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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文学*

周扬

一 抗战后文艺界的情况 　　要论抗战时期的文学，先要问：在抗战发动以后，文艺界发生了一些甚么新的现象? 　　首先我们看到了文艺活动的相当的沉滞。由于战事的影响，出版界陷入了暗淡的状态，不但文艺的，就是一般的书籍的印行都成了非常困难的事体。大型刊物是无法继续出版了，小刊物和小册子是打破出版界沉寂的唯一的东西。有比较悠久历史的《文学》，后起之秀的《文丛》，拥有广大读者的《光明》和《中流》都一齐停刊，虽然没有多久，这些刊物的战时特刊都先后与它们的读者相见，但已经是小小的薄薄的本子了。战事对于出版的影响，同时使作家在生活上失了保障，他们不能不纷纷离散，有的跑回自己的故乡，有的投奔到前线去。作家没有了从容写作的余裕和心情，抗战以外的题材的精心结构的作品，在这时候也不容易唤起读者的共鸣。这个事变对于作家虽是这样巨大，这样刺激，这样兴奋人，但是没有对于这个事变的亲身参加和深刻体验，一个谨慎的作家是不甘愿把这样伟大的题材写成空泛浅薄的作品的，对于这个全国性的全民族的抗战，他们也并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写的抗敌救亡的政论来代替作品，做一般的救国的工作来代替文艺的活动。在上海在西北，以及其他各地，都组织了文艺界战时或战地的服务团。他们进行了募捐筹款救济难民，慰劳伤兵，发动组织城市和乡村的民众等等一般的工作。为了救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文艺是许多手段中的一种，文艺家首先应当使用自己所最长于使用的工具，这是当然的，不过文艺并不是甚么时候都被需要着，作家也并不是除了文艺以外再没有别的救国的门路。凡是一个普通国民所应做所能做的工作，文艺家都没有权利把自己除外。先是国民，然后才是文艺家，先有生活，然后才有文艺。所以一部分作家放下了笔去做救国工作虽形成了文艺活动沉滞的一个主观上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可指责的现象。应当知道，作家丰富的生活经验的积蓄正是新文学的更伟大的将来的保证和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在抗战期间文艺活动必然要停止。“在战争中，谬司沉默”的说法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事实上，抗战以来文艺活动并没有停止，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以前不同的方式。以抗战救亡的事实为题材的小形式的作品取得了最优越的几乎是独霸的地位。这是抗战期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假如说华北事变以后，反日的文艺有了大量的发展，那末，目前的作品就差不多全部集中于反日的主题，短篇小说是中国新文学的最主要的类型，目前所采取的就是比短篇小说更小的形式，散见在各报章刊物上的尽是战时随笔，前线通讯，报告文学，墙头小说，街头剧等等。这些作品都是急就章，没有经过多少艺术上的斟酌和推敲，都具有一种宣传鼓动的性质。它们能够很迅速地反映抗战救亡运动中的每个事件，而且极有效地把民族革命的精神和思想广播在读者大众的脑中。虽然，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很多材料充实，情绪饱满，艺术的感染力和煽动效果同时具备的作品，但是这类作品的形式为目前文学的潮流所趋，为抗战环境之所需要，为抗战期文学的正当发展的方向，却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和小形式作品的流行同时，是通俗文艺的特别的活跃。在许多报纸和刊物上登载了不少讨论通俗文艺问题的文章。在那些文章里面，通俗文艺实际是大众文艺的同义语，而且这个名辞也只有这样地去了解才是正确的。大众文艺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革命文学是在文艺大众化的旗帜底下斗争过来的，现在也还是继续斗争着。在这一方面，特别是在旧形式的批判地采用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显然的进步。在“一二八”时候，反日的小调，如《时调大观》，《救国歌曲》，《时新小曲》，《中日交战景致》等，出版了七十六种之多(见阿英作的《上海事变与大众歌曲》)。当时和这些有毒的东西对抗的，仅仅有秋白写的几首小调，如《东洋人出兵》等等。五年后的今天，情形就两样了。在上海抗战发动后两个月中间，封建小调的产量还不及“一二八”时一个月中的产量的三分之一，而从革命的作家诗人方面，却产出了不少的通俗故事，歌曲，以至小调，鼓词。包天笑赵景深等先生也都努力于进步性的通俗读物的提倡和制作。赵景深先生作了好几首大鼓词，其中的一首《平型关》就是歌颂第八路军的胜利的。 　　这些就是抗战以来文艺界的大致的情况，文艺和抗战密切结合，这是新文学发展的一条正路。要使这个结合不成为机械的，浮面的，就只有通过作家的对于现实更深的理解和实践。不用掩饰，目前的文艺还是落在抗战的现实后面，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作品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还不能使人完全满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使文学和抗战的实际更接近，把文学在抗战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 　　二 在抗战时期我们的新任务 　　第一，文学必须成为在抗战中教育群众的武器，就是她必须反映民族自卫战争的现实，把民族革命的精神灌输给广大的读者。中国的新文学是沿着现实主义的主流发展来的。现实主义和文学的功利性常常连结在一起。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曾占有过地位。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诸人，就都是文学上现实主义的主张者。他们反对雕琢虚伪的文学，反对把文学当作装饰品，而主张文学的实用性，主张文学应当于群众之大多数有所裨益，应当成为革新政治的一种工具，作为新文学创作上最初也是最不朽的收获的鲁迅的作品便是现实主义的东西，他写小说正抱有功利的目的，就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见《鲁迅自选集》序)。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虽曾有过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的论争，但是浪漫主义者的一派并没有逃避现实，而一味地沉于空想，相反地，他们对于丑恶的社会燃爆着憎恶，而抱着改革社会的无限的热情。他们也主张艺术应关心于社会问题，应成为对于人类之教育的最有力的手段。这一派后来成了革命文学之最初的提倡者，并不是偶然的，一九二七年以后抬头的革命文学，经历了她的幼稚的初期，在十年的苦斗中间，发展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力。她明确地提出了文学上反帝反封建残余的问题，公开指明了文学的民族和阶级立场的相互关系和政治作用。从《狂人日记》以来，反封建残余的主题有力地支配着新文学。到“九一八”和华北事变之后，反帝，特别是反日的作品才渐渐占着优势，在那些作品里面反映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和一种新颖的，动人的爱国主义，形成了革命文学的新的内容，一九三六年几乎成了一个国防文学年，这就是我们的新文学所走过来的路程。在今天，全国的抗战已遭受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只有坚持抗战，中华民族才能生存下去的这样一个时候，文学的最大使命就是在各方面来反映和鼓吹这个抗战，影响并教育群众来参加这个神圣的战争，要达到这目的就需要把文学和民族自卫战争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文学和民族革命的实践的关系愈密切，文学在大众教育的事业和民族解放的事业上就愈有用，它的价值也就愈高，以前有人嘲笑我们，说我们主张文学为革命，为国防，是新载道派，我们应当回答他们说：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主张，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优秀的传统，我们今天主张文学应成为抗战中教育和推动群众的武器，就正是把这个传统在新的现实基础上发扬。 　　我们说文学应当反映民族革命的现实，那并不是把文学题材的范围限制在抗日战争的范围的场面，我们的抗战是有持久性，全国性的，要保证这个抗战的胜利，必须有全体民众的参加，要动员全体民众参加，就必须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的生活。这里，民族民权民生的问题是不能分开来解决的。文学既是现实生活的全面的反映，这三个问题就都可以成为它艺术地来处理的对象。不过目前这三个问题中，民族的问题是首要的问题。描写守土卫国的民族英雄，他们的英勇壮烈的事迹，如姚营的殉宝山，罗团的殉南口，这应是作家的最神圣的责任。但是艺术的创造有赖于实生活的经验，没有经验而向壁虚构，艺术上一定会带来失败。写你所熟悉的题材，这无论何时对于作家都是可贵的忠告。这样说我们就没有意义的题材可写了吗?抗战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没有一个角落，一个人民不受它的影响，只要有细心的观察和有机的理解，有意义的题材是不愁没有的。人民对战争的态度，和兵士的关系，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被唤起到参加斗争，这些都和抗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些题材不都是我们应当去描写的吗? 　　更广泛地说，从目前全民族的抗战，回溯到一九二五到二九年大革命，一直到辛亥革命，太平天国，每个史实都可以写成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的叙事诗。假如有谁能够在现在写出这样一部大的艺术作品来，我们一定用热烈的拍手来欢迎它，因为这不但于新文学的发展，就是于抗战，也有益处。但是在现在的抗战的环境之下，顾虑到出版的不易，作家创作的艰难，读者的无暇欣赏长篇这等等的条件，对于大艺术作品的期望恐怕也许要放在稍远的将来，目前的问题是如何迅速而有效地使文学服务于抗战，服务于大众。因此通俗的小形式的作品成了当前的急需。要完成在抗战中教育群众的任务，小册子的作用是很大的。福禄特尔就是一个最重视小册子(Pamphlet)用处的人，他利用它对法国革命给与了非常宝贵的贡献。为了抗战，我们应当大量地制作这样的作品：它形式短小，内容通俗，而富于煽动性。中国的新文学创作差不多都是欧化的，近几年来技术的水准的确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在技术上优秀的作品的基本读者，还只限于狭小的知识分子学生的阶层。欧化的文字技巧在作者和落后的读者中间筑起了一道障壁。在今天，急需要把民族革命的思想普遍到最广泛的群众中间去的时候，这个障壁，就应当用种种方法来打破，我们主张利用旧的形式，从小调，大鼓，皮簧，到评书，演义等等，就是因为这些形式是一般大众所熟悉，所亲近的，通过他们，可以顺利地把民族的革命的思想输送入他们的脑里。一般群众正在以宣传宿命论，因果报应说的封建思想的读物，来满足他们反日的精神上的要求，在内地，在抗战的直接影响尚未达到的地方，《七侠五义》之类的书籍还保有着它的广大的读者，要争取抗战的胜利，不把大多数落后的群众都动员起来是不成的，通俗文艺就是教育和动员这些群众的一种武器。自然，通俗文艺并不完全采取旧的形式，凡是适合于大众的新的形式，我们都要作大胆的探求。通俗文艺一时一刻都不能和艺术的质的提高，文学中正确思想的指导地位离开，通俗文艺和所谓纯文艺的界限应当尽可能使之逐渐消泯，愈是艺术的作品，文字愈应简洁和流畅，这一面是可以发挥文学在抗战中教育群众的功用，一面也是为了新文学本身的正当的发展。 　　第二，作家间需要有新的巩固的团结和集体的活动。我们的民族正发生着伟大的事变，我们要做配参加这个事变的人。在大的变动面前，要能够不张皇失措，不凌乱涣散。统一文艺界的步调，结合文艺界的力量，是完成文学上抗战的任务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从华北事变以后，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急遽变化，作家间的关系也变化了，绝大多数的作家，都转向抗日。以抗敌救国为目标的，包含百余作家的统一的文学团体也组织起来了。为目标的，包含百余作家的统一的文学团体也组织起来了。可惜这个团体在她存在的期间没有作出能预想的成绩，主要的原因就是：作家间还存在着非原则的对立，无谓的磨擦，彼此之间还没有很好的相互的了解，因而没有能够达到如所预期的力量的统一，但是文学上全民族统一的战线第一次在组织上的形成，给文艺界今后更紧的团结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在抗战发动以后，作家能够保持了团结，而且把团结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文学上统一战线的团体不但应当规定抗战时期文学活动的共同目标，而且还应当规定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步骤，并动员文艺界所有的力量来完成他们。一个团体没有具体的实际的活动是不能坚实地存在的。在战时文艺家的一切活动中，集体创作的活动应当占一个地位。创作只能是个人的，不能是集团的，这种陈腐的传统观念是应当抛弃了。创作的集体的方式和个人的独创性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要迅速地反映当前不断发生的许多事变，尤有赖于集体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是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尝试。由剧作家夏衍等集体创作的《保卫芦沟桥》一剧在舞台上收到了成功；由小说家张天翼、艾芜、沙汀等共同执笔的《芦沟桥演义》也在上海抗战的前后完成了，虽然因为战争的影响而没有能够印行。集体创作并不一定要用专门的作家，而可以由许多非作家的作家来写，已出版的《中国的一日》便是例子。抗战中巨大的多方面的经验需要大批有这些经验的人们集体地来记录。即使这些人不都是专门的作家，写出来的都是片鳞半爪，在艺术上不完整的粗糙的东西，也将会比对于这些经验生疏的作家所写的含有更多的生活的真实和意义。 　　第三，作家应当到前线去，到内地去。抗战发动以后，集中在一个文化地带的作家开始向各地移动，有的是抱有积极的计划，有的多少带着被动的逃难的性质。我们欢迎作家分散到各地去，但要有组织，有计划，相互间有联络地去。在这一点上，救亡演剧队的活动足为我们的模范，虽则戏剧本身的性质原是比文字更民主，更多带集体性一些，在移动中间，作家所起的作用远不如戏剧家是事实，但是作家到前方和内地去，将来也一定可以收到很大的成果。离开了出版活动的中心，暂时没有了，至少减少了发表文章的机会，这个表面上的损失将由实际上的更大的好处来弥补。那首先就是使作家出了书斋，走进了真正的人群，接触了活生生的实际的生活。不管是前线阵地，或是穷乡僻壤，都可给作家提供不少新奇有味的生活材料。作家可以不必再在编辑和书店老板之门奔走了，那种奔走是只会使一个作家才思枯竭的。有人说二三朋友的往返和几部翻译的小说就是我们的作家的修养的全部，这虽是一个近于恶意的讥笑，但我们也不怕承认作家生活空虚的现象是存在的，是一个必须克服的缺点。到前线去，到内地去，就是克服这个缺点的最实际的办法。很短的时间内也许还不能产生出大的优秀的作品，要把当前民族的伟大的事变加以艺术的概括，这是不能太性急的事。但是在今天在这些作家身上已担了一个重大的责任。写前方通讯，写内地通讯，是他们必须做的工作。这些通讯偏重于事实的报道，夹杂着个人情感的抒写，是抗战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范畴。 　　最后，要建立抗战时期的文艺批评。在作家力量的配置和动员上，在抗战期文艺运动的推进上，批评负了很大的重负。它应当在团结一切作家抗日救国的总目标之下对各种不正确的文学思想进行严正的批判。它对于当前文学上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如通俗文艺，旧形式的利用，集体创作等等，应当在作品的实践的联系之下来加以更深的检讨和研究。对于文学上可能表现出来的任何悲观失望的情绪，它不应放松它的斗争，另一方面，创作上的公式主义也应该反对。 　　《光明》编者沈起予先生在一篇题名《悲哀的文学》的短文里，说他所见的外面投来的稿子大都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如何如何”，末了是“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的一套，对于公式主义的这种指摘是完全合时的，正确的，但是我有一点和起予不同意的，就是我们反对公式主义并不需要悲哀的文学。不错，我们的民族正经受着大的灾难，只要想想在华北，在东南，一点钟有多少在前线的战士死亡或残废，有多少难民在敌人的炸弹或枪口下完结他们的生命，有多少屋宇建筑化为灰烬，谁能够说我们所处的不是一个大悲剧的时代?这些悲惨的事实应当反映在艺术作品里，不过假使作者是一个革命的作家，那末任何悲惨的事实他都不会写成悲哀的文学，因为他能够用革命的眼光去看的缘故。《毁灭》写一队游击队牺牲到只剩下十九个人，那结尾是悲哀的，《夏伯阳》写到夏伯阳的最后，那结尾也是悲哀的，但是这两部作品都无论如何不是悲哀的文学，因为它们灌输读者以胜利的信念，并且教育读者怎样去继续斗争，这是战斗的文学，我们目前需要的，就正是这样的作品。批评应当把作品活动引导到正当的方向，它应当成为抗战时期文学运动的引路者，只有健全的批评的建立，才能把文学上抗敌救亡的任务很好地完成。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自由中国》创刊号。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