农业学术研讨论会论文摘要选编》169页，农业出版社。

    ②丹徒县文教局，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文物》1981年第11期。下文中凡属丁卯桥出土器物，均出于此简报，不再一一注明。

    ③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年。熏炉文字描述在100页右栏，报告末发表熏炉线图，本图由临安县文管会提供。

    ④⑦镇江市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下文中凡属西安何家村出土文物均出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⑤⑧此器bogyllensvard，chinas,Cold&Silver in the carl Kempe collec-tion.

    ⑥此物器物照片承蒙美国佛利尔美术馆长罗覃先生1984年馈赠，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