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节所述，至遲在公元前一二世纪里，印度佛教已傳入西域。

    西域36国都置于匈奴控制之下，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派张骞等人出使大月氏，元狩四年(前119)再派张骞率300人出使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国，终于凿通了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中土与西域交往频繁，所谓“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賫操大放博望侯时”，“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倉头有田率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①。这一交通态势，为佛教的东渐中土创造了条件。

    佛教何时东渐中土，最早的记载见于《列子·仲尼篇》，文曰：

    商太宰见孔子，问：“三王五帝圣者歟?”孔子皆答以不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歟?真不圣歟?”

    孔子与佛陀年龄相近，春秋时代不可能传入佛教，孔子所言“圣者”或者另有所指。《魏书·释老志》则肯定地说公元前122年至前117年便已开始了“佛道流通”，文曰：

    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衆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日本学者羽溪了谛否定了这一说法，他认为：

    霍去病获金人时，当元狩二年(前121)，印度尚未有佛像之制作。印度史上有名之阿育王时代(前320—272)所建佛陀伽耶之摩诃菩提寺，始有雕刻。至公元前一二世纪制作之石垣石门，均无佛像。前者惟有佛座，后者只表佛足之形。缘其时学者，以为佛之形像，神圣不可亵渎也。其后至犍陀羅美术，始有佛像之制作，實当公元后一二世纪顷。故知公元前一世纪，无所谓金身佛像也。②

    此说有一定道理，公元1—3世纪才形成印度的两大雕刻中心：西北部的犍陀羅和北印度的秣菟羅，并始有佛造像。

    佛教傳入中土的可靠说法见于《魏书·释老志》：

    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也。

    《释氏稽古略》：

    佛教流通东土之始，永平七年，帝梦金人，长大，顶有白光，飞至殿庭。旦问群臣，太学闻人傅毅奏曰：‘周昭王时，西域有佛出世，其形长一丈六尺，而黄金色，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博士王遵，推《周书》异记佐之。帝遂遣中郎蔡愔、博士秦景宪等十八人使西域求佛法。蔡愔等至天竺领境月氏国，遇摄摩腾、竺法兰二人，奉佛经像来震旦，遂同东还。

    《魏书·释老志》：

    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封。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宪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遣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魏书·释老志》：

    愔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图佛像，置清凉臺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

    《高僧传》(释慧皎)：

    摄摩腾，本中天竺人，解《大小乘经》。冒涉流沙，至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竺法兰，亦中天竺人。既达雒阳，与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所谓《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

    《佛教西来玄化应运略録》(宋·程辉)：

    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明帝梦金人，遣王遵等十八人西访佛法，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回洛阳。

    《后汉书·楚王英傳》：

    永平八年，英奉黄缣白纨赎罪。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

    以上证据是十分有力的，佛教傳入中土时间有元寿元年(27)、永平七年(64)两说，迄今已2000年左右。

    因此说佛教北傳中国西域继后又东渐中土的过程就是阿育王跨国弘法的“突击运动”的自然延伸。这一运动的直接结果一是为在故土失势的印度佛教寻找到了第二故乡；二是为最重要的佛指舍利瘞埋中土提供了某种机遇和必要的人文背景。

    ①《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②(日)羽溪了谛《休屠王金人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