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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的《死灵魂》*

周扬

一八三五年十月七日，果戈理写信给普式庚说： 　　“我已经开始写《死灵魂》了。这主题扩大成一篇很长的小说，我想它一定会很有趣味，但现在我还只写到第三章……我要至少从一侧面来显露全俄罗斯。” 　　《死灵魂》的写成是在一八三六——一八四一年，正是三十年代的后半，果戈理的创作活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果戈理是在三十年代初就开始了创作的。他描写了乌克兰的魅惑的庄严的夜，美丽的大草原，不可制的哥萨克的勇敢，创造了诗和幻想的世界；同时也摄取了“小俄罗斯生活”的断片，如实地绘出了小地主官僚的丑脸。但是融合抒情的和讽刺的要素，把封建制度下的俄国的全景(Pancrama)摄了出来的，却是《死灵魂》。果戈理的艺术，在这篇小说里，可以说是达到最高的境地了。 　　这不能不感谢普式庚，因为是他把《死灵魂》的题材给了果戈理的。这位俄国最初的“艺术家的诗人”是果戈理的文学上的良师和至友，他对他的帮助和鼓励非常之大。果戈理自己说过他写《死灵魂》最初几章的每一行都要想及普式庚会怎样评判，甚么地方他会哭，甚么地方他会赞赏。当他把《死灵魂》的原稿朗诵给普式庚听的时候，喜欢笑的普式庚竟渐渐地面色阴郁起来，终于叫道，“呵呵!俄罗斯是怎样一个忧郁的国家呵!”后来他又补充着说，“果戈理并没有捏造甚么，这是单纯的真实，可怕的真实。” 　　果戈理把原稿送到莫斯科的检查局的时候。检查官看了《死灵魂》这个题名便很生气地说，“《死灵魂》这样个题名就荒谬得很，灵魂是不灭的，怎会有死的灵魂呢?莫非这个作者是反对灵魂不灭的吗?”解释了“死灵魂”是指“死的农奴”之后，问题就转到农奴制度上来了。果戈理看见在莫斯科通过无望，便将原稿撤回，改送到彼得堡的检查局去，这一回算是通过了，只是删去了这小说中的插话，“珂培伊金大尉的故事”和其他许多地方。于是果戈理把那段插话全部改作，将书名也换成《戚戚珂夫的游历——或死灵魂》，付印出版。这已是《死灵魂》动笔后的第八年，果戈理三十四岁的时候了。 　　《死灵魂》是写一个叫做戚戚珂夫的投机家投买死灵魂(死的农奴)的故事。原来在俄国的农奴制度的时代，一个人的地位是常常由他所领有的“灵魂”的数目来判断的。国家抽田税带着征收农奴税，农奴都是附于田地的，一亩田必定附有若干“灵魂”。国家每十年调查农奴数一次，在这十年之内，农奴虽死，而地主却仍旧要纳税。但同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地主同样地可以拿死了的“灵魂”作抵押，向银行借钱。主人公戚戚珂夫的计划就是到各地去收买死农奴；地主可以免除纳税的义务，自然乐于廉价地卖给他，而他却可以拿这些其实是不存在的农奴的名籍到银行去抵押一笔大款。用这笔款子，他就可对买一块田产和多少真正的活的农奴，这样，他就可以致富了。 　　怀着这个秘密的计划，戚戚珂夫装成一个退隐的绅士，以游历为名，突然出现在一个市镇上。他遍访当地的官僚地主，和他们结识，一面暗中进行他的买卖。后来他的秘密终于泄露，人们对于他的来历发生了各种奇怪的风说和猜疑，有的说他是珂培伊金大尉，有的甚至猜他是从圣赫勒纳逃出，乔装游历的拿破仑。戚戚珂夫见计划败露，自己也不能安身，便乘了马车，匆匆地逃出了那市镇，《死灵魂》的第一部就在这里结束了。 　　故事很简单，几乎没有甚么情节可言。各各不相关联的生活的图画由戚戚珂夫的游历的主线连结起来，县长的宴会上或地主的府第里的各种场面都是可笑的，同时也是可怕的。果戈理所嘲笑的一切都变成阴惨的了。地主的贪婪，吝啬和顽固，他们对于农奴的疾苦的漠不关心，官僚生活的腐败堕落，以及上流社会一般的懒惰和无能——这一切都在主人公的交际和买卖中给赤裸裸地曝露了出来。 　　主人公戚戚珂夫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他“不十分胖，也不十分瘦；不十分老，也不十分年青，”正是一个精力饱满，阅历充足的中年男子。他的举止和谈吐都极有礼貌，总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位极体面的人。”但在这个“体面人”的心的深处却埋藏着一个丑恶的思想——金钱的欲望。他的礼貌不过是他达到金钱目的的一种手段。他逢迎，阿谀，说谎，欺诈，为了钱，甚么卑躬屈节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他对金钱的追求简直成了一种狂热。他的收买死灵魂的计划就是由于这种狂热所驱使。 　　这在戚戚珂夫并不是偶然的。他是生在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里。当他开始进学校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了他下面这样的教训—— 　　最要紧的，是储蓄每文钱，储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朋友和同伴也许会舍弃你，在困难中第一把你抛掉；但是钱决不会舍弃你，无论你处在怎样的难境之中。只要有钱，世界上没有甚么事情做不到。 　　这个教训深入了小戚戚珂夫的灵魂，成为他终身的生活信条了。他梦想着富裕的生活——马车，华美的房子和珍奇的食物。每逢富人乘在壮丽的马车里从他身边驰过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步来，好象沉在深思里，于是自言自语起来，象一个如梦初醒的人一样：“那位绅士一定是一个财政家，他额上头发多么少。” 　　黄金的渴望使他成了恶汉，骗子，但同时也使他成了积极的活动者。他从少年时候起就过着十分刻苦努力的，自然也是卑贱无耻的生活，即在遭了失败的时候，也从不曾灰过心。“悲叹自己的不幸并不能帮助我，只有行动才是对的。”虽是做了金钱的奴隶，但这种不倦的活动的精神，和他周围的地主们的阿勃罗摩夫式的生活比较起来，却显出了它的耀目的特色。 　　这个戚戚珂夫在当时俄国文学中是一个完全新的典型。这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的典型。资本主义在侵入俄国之前，早已在西欧发展。所以戚戚珂夫这个人物，借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是一个“不朽的国际的典型”。他“可以收买死灵魂，或铁路股票，也可以为慈善机关募集基金，或在银行里谋一位置。”菲尔卜斯教授(W.L.Phelps)也持着同样的见解，他说到美国走一遭定可遇见许多的戚戚珂夫。 　　果戈理以戚戚珂夫为线索给我们看了各种地主——多感的玛尼洛夫，古董女人科洛伯契卡，冷酷而狡狯的沙巴喀维奇，乱暴的诺紫特列夫，守财奴普留式金。这些都是衰落期封建地主贵族的各种典型。他们已经从社会发展的过程脱落下来，现实的重要问题已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关闭在各自的村庄里，在狭小的天地中生活。 　　女地主科洛伯契卡除了卖家制的大麻，羽毛，猪油以外再不会想到旁的甚么。普留式金，拥有一千个农奴的大地主，身上穿的衣服竟破烂肮脏到不能形容的程度，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亲自检点家中一切极不重要的东西，件件都收藏起来，生怕仆人偷了去。熊一样的沙巴喀维奇是一个常常踏了别人脚后跟的莽汉，他每餐吃得最多，骂起人来也最刻毒，但“他的身体却缺少了一个灵魂”。他为了几个钱可以装出几副面孔，和你纠缠个不清。诺紫特列夫是一个赌起钱来，把甚么都输掉也不要紧的家伙。撒弥天大谎，寻人挑衅，打架，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这些地主中最体面的玛尼洛夫又是怎样地生活着呢?他常在思想着；但是天知道他想些甚么。他甚么事也不管，从不曾到他的田庄巡视过。他口里老是衔着烟斗，他书斋里摆着一本书永远翻开在第十四页，这本书他是已经读了两年了。他和他的妻结婚了八年，但在他们的生日却总是互相送礼，并肩坐着，他会突然放下烟斗，和她接那么一个长长的缠绵的吻，在那时间内你可以抽完一根小烟卷。这位玛尼洛夫的文雅很使我们容易想起果戈理的另一篇杰作《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里的伊凡·伊凡诺维奇来。 　　这些地主们虽各有特点，但在本质上却都是无能的“多余的人”，无气力的懒惰者。他们吮吃了农奴们的血汗，让农奴们象苍蝇一样地死去。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成为“死了的灵魂”，再没有精神的创造的能力了。 　　和这些地主配合着，果戈理还描写了一群封建的官僚。工于刺绣的县知事，在酒坊和鱼市场巡逻着的警察长，听了关于戚戚珂夫的谣言，怕灾难落在自己头上，吓得病死了的检事，和蔼可亲的裁判所长，说话荒唐的邮政局长——他们都是当时封建官僚制度下产生的丑恶的无能的存在。在这里，果戈理痛烈地暴露了小市镇社交界的可繁的奢华，闲谈的卑徽烦琐，一般中小官吏的愚鲁和无知。新总督到任的消息，在他们心中引起的恐惧和惊慌，不正是另一个《巡按》的场面吗? 　　在许多人物中间，戚戚珂夫的马车夫塞立番和听差彼特卢希卡是不容易被忘记的。塞立番是一个俄国式的山屈邦查(Sancho panza)①，他对着马的独白，对主人的回话，都带着十分滑稽的语调和神情。彼特卢希卡也是个可笑的人物，他身上总带有一股独特的气味，他一走进甚么房间，那房间，即使没有住过人，也会立刻充满一种好象有人在这里住过十年那样的气味。他还有一个癖性，就是喜欢读书，不管是英雄传说或化学书，他都用同样的兴趣去读。他其实并不是在读书，而只是以读为消遣。 　　果戈理的嘲笑的才能在《死灵魂》里大大地发挥了。他的讽刺是这样锐利，好象他把封建社会的滑稽的丑恶的东西通通拖了出来，剥去了他们的外衣，将他们的真相显露给读者看。《死灵魂》的第一部真是封建俄罗斯的化身的展览会。 　　果戈理的创作的发展是和封建贵族的衰落的过程相关联的。果戈理成长，活动的十九世纪的初时，即从一八三○年代到四○年代，正是俄国封建贵族制度解体的时期，在西欧已经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侵入了俄国，影响了封建地主经济，招致了封建贵族的危机。中小地主贵族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不能不渐趋衰落。果戈理正属于负有这个衰落的命运的社会层。他明白地看到了这个命运，而且也看到了不值得有比这更好的命运的社会层的丑恶和无能。所以，封建贵族的崩坏，衰落，成了他的艺术的中心主题，不是偶然的。贵族地主成了他的讽刺批判的对象，也不是偶然的。被黑暗的现实所压迫，果戈理表明了他不能写幻想，只能写事实，不能写英雄，只能写平凡的人物。他想用对现实黑暗面的暴露，来挽救他自己的社会层的灭亡。 　　果戈理在《死灵魂》第一部第二版的序文里说：“在摆在你们面前，也许你们读过它的第一版的这本书里，描写了一个人，那是从我们俄罗斯帝国选出来的典型。这个人在俄国各地旅行，遇见了各种身分的人物——从贵族到下贱的劳苦者。我以他作为典型与其说是为了显示俄国人的所长和美德，毋宁说是显示俄国人的罪恶和缺点；而环绕他周围的人物也是挑来显示我们国民的弱点和短处的。”果戈理把这些弱点和短处曝露出来，为的是要警醒人们，促起他们的反省。他在《死灵魂》第一部的最后一章便这样地请求读者扪心自问：“我没有甚么地方象戚戚珂夫吗?” 　　没落贵族出身，且做过小官吏的果戈理能够把地主官僚的丑恶的姿态那么鲜明和辛辣地表现出来，完全是由于他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力量。这力量使得他触到了社会罪恶的根源。关于戚戚珂夫这个人，他曾这样说明：“他是甚么人呢?卑劣汉吗?我们作甚么要叫他卑劣汉呢?我们作甚么要对一个同胞那么严酷呢?最好还是叫他获得者。爱获得，爱积蓄，是一个共同的罪恶，造成了许许多多普通叫做‘不大名誉’的事情。” 　　果戈理自然没有了解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也没有认识农奴制本身的罪恶，但是《死灵魂》却是对农奴制的有力的告发。果戈理自己虽从没有表示过这样的企图，但他所描绘出来的地主对农奴的关系的可怖的图画，却尽了打击农奴制的作用。因此当时俄国的进步的分子对于《死灵魂》给了欢迎的拍手。他们看到由于果戈理描写了真实，对于旧的社会下了致命的批判，而废弃那阻害俄国今后发展的农奴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了。 　　这是果戈理引起的当时进步的读者的意见，却并不是果戈理自己的意见。他本人并不属于任何进步的团体，并不是意识地从进步的见地来批判农奴制的现实的。相反地，他全身燃烧着企图挽救自己所属的阶层的徒然的空想。他嘲笑地主官僚，然而他的笑却洋溢着眼泪。他痛心这个社会群的腐败和无能，他要和这些贵族层的罪人苦斗，他的讽刺批判的出发点正是封建主义的辩护和维持。这就难怪在守旧批评家的猛烈攻击之下，果戈理看了自己作品中所曝露出来的不可救的“可怕的现实”，要感到恐怖的战栗了。果戈理的小地主贵族的世界观和他的艺术创作的现实倾向之间发生了乖离，矛盾。这个矛盾不但没有因《死灵魂》第二部而解决，反而更加深刻，增大了。 　　果戈理在《死灵魂》第一部的序文里表明了他将在第二部描写比较良好的男女。本来，照作者原定的计划，《死灵魂》第一部不过是由积极人物构成的广泛的道德教训的长篇作的序曲。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实现，而《死灵魂》的第二部也作为一个失败的教训而遗留下来。 　　出现在第二部里的戚戚珂夫依旧乘在塞立番驾着的马车里，带了听差彼特卢希卡，周游各个贵族地主的府邸，继续进行他那曾经一度失败的收买死灵魂的计划。后来他的阴谋又被揭露，还坐了几天牢。他虽在苦难中吐露了忏悔之意，但他对金钱的热爱却仍旧炽烈地在心里燃烧。这已经成为不能医治的痼疾了。 　　但是第二卷里的贵族地主却换了面目。就是属于懒惰无能者一类的添退特尼科夫，对生活感对ennui的普拉顿，比起玛尼洛夫，沙巴喀维奇，普留式金等来，也显得可爱一些了。这里还出现了封建贵族的肯定的要素：励精图治的地主珂斯塔佐格罗，年高德厚的百万富翁玛拉佐夫，和惩罚了戚戚珂夫的廉洁的王子。果戈理把这些理想的人物描写出来，和滑稽的丑恶的现实对抗，好象是在说，这些人才是贵族层的佼佼者，才是能够挽救这个阶层的人，要学他们的榜样呀! 　　这样，果戈理已经由艺术家变成宣传封建制度的救济的说教师了。《死灵魂》第二部在艺术的真实上就远不及第一部了。这，现实主义者的果戈理是感到了的，而且痛切地感到了的。他晚年完全陷在极端的精神的痛苦里，甚至在基督教的谦卑的假面下，诋毁起一切文学来，连自己的作品也包含在内。他把《死灵魂》第二部的原稿烧毁了一大部分，所以至今残缺不全。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悲剧。然而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烧毁昭示了现实主义是不能容易说谎的。 　　果戈理虽然终身抱着小地主贵族的世界观，晚年且堕入最俗恶的虚伪的思想，但这依然不妨碍我们把《死灵魂》，特别是第一部，当作优秀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而予以极高的评价。由于《死灵魂》，果戈理对确立俄国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所贡献的功绩，是非常巨大的。 　　* 本文原载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文学》第四卷第四号。《死灵魂》现通译《死魂灵》。 　　① 《堂吉诃德》中的吉诃德之仆。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