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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子长回安定

张家修

1933年农历11月的一天，绥德县王家山党支部书记王向贤派王德银通知我，要我当晚到白家川的无定河渡口上去接老谢，要在人睡定后到达那里。他一再叮嘱我要保密，要好好保护好子长同志。 　　我当时任绥德中心区委组织部长。在王德银走后，我立即到山上把正在背高粱秆的党团员叫到我家，开会讨论迎接老谢的事。会议决定苏子章和我一起去接老谢，同时确定在村子的东西两条路上布置好密哨，因为西边的店子沟镇和无定河东边花岩寺的豪绅经常出来收税款，得提防着点。 　　下午，我和苏子章就出发。当时我们的心情十分高兴，因为这时陕北根据地正处在困难时期，清涧县的抗粮运动被镇压；陕北游击队攻打安定时失利，游击队的领导人强世清英勇牺牲，政委张承忠组织将枪支埋藏，剩余人员疏散隐蔽，自己带了四枝枪回家乡绥德、清涧一带活动。我们深信子长回来后一定又能领导大家重整旗鼓，大干一番。 　　我们走到白家川对面的老爷庙时，天刚黑下来，这里无人居住，每年有一次庙会，是通往店子沟镇的大路渡口。因时间尚早，我俩就坐在沙沟里一个隐蔽处等着。 　　到半夜时，听到对面有响动，我俩出去一看，影影绰绰的有几个人，我就发出了暗号，他们对了暗号，然后他们把船推到河里。不一会船划过来了，我一看船老大是白凤武的父亲。白凤武是我在店子沟小学的同学，我们是1927年4月初同时入党的。船上下来三位同志，谢子长、白雪山和贺牛，我们当时没多说啥，带着子长等三个人摸黑上山向我村走去。 　　谢子长这次是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来的。白雪山同志代号老周，是刘志丹从二十六军派回来了解和指导清涧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碰巧此时子长回来，他便参加了迎接和护送子长到安定的工作。贺牛是绥德城里人，老党员，参加了清涧地区游击队的领导工作，这次也是护送子长的。 　　子长路上急切地向我们了解当地的斗争情况，当谈到武装斗争的情况时，问我有多少队伍，我以为是问国民党的，就说哪里有一个营，哪里有一个连。子长问后，怀疑地问，有那么多队伍，工作怎么还搞不起来?我说那是国民党的队伍。子长笑着说，我问的是咱们的队伍。我也笑了，说咱们的队伍我们常叫红军游击队……我只顾说话忘了看路，这时一下从一个小土崖上跌了下去，崖不高，我很快就爬了上来，子长关切地问跌痛了没，我说不碍事，受苦娃娃就是跌跌碰碰长大的。不一会下起雪来了，我们冒着雪，拉着话，后半夜才到我家。 　　第二天雪下得更大了，子长只得住下。 　　子长详细地问了绥清一带的斗争情况，我和苏子章向他作了汇报，特别把抗粮斗争的前后经过说了一下。那两次抗粮斗争，虽然做了工作，但都未能取得重大成果，我们心里很难过，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子长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二次不行，就搞它三次四次，文的不行搞武的，现在很明显的一点是，赤手空拳不行，必须搞武装斗争。 　　子长共在我家住了两个白天，一个晚上。他在这两天中给我们讲了很多。 　　一是介绍苏维埃的情况。当时我们不知道苏维埃是什么，有的以为是个国家的名字，有的以为是个人的名字。子长给我们解释说，苏维埃是一种政权的组织形式，是由工人、农民和红军掌权，先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然后逐渐集体化、国有化，逐渐建设共产主义。 　　二是介绍他在上海中央学习和工作时所了解到的事情。如周恩来、朱德、贺龙等领导的南昌起义，上海的三次工人起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还有广州起义，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煤矿工人罢工等等。特别讲了农民运动，建立根据地，组织贫农会、赤卫队等。 　　三是总结了他亲自领导的清涧起义失败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发动广大农民一起干，没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 　　子长当时情绪高昂，战斗热情极高。他对我们说：“日子不会长了，明年咱们这里差不多就能成立苏维埃了!” 　　第二天下午子长决定出发，我给他做的吃了小米绿豆稠饭，饭后他们整理枪支、行李，我又给烙了些面饼作干粮。因雪深路滑，他们又把鞋裤绑扎起来，临走时张绍修家又给做的吃了羊肉臊子圪饦。大约晚上10点钟左右，子长、雪山、贺牛三人一人拄一根棍子踏雪出发了。我和张绍修、苏子章三人把他们送到五里外的峪口村。在路上，子长问我们，陕北特委谁负责这里的工作，我说是崔田民负责。他叮嘱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在特委的统一领导下，在抗粮斗争的基础上，放手大干起来。要成立贫农会、赤卫队，要把一块块的小红区连起来，建成一块大的根据地，那时咱们陕北、陕甘连在一起，就有几十县了。 　　到峪子村后，我找到支部书记阎五，他已派好了向导李子厚，另外还找了河对面党川村的张承信作为去安定的向导。这时阎五又要给子长做饭，子长说刚吃过，要抓紧时间赶路，就给装了些枣作为路上的干粮，回安定去了。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