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饮茶从药用发展为饮用，从南方产茶区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从僧侣、文士少数人的嗜好转变为普遍百姓的日常习惯，又把这一习惯，提高并上升为一种物质与精神紧密结合，具有丰富内涵的独特文化形态，这一系列的历史性转变是在唐代中晚期实现的，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诗人们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茶诗文的创作

    从历史记载看，文人士大夫最早介入饮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他们开始零星地把茶的知识、茶事活动记录在他们的诗赋作品之中，六朝时期，玄学流行，佛教兴起，茶诗文逐渐增多。自唐以来，从流传下来的茶文、茶诗看，无论从数量、质量、内容来看，都明显地超过了唐以前的任何时代，对当时和后世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唐代茶学专著一部(陆羽《茶经》)，茶水专论一篇(张又新《煎茶水记》)、茶文计八篇，其中序两篇(吕温《三月三日茶宴序》、皮日休《茶中杂咏序》)；表四篇(柳宗元《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刘禹锡《代武中丞谢新茶表》两篇、韩翃《为田神玉谢茶表》；赋一篇(顾况《茶赋》)；茶录一篇(温庭简《采茶录的》)；传世茶诗近七十余首，内容涉及种茶、采茶、制茶、茶水、茶具、茶术、茶会、茶宴、寄茶、乞茶等，除李白一人应归入盛唐诗人行列以外，其余五十余家都是中晚唐诗人，他们有着十分广泛的代表性，分别代表了中晚唐诗人队伍中不同的风格流派，不同的社会阶层，上有朝廷宰辅，下有江湖布衣，而且兼容了儒、佛、道三教人士。尽管与这些作者同时的还有许多诗人没有留下茶诗、茶文，但根据他们与这些作者交游的密切程度，可以想见他们绝不会与茶无缘，若从这批茶诗、茶文作者的关系网研究开去，可以想见，中晚唐时期，以诗人为主体的茶文化队伍是相当庞大的。

    二、促进了饮茶习惯的普及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在古代，诗人和商贾是有着较为广泛活动范围的两类人，他们对封建时代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一直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在饮茶习惯尚未普及和逐渐普及的过程中，诗人们利用交游、酬唱的机会，写下了不少动人的茶诗，对茶叶的特殊功效不遗余力的进行鼓吹宣传，“摘芳为药除睡眠”(李咸用《谢僧寄茶》)、“一饮涤昏寐”(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春酲酒病兼消渴”(陆希声《茗坡》)、“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的》)、“为饮涤尘烦”(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肥》)、“采服润肌骨”(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五泉仙人掌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卢仝《走笔谢孟谏嫁议寄新茶》)、“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顾况《茶赋》)。人们通过这些词句生动的诗文，得以了解茶叶提神醒脑、解酒消渴、涤除烦闷。促进消化、祛病延年的功用，推动并加快饮茶习惯的普及。不仅如此，一些爱茶成癖的诗人还直接从事茶的生产活动。众所周知，“茶圣”陆羽不仅长期从事茶的研究，长途跋涉“远远上层崖”去搜集茶叶资料，也曾在饶州依山结庐，开垦茶圃，环居种茶。诗人韦应物看到园中亲手移植的茶树长得枝叶繁茂，不禁诗兴大发，“洁性不可汙，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嘉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诗人白居易也不甘人后，他在庐山香炉峰结草堂居住时，也曾亲手种植茶树，他在诗中得意的写到，“平生无所好，见此心依然。如获终老地，忽乎不知还。架岩结茅宇，所壑开茶园。”更有甚者，诗人陆龟蒙“有田数百亩，嗜茶，置园顾诸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弟”。诗人们身体力行，积极地从事茶的种植和研究，对茶叶生产起了推广和示范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诗人陆羽以他精湛的茶术两度应召进京表演，受到代宗，特别是德宗的重视，他还向“宣慰江南”的李栖筠建议贡湖州茶，“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而“天下益知饮茶矣”。

    三、推动了茶学专著《茶经》的问世

    在中唐以前，文人对于茶的研究还很不深入，陆羽积二十年深功写成中国第一部茶学专著。对中国唐以前和当时的茶学知识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提高，不仅有力地促进了茶业生产和茗饮的普及，更有意义的是，宣告了茶学已成为一门单独的学问自立于中国学术之林。《茶经》的诞生虽然是陆羽个人的劳动成果，但其中却凝结了良师益友和一大批中晚唐诗人的知识、智慧和友谊。陆羽从小由精通茶术的智积禅师收养，茶术学习方面智积禅师是当之无愧的启蒙老师，此后，他在文学方面得到了竟陵太守李齐物的指导，并介绍陆羽从师天门山的邹夫子读书。邹夫子是位嗜茶饱学的隐士。平时又多有文士造访，这一环境十分有利于陆羽在诗文和茶术方面的学习。在这一时期，另一位在茶学方面给予陆羽以深刻影响的是前辈诗人崔国辅。陆羽追随崔国辅三年“谑谈之日，相与较定茶水之品”，足见诗人崔国辅对茶学和茶术是有深入研究的。这一阶段，陆羽在诗文和茶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此后，年青的陆羽两度出游，考察茶叶生产、收集茶叶资料和记录茶事，丰富了阅历并结识了一批诗人茶友，如释皎然、皇甫曾、皇甫冉、张志和、孟郊、刘长卿、耿湋等人。他们给陆羽撰写《茶经》以热情的鼓励和积极的支持，其中最为有力的人物是与陆羽“缁素忘年之交”的诗僧皎然。从皎然留下几首茶诗看，他不仅精通茶术，而且具备了丰富的茶学知识。大历八年(772年)颜真卿出任湖州刺史，经皎然的引荐，陆羽受到了颜真卿的器重，颜真卿在湖州任上，多次组织诗友聚会，联句唱和。以湖州为中心形成的“吴中诗派”，这又为陆羽茶术的传播和《茶经》的充实、定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颜真卿还邀请了陆羽等一批诗人文士主持编纂《韵海镜源》，在这一重要的学术研究活动中，陆羽不仅得到了锻炼，而且还搜集到大量的资料，于是才对《茶经》作了增补和修订。颜真卿还向朝廷举荐陆羽，授陆羽为“太常寺太祝”。综上所述，我们可看出，陆羽从开始习茶学诗，到著作《茶经》始终得到师友们的关怀、爱护、鼓励和支持。《茶经》的问世是中晚唐诗人对茶文化的最大贡献。

    四、带动了茶具的生产

    器具的生产无不受到社会风尚和习俗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南方地区饮茶的需求，在南朝时期瓷器中出现了茶具，常见的是一种盘形的茶托，上置茶碗，茶碗深腹、大口、平底，造型笨拙。入唐以后，饮茶习俗逐渐普及，特别是文人士大夫以饮茶为雅事，不仅重视茶叶的质量和烹茶的技术，而且对茶具也很重视。诗人陆羽在《茶经》中就曾对当时各地生产的茶碗，从饮茶的角度作了细致的比较和评述。诗人们在茶诗文中也不断对茶具加以评赞，“酌香沫，浮索杯”(吕温《三月三日宴序肥》)、“素瓷传静夜”(陆士修《月夜啜茶联句》)、“素瓷雪色飘沫香”)(释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傍晚洗茶器，白瓷颐甚洁”(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冰碗轻涵翠缕烟”(徐夤《尚书惠蜡面茶》、“越泥似玉之瓯”(顾况《茶赋》)、“越瓯犀液发茶香”(韩翃《横塘诗》)、“越碗初盛蜀茗新”(施肩吾《蜀著茶》)、“越瓯斟井华”(李群玉《龙山人惠茶》)、“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皮日休《茶瓯诗》)，诗人们的评论，给茶具增添了声价，促进了茶具生产的发展和工艺的改进。初、盛唐时期碗的造型朴拙、厚重，中唐开始出现了敞口，腹壁斜直，玉壁或圈足底的茶瓯，由于这种精巧的新器型更适合饮茶，所以受到普遍欢迎。“如冰似玉”是诗人们对茶具釉色和质地的理想化要求，由于审美要求的导向作用，在中晚唐瓷器生产上形成南方以越窑为中心，北方以邢窑为典范的“南青北白”的局面，“邢瓷类银，越类玉”、“邢瓷类雪，越瓷类冰”已成为现实。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内邱白瓷颐，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茶具产量之大。当时“巩县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由此可以看出茶具生产已在瓷器生产中占有了相当的比重。随着审美要求的提高，晚唐时期越窑还创烧子一带托联烧的茶碗，茶托口沿卷曲作荷叶形，茶碗为花瓣形，釉色青翠欲滴，恰如诗人徐夤赞美的那样“巧剜明月作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茶具作为“雅具”受到瓷器生产者和用户的重视是从中晚唐开始的。

    五、扩大了茶文化的内涵

    1.茶术表演：嗜茶的僧侣和文士很早就开始钻研烹茶的技艺，他们互相切磋交流。“相与较定茶水之品”(《唐才子传》)，逐渐摸索总结出一套有程序的烹茶、煎茶的方法。盛唐以降，陆续出现了崔国辅、刘伯刍、释智积、释皎然、李约、陆羽、熊伯齐、顾况、白居易、柳宗元、卢仝、张又新、皮日休、陆龟蒙等一批精湛茶术的专家。他们开始只是烹茶待客，相互交流时一显身手，而陆羽、熊伯齐由于“茶术尤著”，最终成为朝野闻名的茶术表演家。他们随身携带一套茶具出入王公大臣的府第，在一些重要场合当众表演。陆羽还曾在代宗、德宗朝两度赴京师为皇帝和达官显贵表演茶术，其活动的意义已大大超过了饮茶本身，对当时和后世文人的茶文化活动影响深刻。

    2.茶会、茶宴：中唐以来，文士之间茶文化活动的另一重要形式是茶会、茶宴。大历年间，颜真卿在湖州刺史任上与吴中诗友经常雅集，往往采用茶会、茶宴的形式“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这首“月夜啜茶联句”正是唐代这类活动的最早记录。之后，文人的茶会、茶宴活动更为普及，“竹下忘言对紫金，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钱起《与赵莒茶宴》)”传统钓上巳节临流修禊也以茶代酒了。“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措青霭，坐攀香枝。闲花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琉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吕温《三月三日茶宴序》)。不仅三五知己欢聚时以茶代酒，还出现了官办的大型茶宴。在湖州、常州交界处的顾渚山，是当时重要的产茶区之一，每到采茶季节，根据传统习惯，每年都要举办一些茶事活动。自代宗朝始，两州陆续开始贡紫笋茶和阳羡茶。贡茶季节，两州太守都要亲临茶区监制，并举办茶宴邀请文士名流共同品茶、鉴茶。“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蛾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入”从白居易这首诗中可知当时茶宴的盛大规模和热烈场面。“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李郧《茶山贡焙歌》)。由于每年各地向朝廷贡茶并形成制度以后，到了晚唐时期，在宫廷开始举办清明茶宴。

    3.赐茶、寄茶、赠茶：茶作为古代人们礼尚往来的重要媒介，在唐代开始显示出它的社会功能，而赐茶、寄茶、赠茶便是唐代茶文化的新内容。自唐代宗以后，各地的名茶不少被列为贡品，进贡春茶也成为一种制度，每年各地最早采制的新茶派专人运至京城，供皇帝享受。为示恩宠，皇帝又把其中一部分贡茶名品分赐近臣。御史中丞武元衡得到皇帝赏赐的一斤新茶，还特意请柳宗元代拟了《谢赐新茶表》。《全唐文》中还收录了另外两篇由刘禹锡代拟的《谢新茶表》。考武元衡任御史中丞在贞元二十年，可知帝王赐茶开风俗之先的也是唐德宗。当时，除帝王向臣属赐新茶外，文士之间，亲朋之间，文士与方外之友之间，相互寄赠新茶已成为流行的礼仪风俗。“贮之玉合才半两，寄与阿连题数行”(卢纶《新茶味寄上西川相公》)、“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卢仝《走笔谢孟镰议寄新茶的》)、“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千片火前春”(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蜀茶诗》)、“千渐故人意，此惠敌丹砂”(薛能《蜀州郑使君寄乌嘴茶因以赠客八韵胸》)、“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渴人”(李群玉《答友寄新著》)，据粗略统计，现存近八十首唐人茶诗有关寄茶、赠茶就有十四首之多。这一高雅的充满人情味的礼仪风俗，流传千年，经久不衰，至今寄茶、赠茶仍是我们在社会交往中经常采用的礼仪活动形式。

    中、晚唐茶文化的兴起为宋代茶学和茶文化活动高潮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茶文化不仅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特色文化，而且传播到世界各地以后，经过发展变化，终于成为世界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