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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子长恢复红一支队①

刘明山

从1933年农历11月初，谢子长回到陕北，到1935年农历正月十八日，子长逝世，一年多时间里，我有幸地在子长的亲自领导下战斗，和子长同生死、共患难。今天回忆起那峥嵘的战斗岁月，子长那叱咤风云的高大英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为了纪念子长，谨记下子长的革命事迹与在新长征路上英勇前进的同志共勉。 　　一 　　谢子长原名德元，1897年生，1924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子长回到家乡搞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子长和唐澍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清涧起义，和刘志丹共同领导了渭华起义，创造了陕甘红军游击队(后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2年，子长被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省委负责人杜衡排挤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子长先到上海党中央，后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1933年冬天，子长由北平出发，途经太原，由山西地下党组织护送到黄河畔。为了避过驻守在河口的敌人严密检查，党组织想办法把子长装进棉花包中间护送过了黄河。回到陕北，他首先到清涧和陕北特委取得联系。特委派白雪山等护送子长到他的家乡安定县，在马圈坪和西区党组织接上关系后，白雪山给子长留下一支短枪就回去了。 　　子长回到陕北时，陕北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32年秋，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的谢子长派强世清回安定组织革命武装。1933年4月，在陕北特委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一游击支队。强世清任队长，李成荣任政委。5月一支队南下，刘志丹为了加强陕北红一支队的工作，派杨重远任政治委员。到8月间，一支队发展到100多人，打了不少胜仗。但是在9月的枣树坪战斗中，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强世清负了重伤。枣树坪战斗后，一支队没有摆脱数倍于我之敌的追击，政委魏武和许多骨干相继牺牲。不久，强世清在养伤中和他的弟弟强世光被叛徒吴化周和柳王元出卖壮烈牺牲。强世清的牺牲，在一支队内部引起了很大震动，支队新的领导顺从了部分人的消极情绪，做出了卷起红旗、压枪散伙的决定，红一支队暂时失败了。 　　当时安定有国民党张建南的一个营，还有东、南、西、北区的四大民团，特别是李丕成、李丕胜兄弟的民团，做的坏事最多，残杀无辜，群众给李丕成和李丕胜送个外号叫“狼”，意思是和狼一样凶残，叫李丕成为“大狼”，李丕胜为“二狼”。群众说狼有五把刀子(四个爪子和嘴)，“大狼”“二狼”比狼还多两把刀子(两支手枪)。当时安定监狱里关了300多名“政治犯”，差不多都是“大狼”“二狼”抓来的。城外差不多天天杀人，敌人把我们在战场上牺牲了的战士的头割下来挂在城门上。他们用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的办法镇压革命。老庄墕等村一次抓9人，杀害了6人。托儿项等村一次杀害17人，马圈坪等村一次抓7人，杀害党支部书记刘存元等5人。当时我们红一支队剩下的战士都藏在深山里或最亲的亲戚家里。那时，我们多么盼望谢子长回来领导我们继续革命。 　　二 　　1934年1月谢子长回到了陕北。子长面对强敌，坚持斗争，着手找到薛光兰和我。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说：“我在华北就听说你们搞得很好，你们会闹革命我很高兴，今后咱们一起好好干。”我们见到子长，又听说他要和我们一起闹革命，个个都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我说：“我们没有经验，闹不到一年就失败了。”有的同志说：“我们现在是赤手空拳，没有枪。”子长说：“没有枪怕什么?只要消灭反动派，我们就有枪。”听子长这番话，我们都坚定了革命信心和斗志。子长说：“革命就要有三起三落的精神，我失败过多少次，现在组织上派我回家乡闹革命也不能说再不失败。” 　　由于敌人在农村建立反动的保甲制度，控制极严，我们不能住在家里。白天我们和子长藏在山上的土窑子里，晚上到村里找最可靠的群众谈话，搞顿饭吃，睡上两个钟头，天不亮又回到深山里。群众见到他们日盼夜想的“谢青天”，如久旱的禾苗逢甘霖，纷纷向他诉说国民党反动派的累累罪行，要求子长为他们伸冤。“谢青天”回来了的消息在基本群众中迅速传开了。子长巨大的号召力，像一团熊熊的火炬，点燃了群众心中的干柴。虽然时值隆冬，群众的心里却都是暖烘烘的。他们知道春暖花开的日子不远了，穷人翻身有希望了。白天我们藏在深山里听子长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子长从国内讲到国际，从古代讲到现在。他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在江西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又给我们讲了列宁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还给我们讲了李闯王起义由胜利到失败的教训，他和我们一起总结强世清失败的原因。子长认为，一支队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脱离了党组织的领导，脱离了群众。强世清二次从南梁回来后还没有和地方党取得联系就打了枣树坪，失利后又不依靠群众，伤员没处安置，群众送信也找不到我们；二是压枪散伙，战士们连个护身的武器也没有，三五个敌人大摇大摆地下乡欺压群众，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一致认为子长说得很深刻，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么多新鲜的革命道理。大家都觉得站得高了，心胸开阔了，就像进了一期革命大学校。深山沟里的三个月，为红一支队的恢复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我们和安定县委刘昌汉、杨彩斌等取得联系后，子长要我们继续寻找原一支队的老战士，我们先后寻来了李胜堂、薛兰刚、南贵臣、刘志清等人，把骨干组织起来了。子长派我和崔玉虎抓来了几个地主老财，解决了经济困难；派南贵臣下南梁接洽刘志丹，南贵臣从南梁带回了志丹的一封亲笔信和200块银洋。随后刘志丹又派了杨森的骑兵团，打安定城，解救被敌人关在监狱里的同志。子长考虑骑兵不便于在山区活动，更不便于打城，让骑兵团回去了。敌人的反革命嗅觉很灵敏，他们风闻是谢子长回来了，便到处搜查。一次张建南派高生全领一连敌人由反动团总李丕成带路，从中山川、白庙岔开始，到牛家山，一直搜到李家岔。子长问我们：“敌人先搜西山，还是先搜东山?”我们谁也说不清。子长说：“西山靠近我村，敌人肯定先搜西山。”根据子长同志的分析，晚上我们转移到东山。第二天敌人果然搜了西山，搜了一天一无所得。这天晚上，敌人驻在靠近东山的谢家园子和东沟村。子长又和我们研究往那里转移，他说：“今晚可回西山，敌人搜过的地方明天不会再搜了。”我们转移到西山。第二天天刚亮，敌人果然搜东山，我们在西山看得清清楚楚。敌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大家都佩服子长的神机妙算。 　　1934年3月间，子长领导我们在刘家圪*(左土右劳)山上的土窑子里开了一天会，研究恢复红一支队的问题。晚上到刘家圪*(左土右劳)村刘海旺家里继续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西区党组织领导人谢德惠同志，队员有李胜堂、谢绍安、南贵臣、刘志清、佳县老刘和我等。子长首先宣布：一支队今天正式恢复。全队共六人，队长李胜堂、副队长谢绍安、政委刘志清(后叛变)，经济员刘明山(管钱)。关于一支队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子长讲了四个方面：一、继续扩大队伍。把原来的老战士都找回来，再适当招收一些家庭出身好、政治上可靠的新战士，从消灭一个敌人和收一支枪开始，逐步扩大。但在目前形势下兵要精，不要多。二、我们的主要敌人，在安定是张建南、地主武装就是四大民团。在西区就是李丕成、李丕胜，要想办法消灭这两个坏种。三、通过抓豪绅、拉大地主，尤其是要抓资本家和国民党管钱粮的官，解决经济困难。搞到的钱，一是用于部队，二是用于被捕入监的战友，三是照顾牺牲了的烈士家属。四是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李家岔为中心成立革命政权。子长要求我们每个人会打仗、会宣传、会建立政权。他说：井冈山有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建立了根据地，有几十万红军，到处打胜仗，一仗消灭敌人几个团，到处红旗飘扬……。鸡叫了，子长还在滔滔不绝地讲。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的讲话，一致感到方向明确，政策对头，任务具体。子长是我们的长辈，是我们的领路人。 　　天亮了，我们的战斗展开了。我们转移到李家砭山上，有李登财给我们送饭吃。群众找到李登财给我们送信说：胡家坬沟来了个伪乡长收款要粮，打骂群众。子长问我们：“这人一贯表现如何?”我们一致说，这家伙是个坏种，革命高潮时，在城里造谣，骂红军，革命低潮时，催粮要款，欺压群众，吃、喝、嫖、赌占全了。子长说：“抓起来”。李胜堂带上我们把那个乡长抓住，拉到山沟里枪决了。在这之前子长还派我们打死一个保长，从此城里催粮要款的坏蛋不敢轻易出来了。对乡长、保长和地主富农，子长说：“要打击坏中之坏，对大多数要争取他们，使他们中立。进而做到明顺曹操，暗顺刘备。”他又说：“杀人太多不得人心”。我们处决了乡长后，革命群众非常满意，并说“红军又起来为民除害……” 　　4月间，部队发展到30多人。我们连续打胜了李家岔、梨树台、石湾三次战斗。李家岔战斗，我们和李丕成打了一仗，虽然没有全部消灭李丕成，只打死他一人，收了一支枪，但狠狠打击了李丕成的器张气焰，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发动了群众，群众欢呼“谢青天”回来了，我们有出头的日子了。梨树台战斗，打的民团狼狈逃窜，丢下了收粮款的册子和战马一匹。当时，子长召开了群众大会，他说：“我们劳苦大众要联合起来，抗粮抗租抗款抗丁，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我们要依靠大家闹革命。”当场焚烧了伪民团的粮款册子，群众高兴地说：“红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在安定、横山、靖边三县地区，宣传了群众，组织了群众，发动了群众，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从此陕北红一支队又公开打出红旗和公开谢子长回到陕北消息，对陕北人民鼓舞极大。石湾战斗，敌人龟缩在石崖窑上无法消灭。我们打进了石湾镇，在镇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子长宣传了我们红军的政策，动员人民群众起来闹翻身，打倒反动派。他讲：“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专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把我军的政治影响扩大到西至三边(靖边、安边、定边)东至绥德等地。石湾战斗后又返回安定西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子长带领我们一边打仗，一边筹款。筹款的办法是抓国民党管钱粮的军官和地主老财。我们抓住国民党杨副官得银洋1000元，抓住国民党一个领款的排长收长短枪两支，得银洋800元；抓住一个资本家没收大烟土2000两，值银洋好几千元，没收棉花2000多斤，都分给了群众；抓住大地主薛应九等人，共得银洋3500元。在我红军节节胜利和我们党政策的影响下，一些开明绅士给我们送来鞋袜、布匹、手电、香烟、果品等生活物品。 　　红一支队恢复后两三个月，子长从军事方面，由6人发展到40多人；从政策方面，我们坚持公卖公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政治方面，扩大了红军影响，发动了群众，以李家岔为中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从经济方面，由地富老财和反动军官处搞到钱财，解决部队物质生活困难。总结了三个多月来的战斗成绩和经验，决定了今后的战斗任务，着重组织赤卫军、少先队，发动他们拿到红缨枪、大刀、洋枪、土炮，配合红军作战。子长经常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我们的认识，给我们指明今后的战斗方向。 　　正在这时，刘志丹派刘约三带庆阳游击队支援陕北革命，在东沟和红一支队会合。在子长统一指挥下，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了根据地。 　　红一支恢复后的第一次大的战斗是6月间打窑则峁河战斗。我们突然接到群众送来的情报说，窑则峁大地主贾生金，邀请张建南在村里修碉堡，子长决定把这个地主坏蛋抓起来。张建南接到贾生金邀请后，带一个排和营部从黄草湾出发，我们和敌人都在一个晚上行军，赶到天亮同时到达窑则峁河，子长率领我们绕东进村，张建南绕西进村。我们发现敌人开枪就打，敌人向贾生金院子冲，子长命令一支队主攻，庆阳游击队掩护，我们用手榴弹把敌人打出村子。子长命令：李胜堂、谢绍安、梁文有、陈文保和我等组织突击队抢占西山。西山是制高点，狡猾的张建南一打响就抢着往上爬，抢先一步占领了山头，我们攻了几次都攻不上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子长亲自带领第二突击队冲上来了，只见他裤管卷到半腿上，袖子卷到胳膊上，手里提着一把驳壳枪，满头大汗，大喊一声：“拿下这个山头就是胜利。”子长带头向前冲，我们一下子冲了上去，子长站在山顶上指挥战斗，命令我们消灭这股顽敌。我们猛攻猛打，把敌人压下沟去。这时各山头上的赤卫军一面打一面喊：“缴枪不杀。”我们活捉了6个俘虏，收步枪26支，短枪3支，还有不少战刀，手榴弹和子弹等。子长亲自给俘虏讲了话，每个俘虏给了三块大洋放了。从俘虏口中知道，敌营长张建南也被我们抓住了。由于我们不认识，又没有抓俘虏的经验，这个狡猾的家伙换上便衣逃了。张建南逃回城里说：“红军尽是老百姓娃娃，打仗勇敢，不怕死，拼命冲，真厉害”。这次战斗威震陕北，红军不仅打败了民团而且打败了国民党正规军，摧毁了敌人的碉堡，巩固和扩大了我们的根据地。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高了。一支队一下子发展到50多人，当时在柏山寺村召开了庆祝大会。子长讲：窑则峁河战斗的胜利，在政治上打击了敌人的威风，军事上消灭了敌人的一个排和营部。我们要乘胜前进，争取更大胜利。这时陕北党的工作很活跃，陕北特委配合游击队开展工作，在农村建立了党团组织，革命力量势如破竹地向前发展。7月8日在安定阳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下辖一、二、五支队，赤卫队，少先队共600人，子长兼任总指挥。 　　农历六月四日，子长和特委决定打安定城。安定城里被敌人关了200多名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打城的主要目的是抢救这些同志。经过周密的侦察，子长命令一支队主攻，二、五支队掩护，又组织了五百多名精干的赤卫军配合。5日晚我们从东沟出发时，子长亲自作了战前动员。子长说：我们是第一次打城，这是虎口拔牙，不能轻敌。安定城三面靠川，只有西面靠山，西面是制高点，山顶上有个大炮楼，住着折坤德的伪民团。我们绕到城下，架起云梯，一支队首先进了城，一个排子枪就把民团打跑了。子长就在炮台上指挥战斗，贺晋年指挥李胜堂分队先在东门打响，把张建南的主力吸引过去，贺晋年带一分队冲进衙门把看管“犯人”的敌人打跑了，谢绍安和我的分队早已冲到监狱门口。我打开监狱门上的锁子，大喊一声：“我们是红军，抢救你们来了。”监内的同志早有准备，往开砸脚镣，我们砸一批，往山上送一批，由赤卫军接应。200多名“犯人”放完后，天亮了，敌人看我们进城的人不多，发起反攻。我们边打边退，撤出城时太阳出山了。这时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金灿灿的阳光给山山水水披上一层红霞。听说打开了安定城，来看热闹的老百姓人山人海，赤卫军在各个山头打起红旗，有的还吹起唢呐，敲锣打鼓，好不热闹。敌人一看满山遍野都是红旗，也不敢再追，退回去了。子长等我们最后一批上来，才和我们一起离开了战场。我和谢绍安边走边将情况向子长作了汇报。子长说：张建南城内有两个连，加上民团有300多人，我们进城不到100人，放出200多“犯人”，他们干瞪眼。事实证明，红军无敌于天下。这次战斗震动了全陕北，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全县除县城和少数几个据点外，都建立了革命政权。 　　就在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陕北军阀井岳秀为了配合陕甘两省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围攻，派出他的主力部队和各地反动民团，开始对神、府、绥、米、安定等游击根据地的围攻，单是在安定周围，敌人就布置了三个团和一个营。这就是陕甘革命史上敌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子长和特委决定下南梁会合刘志丹。子长和刘志丹研究了在陕甘宁开展革命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决定派团长王世泰同志带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三团上陕北。为了便于领导，由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农历7月12日到延安，在孙家河召开了欢迎大会，这既是一次欢迎会，又是一次反“围剿”的动员会。根据地军民团结在陕北特委和子长的周围，严阵以待，决心严惩任何敢于来犯之敌。 　　反“围剿”开始后，我们首战景武家塌，消灭敌人一个连。景武家塌离石湾20里，住有10多户人家，周围有5架名山，叫大郎山、二郎山、三郎山、四郎山、五郎山，村庄就在二郎山和三郎山之间北大沟的半山上。子长的总指挥所设在三郎山，其他山头都有赤卫军占领。群众说：“好汉访英雄，大将访地名，名山都叫红军占领了肯定打胜仗。”战斗打响后，红三团首先从三郎山冲下去，占领了景武家塌的脑畔山，卡住了敌人的一条退路。贺晋年带领谢绍安、李胜堂、陈文保和我等突击队向村庄进攻。敌连长大喊：“往山上冲，不敢下沟。”敌人拼命往山上爬，红三团用手榴弹把敌人打下去，敌连长发现山上火力重，指挥匪军向北突围，红一支队又把敌人顶回来。敌人像兔子一样到处乱窜，妄图负隅顽抗。子长立即命令部队冲锋，红三团冲进村庄，打死敌连长，把敌人赶出村子，敌人无路可逃，只得向南大沟溃逃。子长命令各指挥所：“敌人已到预定地点，立即消灭。”红三团从前面打，一支队从后面打，南北夹击，敌人无一漏网。这一仗我们收长、短枪一百多枝，除死伤外生俘80多名，这是红一支队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个大胜利。部队撤到西区，广大人民群众为胜利的红军送粮、送菜，和红军战士一起开了庆祝大会。在庆祝大会上，子长讲：“胜利的原因，首先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各部队团结战斗。其次是打了人民战争，有几千赤卫军和少先队参战，再是景武家塌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我们要继续寻找机会消灭敌人”。 　　子长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指挥部队向黄河畔进军，在绥德张家圪台消灭国民党两个排，收长、短枪40多支。在河口战斗中击溃了敌人一个连。井岳秀在北面“剿匪”，围剿还没有完，他的部队在清涧又被红军消灭了两个排。拔掉了河口这个钉子后，黄河沿线解放了。不幸的是在河口战斗中，子长的胸部负了伤。当时他身穿一件深紫色夹袄，血流出来，一时不易发现，后来流血过多才被同志们发现。子长负伤后，我们全体指战员怀着忧虑的心情，同子长往东北撤退。那时红军没有任何医药条件，我们想找个适当地方，让子长休息一个时期，由于环境不好，我们都不放心，他看出我们的心情，给我们做工作。说：“这点伤不要紧，随队比离队好，我负伤要保密，不要让群众知道。” 　　子长带着伤率领我们挥师北上。农历九月，在安定崖窑沟以红一支队为基础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在建团大会上，子长亲自给红一团授了旗。成立红一团的同时，敌团长高玉亭带着一个营，在白庙岔为匪。子长带领红一团和四十二师第三团及游击队，在董家寺山上击溃了这个营，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革命形势大发展，清涧、安定、安塞、靖边等县的根据地都连结起来了。农历九月间二打安定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红军力量壮大了，广大农村建立了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安定和瓦窑堡两城，变成孤城。张建南没有过去猖狂了，四大民团也没有过去嚣张了。子长根据当前太好形势决定打安定，消灭李丕成、李丕胜的伪民团，拔掉这个钉子。 　　子长把派进伪民团的白应奎和刘光汉找来，经过了解，内应工作基本成熟，和他俩定好联络暗号为“拍手”，我们在城下拍两下，刘光汉在城墙上拍一下，就在预定地点接头。 　　子长亲自率领一支队、八支队、保卫队攻打安定。战前子长说：我们打安定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李丕成的民团，每个战士都要明确打胜这一仗的重要意义，把李丕成民团消灭了，其他三个民团就冰消瓦解……晚上我们从东沟村出发向安定进军。 　　十二点到城东石公寺大庙院，子长命令谢绍安带保卫队直接到城门，和刘光汉接头。刘明山带一支队直插后城，顶住张建南，掩护谢绍安。李胜堂的部队准备打援，支援谢绍安。 　　谢绍安和刘光汉联系上后，刘光汉把城门打开，我和他同时进城，很快布置好战斗准备。李丕成有点反常，一会儿抽烟，一会儿查哨，好像觉察到了什么似的，在院子里乱转。谢绍安同志冲上城门楼时，李丕成看见了，拔腿就想跑。谢绍安一个箭步跨进李丕成房内，把李丕成一枪打死，20多个民团队员全部投诚。张建南听见前城枪响冲出来支援，我们一排子枪把敌人打回去了。这时，谢绍安派人来说，一切任务顺利完成了，很快出了城。子长表扬我们：“真勇敢，打得好。” 　　我们打死李丕成即“大狼”还觉得不解恨，又架起火烧。“大狼”的六把刀子红军收了一把(枪)其余五把被“火神爷”收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传开后，革命人民异口同声说：“谢青天又给人民除了一个大害。红军杀‘县长’抢‘犯人’、火烧大‘狼’，真正为民除害，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不久，张建南和四大绅士逃到瓦窑堡。四大民团先后被消灭了，除过瓦窑堡外全县解放了，打开瓦窑堡将四大绅士等反革命都镇压了。子长和我们在山窑里说：不管四大民团也好，四大绅士也好，都是120斤的肥猪，迟早离不开屠家的手。 　　1934年后半年，部队得到了大发展，安定新成立一支队，我是支队长；又成立了八支队，李胜堂是支队长；还成立了省保卫队，谢绍安是队长；接着又成立了十二支队，还有十六支队。吴堡地区成立了四支队。五支队在绥德地区，二支队在清涧成立了红二团，三支队在神府地区成立了红三团，各县还成立了不少游击队。人民政权到处建立，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高涨了。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陕北14个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1935年1月，在安定白庙岔召开了陕北工农代表大会，2月初，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统一两地区的党政军的领导问题和第二次反“围剿”的方针问题，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谢子长为军委主席，刘志丹为军委会副主席。当时有的同志考虑到子长病重不能到任，建议刘志丹为主席。志丹坚决不同意，他说：“老谢是老大哥，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我协助他完成任务。”这两位陕北革命的杰出代表人物之间的情谊是很感动人的。 　　三 　　我们在子长身边工作的人一致认为，子长有着火一般的热情，有着像磁铁一样吸引群众的才能。我们一致公认，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杰出领导人。在他的身上，时时处处都能表现出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子长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早在1926年，子长在石谦旅当连长时，就变卖家产接济士兵，改善士兵生活。到大革命高潮时，子长积极发动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反对土豪劣绅与高利贷剥削，禁止军队拉差，不准官方放赌，因此老百姓叫他“谢青天”。 　　子长还善于利用具体事例教育我们认识依靠群众的重要性。李胜堂负伤后没有离开西区，不仅敌人没有发现，伤也养好了；强世清负伤后原来在西区隐蔽，妇女给他端屎盆送尿盆，土医生到处采药，后来转移到北区，被叛徒出卖了。子长说：“群众是水，我们是鱼，鱼离开水是活不成的。”对在陕北闹革命，子长教育我们要有信心，子长说：“我们为什么要在陕北闹革命?陕北这个地方，地广人稀，经济十分落后，封建剥削和军阀专横特别厉害，人民生活非常痛苦，所以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群众容易发动，只要我们路线对头，把道理向群众讲明白，他们是会拥护革命和欢迎红军的。”他还说：“陕北是藏龙卧虎之地，历来就有革命传统。”有一次，我们有几支枪没有藏好，被一个放羊老乡发现了，这个老乡找到我们，问是不是我们的枪，子长说：“他不去报告敌人而来找我们，说明老百姓心向共产党。” 　　子长经常组织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我们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要我们为群众做好事。有一次，敌人抓了老庄墕等村九个革命群众，杀了六个人，子长知道后，亲自去慰问，每家给了四两大烟土，叫变成钱解决生活困难和埋葬被害者。群众说：“国民党杀人，共产党救人，我们坚决跟共产党走。”子长经常说：“我们都是老百姓的儿子，所以要尊重老百姓，如打骂老百姓，就是狗肥不认主，我们就要失败。”由于红军模范地遵守纪律，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群众热烈欢迎。 　　子长和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每到一处他向群众了解年景好坏日子过得怎样，他看到有比他大的老乡都叫“老哥”，群众都亲切地叫他“老谢”，或“谢老头”，看到子长都亲热的喊谢老头，来家坐坐呀。群众叫子长“老头”不是因为他年岁大，而是说他是革命的头。革命的“老头”。有一次子长来到李家沟，有个老农民刘志怀亲热地叫“谢老头”来家坐坐，子长说：“刘哥你的光景过得怎样?”他说：“吃穿目前还有困难，但不受有钱的欺负了。”子长说：“对，老百姓首先要在政治上翻身，打倒地主老财，把土地和钱财分给百姓，生活上翻身。”子长病危期间，看望子长的革命群众川流不息，有好多群众站在院子不走，警卫人员给老百姓做工作让回去，男女老少谁也不走，他们要求最后再见一次“谢青天”! 　　二是子长善于作思想政治工作，他学习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团设政委，连设政治指导员，党员多的连队成立党支部，党员少的连队成立党小组。子长对党员要求高，打仗是要冲在前，退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领导干部牺牲了，党员要主动站出来领导部队指挥战斗，党员要带头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子长要求干部爱护战士，关心战士，对在战场上牺牲了的战士要掩埋好，要通知家属，对伤病员要安置好。子长说：“做好这些工作，就是政治。” 　　子长非常推崇毛泽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红四军的政治工作经验。他说，我在安定组织过农民协会，在清涧组织过武装起义，但当时路线上有错误，光在城市搞，不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所以都失败了。南方毛泽东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叫做以农村包围城市，红军有几万人，到处打胜仗，这个经验我们要学习。他讲完了就叫我们讨论，我们都同意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成立人民政权。子长说：“只会打仗，不会讲革命道理这不行。一个革命者，要有嘴头子，笔头子，枪头子，要文武双全，有勇有谋，要懂得革命道理，单纯军事观点不行。”子长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总结经验，及时把感性知识提高到理论上来，用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子长说：“李闯王为什么失败了?一是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二是没有党的领导，三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我们要总结这个经验教训，要以安定为中心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每一次大的战斗之后每经过一个阶段，子长总要认真总结几条经验教训，根据上一阶段的工作，提出下一阶段的任务，我们一致感到方向明确，任务具体，劲总是鼓得足足的。 　　三是子长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子长回到红一支队初期这三个月是最艰难困苦的三个月。我们一起隐蔽在深山的土窑子里，陕北的冬天，天寒地冻，气温经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子长头上拢一块毛巾，穿着破棉袄棉裤，单鞋单袜。子长的手、脚和耳朵都冻坏了，流黄水，开始还能挣扎着走。子长说：“咱们这点苦算得了什么，那么多的老同志为革命牺牲了，咱们的困难算得了什么?”他还说：“老百姓比我们还要苦，虽然比我们多个热炕头，也还没有铺盖。”子长经常给我们讲革命英雄人物的斗争事迹，鼓舞我们战胜困难，他还教我们唱革命歌曲和陕北民歌。他说：“革命这个字眼包含着坚强，勇敢、愉快、豪爽和乐观。”后来我们搞到了一些钱，子长的身体实在太差了，我们几个商量想买一只鸡或几个鸡蛋，给他补补身子，子长坚决不同意，他和我们一样每天只吃一顿饭，子长的行动深深地教育和鼓舞了我们。在子长的感染下，个个对革命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子长革命意志坚强，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敌人为了镇压革命，张建南派高生金带一连敌人驻在他村。在1933年开始至1935年，连子长在内家里有九位同志，先后被敌人杀害和迫害而死，其中有五个共产党员，当时丢下老少寡妇六人。他大哥谢德惠同志是西区地下党组织领导人之一，被敌赶出在外，得病无医死了。他二哥谢占元同志支持革命被敌人抓去，死于狱内。他侄儿谢绍斌同志是地下党员，在农村宣传革命思想，被敌人抓去杀害了。谢福成地下党员，被敌人抓进监狱，被抢救出来后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了。谢绍安是陕北红一支队创始人之一，后任红四团团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谢才娃在家放羊被敌人拷打死了。谢福玉在家劳动，被敌人追捕时，跌下崖死了。谢玉梅被敌人撵在山中得病死了。敌人的残酷镇压，丝毫没有影响他的革命坚定性，他给我们做工作说：“革命是要下本钱的，花代价的。敌人以为多杀我们几个亲人就可以迫使我们不革命，根本办不到，只能促使我们革命到底。”我们所有的同志，无不为子长的革命精神所感动。 　　子长病危时，我们老红一支队的同志都去看他，这时他的手脚都不灵了，神志有时也不太清楚了，他用眼睛向我们示意，在场的所有战士都哭出声来，子长轻轻的摇头，表示不让我们哭，要我们勇敢杀敌，为劳动人民和死难烈士报仇，要我们革命到底。 　　子长病危期间，志丹亲往灯盏湾看子长同志，一见面志丹握住子长的手问好。子长说：“我早盼望你来，你来了就好，我的伤已经好不了，西北红军全部工作的重担落在你身上了，也只有你挑这担子……”。志丹说：“老谢，你应有信心活下去，党和人民需要你……”双方眼泪满面。两位在血与火战斗中凝成一体的西北人民领袖，面对革命的未竟事业，多么盼望能在一起继续战斗，战斗到革命红旗从西北飘扬到祖国大地。 　　子长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他性格坚毅，百折不挠，艰苦朴素，无私无我，联系群众，平易近人，遵守党的纪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战斗中亲临前线参战指挥，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他短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西北尤其在陕北广大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1935年，中共西北工委为了永远纪念谢子长，决定把安定县改为子长县。1939年毛泽东为子长烈士墓两次亲笔题词：“谢子长同志 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 虽死犹生”，并亲自为子长同志写了碑文。1945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子长修建了陵墓，举行公葬典礼，毛泽东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朱德题词：“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前赴后继。”子长光荣的一生，受到党、革命人民的颂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回忆当年，正是“创业艰难百战多”。在那漫长而艰苦的年代里，我们共同闯过了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享受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我们的情谊更加深厚而难忘。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我们向四化进军的鼓舞力量，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傍样。 　　注： 　　①刘明山口述，刘青云整理。 　　 谢子长纪念文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