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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与个性*

周扬

我在《现实主义试论》一文里关于典型问题曾作了如下的解说： 　　典型的创造是由某一社会群里面抽出最性格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言语等，将这些抽出来的东西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同时，使这个人物并不丧失自己独有的性格。 　　并对胡风先生的意见略加批评。因此，引起了他对我的“修正”的“修正”。 　　他的反驳的主要论点就是针对我上面的那一段话。他说，典型既具有某一社会群共有的特性，就决不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假如有，那就会成为一个神话里的脚色，绝对不会成为典型了。他因此说，我一面主张社会的群体性，一面又主张独特的个性，以致顾此失彼，陷进了无法收拾的混乱里面。 　　可惜得很，陷进混乱里面的是胡风先生自己。我不是形式逻辑主义者，共同的和独特的两个概念我不觉得是不能同时并存的。作为文艺表现之对象的人原就是非常复杂的包含了矛盾的东西。在“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这个意义之下，人总是群体的人，各个人具有群体的共同性，但是在同一个群体的界限里面，各个人对于现实的各方面有各种各样的接近和体验，因此虽同是群体的利害的表现者，但是各个人的性格却是沿着不同的独特的方向而发展的。在我们面前有着各色各样的人。正如高尔基所说，有的人是饶舌的，有的人寡言的，有的人是非常执抝而又自负，有的人却是腆腼而无自信的。这种个人的多样性并不和社会的共同性相排斥，社会的共同性正通过各个个体而显现出来。一个典型应当同时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从来文学上的典型人物都是“描写得很生动，各具特色，各具不同的个性征候的人。”苏联文学顾问委员会：《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 　　不错，高尔基常常提到典型是由某一群体里的本质的共同特征造成的，但是胡风先生却似乎不应忘了高尔基同时也说过下面这样的话：“在要表现的各个人里面，除了社会群共同的特性之外，还必须发见他的最最特征的，而且在究极上决定他的社会行动的那个人的特性。”在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里，高尔基把这个意见说得更具体而明确，“作家应当把他的主人公当作活生生的人去观察。作家在他们中间的各个人物里面探究和指摘出说话的神情，举止，姿态，容貌，微笑，眼睛的转动等等的性格的独创的特殊性，而把它强调的时候，他的主人公才是活生生的。这样，作家才能使他自己表现出来的东西很鲜明地印入读者的耳目。完全相同的人物是不会有的。人无论外表内面都各有其特异的东西。”照胡风先生的观点判断起来，高尔基主张在“社会群的共同的特性”之外还要发见甚么“个人的特性”“独创的特殊性”“特异的东西”等等，那岂不是等于否认“典型”，诱导青年作家去创造“神话里的脚色”吗?或者是高尔基竟也陷进了“无法收拾的混乱”里面吗?然而这样的判断，高尔基却不能接受。 　　文学典型的实例就明示了群体的意义和个别的个人的可惊叹的融合。我们试考察一下过去文学里面各个社会群，如地主，贵族，资产者的典型吧。在人生中看不见任何目的，给自己找不到任何职务，因而对人生感到倦怠，无所事事地度着日子，这，我们知道是充溢于俄国文学中的所谓“多余人”的共同的特性。奥涅金，皮喀林，罗丁，奥勃罗摩夫都属于这个灰色的“多余人”的范畴，但他们却各以其灿烂多采的独特的才华和智力投进在寄生的生活使他们不能不成为多余的存在的那贵族群的共同的命运里。果戈理笔下的地主的Variety是常使我们发出惊叹来的。虽然都具有以吮吸“灵魂”们的血为生的地主的共同的本质，玛尼罗夫在感情，气质等等方面和梭巴克维奇之类有着不小的距离。两个伊凡在保守，顽固，贪欲之点上并无二致，但两人的个性是可惊地相反，一个文雅到肉麻的程度，另一个却粗暴不堪。两种个性的强烈的对照却并没有抹杀他们那种地主的共同的特性，反而使那些特性更加明显和凸出起来。 　　罗森达尔在《生活与文学中的“典型的诸性格”》一文里很明锐地指出了资产者群的典型是以对利润的追求和私有为最本质的特性。在资产者世界里，实质上简直可以说只有一种“性格”，一种“典型”。因为私有财产，个人幸福的利害支配了人们的一切思想和感情，而使他们的个人性消失，把他们铸成了一个模型。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描写了几十个不同的典型人物，都贯彻着利欲这一个感情，这一个情热，这一个思想。借勃兰兑斯的正确的表现，货币是“巴尔扎克作品中没有姓名无分男女的主人公”。但是典型的一样性并不妨碍事件和人物中的个人的、特殊的东西。“各个资产者都有某种的个人的特殊性”(罗森达尔)。事实上，我们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遇见了非常多的强有力的性格，各个人物都具有各自的情热，感情，气质，虽然个人的感情和情热都集中在金钱的利害里，而物质的利害和感情之间又常常起着不和，矛盾和分裂。 　　胡风先生对于典型的一面的机械的解释，不但使我们对于过去的文学典型穷于说明，而更有害的地方是因为缺乏对于各个人物的特殊性的具体的分析，无由把典型的社会群的意义掘发出来。在象哈孟雷特那样非常复杂的性格上面是决不能贴一个某某社会层的签条就完事的。对于创作者，更不应在他们还没有获得深刻地观察和解剖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能力之前，就叫他们去做概括群体的不成熟的努力，那样，结果不独创造不出典型来，反而有使“个性消解在原则里面”去的危险。 　　我并不抹煞胡风先生也承认典型是应当有个性的，但他的“个性”却有另外不同的解释。“作为典型的作品里的个性是代表许多个体的个性。是包含了某一社会群的普遍性的个性。”这实际上是否认了文学中具体的，个人的东西，把个人的多样性一笔勾销了。典型之所以能够成为活生生的个人，就在作家所处理的是“实际生活上的人”，即“混淆的，非常复杂的，充满了矛盾的人物”(高尔基)。艺术家以自己最熟悉的某一个人做创造典型的样本，如屠格涅夫之写巴扎洛夫，那样的例子，在文学史上是不少的。车尔尼绥夫斯基②也说：“在诗人‘创造’人物的想象之前常浮现出某个实在的人的形象，而无意有意地他就把这个人‘再现’在他的典型人物身上了。”车氏并指出许多的作品，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是作者自己的多少真实的自画像，如浮士德，堂·卡洛斯，拜伦的诗里的主人公，乔治·桑特③的男女主人公，奥涅金，皮喀林等等。由这，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艺术家对自己或自己最接近的人的个性观察和认识得最深刻，因此，他们就能够把那个性表现得最生动和具体，而在那具体生动的个性上体现出时代的社会群的意义来，这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已经不是单单个人的肖像画，而是普遍化的典型，概括的典型了。 　　胡风先生说我既认阿Q有独特的地方，那阿Q就不能代表农民，为甚么阿Q有独特的地方就不能代表农民，这意见实在奇怪得很。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伟人是最“不同于众”的特异的人物，但他们却常常是“众”的利害的最大的代表者。阿Q虽不是历史上的伟人，但关于他我们可以说同样的话。旁的不讲，成为阿Q性格之一大特点的那种浮浪人性在农民中就并不能说是普遍的。记得作者在甚么地方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当做纯粹农民的话，他一定要把阿Q描写得更老实一些。但是阿Q的这些特殊性并不妨碍他做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民的代表，并不必“农民们写一纸请愿书或甚么揣在他怀里派他到甚么地方去”，因为在他的个人的特殊的性格和风貌上浮雕一般地刻出了一般中国农民的无力和弱点。 　　《子夜》里面的吴荪甫是一个具有刚毅果敢的性格的人物，这个人，在那以软弱，无能，屈服为共同特色的中国民族资产者群里不能不说是特殊的，但在他的性格的发展，矛盾，和最后的悲剧里，我们却读出了中国民族资产者的共同的命运。 　　具体的个性的描写对于典型的创造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学是必须“通过各个个性的行动和特征，表现出社会关系的本质和运动来”(吉尔波丁)的。 　　最后我必须指出：典型问题的提起应当和中国目前文学的主要任务配合。国防文学由于民族危机和民众反帝运动而被推到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文学者应当描写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件和人物，努力于创造民族英雄和卖国者的正负的典型。在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展开着的，就正是这两类人的生死的决斗的壮烈的光景。胡风先生既以现实的文学形势作立论根据，对于文学的这个最神圣的任务竟没有一字提及，这样，所谓典型的创造云云，就成为和现实的历史的运动没有关系了。不但如此，胡风先生的关于典型的理论是还有取消文学的武器作用的危险的。他说： 　　较进步的见解也不过以为文学家应该描写可歌可泣的事实。写“事实”而忘记了人，于是来了“标语口号”。 　　这里，我们如果考虑了中国社会的急遽猛烈的发展，以及文学的一般的落后和技术的低下等等具体情形，那末我们就不会把创造典型的希望放得太近太高。(连世界上最前进的国家不都在叹着艺术概括力的贫弱吗?)目前重要的是要克服文学落在现实的后面，作家和实践隔离的那可悲的状态。要使文学成为民族解放的武器之一。因此，反映这个解放运动的事实的小形式的文学作品不应当得到低的评价。事实上，这类文学和世界革命文学的发展曾结了很深的姻缘。济希的报告文学，白得内伊④的政治讽刺诗，这些，我们能说是“标语口号”吗?把描写了各种典型和性格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评价得最高的大思想家也并不因此就轻视时事政治诗和一般的关于时事问题的小形式的文学，不但不轻视，而且非常着重。他们并不曾象胡风先生那样担心于“标语口号”。 　　胡风先生主张群体的典型，而抹杀作为典型之重要的一侧面的个人的个性，把典型的创造的意义和目前中国文学的战斗的任务分离开来，而对于在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一点上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小形式的文学又取着一种多少是轻视的观点，这样，胡风先生的理论将把读者，作家引导到甚么地方去呢?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文学》第六卷第四号。 　　①原注：胡风先生屡次引用这句话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成当是“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本质”(essence)两个字，那意义就会变得非常暧昧而且不可解。这是一句被千万遍引用的名言，参看《Thesis on Feuerbach》就知。 　　② 通译车尔尼雪夫斯基。 　　③ 通译乔治·桑。 　　④ 通译别德内衣。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