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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论文学用语*

周扬

最近苏俄文坛上发生了一个大事件，就是高尔基和绥拉菲莫维奇关于潘非洛夫的《布鲁斯基》的论战。这论战是以文艺作品中的言语问题为中心。高尔基反对绥拉菲莫维奇无条件地称赞潘菲洛夫，那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布鲁斯基》中的言语非常粗杂。由此可知高尔基对于文学用语的问题是给予了极大的注意的。在最近一篇《与青年作家的谈话》中，高尔基更明确地指示了文学用语的重要。他说： 　　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言语，它是文学的基本要具，并且——和各种事实，各种生活现象一道——是文学的材料。……言语是一切事实，一切思想的外衣。但在事实的背后隐藏着那社会的意义，在各各思想的背后隐藏着原因。 　　这里指出了言语在文学领域内的重要，而且说明了言语是反映人类的社会关系的。所以： 　　艺术的作品，既是以在那一切的重要性和完璧和明晰中去描出隐在各种事实里面的社会生活的意义为目的，就必须有正确的言语，仔细挑选出来的言语。“古典作家们”就正是用这样的言语，经过了几世纪，一面渐次地将它完成，一面写作的。这就是真正的文学语。自然它是从勤劳大众的口语汲取来的。它之所以迵异于自己的起源者，就是因为在描写的时候它从口语的自然性之中把一切偶然的，一时的和不确实的，轻浮的，不合于音声学的，由于种种原因以致与基本的“精神”(一般语族言语的构造)不一致的，通通抛弃。口头的言语残留在文学者所描写的人物的口语中，是不待说的。然而那也不过是为了要给被描写的人物以更造型的，浮雕的特征，以更大的泼辣，而极少量地残留着。 　　这是对于大众的口语与文学用语之间的关系和差别的极正确的理解。高尔基并没有把文学语从大众语分离，或是与之对立。他明白地指出了文学语是从大众的口语汲取来的。言语既由民众所创造，则艺术的言语，用高尔基的话来说，就不外是这民众的言语(毛坯的言语)由艺术家加了一番工而已(见《我的文学修养》)。所以问题并不在文艺作品应不应该用大众语来写，而在作家怎样去学取大众语，然后对它加以选择和洗炼，使它成为真正的艺术的语言。高尔基劝作家要接近民间的传说，俚谚，歌谣，就是因为在这些最能表现人民大众的思想的东西里面可以找到使艺术丰富的材料。他举普希金作例子，说这位俄国的伟大诗人就是对“莫斯科的烤圣饼的女人”的言语给了很高的评价，跟自己的奶妈安丽纳·洛几奥罗夫娜去学习过来的。但同时，高尔基并没有忘记指出：“恭顺的奶妈，车夫，渔夫，农村的猎师以及其他艰苦的生活的人们虽一般地对文学语的发达给予了决定的影响，但文学者们却是从活的口头语的自然力的奔流之中选择了最正确、最妥当而又最有意义的言语。” 　　高尔基一面强调了在文学领域内的言语的选择的重要，一面又警告我们新的文学的言语必须从活生生的大众的口头语中去获得，决不是在“温室”里创造得出来的。他说他少年时候就曾作过这样幼稚的努力，想由自己创造出新的言语来。“造成这个幼稚的努力的原因的，”他告诉我们说，“就是法律家—律师，检事的雄辩。我看见‘善’与‘恶’都穿着同样美丽的言语的衣裳，人们的告发者和辩护者都以同等的巧妙使用着同一的语汇，而觉得奇怪起来。于是我很滑稽地拼命去创造‘自己的言语’，就这样写完了好几本簿子。这也是一种‘小儿病’。”少年高尔基的这种“小儿病”对于我们的青年作家却是有极大的教训意义的。 　　语汇的丰富，文句的流丽和华美都必须从汲取不尽的大众的言语中去选择和洗炼，这样才能为大众所了解，所爱好。和大众离开，专供少爷小姐们去消遣的一切唯美的烦琐的文字游戏是应该排斥的。所以高尔基在和突击队员的谈话中说：“你们是在为几百万的大众而写作，这就使你们负了认真的工作，对言语的正直的态度、明确、明朗的义务。”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言语的单纯和明了之重要。他在给绥拉菲莫维奇的公开信中就说了应该为言语的单纯和明晰而奋斗的话。“不要把大地方给言语，把宽座位给思想吧。”这是文学用语的最好的标准。 　　高尔基对文学用语的见解是和他的创作的实践完全一致的。拉金说：“高尔基，富玛诺夫，绥拉菲莫维奇的作品在大众之间的‘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们用语之极度的单纯性，形象之结晶的明确的透明性，故事之特殊的接近大众的表现，以及排除故意的噜*(左口右苏)和文句不明的‘游戏’等。”就是证明。 　　* 本文原载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署名企扬。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