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做为“日中都城考察团”的成员，参观了雍城秦公大墓等发掘现场，在访问了扶风周原考古工作站的归途，顺便参观了法门寺，进入寺门，眼前的佛殿的唐代大理石础石有雕刻的莲瓣，与飞鸟山畴础石相对照，更有趣味。佛殿后面是正在清理中的明塔，据说，由于明代砖塔在一九八一年因连阴雨半部坍塌，残余部分正在清理之中，塔体约有四层东半部还残留着，西侧已成瓦砾堆，因初次见到砖塔如此坍塌，感觉很奇怪，一九八七年五月看到山西省运城大平兴国寺塔中心出现纵的袭缝，一提到这，我想将会有第二座塔因袭缝而坍塌吧。但当时做梦也想不到塔下藏有唐代珍宝，一九八七年五月当我在北京听到法门寺塔下发现舍利的消息时，万万没想到就在我们前年参观的明塔下埋藏着如此丰富的宝物。随后在《中国画报》上看到了彩色照片介绍的部分出土文物，舍利宝函的部分雕刻装饰我认为是五代时期的，象青瓷净水瓶等一一因照片色彩比实物浓，曾认为是宋代之物品，万万想不到会是唐末的秘色瓷，还刊有可追朔到六朝时的琉璃瓶等，象韩国庆州皇龙寺塔心舍利那样总觉得比明砖塔要早——埋藏着新旧不一，各式各样的物品。到现场听到关于法门寺的讲解，并目睹了实物后，惊异地发现，这是唐末懿宗皇帝在木塔下建造与帝王陵墓型制相似，设有前、中、后室的地宫中供奉着这些未曾动用过的物品。到目前为止，唐代遗物虽了解不少，但多为盛唐时期的，因九世纪末晚唐的遗物并不多见，而误认为是五代时期也是合乎情理的。秘色瓷的制作时代也以法门寺出土瓷器为根据，被确认为在唐末。香炉及其他金银器也都錾刻有密宗法器的纹饰与盛唐时期的金银器形体相异，特别是鎏金鸿雁纹银笼子等及盖与身的各个口缘的四半花菱纹饰一起，乍一看宛如我国(日本)平安时期的物品。一看四门纯金舍利塔及第七重宝函就会想到是唐末的物品。内层有较早时期的，八重宝函难道不是在较早的宝函外面一层一层加上新的金函的吗?风炉、茶槽子、茶箩子、茶匙、盐罈子、盐碟等一整套茶具完整的出土，也反映了考古工作者韩伟考证的唐代宫廷盛行饮茶的事实。

    目前，缺乏类似例子的九世纪末的唐代宫延遗物被大量发现，不仅给中国唐代而且对我们日本平安时期美术的研究都将带来巨大影响。

    庆山寺舍利

    庆山寺是位于秦始皇兵马俑坑东北四公里处的古刹。一九八五年在施工中，从地下深处发现了舍利，因有关遗址的情况只发表了简报而不明确，在新建的临潼县博物馆主馆一楼陈列着所出土的文物。在高数十公分的石碑上刻有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的铭文，由此可确定埋藏室的年代。在展室中央设置用砖移建而成的长方形埋藏室的平面下半部分，其中放置全部用华丽的浮雕装饰的石质“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帐”。宝帐是在方形台座上托以圆形莲花座，莲座上托中空的宝帐身。宝帐身为方形，上托天盖，其上饰以宝珠，表面的浮雕为迦陵频伽，宝相华等，与碑石上的花纹同属盛唐时期典型的精采物品，特别是天盖上的天仙勾起我将其与东大寺大佛前灯笼台座的天仙相比较的兴趣。

    在宝帐内的须弥座上装有银椁，银椁内置金棺，金棺内又置绿色琉璃舍利瓶。木棺状舍利宝函与琉璃瓶配套已有几个先例。但在须弥座上安置银棺形外宝函的华丽程度还未曾有过。另外象人面铜壶及香炉三彩狗等珍贵物品被鉴定为陪葬品。

    庆山寺出土文物与法门寺随真身所供奉物品相比较，无疑是盛唐的产物，一件件物品都很精美，特别是石碑和宝帐都很惊人，将其与法门寺地宫中室的灵帐相比，其差异会一目了解的。

    无论怎样，法门寺与庆山寺舍利的相继发现，明确了豪华绚烂的中国舍利埋藏的情形，这将是极其令人高兴的事件。在此我为感谢给我机会目睹这一切的陕西省考古所诸位同志的厚意而写下此文。

    译  注

    本文选自(《佛教艺术》一九九0年二月号)译者王竞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