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佛教，是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到恭帝义宁二年(618)中国隋王朝一代37年间的佛教。

    隋文帝杨坚(581—604)出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受智仙尼的抚养，他称智仙为神尼，并“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①。在位时期曇延又力请兴复佛教。由于这些原因，文帝一改周武灭佛的政策，而以佛教作为巩固皇权的治国方略。

    文帝兴佛不断加大力度，先是下令修复被毁的寺宇，允许人们出家，下令百姓出资营造经像，继后又下令广建寺宇和舍利塔。他将佛寺的管理纳入官吏系统，设立各级僧官，中央有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及外国僧主等，地方僧官则有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他还提倡义学，以长安为中心建立傳教系统。继位的隋炀帝(605—616)也笃信佛教，仍以崇佛为国策。

    文帝时度僧甚多，仅开皇十年(590)受度的就多达50万人②，建寺院3792所③，立塔111所。建造金铜、檀香、夹*(左糹右寧)、牙、石等像大小16580躯，修治故像1508940躯④。缮写新经132086卷，修治故经3853部。⑤

    隋代的佛教热有几个特点：一是将佛教的传播纳入治国方略，一切重大佛事都是政府行为；二是重视民间性，多以寺塔、舍利、法会行道，易为广大庶民百姓所接受；三是重视译经和义学研究。可以说，佛教已成隋朝的“国教”。

    隋朝的周原故地，在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置三龙县，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移三龙县于岐山南10里，改名岐山县。原美阳、邰县并入岐山县。④隋文帝看中这块风水宝地，在岐山凤泉寺建行宫，由开皇十三年至仁寿四(593—604)，文帝多次来岐州，7次居仁寿宫。开皇十八年(598)从长安到仁寿宫之间修行宫12所。关于凤泉寺，唐道宣《感通録》有如下记载：

    ……法门寺西北20余里有凤泉，泉在岐山之阳，极高显，即周文时鸑鷟(yuèzhuó)鸣于岐山，斯地是也，饮此泉水，故号凤泉；又南飞至终南之阴，故终南山下亦有凤泉，又西南飞越山至于河池，今所谓凤州古河池郡是也。不可穷凤之始末，且论置塔之根源，故隋高美其地泉，仍就置塔，俯临目极，诚为虚迥。寺名久废，僧徒化往，人物全希，塔将秃坏。余往观焉，榛叢弥满，虽无黍离之实，深切黍离之悲。

    显然，同在扶风的凤泉寺和法门寺，文帝重视前者。隋文帝曾在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文帝六十岁生日)、仁寿二年(602)正月二十三日、仁寿四年(604)四月八日(佛诞节)三次下诏分舍利113州，创建相同数目的舍利塔安置。

    隋文帝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下《立佛舍利塔诏》首先开列28州28寺立佛舍利塔名单，其二便是“岐州凤泉寺”。扶风西观山寺院出土了一块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刻记的正方形石碑(清嘉庆《扶风县志》有铭録)，青石刻成，中突起，63.5厘米见方，左上、右下角已残，厚13厘米，铭文楷书，有栏界，以细阴线划分为横11竪12行方格，共113字。铭曰：

    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於岐州岐山县凤泉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民庶六道，三涂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聞法，永离苦因，同升妙果。舍利塔下铭。

    铭文所记内容、时间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撒舍利于31州，同日同时起塔供养史实完全吻合。隋文帝极好瑞应，他所建113座舍利塔处，时有奏报“瑞应”出现，凤泉寺亦“不负众望”，《广弘明集》卷17载：

    岐州于凤泉寺起塔，将造函，寺北二十里，忽见文石四段，光润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于是大函南壁异色，分炳为双树之形，高三尺三寸，茎如雪白，葉如玛瑙，北壁、东壁有鸟兽龙象之状，四壁皆有华(花)形，左旋右轉，其后基石渐变，尽如水精沙门道璨图，此双树之象置于许州，葉尽变为青色。

    隋朝佛教文化较之前朝多了一些特色，这就是舍利崇拜。隋文帝撒舍利于31州且要求同日同时起塔供养，是仿效印度阿育王的作法。

    隋文帝此举发展了佛教的舍利文化，法门寺有佛祖真身舍利，在这样的气氛下，若启塔展示佛指舍利，必能刮起一股“佛骨旋风”。但文帝感兴趣的是凤泉寺而不是法门寺，何况历史上的凤泉寺也是一个祥瑞之地，早在西周时，“凤鸣饮泉，引颈高歌”，“邑人祷雨”，“辄有灵验”。凤泉寺位于西观山峰巅，背倚崇山峻岭，“俯临目极”。环境幽雅，曲径通幽，这样的吉祥瑞地，何处可比，他自然就“美其斯地”建舍利塔于此。

    法门寺塔所藏舍利为佛之真身舍利，凤泉寺舍利肯定不会为真身，但佛舍利的真假，不会改变文帝对法门寺不重视的态度。文帝曾明确表示，“何必皆是真”。用大乘佛教的观点，佛舍利用金银、琉璃、水精、玛瑙及清净沙石、药草、竹木、根节等代替亦是可以的，据王邵《舍利感应记》载，有位印度沙门就送给文帝一包舍利让他供养。所以，只要我心事佛，舍利真假只是象征而已。

    法门寺因皇帝的个人好恶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会，由于皇室的冷落而渐不景气，唐道宣《感通録》云：

    隋朝置之，名成实寺。大业五年，僧不满五十人者废之。此寺从废，入京师宝昌寺，其塔故地仍为寺莊……

    就这样，弘扬“成实论”的“成实道埸”塔虽在法门故地，作为佛寺已荒败，与名不相称，降格为寺莊，成为附属于宝昌寺的生产基地。

    所谓“成实寺”，其任务是专弘成实论。这个学派又叫“成实宗”、“成论宗”、“假名宗”、“成论大乘师”等。所弘传的《成实论》系由中印度的诃槃跋摩所著，鸠摩羅什翻译。自南北朝时，《成实》学派的教学在三论、《涅槃》、《摄论》、禅学各系统的学者之间已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法门寺虽专弘成实论，至隋朝该宗已趨式微，“法门寺”赶了一趟“末班车”。据考证，当时的著名成实师并未在法门寺住下来讲经说法。法门寺佛教文化的特点又是以佛指舍利为轴心，塔系于佛指，寺系于真身宝塔，专弘“成实”其实是扬短避长。情况如此，法门寺焉有不衰败之理!

    ①王劭《舍利感应记》

    ②《绩高僧傳·曇遷傳》

    ③④⑤《辨证论》卷3

    ④《扶风县志·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