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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

周扬

徐行先生接连地在《礼拜六》《新东方》等刊物上发表了他的反对国防文学的意见，这意见是应当加以驳斥的。因为，第一，他攻击目前所提倡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认为这样的主张是“胡言”，是“梦呓”，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问题。第二，他的意见正代表着一部分“左”的宗派主义者，他们对于国防文学虽然到现在还是保持着超然的沉默的态度，但是他们的宗派主义对于文艺上的统一战线或多或少地发生了阻碍的力量。第三，他在他的文章里播弄“左”的辞句，而且抄引先哲的遗言，来装饰他错误的论点，这很可以迷乱一部分读者的视听。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徐行先生的错误的根源，就是他对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中国目前形势之完全的无理解。他根本否认，或者是简直不知道，反帝联合战线是现阶段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的主要策略，同时也不了解远东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是怎样在全中国范围内卷起了民族革命的新的高潮。千千万万勤劳大众起来为自己的民族的生存抗争，广大的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也转入革命。就是一部分民族资产者，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对于这个新的民族运动，也都可能采取同情中立或甚至参加。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的现实基础非徐行先生一人所能抹杀，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正是从现实出发，依据最前进的理论和策略的一种现实变革的主张。 　　徐行先生援用一八七一年巴黎事件和关于这事件的先哲的遗训来作为他反对一切政治上文化上国防阵线的理论根据，这就恰恰证明了他完全不了解目前的新的形势，不懂得把正确的理论原则活泼地运用于特殊的具体的环境。徐行先生劝批评家在动手写文章之前参考一点史料，这诚然是一个可贵的劝告，但在参考史料之际，我以为如果没有正确方法的灵活的运用，史料这个东西就不但不能帮助你了解现在，反而会使你害着消化不良症。对于一个机械的方法论者，我希望他牢记下面的箴言：“唯物论的方法如果不当作历史的探究的指导路线，而当作伸张和分割历史事实的现成的模板使用的时候，就会转化为它的反对物。” 　　徐行先生因为没有正确的方法论的指引，缺乏对于现实运动的深刻的认识，所以他把握不住时代的飞跃的进展和各个社会层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急遽的变换。在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中，最敏感的艺术知识阶级的杂多的层，虽还是各自抱着不同的人生观艺术观，但在对于垂危的自己民族的运命的关心和民族解放的要求上却多少是一致的。而且五四以来的优秀的作家大部分都带着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国防文学就是一方面继承这个过去文学的革命传统，一方面立脚于民族革命高潮的现实上，把文学上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文学。自然，没有谁能够否认一九二七年以后我们在文化上的新的作用和成功，没有谁能够否认站在勤劳大众立场上的革命文学是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是新文学运动的中坚力量。正因为有这样的力量，所以我们不但要保持这种作用和成功，而且要使之更加扩大。我们要承认在革命文学之外还有广大的中间文学的存在，他们拥有着大多数的读者。他们并不如徐行先生所说，尽是些“被历史车轮轧碎了的废物”。要知道历史的车轮可以轧碎人，也可以推动人前进。许多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统一的民族阵线上，我们在中间的或甚至落后的文学者中可以找着不少的同盟者，文学上的各种救亡的力量需要有一个新的配置。革命文学应当是救亡文艺中的主力，它不是基尔特文学，而是广大勤劳大众的文学，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又是全中国民族的文学。国防的主题应当提供到每个革命作家以及一切汉奸以外的作家的创作实践的日程上。国防文学运动就是一个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要完成这个文艺上最广大的动员，我们不能不驳斥徐行先生的下面似的“左”的论调： 　　我们只知真正彻底反帝的社会层是中国出卖劳力的大众，只有他们是前锋，也只有站在这观点上的文学才是挽救中国的文学。 　　以为只有勤劳大众的文学才是挽救中国的文学，这样的说法无异于缩小目前救亡文学的基础和范围，把革命文学从它的友军拉开，使它陷于绝对孤立的地位。我们应当认清，一切中间层的文学，只要是抗敌救国的，只要是多少反映了民族运动的某些方面的，虽不是取着勤劳大众的立场，对于中国民族的解放依然有着益处。我们对于这类文学中的反帝的要素应当给以应有的评价，同时自然也要具体地指出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小有产的观点和世界观怎样妨碍了对于民族革命之本质的认识和正确的艺术的反映。只有这样，国防文学才能广泛地展开和深入。 　　国防文学不是狭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但如果没有强烈的民族的感情浸透着，就会减少它对于读者的艺术的申诉的力量。徐行先生深恶痛绝于“爱国的情热”，骂国防文学的主张者降陷入“爱国主义的污池”。他又引用了一位先哲的名言，说爱国主义是这样一种情感，它与小的私有者经济条件刚巧相联。可是他“刚巧”忘记了这位先哲自己就曾经夸耀过大俄罗斯民族，一点儿也没有轻视过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感情正可以激起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奴役状态的火一般的憎恨，正可以鼓励我们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在最近的一篇叫做《没有祖国的孩子》的小说里，我们被小主人公对于祖国旗的热烈的怀恋之情所感动，但这里却不是一种褊狭的爱国主义的感情，而是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很自然地调和着。无条件地藐视民族的感情，如果不是出于一种汉奸意识，就至少有帮助汉奸，在心理上叫大家准备去做亡国奴的危险。 　　然而徐行先生最害怕的是“爱国主义的浊气”会污损了文坛，破坏了文学的纯洁。他说： 　　文学中最主要的是思想，用艺术手段表现的思想应该是纯洁的，而不是不问派别，阶层，团体，个人，宗教，信仰的混血儿。 　　这是观念论的滥调。所谓“纯洁”是一个抽象的标准，如果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那我们对于果戈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这些作家的伟大就无从说明，因为他们的思想都并不是怎样纯洁的思想呵，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不朽是在反映了一个时代客观的现实，它的发展和矛盾。思想的内容，对于艺术作品固然有着决定的作用，但是如吉尔波丁所指示，艺术之丰富的思想的内容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思想的丰富，而是和现实的本质方面之具体的艺术的描写紧相结合的。 　　艺术创造的主体原是非常复杂；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成份的。问题并不在缩小主体——即局限于徐行先生所认为“纯洁”的一部分，而倒在如何诱导各色各样的成份都参加到民族解放运动里面去。假使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有才能的作者又忠于现实的话，那末，不管他所属的阶层，所抱的信仰，以及他对于民族革命之真义的理解的程度，他一定能够在他的作品里面反映出这个革命的某些重要的方面来。我们丝毫不看轻进步的世界观的烛照的作用，但现实本身的教育的意义，却也是不能忽视的。 　　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这不但没有缩小作家的创作的视野，反而使它扩大了。现在和过去的现实中所包含的一切有国防意义的主题必须具体地广泛地去发现。为民族生存的抗争存在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日常生活的——一切场面。主题的问题是和方法的问题不可分离的，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徐行先生却把这两者描写成对立的东西。 　　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就是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去描写现实，以图在社会主义的精神上去教育勤劳大众。在发展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的原则，因为看不见发展的人决不会把握真实。没有对“明日”的展望，“今日”就没有前途，同样，没有“今日”，“明日”就成了空虚的妄想。国防文学不是乌托邦文学，它首先要反映现在中国人民为自己民族解放的实际的抗争，它的各个方面和目标。没有现在的这个抗争，徐行先生所梦想的“明日的新社会”也就无从实现。“保全领土”在徐行先生辈看来，也许是一种“非常狭小”的“爱国的情热”吧，然而这正是千千万万失去了土地的人民以及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的共同的要求，正是达到“明日的新社会”的必经阶段。给这种广大人民的民族解放的要求以艺术的表现，就正是国防文学的基本任务。它应当把这和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去提高读者对于民族革命的本质之认识的任务结合起来，向读者昭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民族的救星，而且替它开辟蒸蒸日上的道路。”(地米特罗夫①) 　　向国防文学要求最进步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是正当的，但国防文学的制作者却并不限于能运用高级的创作方法的作家，就是思想观点比较落后的作者，也应当使之为国防创作而努力。在这里国防文艺批评就应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国防文学运动是一个文学上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运动，为着这运动的广大的开展，对于象徐行先生那样的“左”的宗派的观点，有时时加以纠正和指摘的必要。最后就让我引用吉尔波丁的下面的话：“一切宗派主义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和现时的政治任务的隔离”来结束我这篇不充实的短文。 　　作者附记：本文和下面的《现阶段的文学》及《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是我在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争中写的文章。早在一九三四年我就在《大晚报》发表过一篇短文《“国防文学”》，介绍了苏联倡导的“国防文学”口号，不过，那篇文章和这次论争没有关系。 　　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由于一些同志的被捕，上海文艺界党组织和党中央失去联系，我们的处境也极其危险。虽然联系断了，但革命还要继续。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寻找党的关系，寻求党的指示。年底，得到左联驻原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萧三从莫斯科的来信，稍前又从外文报纸上见到季米特洛夫和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还读到党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的《八一宣言》，这样我们才知道由于形势的发展，党的斗争策略要变化。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于是，在一九三六年春，我们解散了左联，其它左翼文艺文化组织也相继解散，开始筹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与此同时，文艺界提出了包含抗日内容的各式各样的口号，如：“民族自卫文学”、“救亡文学”、“国难文学”、“国防文学”，等等。以后，逐渐统一于“国防文学”口号；各艺术部门亦相继提出“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的口号。 　　四月底，冯雪峰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上海，他向鲁迅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并和鲁迅、胡风等商议，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鲁迅的这个口号首先是由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披露的，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口号提出的背景，认为是胡风的个人意见，直到鲁迅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我们才知道了鲁迅的全部观点，以后我和其他同志也就没有再写文章。 　　“两个口号”论争是在革命转折关头、党的斗争策略发生巨大变化，在革命文艺界内部展开的争论。在大转变的时候，认识不一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双方在坚持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这些方面是没有分歧的；但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什么口号更合适、更科学，对抗日文学的理解和创作等方面，意见又是有分歧的。又因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文艺界的人彼此之间不易来往，不可能充分交换意见，统一意志，只能凭着各自的理解，凭着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各谈各的主张。因此，即或是赞成、拥护同一口号的人，其主张和说法也都千差万别。在论争中，由于当时我对鲁迅的伟大缺乏认识，对他的有些意见尊重不够，又多少带有宗派主义情绪，我作为临时文委的负责人，在这些方面，是有责任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末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文学界》创刊号。 　　① 通译季米特洛夫。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