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庞大的皇室供奉宝器中，有一玻璃器系列，地宫《衣物帐》记载为“琉璃”供物。这批器物共20件，只有茶托茶碗为具有中国特点的器物，应是本国制造，其余均为伊斯兰琉璃器，有些今天在其产地也难以找到实物，确是世界艺术珍品。其中石榴纹黄色玻璃盘是世界迄今最早的釉彩玻璃，可能为当时阿拔斯王朝仿效中国陶瓷涂釉工艺的制品，把世界釉彩玻璃的生产时期提前了3个世纪。

    其中：

    一、蓝色玻璃盘4件。其中葡萄纹蓝色琉璃盘：敞口，翻沿、双唇，腹壁斜收，平底，内底心凸起，底外壁有铁棒痕，盘内底刻饰足以增美的纹样，以细密的平行线为地，用双线勾勒出外圆和圆内的十字形轮廓；轮廓中心的方格内刻虚实相间的斜方格纹，四侧的弧顶内饰以缠枝纹和葡萄叶纹，弧顶之间各刻一株树木。盘高2.3厘米，口径20.62厘米，底径17厘米。这4件蓝色玻璃盘中，两件的蓝色较深，泛蓝紫色，可能是钴作为着色剂，另外两件的蓝色稍浅，不泛紫色，可能以铜作为着色剂。都是无模自由吹制成型。这4件玻璃盘的器型、颜色和大小都与同地宫出土的6件刻纹玻璃盘基本一致，可以肯定是同一玻璃产地的产品。

    二、石榴纹黄琉璃盘1件。敞口、翻沿、圆唇、直壁、平底。内底中心凸起，底外壁有铁棒痕，内壁施黄色，花纹涂黑；口沿处施12个半圆弧纹，腹壁下绘两周黑色弦纹，底部绘石榴纹，高2.7厘米，口沿外径14.1厘米，腹深2.1厘米，底径11.8厘米。

    三、侈口圈足玻璃盘2件。其中1件高2.7厘米，口径18.5厘米；无色透明，稍泛蓝绿色，透明度好。侈口、斜直壁，口沿外翻卷成圆唇。底部的圈足不是将玻璃条趁热缠贴上去的，而是趁玻璃在可塑的状态下用钳子夾出来的。器型比较简单，伊斯兰玻璃中有类似的器型。

    四、贴花盘口细颈瓶1件。高21厘米，腹径16厘米。黄色透明，无模吹制成型，底部有加工疤痕。盘口、细颈、鼓腹、圈足。肩部缠贴一道相同颜色的玻璃丝。腹部贴有四排装饰，第一排为8个深蓝色同心圆形饰，第二排为6个不规则五角星饰，第三排为6个莲芯样圆形饰，靠近底部的第四排为6个深蓝色水滴形装饰。

    关于贴丝工艺，安家瑶先生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①一文中指出：

    贴丝是将熔融的玻璃液拉成细丝，在玻璃丝冷却之前缠贴到器皿上。圆形饰是先用模子压成型，然后趁热压贴在瓶身上。星状饰和水滴饰的工艺与圆形饰不同，是将熔融的一小团玻璃料挑到瓶身，在玻璃料冷却之前，用工具在瓶身上拔拉成所需要的纹饰。贴丝和贴花都属于热加工装饰工艺。地中海东岸的玻璃匠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便已熟练掌握这种工艺，他们特别喜欢在非常薄的器皿上缠贴多道同色或不同颜色的玻璃丝作为装饰。公元7世纪伊斯兰阿拉伯占领地中海东岸后，伊斯兰玻璃匠首光继承和发展的就是这种装饰工艺，除了生产与罗马玻璃很难区分的薄壁贴丝器皿外，还生产罗马玻璃中不常见到的贴花器皿。圆形饰是伊斯兰玻璃中最常见到的贴花，另外星状饰(六角形、五角形或三角形)也是比较流行的贴花。

    五、淡黄直桶杯2件。其中1件完整，高4.8厘米，口径9.3厘米；另1件残破復原，高4.6厘米，口径9.0厘米。淡黄色透明，有小气泡。无模吹制成型，质地较薄。直桶壁、深腹、平底，在内底上有用玻璃条缠贴的一个圆环。完整的那件杯子的内底圆环径5.4厘米，环条径粗0.4厘米。残破的杯子内底圆环径4.5，环条径粗0.7厘米。为钠钙玻璃。

    伊斯兰玻璃器皿的考古发现硕果累累，在世界各地已发现数百件，我国虽只出土40余件，但多为精品。其贴丝、贴花、釉彩、刻纹、刻花、模压、印压、描金等先进工艺都有实物体现。法门寺出土的描金刻花玻璃盘、釉彩玻璃盘乃稀世之珍，其记年准确，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总之，这些器物代表了以伊斯兰为世界玻璃先进之国的历史精品，包含着伊斯兰承袭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工艺传统，在技法、形制、纹饰和风格上形成了独特的模式。我们仔细揣摸，就可以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

    ①石榴纹盘绘出相连的11个弓形面，是伊斯兰琉璃装饰的共同特点，由陶器装饰移植而来。菱形围绕盘心的团花装饰手法，细密的平线纹，都与伊斯兰花纹有密切关系。

    ②四瓣花蓝琉璃盘中心所绘“摩诃拉巴”纹样是象征人魔交战时真主所在之处。这是伊斯兰最庄严的地方；用摩诃拉巴神龕作装饰，当为最神圣之意。

    ③纹饰中多用菱形、枫叶和团花、忍冬花等花纹三重手法，使得器物富丽多彩，用描金陪衬更显得光彩夺目。这种器物与纹饰，与伊朗尼沙布尔发现的刻纹琉璃盘相同，是9世纪尼沙布尔产品。

    ④盘口贴花瓶上的贴花特点，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十分相似，与世界其他地区所藏同类器物比较，大约是八九世纪地中海东岸所产。

    ⑤釉彩玻璃与瓷器工艺接近，技术要求高，是伊斯兰最负盛名的产品，很可能是受中国彩陶影响而制作的。它与尼沙布尔八九世纪产品相似，很可能是在这里生产的。

    ⑥印纹直筒杯，其纹、形均为伊斯兰琉璃器中所常见，是从羅马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工艺传统。以上器物具有独特的制法：采用无模自由吹制，再用铁棒技术剪刀、趕口、折沾和圆肩等加工技术；纹饰用刻花，刀具犀利、尖细，结构自然生动；黑釉料涂于黄色琉璃，色彩对比强烈，效果突出。其描金工艺是伊斯兰新创工艺，为世所珍视；用缠贴琉璃条等方法装饰内外壁则是受萨珊工艺影响的结果。

    在琉璃制造技术方面，大食与中国有着渊源关系。早期，伊斯兰手工业者通过试制中国陶瓷掌握了上光工艺，将贵重金属钴和铝的溶液涂在上有彩釉的陶瓷上，取得了富丽多彩的光泽，两河流域工人又把此技术用于玻璃，得到了光彩夺目的效果。9世纪在萨马拉——巴格达恢復的铝釉艺术，很可能是效法中国陶瓷涂釉工艺的结果。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素面深蓝色琉璃盘，实际是阿拉伯工匠学习借鉴中国瓷器上光技术的创造。萨马拉是838年在阿拔斯王朝动乱后为首都的，更靠近原波斯和中国。这一时期伊斯兰艺术大量吸收东方的艺术和工艺。地宫出土的石榴纹黄色琉璃盘，其风格与工艺明显地受到了9世纪中国工艺的影响。换言之，这批具有鲜明伊斯兰风格的琉璃器，实际上是在吸收和消化了唐代工艺技法的基础上制造出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接受了唐文化影响的伊斯兰文化，以革新的民族风格和异域文化特征又返回唐文化圈中来；而在这个文化圈中，唐代工匠自己制作的玻璃茶托、茶碗，又明显地打上了“西方之国”玻璃生产工艺的历史印记。

    我们的结论是：被唐代人称为“西方之国”所产的“琉璃”瑰宝，是伊斯兰人隨大食帝国的建立、东傅教义时入唐的朝贡品，其来往是经丝绸之路的。大食帝国于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建立后，即开始向中国傳布物品。《册府元龜》卷970记载，永徽二年(651)八月，大食国遣使朝贡。自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789)，遣使39次，每次都带方物来贡，取道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我们推测，这批琉璃器可能为这次的朝贡之物。当时除丝绸之路外，海路已开通。海路(或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于公元1世纪，到晚唐海上交通已成为主要贸易路线，“西方之国”的琉璃器，也可能通过广州等口岸输入中国。史典记载，长安西市有售琉璃、宝石的胡商，广州成了当时海路重要经商口岸，日本商人从这里运贩琉璃等物送回本国。大食人居留的口岸广州、扬州等地有教长、宗教建筑。宗教传布促进了商业发展，同时也扩大了中西交通。可以认为，晚唐时期中国与大食等“西方之国”的交通是相当发达的，这就否定了晚唐时期中西交通停滞的说法。

    在中世纪，中国和“西方之国”的文化交流是丰富多彩的，它深刻、广泛地影响着唐代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至宫廷生活，法门寺地宫出土文物说明了这一点。

    从历史文献看，我国是世界上生产琉璃器最早的国家之一，在西周时已使用料器，至汉代有很大进步，但远未达到成熟阶段，反而有对“西方之国”出产琉璃的记载和赞誉。古代琉璃又作“流離(璃)”，多指玻璃为琉璃。法门寺地宫琉璃器实指玻璃器。两唐书均记贞观十七年拂林国(即大秦)王波金小遣使至唐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在当时，这些玻璃的宝贵是高于金银宝器的。所以，可以这样认为，这些器物是其生产地的“西方之国”以其国家精品贡于唐王朝；而唐懿宗、僖宗父子又以此为稀世奇珍供养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于法门寺地宫。

    ①载《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