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扬 > 史料文献

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

周扬

一 摆在作家面前的新的问题 　　旧的生活已经破坏 新的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记得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说过，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的每一月，那内容的丰富，可以比上平时的一年；这句话可以应用于正在抗战中的目前的中国。战中的目前的中国。空前规模的大抗战坚持了十个月了，在这十个月当中，中国民族在变化着，前进着。旧的在被血所洗涤，新的正在向刚健的形成的过程中，一切的人们都被民族革命的暴风所冲击震荡，而被冲击震荡得特别厉害的是一群特别的人——作家，艺术家。我这并不是指由于文化中心城市的陷落，作家失去了出版上的依靠，因而生活上发生了恐慌的等等事实而言，这些对于作家固然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其他职业部门的人也都同样或甚至更厉害地遭受了战争的打击，我的意思是指精神上说的。 　　我称作家为特别的人，是有两重的意义。第一，作家是敏感的知识分子中的最敏感的，他对于时代的脉搏的每一跳动都能够强烈地感觉着；第二，作家是借形象的手段去表现客观真理的，而形象又是必须从现实中，从生活中去汲取。没有实际生活的经验就决写不出真实的艺术作品。作家必须到实际生活中去体验。过去，我们的作家曾经因为自己创作力的不旺盛而诉怨过周围生活的沉滞和平凡。现在，我们的国家里正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事变，全国的生活都在绕着战争的轴心旋转，这种生活正是作家所渴望了许久的。他们带着很大的激动和喜悦欢迎了它，但是要立刻把自己卷入这个生活的漩涡的中心，那就还得克服横在他们面前的一些困难和阻力。 　　旧的环境虽是不值得留恋的，但那究竟使作家有生活上的安定和从容写作的余裕和心情，现在这些都失去了。一种生活，习惯了之后，就不容易改变，作家的生活尤其如此。我们的大部分的作家，都并不在企图建立适合于抗战环境的新的生活，而只是努力在把过去那种作家式的生活在可能的条件之下恢复起来。这只要看一看许多作家都集中在武汉以及最近出版物之逐渐增多而趋于千篇一律，就可知道了。这里我并不要抹杀有的作家已经从书斋走到了战地，然而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个别的行动，还没有在作家，至少青年作家中间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同时我也并不主张所有的作家都丢下笔拿起枪上战场去，那不但是不可能，而且是不必要的；相反，作家应当随时随地运用他所熟悉的现成的武器——笔来服务于抗战，写关于抗战的作品，无论是报告，通讯或甚至简单的煽动的宣传品。有一个要求是无条件的：作家的生活应和抗战的实际紧密地联系着。我们要反对那种不愿与大众为伍，不屑做抗敌救亡的日常工作，而自鸣清高，孤芳自赏，以文学为至上的观点。不幸的，这样的观点竟反映在一二进步作家的身上。他们对于开会，募捐，慰劳，教育难民，作军队里政治指导员，写钢板，作壁报等等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憎厌，他们大声疾叫这些工作是应该别人做的，文学家不应该做这些事。 　　这些事不是我做的。让一般的知识分子去做吧，我忙得很，我正在埋头于一个伟大作品的创作。 　　说这话的，是一位很优秀的青年作家，听说他并没有实践他自己的话，就是说，他并没有埋头于“伟大作品的创作”，而仍然是在军队里跑动，不时地写着报告，通讯一类的小型作品。这自然是可庆幸的事，但是他的疾叫却表现了一种倾向，在新生活的巨大的吸引力面前徒然抗拒的倾向。 　　作家被两种力所牵引着：抗战引导作家走向更紧张的生活去，旧的生活习惯却总是绊着他的脚。因此，作家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了动摇和不满，然而还不能够立刻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来代替它。这也就是为甚么他们“成天飘来飘去”且不能不以这种“飘来飘去”为痛苦。这种抗战生活中的“感觉”，“心境”，正是战时知识分子无着落的生活的反映，正是作家的生活的苦恼，同时也就是他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力图解决的一个问题。深入生活的核心，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的关键。 　　新主题的困难 　　假如没有生活经验也能写出好的作品，那末作家生活的问题就不会这么严重吧。要作家参加抗战，服务于抗战，这不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要求，而同时也是创作本身的要求。因为抗战不但改变了作家的生活，同时也改变了一切中国人的生活。生活变化了，为着叙述生活的真实，就有要不落后地跟生活合着步调一同前进的必要。假如，作家让战争的风暴在四周围吹打，自己却紧紧地闭上窗子，把表现抗战的主题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个人琐屑的主题和题材上面，化在故事的巧妙的安排，文字的雕琢，技巧的卖弄上面，那就只是心血的浪费，不但引不起读者的共鸣，也不会成为伟大的作品。或者是，并不深入生活的底层，也并不肯多研究一点具体的生活的材料，而单单凭据几篇政治论文，剪接新闻上的一些消息，就写成抗战主题的作品，那也只会产生出空洞概念，标语口号的东西。 　　了解抗战的情势和每一新的发展以及它对于全国人民的意义，对于作家固然是重要的，但那只能作成一个政治的报告，要把它们变成艺术的言语，那就还需要下一点功夫。作家必须在那具体性上去了解生活。而作为文艺作品之基本材料的是活生生的人。要描写抗战，首先就要描写在抗战的具体环境下行动着的一个个的中国人。而这是怎样一个变化万端令人惊异的环境呵!在这个环境之下，人又是变化得怎样地迅速呵!昨天还是落后的，今天变成了进步的；昨天还是愚蒙的，今后变成了觉醒的；昨天还是消极的，今天变成了积极的。革命时期必然地伴以人类心灵上的深刻剧烈的变化，只适合于社会停滞期的艺术家的那种静的看法现在是完全不适用了。我们的现实中正涌现着新的人，新的抗日英雄的典型。我们不能把他写成平时的人一样，因为抗战的不平凡的环境已经使他变质；同时我们也不能把他描成理想的化身，因为在他身上还负有过去历史的负有过去历史的负担。假如说表现抗日英雄的典型是我们作家的一个最光荣的任务，那末，不能不说这也是一个最艰难的任务。 　　中国新文学中可以称为不朽的典型的，只有鲁迅的阿Q。在这个可笑又可悯的人物身上，反映出了中国农民的软弱的黑暗的一面，因为中国的农民性和落后性，他又被视为中国国民性的代表者。现在，阿Q们抬起头来了。关于觉醒了的阿Q，值得写一部更大的作品。然而在今日的文坛上，有谁能够了解中国人民象鲁迅那样的深刻呢?我们的作家已经开始作了创造抗战中人物典型的企图，但是那企图并没有能够圆满地实现，欧阳山，东平等集体创作的《给予者》便是一个例子，作者不知是故意还是不自觉地，把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细致精微的感觉，思想，和哲理深奥的言语加在普通工农士兵的身上，一个一字不识的士兵的嘴里竟会说出甚么“灵魂的纵深地带”，“强烈的内在的活动”等等字眼，那听来实在叫人难于相信。我们的作家应当学一学鲁迅对于人物的性格的描写，以及成为那描写的重要一部分的人物的对话。如象阿Q，如象孔乙己，如象九斤老太那些人物的那种活生生的对话。当恩格斯说现实主义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之正确的传达”时，他并没有忽视作为文艺上的现实主义之一特点的“详细情形的真实性”。 　　详细情形的不真实正表示了作家对于自己所采取的主题的生疏。抗战对于我们的作家是一个生疏的主题。作家对于抗战的各个方面和复杂过程还不熟悉，即使在理论上能了解，也还不见得就能用艺术的言语表现出来。比如，对于抗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抱着最后胜利的信心，但同时也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我国本身又存在着许多弱点，所以要最后战胜日本，还需要相当的时日，这中间还要经历许多的弯曲和种种可能的挫折与失利。这理论，我们的作家也未尝不懂得，然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常常把这个最后胜利容易化简单化了，总是所谓“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如何如何”，末了是“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的”一套。我们反对民族悲观主义，然也不赞成廉价的乐观主义。作品要灌输群众以胜利信心，那决不是凭一时的兴奋的作用，而必须靠深长的教育的效果。它应当告诉读者：抗战中遇到了些甚么困难和缺点，它们怎样障碍着抗战的发展，而抗战的发展又怎样在一步一步克服它们。要表现出这些来，那就非十分熟悉抗战各方面的具体情形不可。 　　然而我们的作家大部分都没有参加过战争，甚至也没有到战场上去看一看，连战争的基本常识都常常是缺乏的。在某一次的绘画展览会上，有一幅画画着一个火线上的抗日军人，一只手举起望远镜，另一只手把手枪瞄准着前面。这自然是一幅抗战的图画，但是一位有军事知识的人立刻看出了这画的破绽，因为用望远镜照的时候一定是还和敌人保有相当的距离，远非手枪的射程所能达到的。这不过是一个小例子。作品中关于战争的某些细节的描写使读者或观众失笑的事是常有的。这就可见：写自己所不熟悉的题材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我们的作家在创造典型的时候不要忘了“详细情形的真实性”是和典型的正确的传达分不开的。 　　今天的抗战是一个不但对于作家是新奇的，就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见的主题。作家现在还不能够十分把握它，那有甚么奇怪呢?现在向作家要求关于抗战的伟大的作品，不但为时尚早，且足以招致和现实的脱离或不成熟的早产的有害结果。作家现在和全国人民同处在与最顽强的敌人艰苦作战的状态中，他应当在这个战斗的实践中储蓄为表现时代的历史的主题所必需的精力，准备将来伟大的作品。 　　小形式的问题 　　产生以抗战为主题的大作品，无论从作家写这种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上说，或是从出版的条件和一般读者的需要上说，都是困难的。事实上，抗战以来，长篇形式已经遇到了最后的地位，在战时的文坛上演了最活跃的脚色的，是报告通讯一类的小型作品。报告文学差不多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运动。在广州，由几位青年作家组织了一个文艺通讯站，有计划地来推动这一个运动，此外还有朗诵诗歌，活报筹新形式的提倡和时调，鼓词甚至皮簧戏等旧形式的改良与采用。这些形式最适合于战争的情势和需要，是抗战期文艺的主要的形式。但是就在这一方面，我们也不是没有困难的。 　　报告文学的制作者大都是第一次把名字印在纸上的青年作家。许多既成作家因为没有实生活，所以写不出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者却常常给技巧的不足损坏了自己的作品。他们有生活经验，有丰富感情，但他们还不熟练于驱使题材，驾驭字句，也不善于运用想象，控制情感，所以，他们的作品常常弄成了贫弱无力的，不是近乎枯燥的新闻记事，就是流于空洞的主观叫喊。虽然这样，这批抗战中的文艺新军的出现，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发展，仍然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关于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抗战以后特别地热烈，而在创作实践上利用旧形式的尝试也日见增多，但是这一方面的努力比起客观的需要来，却还是非常不够。原因是：我们的作家大都习惯于欧化的知识分子的文字，一向以少数的所谓高级读者为满足，从没有把教育广大落后群众当作自己的责任，似乎也并不屑于和张恨水争夺读者，因此从没有认真地研究过中国文学旧有的东西，尤其是民间的东西，那在群众中间根深蒂固的东西。过去的这种修养就一直妨碍了作家向大众化的方向迈进。抗战虽使作家对大众化又接近了一步，但是文艺大众化的方针能不能在抗战期中贯彻到底，那就要看作家的诚意与努力的程度如何了。 　　在对于旧形式的已有的尝试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缺点。我们的作家常常学取了民间文艺中庸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而没有汲收它那明朗健康的真正大众的要素。有时他们把旧形式和新内容作了极不调和的勉强的结合，逗引起人的滑稽之感。比如，在轻松的形式如《小放牛》那样的小调里，装进了那种形式所不能装载的过分严重的内容和老百姓所决听不懂的专门的术语。另一方面，旧形式中常用的含有封建毒素的用语和表现法，却又毫无批判地被照旧采用。利用旧的形式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题目，我们的作家应当一面研究旧的，一面探寻新的，使小形式在抗战中成长发展到可能的完成的极限。我们现在所要求于作家的就是用这种大众化的小型作品敏速地去反映当前息息变化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离开实际，关起门来去创造甚么“伟大的作品”。 　　如何改变旧的生活方式，真正的深入到现实中，到群众中去，实地去接触那赤血淋漓的生活现实，并用适合的形式去表现它们，这就是抗战提供于作家面前的问题，都需要他们去解决的。 　　二 建立作家间的新的关系 　　团结的必要 　　摆在作家面前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作家间的团结的问题。要加强全国抗战的力量，作家必须团结，因为他们是全国抗日力量的一部分；要应付抗战以后他们本身所发生的生活上的和创作上的问题，作家也必须团结，因为那些问题是大家所共同而又非单独一人所能解决的；要完成中国新文学的一些基本任务，作家也必须团结，这个团结并不只限于抗战期间，而可以更长久。 　　中国新文学是一直和民族解放运动不可分离的。文学上的民族主义的内容，不是空洞狭隘的爱国思想，而是采取了一种反对一切压迫和黑暗的，广大的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规模。反帝反封建的主题贯串了从《狂人日记》以来的一切优秀的作品。国防文艺，抗战文艺是这个传统的正当的继承。要完成文学上的这个民主主义的任务并不只是少数最进步的作家的事，而应当由所有爱好自由和进步的作家来共同完成。这是第一。第二，五四运动虽传给了我们战斗的民主主义的传统，但是由于它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原故，它并没有丰厚的文学遗产遗留给我们。在创作上不用说，就在翻译介绍上，也都是很贫弱的。这一方面固然给了后来革命文学以顺利发展的优势，但同时却也造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般的贫乏，使革命文学一时真成了如鲁迅所说的“荒野中的萌芽”。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都需要反省和努力。翻译世界名著，介绍世界文艺思想，这就是一个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要在抗战胜利以后)由较多文艺研究者协力来做的工作。第三，新文学的势力还没有深入普遍到民众中间去，一般落后读者的选择还不是在徐志摩，沈从文与鲁迅、茅盾之间，而是在《七侠五义》，才子佳人小说与新文学作品之间。把读者吸引到新文学方面来，培养他们正当的文艺的趣味，这是每个新文学者的责任。文艺大众化并不只是把文学去迁就大众，同时也是要把大众提高到文学的水平。 　　在共同的事业——完成文学上的抗战与民主的任务这个事业中，各种思想派别的作家应当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亲密地合作。这个合作并不妨碍各个作家思想倾向于不同的色彩，也不妨碍他们争相拿各自的主张(汉奸托派的主张当然除外)去向读者申诉，用自己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卓越性去争取读者。 　　互相尊重 互相探讨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具备有这样一种精神，就是，对于彼此的努力要能够互相尊重。过去作家因为阶级，集团，世界观，创作方法等等的不同而互相对立，对立的尖锐的状态生了宗派主义，独断主义等等的有害产物。抗战的情势虽没有消灭这个对立的社会根源，却把作家互相间的关系建立在这个新的基础上面了。我们对于一切都要有一个更正确的新的估价。过去骂革命文学为标语口号或视之为洪水猛兽的人，现在应当改变他的观点；自以为是革命作家，以此为骄傲，而轻视别人一切真挚严肃的努力的那种自大的态度，也应彻底纠正过来。“向非党的作家学习”，斯大林同志的这句话应当成为我们的革命作家的座右铭。 　　互相尊重并不是一种绅士式的虚伪的态度，而必须是非常地坦白和诚恳，一切都是公平的。既不抹杀别人也不菲薄自己；既不牺牲自己的立场去迁就别人，也不强迫别人服从自己的意见。思想独立的尊严是最值得重视的，真理比甚么都更为可贵。正因为如此，在真理的探求上必须严肃认真，丝毫不苟。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然而要研究出哪一条是捷径，我们不妨切实地来互相商讨，这对于彼此都有益处。在抗日的共同原则下不容许有越出这个原则的对立，以及一切不必要的琐屑的争论，但是自己与别人的思想上的些微色调的不同，也必须严格区别，不能把它弄成模糊。曾经有一二进步理论家，因为强调文化运动上的统一而竟抹杀思想上的“左”“右”的差别；还有，以为在统一战线下提倡辩证法的唯物论，都有妨碍统一的危险。这种种见解都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在一个大的变动的时代，要把握它的方向，不致在任何惊涛骇浪中被淹卷了去，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比平时更重要百倍。要求作家先获得正确的世界观然后再去创作，这固然不对，但希望作家学习政治，研究理论来帮助他创作的实践，却是完全必要的。保持思想立场的独立性，创作上的独特风格的自由和批评的权利，假如说作家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的联合也需要条件的话，那来这些就是条件了。 　　共同的切实工作 　　作家的团体不只是在形式上把作家联合起来，而且要明确规定作家当前的共同的任务和共同的工作，并动员一切力量来实行。一个文艺团体如果没有它切实的具体的工作，那结果就会成为一种报销主义。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起来，这是值得庆祝的事。它发表了表明宗旨的宣言，并且定出了自己工作的计划，如象组织全国文艺通信网，发动通俗文艺问题的讨论，创作给士兵阅读的书物等等，这些都是切合时宜而且十分重要的。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是全国文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的负责工作人员应当用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已经定下的工作计划，开展更多的工作，真正担负起它所担负的时代的使命。一切会员或非会员的作家，文艺爱好者都应积极地从旁来推动它的工作，对于这个团体的一切现象大家都要负一分责任。站在团体外边说风凉话，好象这个团体的好坏都与他个人无关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应当永远成为过去的。 　　三 中国新文学应走的道路 　　从上面的简单的叙述，中国新文学今后应走的路向大致上是已经可以明白地窥看出来了。目前的情况是：作家已经不能再继续过去的“作家式的生活”，部分的作家已经开始深入到生活中，深入到大众中去，但是对于新的现实的游离或抗拒的倾向依然存在；作家已开始贯注全力于新的主题，把注意渐渐转向于大众化的通俗的形式，但是要把中华民族解放的这个伟大壮烈的主题，用千百万人都能感动那样单纯有力的形式表现出来，那除了作家的修养与才能之外，就还需要有对于生活的更深的实践和与大众的更紧密的联系。 　　因此，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和推动现实所造就的形势，改变作家的生活，发动他们到战场上去，到游击区域去，到一切内地城市乡村中去。一面把既成作家送进生活中去，使他们受到观实的教育，一面要培养从实际生活中不断地产生出来的新的作家，给他们写作技术上的帮助。我们不赞成自己关起门来去写伟大的作品的那种作家主义，也不同意于说伟大的作品自会在将来的新人中产生的那种自发论的观点。旧的作家和新的作家都应当和现实一同前进。为了适应在抗战时期特别增高起来的大众对文化艺术的要求，文学方面的干部更有大大地扩充的必要。我们不能容许文学的发展带有自发的性质。我们要有计划地大量地制作为大众阅读的作品，就是对于将来伟大的作品，每个文学工作者也都负有艰辛的孕育与小心翼翼的催生的责任。 　　保存过去新文学的一切优良成果，继承它一贯下来的现实主义的传统精神，把这些成果和传统在新的现实中发扬光大；继续文艺大众化的路线，学习大众的活生生的言语，研究民间文艺的形式，摄取其中的长处和精华，把大众化的路线贯彻到底，中国新文艺就在这个为更深入于现实，更深入于大众而斗争的旗帜底下迈步前进，展开在中国新文学面前的将是一片无限辽阔的新天地。 　　* 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解放周刊》第四十二期。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