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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六军南下和刘志丹*

汪 锋

1932年农历八月，我由西安到三原，在城内察院巷接上关系，后到武字区，住在上河堡张五家里，农历九月，省委决定成立渭北特委，由我兼任渭北特委书记(因我是省军委书记)，余海丰负责宣传，周芝轩当时没有明确分工，但有时也参加会议。金天华、薛宝含任渭北特委和陕甘边联系的交通员。李子余、阎润平负责和陕西省委联系。渭北特委管辖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同官，另外，还有淳化特支。 　　为了加强渭北的武装力量，省委还派刘玉琨任渭北游击队队长，郑彦青任游击队参谋长。以后还派刘庚、赵启明、王杰等人到游击队去帮助游击队加强军事训练，提高作战技能。游击队很快发展到有七八十人枪，活跃在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马额以及富平淡村、耀县让牛村一带。 　　我到三原后，省委不断派人到渭北，先后来的有贾拓夫、程建文、师克寿、周凤鸣、于世庄等人。 　　1932年农历十月，武字区召开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组织群众游行到西阳镇，郑彦青直接组织和领导了这次游行。游行后的第二天，敌人驻三原部队孙立功营和六县民团纠集在一起，对武字区进行了全面的“围剿”。省委决定把渭北特委改为三原中心县委，提拔了个农民同志刘林生任中心县委书记，我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当时因执行“左”的一套，提拔农民上来当县委书记，名为培养工农干部，实际上是拔苗助长，不相信知识分子，其实一切工作还是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说了算。 　　接着省委通知我去西安开会，会上决定调我去陕北特委接替赵伯平的特委书记职务。赵伯平由陕北特委调三原中心县委接替我的工作。原因是省委要在陕北建立武装，我曾学过军事，因而我去陕北。会后，省委派我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去同鄂皖边区突围，经过西安附近的红四方面军联系。我到周至灵丹庙，被土匪王海山抓住打了一顿，未能和红四方面军联系上，又回到省委。不久即由西安到三原。过了阴历年渭北游击队派人送我同李杰夫、李秉荣等到红二十六军。在照金杨柳坪找到了部队，见到了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 　　1933年春，我随红二十六军到三原，配合渭北游击队作战。4月26日我们在武字区朱家疙瘩与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一个排作战，这一仗打得特别好，把敌人这个排基本上消灭了。这时杜衡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到部队，兼任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我由红二十六军的代政委改任红二团随营学校的政委。 　　杜衡来部队不久，就在尖坪召开会议，提出要红二团南下，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红二十六军在陕甘一带活动了月余，便向武字区活动，准备同渭北游击队汇合。部队到心字区以西，嵯峨山以北的二台子，杜衡又召开了讨论红二十六军南下的第三次会议。会上大家对红二十六军的行动有三种意见：一种是以李杰夫为代表，主张部队去内蒙古活动，然后可以打开国际路线，这种意见很快被否决了；第二种意见是以刘志丹为代表，主张原地活动或向陕北发展，这种意见以大家认为没有发展前途，也被否决了；第三种就是以杜衡为代表的南下意见。杜衡在会上发言。说明南下的有利条件是：(1)南下活动地区有党的地下组织，可以配合接应；(2)南下活动地区受渭华暴动的影响，有群众基础；(3)南下地区有小游击队在活动，可以配合作战；(4)可以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5)南下地区地势险要，物产丰富，部队可以发展。我在会上表示支持省委的这个意见，这样，经过讨论就通过了杜衡为代表的意见。后来证明杜衡所说的有些条件是不存在的，我的支持也是不对的。 　　农历五月下旬，部队开到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配合打了一次长坳，没有攻下来。这时杜衡集合部队，在口外庄西边的大场里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成立红二十六军南下指挥部，决定王世泰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参谋长，我任政委。会后，杜衡借故离开部队。     　　回忆渭北的这一段经历，我认为主要教训有两点：一是太显示自己的力量，如去西阳镇游行，在武字区打王茂臣民团，明知不成，却有意显示自己的实力，刺激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引起子敌人的大“围剿”，损失很大，二是我们镇压的人太多，那时杀人很随便，杀了一些不该杀的所谓“反革命”。渭北群众是很好的，根据地也很有群众基础，但因当时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死的人也很多。     　　关于黄子文的情况是清楚的。解放后习仲勋对我讲，西北局曾作过结论，并追认他为共产党员，我同意这种看法。 　　*根据汪锋1984年3月17日谈话记录整理。原载《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4期。标题系编者所加。 　　 刘志丹/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