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璀璨夺目的金银器具

    地宫共出土唐咸通年间金银器具一百二十一件(组)。其中，唐懿宗、僖宗父子供养的金银器就达一百余件。这批皇家金银器数量大，品类多，等级高，新器型多，且成组配套，产地明确，制作年代详实，为研究唐代金银工艺的历史沿革、地理分布、艺术风格、作坊制度，以及揭示唐代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科技史、美术史、社会生活史特别是为我们了解唐代佛教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和文字依据。这批金银器包括生活用具、供养器和法器。其中生活用具有出自“浙西”民间工匠之手的浴洗佛像的浴佛盒，来自宫廷作坊文思院的一整套系列金银茶具，唐皇帝后御用的食盒、香囊、碗、盘、碟等物，所谓法器，即为用于修法、祈祷等庄严佛事之物。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法器主要有锡杖、钵盂、如意、阏伽瓶等。

    这批金银器造型多样，除了唐代金银器常见的函、盒等常规的器物造型外，还有捧真身菩萨、臂钏、波罗子等各具特色的金银器都是唐代考古所鲜见的。在装饰上，成熟的团花纹、龙、凤、龟、鸿雁、鸳鸯、鲤鱼等动物纹饰，海棠、荷花、折枝团花等植物纹饰，中国神仙历史人物纹饰，飞天、天马流云纹、伽陵频迦等佛教装饰纹样都是中国古代艺术中常见的题材，也是晚唐时期典型的金银器纹饰。而尤以出土的两件鎏金人物画银坛子最具有代表性，其上所錾刻“随侯得珠”、“吹笙引凤”、“吹箫捧钵”、“田间对弈”、“击琴舞凤”等中国人物故事画，充分表现了制作者典型的中华传统文化意识。另有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盆一件，这件器物在盆内壁上自盆口至盆底竖列凸棱，将盆壁分作四瓣，每瓣内錾两朵横列阔叶石榴团花，团花中一只鼓翼鸳鸯立于仰莲之上，两两相对；鸳鸯团花之间衬以流云和三角阔叶纹；盆壁内外相同的装饰花纹，犹如透印而成；盆底模冲、捶打出一对嬉戏的鸳鸯和阔叶石榴组成的大团花，四周施鱼子纹地，形成浅浮雕效果，煞是悦目。这件器物集鎏金、线刻、浮雕等多种工艺于一身，是这批金银器制作工艺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

    法门寺出土金银器的另一大特点是丰富的錾文大多有明确的纪年可供考证。它不仅是其自身制作年代的难得资料，也给整个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准确断代，提供了可靠的标尺。从铭文所载该器物的来源和制作地点可见晚唐各地民间金银作坊之兴盛，也可以想像晚唐时期长安地区民间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金银作坊，并且具有较高的金银制作技术。更重要的是一些金银器上所刻的铭文，不仅记述器物名称、制作时间、重量和工匠、工官的名字，而且还载明是“文思院”制造的。法门寺地宫所出的文思院造金银器，是已发现的最早的文思院的产品，也是研究文思院创建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2.精巧至极的宫廷茶具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是一套完整的宫廷茶具，这些茶具的材质非金即银，或者是琉璃器和秘瓷，其价值之昂贵、工艺之精湛无与伦比。这些茶具设计科学，造型优美，质地精良，配套合理，使用方便，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准，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化史上发现的时代最早、器型品类最完整、制作最为精美的茶具。按照唐代人的吃茶习惯，地宫茶具可分如下类别：①烘焙器②碾罗器③储茶器④储盐器⑤煮茶器⑥点茶器⑦饮茶器。

    3.幻彩异色的丝绸服饰

    中国丝绸在世界上久负盛名。丝绸织物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代，无论是产量、品种、工艺、质量都堪称“世界之最”。中国唐代丝绸考古重大发现有甘肃敦煌藏经洞、新疆吐鲁番阿斯那塔墓、青海都兰热水墓和法门寺，而以法门寺出土丝绸的数量最大，品种最多，工艺精湛，记载明确且涉及大唐各个时期，堪称“唐代丝绸宝库”。法门寺共出土丝绸一千多件，仅地宫内一个腐朽的白藤箱内堆积的丝绸衣物就有二十三厘米厚，七百八十多层，估计展开后面积可达四百多平方米。《物帐碑》明确记载属于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等皇室帝胄供奉的丝绸就达七百多件。大部分是服装和鞋帽之类的生活用品，约四十多个品类。其中，仅帽子就有百余顶，绣鞋百余双。从织物类别上看，有锦、绫、罗、绢、缣、纱、绮、绣等。这些丝绸的用途，《物帐碑》也作了明晰的记载，其中有：绣裙、袈裟、佛衣、绣帕、袜子、绣鞋、花罗衫、披袍、被褡、床罩、锦席褥子、靴子、长袖衣、帽子、枕头、揩齿布等。

    这批丝绸还出现了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等以前鲜见的工艺品类，尤以绫纹织金锦工艺反映了唐代工艺最高水平。另外，刺绣品也是此次出土丝绸的大宗，其工艺精巧纤细，风格华丽凝重。针法更是千变万化，有戗针、齐针、羼针、接针、顺针、钉线、圈金、铺绒，加刻麟等针式，并多为彩绣，可辨出的颜色有淡绿、草绿、墨绿、深赭、赭黄、深绿、深褐、浅褐、金黄、褪红等色泽。所绣内容有人物、花卉、鸟兽、昆虫等。

    (以上关于法门寺出土珍宝的介绍主要参考《地宫文物》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