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史最有影响的两件大事，一是玄奘西行求法，二是大唐诸帝迎佛骨。这两件大事皆始于太宗朝。

    若说唐太宗对佛教有所尊崇，那么这种尊崇也具有一定选择性的。

    唐代佛教有两种类型：一类属上层社会的，贵族化的，重义理；一类属下层社会的，平民化的，很世俗。前者以慈恩寺和玄奘为代表，后者以法门寺和佛指为代表。两类大体如此，但有时亦交织为用。

    慈恩寺原名无漏寺，建于隋代。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唐高宗李治在大明宫的东宫作皇太子时，为纪念他母亲文德皇后，改建为大慈恩寺。寺址在西安市和平门外4公里处，寺内有著名的大雁塔。

    高僧玄奘西行求经史书有记载，《旧唐书·僧玄奘傳》：“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隨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的或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慈恩傳》(释慧立、彦琮)：“法师于西域所得《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小乘经》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一十五部，《三弥底部经律论》一十五部，《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经律论》一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明论》三十六部，《声论》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

    玄奘归国之期，唐太宗在洛阳，宰相房玄龄秉承太宗意旨，主持了一个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欢迎的队伍“始自朱雀街内终属弘福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人物闐*(左魚右追)，所司恐相腾践，各令当处烧香散华，无得移动，而烟云赞響，处处连合”①。同年(645)二月，玄奘在洛阳见到了太宗，两人相见恨晚，“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昃”。太宗多次召见玄奘，礼遇甚浓，甚至劝玄奘还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玄奘“端严若神”、“美丽如画”、“言词清远，言谈雅亮”的修养，“性爰怡简，不好交游，一入道场，非朝命不出”的敬业精神，太宗为之感动，对他推崇备至。贞观二十二年抱病为玄奘新译经写了《大唐三藏聖教序》，称“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又为玄奘举行了极为隆重庄严的入寺仪式，仪仗队动用了宫廷九部乐，还调来了万年、长安的地方乐队及诸寺幛帐助阵，锦綵轩檻、鱼龙幢戏凡1500乘，帐盖300余事，高僧大德用50车，观者数万人。规模空前，颇使佛门生辉，也是后世诸帝迎佛骨盛典的总演习。

    唐太宗晚年虽未一心事佛，但碓有几分真心向佛。这一转变自然与玄奘的影响有关。玄奘欲以其高僧风范和佛教精深的教义征服帝王之心。但这并未稍稍改变太宗奉行的“三教调和”的国策，在他与玄奘打得火热的时候，仍热衷于向道人谋求金丹术以延年益寿。

    唐太宗对玄奘優渥有加，对长安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佛教的著名典籍和精英人物征服了王公贵族和士大夫们，佛教文化的魅力使他们为之倾倒，从而为大唐三百年的佛教热准备了充足的“燃料”。

    但慈恩寺和玄奘只是一时的社会热点，因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平民百姓他们没那份文化素养去领悟高僧的风采，也不解佛典中的微言大义。他们感兴趣的是乞佛祖赐福，并能速其成佛，到达快乐的彼岸。对梵文经典一窍不通，只会念一声“阿弥陀佛”。看来佛教这一西方神曲也分“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上流社会的文人雅士欣赏的是“美声唱法”，而一般人只接受佛教中大众化的那一部分，如妙趣横生的俗讲，钟鼓齐鸣的法会，希图立竿见影的礼佛祈福，以及以灵异而引人入胜的舍利瞻礼。名份有加的玄奘对向百姓弘法并无多大兴趣，他要的是“阳春白雪”，而非“下里巴人”。他热衷于在上层人士中布道，对一般民众采取轻视、回避的态度，曾对太宗说：“百姓无知，见玄奘从西方来，妄相观看，遂成麵瀰，非直違觸宪纲，亦为妨废法事，望得守门以防诸过。”②正因为玄奘这种贵族化的态度，他所创立的唯識宗(也叫慈恩宗)因曲高而和寡，失去民众的支撑，如陈寅恪所论：“若玄奘唯識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率归于消沉歇绝。”③

    佛教的贵族化是不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唐太宗是皇帝而不是高僧，他利用佛教治国就不能无视老百姓的存在。与玄奘的接触只是加深了他对佛教的认识，而不会改变“三教调和”的国策。为了以佛治天下，当玄奘还跋涉在取经路上之时，当慈恩寺还未升格为皇家内道场时，他便将目光投向了法门寺和佛指舍利。

    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傳》卷6—20

    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傳》卷6—20

    ③陈寅恪《審查报告三》，载冯友蘭《中国哲学史》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