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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耿丹心照千秋*

王世泰

今年4月14日，是我党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为国捐躯50周年纪念日。 　　50年过去了，但志丹在他那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中，为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永远光照人间。 　　50年过去了，作为在志丹身边工作多年，聆听过他无数次教诲的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那襟怀坦荡、忠诚宽厚的优秀品德，嫉恶如仇、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多谋善断、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洞察秋毫、勇于探索的实干作风。特别是他那报效祖国、对党忠贞不渝的耿耿丹心，我以为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更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一)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员的楷模。 　　1943年，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在延安公祭志丹同志的大会上致词说：“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看刘志丹同志。”这是对志丹一生最真实、最公允的评价。 　　志丹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充满荆棘的道路。他自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直到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的12年里，出生入死，几经挫折，锐气不减，多次蒙冤，身陷囹圄，对党不改初衷，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 　　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的宣传逐渐扩展到偏僻的陕北。富有强烈爱国心的志丹，接受了这种新思潮的宣传。他就读榆林中学时，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老师的指引下，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用战斗的激情，书写出《爱国歌》：“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挽弓持戈，驰骋疆场。快！内惩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唤起民众的觉醒，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他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党，从此把一切献给党。他说：“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党号召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他毅然投笔从戎；党派他到冯玉祥部工作，他欣然前往就职；党命令他参与领导渭华暴动，他竭尽全力去执行。他把自己的理想和前途融合到党的事业中。 　　志丹，一生光明磊落，恢宏大度，团结同志，肝胆照人。他象一团烈火，无论到那里，都能把广大干部、群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形成团结战斗的集体。他作风民主，对干部、战士非常关心和爱护，从不揽功归己，诿过于人。打了败仗，首先自己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帮助干部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刘”。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都愿意打他谈；有什么委屈和疑难的事，都想给他倾诉。每当如此，他总是耐心听完，再发表个人的看法，让你高高兴兴而归。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团成立，我被选为团长，自认担当不起重任，找他诉说。尽管当时他遭到“左”倾机会主义者杜衡(后叛变投敌)的打击，被撤销一切职务，仍为我撑腰壮胆，说；“边干边学嘛！你打了几年仗，总算是个老兵吧。我要不离开部队，会帮助你的。”事实上，嗣后志丹一直领导我指挥红二团，活跃在三原、淳化、耀县等地，为创建照金根据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特别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志丹在杜衡(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把红二团引入歧途的日日夜夜。1933年5月底，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建立所谓“渭华根据地”。当我军刚刚渡过渭河，就遭到敌西北军的围追堵截。我军指战员奋起抗击，与10倍于我之敌在终南山苦战旬日，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失败。志丹、汪锋(红二团代理政委)和我各带一部，分散突围。我带部队在秦岭山中，辗转近两个月之久，才在华县石头峪后山找到志丹和一名先锋队员。那时，志丹身体虚弱不堪。见到志丹那憔悴的样子，大家都难过极了。志丹安慰我们说：“革命者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失败了再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那百折不挠、坚定自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着我们，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重返照金，扩大根据地，恢复二十六军。事实证明，红二团有杨琪、惠泽仁、吴岱峰、高锦纯、魏武、芮士、黄罗斌、刘约三、吕占彪、康健民等几十名指战员，陆续回到照金，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志丹和我等4人，也历经艰险回到根据地，投入更大规模的战斗。 　　志丹一贯地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利益、党的团结。他捐弃前嫌，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个人恩怨。1935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者，在陕北大搞所谓“肃反”运动，以“右派”、“反革命”等罪名，将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逮捕入狱，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迫害。事前，志丹曾亲手接到要逮捕自己的信，但他以凛然的正气，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想到党的事业的损失，同志们的安危，只身前往，力图据理相争，决心不惜个人的一切，维护党的利益、党的团结。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实现，一到瓦窑堡，便被投入狱中。在狱中，他面对随时有可能被活埋、枪毙的残酷现实，泰然处之，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保持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气节。1935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给陕北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光明，挽救了西北革命的危机。在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关怀下，志丹、仲勋等同志才获得自由，重返革命队伍。一些出狱的同志，因蒙受不白之冤，个个气愤填膺。志丹告诫大家，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事实上，历史已经作出最公正的回答。党中央指出：“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学习和效法的。” 　　志丹光辉的一生，正是以他这种对党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和超人的共产主义者的优秀品德，团结广大党员、群众，不断开创革命斗争的新局面，赢得了西北人民对他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二) 　　刘志丹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 　　1929年秋至1931年底，志丹奉党的指示，先后在地方军阀苏雨生、陈珪璋部搞兵运工作，多次组织兵变均遭失败。这不平凡的经历，使他饱尝了失败的痛苦，懂得了利用军阀只能是暂时的，应该努力创造条件，搞我们自己的武装。他曾沉痛地说，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兵变，都失败了。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象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住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自此以后，他便把全部心血都花费在创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事业上。 　　创建自己的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是十分艰辛的工作，即要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又要同党内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作斗争。1932年初，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组织、领导的游击队，改名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又正式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支人民武装的诞生，开创了西北革命的新局面。5月，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率部先后在马栏、凤凰山一带歼敌4个连，并消灭了焦家坪、五里镇民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扩红筹款。接着，又率部转战白水、宜君等县，歼灭宜君县、白水县尧木民团，最后在英旺一战，歼灭敌高双成部1个营，俘获人枪各300余。游击队连连获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群众踊跃参军，使部队迅速扩大，武装斗争蓬勃发展，形势一派大好。 　　就在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波及到陕西省委。省委先后派李艮、杜衡带着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框框，来到陕甘游击队，指责子长、志丹等同志“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党不可饶恕的罪恶”。他们不顾客观实际，无视群众的意见，多次强令陕甘游击队，进行她力所不及的战斗。10个月内，撤换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四任总指挥，使一支成立不到一年的游击队，几经磨难，元气大伤，最后只剩下200余人。志丹同志对此痛心疾首，怒不可遏。但他仍以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为重，尽其所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继续为革命呕心沥血的战斗。 　　实践使志丹进一步懂得，掌握革命武装之后，还必须从实际出发，正确解决革命的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只有这样，胜利才有保证。志丹总结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在1933年初，率红二团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拔掉照金地区的敌人据点，建立起照金工农民主政权，为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做出了极大的贡献。1933年10月，志丹在南下失败回到照金后，面对省委被破坏，他和陕甘边特委负责同志一起，独立自主地积极恢复红二十六军，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陕甘边区革命斗争，沿着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1933年11月，照金根据地遭到敌人的进攻，根据地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后方机关所在地薛家寨失守。陕甘边根据地究竟建在那里好?如何进一步发展红军力量?应该开辟那些新的游击区等重大问题，亟待解决。志丹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并主持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包家寨会议。会上，志丹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当时形势，陈述了组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全面剖析了把南梁地区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有利因素和条件；具体的提出了开辟3路游击区的活动范围和任务。他的真知灼见，得到与会同志一致赞同，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实践证明，包家寨会议所作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成立后，和各路游击队配合作战，不到一年时间，解放了陕甘边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敌人据点近百今，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成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红军和游击队也有很大的发展。红四十二师由成立时的两个团，发展到辖一、二、三团、骑兵团、抗日义勇军(团建制)5个团的兵力。3路游击队，除第一路游击队在发展中受挫外，其余两路扩大到辖20余支游击队，数千名战士。使陕甘边游击战争，由不分散的游击区和被隔绝的小块红色区域，走上了军事战略的统一。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得到轰轰烈烈的发展。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志丹在领导创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把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指导工作。他常告诫我们，革命是千百万民众的事业。只有组织群众，动员群众，领导群众，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在他的革命实践中，为此作过不懈的努力。部队在短期的休整中，或者在行军的过程中，他都十分重视做群众工作。经常派干部，深入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自觉性；帮助建立农会、妇救会、少先队、赤卫军等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在开展游击战争中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并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积极支前，消灭敌人，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和陕西黄龙山里，有很多股土匪，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迫于生活无奈上山当土匪的。志丹对于那些凡是同情革命的，倾向革命的，都肝胆相照，热忱相待，耐心争取，使其弃暗投明。这些人参加革命后，打仗勇敢，进步很快，有的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还有的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就是对待那些地方民团和“哥老会”组织，志丹也都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方针，争取不愿与红军为敌的，孤立打击最反动的，为红军和游击队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陕甘红军由小到大不断发展，成为西北革命的中坚力量，是与志丹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分不开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由创建到巩固，不断扩大，经受住战火的洗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志丹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三) 　　刘志丹是我军卓越的军事将领。     　　蒋介石集团，在对我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发动五次“围剿”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围剿”。面对敌人数倍乃至数十倍于我的敌人进攻，志丹以他那气吞山河的革命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领导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反“围剿”的胜利。志丹这种胆略和才能，来自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和理解；来自他灵活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战争的精深造诣；来自他敏锐深邃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来自他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志丹，每到一地都要亲自找人了解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千方百计地掌握敌情。大家说，陕甘边的山山水水，人物趣事，敌情变化，他都了如指掌。正因为如此，在历次制定作战计划和安排部署任务时，他以“料事如神”，灵活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打击敌人。当敌人进攻照金根据地时，他提出集小胜为大胜，主力跳出合围，外线作战的策略，采取声东击西、诱敌深入以及扰敌、疲敌的战术，寻机歼灭敌人；发动游击队和群众，坚持内线斗争，坚壁清野，昼夜骚扰敌人。最后，迫使敌人耳目闭塞，到处碰壁，挨饿受惊，狼狈不堪，退出照金根据地。当敌人“进剿”南梁根据地时，志丹率部牵着敌人鼻子转，九战九捷，最后果断地指挥了西华池战斗，取得一次歼敌两个营和一个机炮连的重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开创了陕甘红军歼敌的新纪录，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对敌斗争的士气，震慑了陕甘军阀和反动地方武装，使根据地得到日益巩固和发展。 　　志丹有着驾驭各种复杂斗争局面和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1934年底，敌人在对陕甘边、陕北的“围剿”遭到惨败后，不但地方军阀慌了手脚，蒋介石也深感不安，于是亲自策划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的新阴谋。蒋介石调集7个师30几个团的兵力，妄图逐区蚕食，逐地推进，逐渐压缩，迫我军于其包围圈，聚而歼之。志丹识破敌人的阴谋，率四十二师二团北上陕北，与谢子长(负伤养病)及陕北特委交换意见，并协商在安定县周家崄召开了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会议认真分析了西北革命斗争形势，研究讨论作出了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以及组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开展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次会议是陕甘边、陕北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西北革命战争的结晶，把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志丹在这历史的重要关头，为统一两区党、政、军的领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随后，志丹亲自草拟并发布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令》。在《动员令》中，他科学地分析了形势和敌人存在的种种矛盾及弱点，详尽地部署了红军主力和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具体地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任务和要求。《动员令》不仅把军事上集中兵力与政治上利用矛盾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且把粉碎敌人“围剿”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联结成一个整体，为战争的胜利和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他亲自担任前敌总指挥，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成的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转战千里，连战连捷，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毙伤俘敌3000余，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到30余县，红军发展到7000余人， 　　1935年7月，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军民刚刚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我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冲破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向陕甘边胜利挺进之际，蒋介石犹如鲠骨在喉，芒刺在背，慌忙调敌陕甘宁晋军阀及东北军十几万之敌，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我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妄图一举消灭我西北红军，侵占我苏区，迫使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无立足之地。形势非常严重。志丹纵观全局，力挽狂澜，果断地决定避开强敌，集中兵力，发挥连续作战的作风，先打东线晋军，后击立足未稳的东北军。8月初，志丹率部东进清涧、吴堡、佳县、绥德等县，集中优势兵力，在慕家原歼敌6个连600多人。后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在定仙墕一仗歼敌晋军马延寿(外号马老虎)旅的一个团和旅直属部队，毙伤敌副团长以下200余人，俘敌1700多人，缴获八二迫击炮6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50余挺，长短枪千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战斗中，阎锡山派飞机“助战”，被我军当场击伤一架，坠落在绥德薛家峁附近。这是我西北红军击落的第一架飞机，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定仙墕“围点打援”获胜，创造了西北红军一次歼敌一个整团和旅直属部队的新纪录，打垮了晋军的锐气，晋军除留一部分收缩在宋家川、石堆山等坚固的工事里，其余全部撤回黄河东岸，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接着，志丹率部与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组成红十五军团，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消灭敌人一个师(缺一个营)，击毙敌师长何立中，沉重地打击了南线之敌，迎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所以，我们说志丹伟大的一生，不仅在于他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为创建陕甘根据地和红军，鞠躬尽瘁，呕心沥血10余年，更在于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领导西北红军粉碎敌人多次大规模的“围剿”，保卫了陕北苏区，使其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并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志丹所领导的红军，汇入中央红军的洪流，南征北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四) 　　1935年秋，我因在慕家原战斗中身负重伤，离开部队到延川县永坪红军医院治疗。1936年1月，志丹到延川、延长等县的黄河畔，选择渡口，组织建造船只时，专程到医院看望我。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详细地询问了治疗情况和生活情况，说：“世泰，我们准备打过黄河去。你要安心治伤，争取尽快恢复健康，早日回到部队。”他的关怀，使我感动非常，只觉得心里暖烘烘的，不住点头说：“你也要多多保重啊！”谁知这次竟成我和他的诀别。 　　1936年4月，敬爱的志丹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前线不幸阵亡，实现了他“为革命奋斗到死”的誓言。噩耗传来，陕甘宁边区大地笼罩在悲戚之中，人民群众失去了一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红军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杰出将领；党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我则为失去一位朝夕相处、亲如骨肉的良师益友，悲恸不已。 　　“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志丹在他风华正茂的年月里，带着未竟事业的遗愿离开了我们。值得告慰的是，他的英雄业绩，鼓舞着千百万人民不断前进；他的遗愿，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实现。如果志丹有在天之灵，他更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含笑九泉。   　　今天，我们缅怀他、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操，学习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遵循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总目标，奋发图强，开拓前进。     　　*本文是王世泰为纪念刘志丹逝世50周年而写的文章。原载《民族英雄刘志丹》一书。 　　 刘志丹/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