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年9月举行的“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秘色瓷器”辩证》。随后，我感到成文太匆忙了些，有些话没有说透，于是就在前文的基础上，另写了一篇题作《秘色抱青瓷之响》的文章，发刊于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的1991年第九期上。因为这个月刊国内不易看到，所以我特别把它打印出来，作为本文的附件，供与会的专家学者参考并指正。
在上述两篇文章里，我是立足于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现；结合历史文献和前辈们的研究成果进行讨论的。其要点有七：
第一，地宫出土的“瓷秘色”器是指放在中室的大唐景龙二年(708)白石灵帐后，靠近北墙的“银白成香炉”下一件红漆竹编圆盒内，用红绸包裹的十三件瓷器，并不是《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笔谈》一文中说的十六件；
第二，这十三件瓷器、和地宫隧道后部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上记载的“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完全相同；”
第三，“瓷秘色”器系越窑烧造；但说它是“秘色窑”是不够妥当的；
第四，“瓷秘色”器，中唐时期已有供奉，即所谓“出自李王”；
第五，“瓷秘色”一词的内含有四：即造型工致；釉色青而薄匀清亮；制烧精进；为“供奉之物”，四者不可或缺；
第六，“瓷秘色”器，现代看到的仅有碗、盘、碟三型，分做圈足和平底两种；
第七，瓷秘色器中的两件平脱漆，是另一重大发现。
这里表述的是我三年前的想法和看法。它只是“如实直书”并没有作出什么解释。现在，除了补充订正论断中的不足与缺误之外，还想利用看到的和读到的证词在再现瓷秘色的历史方面作点尝试。
(一)唐人说唐瓷
如果我们要想为瓷秘色绘制一幅较为逼真的图画，就必须把它放回到一定的时间及其作为连续发展的陶瓷统一体中去考察。这里，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唐代人是怎样看待和评价出现在他们生活中的陶瓷器皿的。
宗白华先生说过，“诗歌是艺术中之女王”，这是因为诗人“不仅是人类的光和热的鼓吹者”而且他们的作品是比现实更高的具有“真情实理”的另一个世界，更何况唐诗篇什丰富，且有“盛唐之音”的综括，所以用唐代诗歌来表述唐人的生活观念应是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
在《全唐诗》中，我查到涉及瓷据的人和事有三十五处，而且多数是和饮茶有关，而唐代的饮茶之风似是在开元以后才逐渐流行。如从瓷器造型看，见于唐诗的则有瓯、碗、樽、杯、盏、盘、壶、铫、瓮、罂、鼎等十一类，而以瓯和碗为最常见。瓯又有“轻瓯”、“越瓯”、“茶缶”、“吴缶”、“白瓷瓶”的区别。再加上见于其他文献记载中的盆、缶、高足碗等等，都是可以与考古发现相印证的。如从历史时间上考察，杜甫(712—770)是把瓷器写进自己作品中的第一位唐代诗人。冯至先生说：“杜甫在759年的岁末到达成都，住在西郊外浣花溪寺里”。“他一方面营建草堂”，一方面“还向韦班要松树秧和大邑县的瓷碗。关于瓷碗，他写出下边的绝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的瓷器精美到什么程度”。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但，唐代诗人吟咏最多的还是越州瓷器：
①孟郊(751—804)
“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
②李涉，从政在元和太和间，即806—823。
“越瓯遥见裂鼻香，欲觉轻身骑白鹤。”
③施肩吾，元和十年(815)进士
“越瓯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未匀。”
④许浑，太和六年(832)进士
“蕲箪香冷，越瓶秋水澄。”
⑤郑谷，光启三年(827)进士。
“箧重藏吴画，茶新挽越瓯。”
⑥韩偓(842—923)
“蜀纸麝煤沾笔头，越瓯犀液发茶香。”
⑦皮日休(834—902以后)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
⑧方干，咸通(860—873)举人
“越(一作白)器敲来曲调成，腕头匀滑(一作细)自轻清。”
可以看出，这些诗作中。还没有一个人提到“瓷秘色”。但和皮日休同时并在诗坛上有“皮陆之称”的苏州诗人陆龟蒙却为中国陶瓷史册上写出了第一首题为“秘色瓷器”的七言绝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这首诗显然是越窑烧造以秘色瓷器的色釉贯穿始终的。其“兴发于此”，其“义”也归于此。那末，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色釉呢?一个字“秘”。“秘”又如何解释呢?陆龟蒙的答案是“夺得千峰翠色来”。“千峰翠色”四个字，和“晋曰缥瓷”，“柴周日雨过天晴”一样，朦朦胧胧，是难得说得准确的。但“千峰翠色”还好捉摸些，它是用葱翠的山色作类比的，应是一种淡淡的青绿色。另外，陆龟蒙终身不仕，大半辈子住在松江甫里乡下，自喻为“天地之穹鸟”，“独行独坐”，“独酌”，“独吟”，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如果，当甫里先生之世，“秘色越器已经成为”专为供奉之物”，“臣庶民不得用”的话，像陆龟蒙这样的“野人”是无法看到它的，更不会写出如此绘形绘色的绝唱，因此我说：“秘色越器”一诗中的“秘”字，在陆龟蒙时代只是越窑瓷器的一种色釉，并无其它含意。
唐人说唐瓷，除开上述大邑瓷和越器之外、我看到的还有：
(1)素瓷，活动在大历、贞元年间(762—804)的皎然和尚诗中有句：
“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2)白瓷，白居易(772—846)《睡后茶兴忆杨同州》写道：
“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
又，李肇《国史补》：“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
(3)湘瓷，刘言史(?—约812)《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有句，“湘瓷泛轻花，涤尽昏竭神。”
(4)兔毛瓷：咸通(860—873)进士吕岩(洞宾)《大云寺茶诗》有句：
“兔毛瓯浅香云白，虾眼汤翻细浪俱”。
(5)缥色绦瓷，据朱琰《陶说》卷五，唐诗人季南星有诗：
“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绦瓷杯”。
(6)鲁山花瓷，据宋人王谠《唐语林》卷五，宋璟“尝与明皇论羯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须鲁山花瓷”。
(7)岳州窑：李群玉在大中六年(852)以后，写了一首题为《石潴》的五言律诗：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春。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这首诗写得好。它不仅证明岳州窑并不是“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古窑；而且它还是我国陶瓷史册上第一首以陶瓷场为吟咏对象的文学作品。它对岳州窑的地理环境，生产状况以及燃料方面，帮我们找到了历史原型。
除开以上十六条提供的材料外，在陆羽(733—804)《茶经》里也是把越器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强调指出“邢不如越”。同时，他更列出唐代烧造茶器的窑场还有鼎州、婺州、寿州和洪州四处。但也没有提到瓷秘色。
到了晚唐，在昭宗乾宁年间(894—897)登上进士榜的莆田人徐寅，写了首题为《贡余秘色茶盏》。诗中有句：
“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绿云”。
从这首诗里，看到徐寅对“秘”色的解释是“春水”一般。器物也是园园薄薄的。但最要弄清楚的是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因为徐寅后来曾投靠闽王王审知(909—924)，不久以审知“礼待简略，遂拂衣去，归隐延寿溪”。自认是“忽依萤烛”愧恨交加，绝不会将如此带有盛情字眼加在王审知头上。他所指的“吾君”显然是李唐天子。因此，我认为这首诗应是写于昭宗之世。更应注意的是“贡馀”二字，既是作为贡器。但又有馀，那就充分表明它在徐寅时代还不是“民间禁用”的越器；而出现在他笔下的“秘色”二字和陆龟蒙看到的一样，同是一种色釉的颜色，跟五代吴越的秘色二字虽然相同，但意义是迥乎有别的。
(二)贡瓷、贡窑和御窑厂
法门寺发现的十三件瓷秘色器，是“真身到后，相次赐到”的供奉之物。从一起出土的金银器皿上的錾文和隶书文字看，它很可能原是同地方官员进奉而收藏在皇宫内席的库藏。从王仁裕(卒于后周显德年间)(开元天宝遗事杯的记载看，内库是藏有青瓷的。王说“内库有青瓷酒皿，纹如乱丝，其薄如纸”，有点不象青瓷。在陶瓷考古材料中，虽然没一件象唐代金花银盘上刻出的“浙江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字样(<文物>1963年第1期)的铭记。但柳宗元(773—819)却写有另一篇<代人进瓷器状>流传下来，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极为珍贵的史料。柳宗元在奏状中，除了赞颂“硎瓷器若干事”的规模包艺精外，还特别强调”土铏之德，和“融结”的“坚贞”。据考，这篇奏状是柳宗元代“元饶州”捉笔的，而饶州又是“尝贡瓷器”的，由此可知，地方官进奉瓷器的事还是有迹可寻的。所谓“徭赋职*(上丅下耳)，按<唐六典>的规定是：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贡瓷的地方有两处，一是河南道的河南府，是河北道的邢州，并无其它府或州。当然，随着时间、物产及需要的变化，唐皇室对于贡奉的内容必然有所增减，于是在<新唐书>地理志中，除了上述的河南和邢州外，增加了越州会稽“土贡瓷器”。这也是新书“事增于旧书”的一个例子。但未查出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贡奉的。
在有唐一代，“物贡”或“器贡”方面。似有三种形式，一是有明文规定的“任土”所出，二是皇帝公开向地方“宣索”东西，如<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在宝历元年(825)，敬宗皇帝要浙西观察史李德裕上“度用银二万三千两，金三十两的脂盝妆具”，三是臣僚百官的进奉，如1958年陕西耀县柳林出土的金花银盘。盘上刻铭“盐铁使臣敬晦进”即是。法门寺十三件瓷秘色究竟是怎样进到皇廷内库的，或是通过第一途径上贡的。但也可能和“元饶州”进瓷器一样，是内外百宫中什么人从越州进奉的。这只是主观臆断，尚无直接的“证词”。
瓷秘色器来自越窑，这是千年前陆龟蒙就说清楚了，毋庸置疑。关于越窑和秘色瓷器的关系，陈万里先生在<越窑与秘色瓷>一文中曾有论述。他认为唐代的越窑，是专门烧造民间物品的，秘色为烧造御物品的“越窑”，这个烧造进御物品的越窑，即是“置官监烧”的最早的御窑厂。“而此御窑厂里所出产的物品，就不称越窑，特别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秘色瓷。”这段议论，陈先生在1956年出版<中国青瓷史略>时，仍是这样写的，只是在“……叫做秘色”后面，增加了六个字或是秘色瓷器。
如此说来，在唐代越窑群体中，一部分是专烧民间日用瓷的，另一部分是专烧御用器物的御窑厂。亦即近人叫做“贡窑”的。对此，作一些深入的分析将是十分有益的。
唐代越窑中是不是有一座或几座御窑厂，应该从中国陶瓷史发展的全过程去考察。所谓御窑厂，即是官府手工业中专为皇家烧造瓷器的作坊。根据文献记载，汉代皇室经营的官府手工业主要是煮盐、冶铁、铸钱和东西织室，还没有陶瓷这一门类。虽然，秦汉以来，对于营造用材中的砖瓦、水管等皆设官监制，但从未涉及对陶瓷制器。北周设“陶工中士”，“掌为樽、彝、簠、簋等器”。唐代将作监下辖的甄官署主管“砖瓦工作，瓶缶之器”的大小高下，均是为了满足祭礼和营造的需要，与生活陈设用瓷无干。当然更谈不到建御窑厂了。现从见于史书上的河南府与邢州二处来看，也只是说“土贡”、“方物”。也无设御窑厂的记载。嘉靖<余姚县志>上说，唐宋时上林湖“置官监窑”，其中对唐窑的记载，根据不知何在?
又如，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121件金银器中。有七件是唐代少府监中尚署下辖的皇家金银作坊文思院打造的。其余是来自长安和江南两个地区作仿，而且工艺、造型和纹饰都较精美。但在法门寺七件文思院制品上所刻出的铭文“判官”、“打造”、“作官”、“臣”、“使”字，都没有在地区进奉的金银器上出现过，这就说明，当晚唐时期，宫廷金银用品的主要来源长安和江南的作坊并不是“设官监制”的。那末，皇室既然不管为数不少的关系着极大的经济价值的金银作坊，又为什么偏编要设个烧造瓷器的御窑厂呢?既如要置官监烧，又为什么不在邢州或河南府，偏偏要设在越州呢?这些，都是令人费解的。1971年在上林湖出土了一件陶罐形墓志上有文21行246字。其中有句“光启三年(887)岁在丁末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当保”是指志文第三、四行说的在“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这和近年考古发现的古窑遗址的所在是相一致的。对照实物材料看，偏偏“贡窑”二字不太清楚，须进一步考证。但国内有不少专家写文章都断定它为“贡窑”，我这里权且从众，也作为“贡窑”来说说我的看法。我在前面说过，有唐一代尚无置官监制的御厂，因此，“贡窑”也就不会是官窑。那末，又为什么叫它贡窑呢?这和见于文献材料其它“物贡”是相仿佛的。例如宋人钱易<南部新书>里有一条是专门记载“顾诸贡焙”的，诗人李郢(大中十年进士)也写有<茶山贡焙歌>的诗篇，甚至，连皇室膳食用的莲藕也有贡奉，胡嘏写的(秋日吴中观贡藕)就是最好的证词。所谓“贡”，意思是指献方物于朝廷而言，并不涉及“方物”的或官或私。因此陶罐志文贡窑和贡涪、贡藕一佯，都在表明它们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由下献上的方物而区别于同类的瓷器、茶叶和莲藕的。或者，贡窑还有一层意思，即是说它虽是一座民间窑场，但它烧遣过上贡的越瓷、因而有“贡窑”之称。至于“瓷秘色”器，也应是越窑中某一座工艺精进的民间作坊，特意烧造的“物贡”，并不是“御窑厂出产的物品”。因此把它称之为“秘色”就不会因为“贡奉”的原故了。
(三)法门寺提供的标样
古老的阿拉伯谚语说：“与其说人如父，不如说酷似其时代。”我看法门寺发现的十三件瓷秘色器在烧造工艺上也是“酷似”我国陶瓷发展过程中的时代性和地方特点的。
它之称为秘色，开始是因其色釉而命名。其后与一般越器物的区别是造型工致和装烧精进两方面。这只是方法上的简单的类比，不能作为界定瓷秘色条件。至于“供奉之物”和“民间不得用”，乃是吴越钱氏当国以后发生的事，和李唐无关。因此，我在(秘色抱青瓷之响)一文中，没有按照“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物才变得清晰可辨”的这一科学原则，将这四条并列，这是一个大疏忽、应该修正。
因此，法门寺出土的十三件瓷秘色器及其引起的关于秘色瓷器的研讨，我认为最为重要的处在开宗明义地位的第一课题就是要弄清楚唐代人为什么要叫它秘?“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釉?唐代诗人对它的阐释是很模糊的，还不能说是一种界定。陕西扶风博物馆高西省先生根据字书认为秘色是一种香草。我看有一定的道理。证诸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有“越乃艾色”四字，可见古代人确是有用香草颜色来类比瓷器色釉的。
唐代瓷秘色工艺的精进，我认为除了秘色釉及其施釉技术外、还有三方面需要特别重视：一是在造型上和金银器的关系，二是银釦和瓷胎平脱髹漆，三是平底盘碗底部的支脚。我请教过叶宏明先生，他说：“做成两圈支脚，一般是支架工艺要求较高或较大的盘类或洗类产品。“目的是在防止底部下凹，保证底面平整，不变形。这样的片子，是我省余姚上林湖的产品也是秘色窑的支脚”。但不知在当地是否捡到过这样的片子。
瓷秘色器的出现时间，法门寺的发现和陆龟蒙记载相近，大致是宣宗、懿宗(847—874)之世的事。
以上，就是法门寺提供的瓷秘色标准器的意义。
至于五代及宋代的瓷秘色器，因尚末发现确确实实的有时间地点可考的实物材料，末敢臆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