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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态度*

周扬

《文艺战线》在战争的烽火中诞生了。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出的，它是一个战线，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民族自卫战争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战斗的分野。 　　《文艺战线》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战线。它是所有站在民族立场上的作家的共同地盘，他们互相联系，互通声气的精神的桥梁。抗战愈持久，全中国人将愈团结。文艺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战争的飓风已把许多过去因为思想、倾向、修养、甚至所在地域的不同而成为非常疏隔的作家吹拢到一起了，生活和工作联系了他们，共同的目标使他们的思想也渐渐趋于接近。全国的和地方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已经次第成立。作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关系。作家间的旧的标帜已经完全过时。现在已无所谓“京派”与“海派”之分了，且不论这两个名词本身的不科学，被视为双方根据地的北平与上海是早已先后沦陷在敌人的铁蹄底下，暂时地变成了黑暗落后的地区。革命作家与中间作家之间的界线现在也已成为不必要了，在全民族战争中不容许有中间的地位，而在民族革命斗争的意义上，但凡用自己的笔服役于抗战的作家都有权利被冠以革命的称号。既成作家与新进作家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能够而且需要互相提携了。抗战的实践把他们打成了一片。由于名望和地位所筑成，又被编辑和书店老板所砌高起来的那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墙，现在已到了拆去的时候。 　　凡忠实于中华民族，对文艺事业肯作真挚的努力者，《文艺战线》将对他永远地开放。因此，很明显地，《文艺战线》不是同人杂志。我们不能以少数人的狭小的活动为满足，而诚心诚意地恳求全国文艺工作者对我们的合作。假如开头的几期还不能以更多的不同的作家作品来光辉它的篇幅，那也只是由地域、交通、战争等等条件所造成的一个缺陷，我们希望这刊物的继续刊行会把这个缺陷逐渐地弥缝。我们也并非要借许多的名字做幌子来号召。那是不需要的。我们的愿望是：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集合大家的力量，在文艺的领域内来做一点切切实实于民族有益的工作。 　　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首先要培植民主主义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养成，不但于作家的团结，而且于今后文艺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关系。传统的“文人相轻”，文坛上的捧与骂，文艺上的独断、宗派，这些都是曾妨碍了文艺之正当的发展。以后作家间需要建立完全新的关系，彼此养成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切磋的精神。中国新文艺历史还很短，它的成就也不算大，抗战期间和以后的文艺上的建设，正需要大家长期的协同的努力。 　　由于立场和修养的各异，对于文艺上的许多问题难免有意见的分歧。对于不同的意见和思想，我们要非常耐烦地，细心地去了解，去分析，不要以专挑对方理论上的罅隙为能事，而应以从别人大堆不正确的意见中发现出极小部分的正确，当作自己的喜悦。以摩拳擦掌来对付不同的意见，是极愚劣的办法。当然，为了真理的究明，论辩是不可免的，必要的；但是论辩的目的应当在绝大多数的场合是匡正，而只在对真正民族叛徒的时候才是打击。 　　过去文坛上曾经有过许多论战，论战的双方往往并非绝不相容的两极，因而论争也不免于浪费的部分，但是论战者的不惮于在重重的压制下张扬自己的立场，为一时受到迫害的历史的真理辩护，那意义与重要是不能够轻轻抹杀的。我们今天所急需反省与改正的是在论战中所表现的那种仿佛不容人商讨的非民主的态度，与唯有自己正确的那种高慢的宗派观点。这些曾在一部分作家的心目中造成了横暴的幻影，这个幻影的最后一丝都必须消除。宗派主义是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与工作环境中长成，必须在新的不同的政治条件与工作环境中被清算。杜绝一切宗派思想的复荫，促进作家间的更进一步的团结，以增厚文艺在抗战中的力量，这就是我们首先所要努力的方向。 　　我们对创作上的主张是以现实主义为依归。说出关于抗战的各方面的真实，这就是我们对于作家的要求。现实的各方面是多种多样的。作者是多种多样的。读者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作者可以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去接近和体察现实，用各自的艺术的言语去向不同的读者申诉。创作上不需要有定于一尊的公式，这样的公式对于作家反而是一种桎梏。在对创作的见解，作品的取材、表现方法、风格，用语等等方面，作家可以有较大的自由。给与作家的，不是命令和叱咤，而是一般方向的指出与工作上的实际援助。要求于作家的，也不是墨守成法，而是创造性的高度发挥。因此，我们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侧重在引导作家到抗战的方向去这个意义，它并不拘拘于外表的写实的手法，而同时也可以包含浪漫的描写。对自己民族各方面的冷静的观察与火一般的民族解放的热情，战争中的苦难的经历与最后胜利的信念，现实的真实与英雄主义和诗的成分之结合——这就是表现抗战的现实主义所能有的生动的内容。 　　抗战以来文艺对现实的关系是消极的批判揭露多于积极的发扬。许多民族英雄的新的典型，无数可歌可泣英勇壮烈的事迹，都还没有在文艺上得到应有的反映。抉摘抗战的前进运动中存在着的丑恶与缺点，虽然有它重要的意义，但是发扬民族的积极精神的作品却更能表现出现实的主导的方向，更能尽激发读者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教育的作用。这类作品的可怜的稀少并不能归因于作家对伟大题材的冷淡，而是由于作家的生活的限制性的结果。到今天为止，一部分作家的生活都还没有和战争结合。闭门造车，向壁虚构，又是创作所深忌的。为补救这个弱点，必须在各方面来发动和组织作家到前线去的运动。尤其是年轻的作家，更应把自己的位置放在前线上。 　　对于前线主义的非难似乎是多余的。因为，第一，所谓前线并非是战壕的同义语，作家上前线也并不是放下笔去拿枪，我们的前线包括广大的敌人的后方，我们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在那里，作家可以有从事于各种工作(也包含文艺工作)的余裕。第二，战争变化了中国，而变化得最迅激且最巨大的是邻近战争的地区。那里有无数兵士兄弟们为卫国守土的流血的战斗，有广大民众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誓死的斗争，有抗日政权的巨人般的出现，而尤其值得在文学上反映的，是敌人的野蛮残暴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上所激起的剧烈的变化，他们从落后的，散漫的，屈从的转变到前进的，有组织的，抗争的这个伟大的觉醒的过程。于此可以展示出中国现实的积极面，中华民族力量的储藏量，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雏形。这是大有益于坚定读者的胜利信心的。第三，和前线不同，后方，特别是远后方的社会比较地显得停滞和沉闷，凝聚了较多的保守和顽固的要素。作者大都生长于旧社会，对于那些要素了解较深，因而对他们的解剖也格外锋利，往往不自禁地刺到他们的心理的黑暗的底层。这解剖的结果，如果缺乏对于日渐增长的民族抗战力量的透视，是很可能使一个有心的作者不免流于民族的悲观，而于无意中把这不健康的气氛传染给读者的。 　　因此，我们虽然非常尊重在后方的许多作家的艰苦的努力，但却期盼着更多的作家到前线去，那里有吸取不尽的丰富材料正待艺术专门家的发掘。我们愿提供一切愿去前方的作家以种种可能的方便，同时并愿和已在前方工作的作家和有志于文艺者取得密切的关系。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战地文艺通讯网。 　　除了生活的实践外，对于作家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修养的问题，我们要承认我们大家的修养都是不够，要获取表现这个伟大时代的充分的能力，我们有加紧用功的必要。要求作家先获得正确的世界观，然后才去写作，这诚然是不妥的，但是这并不减低作家的正确世界观的获得的重要。作家除了生活的锻炼外，还需要有思想上的锻炼。应当以研读有关抗战的政治方面的书籍，和人类所有的伟大思想家的著作，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对于创作也将给与极大的帮助的。 　　在文艺修养方面，我们的作家几乎全是受西洋文学的熏陶。一个落后的国家接受先进国家的文化的影响，是非常自然而且必要的；我们过去的错失是在因此而完全漠视了自己民族固有的文化。在文艺大众化，旧形式利用的问题上所碰到的主观的困难就是从对中国旧有文化的那一贯冷淡和不属去研究的态度而来的。这个态度必须改变。我们要在对世界文化的关心中养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特别亲切的关心和爱好，要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国际主义也必须通过民族化的形式来表现。不深通自己民族文化的人，在文化问题上决不会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因为他不能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来丰富国际文化的内容，他对于国际文化将是一个寄生者，而无所贡献。 　　文艺大众化，旧形式利用的问题已成了抗战期文艺上的重要问题。战争不但使文艺更深入了现实，同时也使它和大家更靠拢了。我们不赞成大众化的形式只是为了宣传的那种见解。我们相信从它们里面可以产生出真正艺术的作品，艺术和大众将在抗战中开始进一步的结合。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同意于不为大众所理解的作品在今天就没有存在的权利的那种偏激的说法。我们要考虑到中国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平的低下和新文艺所已达到的技术的高度，这文艺所拥有的知识分子的读者虽在全中国人口中只占着少数，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和抗战中却起着极大的作用。我们要承认艺术和大众之完全的结合是我们一个长期努力的目标，而不是立刻能够实现的。目前把艺术和大众结合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是利用旧形式。但是对于旧形式的利用的意义，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理解。我们一方面要认识旧形式为大众所接近的这个特点，以及它所含有且能发展的艺术的成分，另一方面也要估量它的能被利用的限度，在利用它的时候一刻也不要忘了用批判的态度来审察和考验它，把它加以改造。我们不要使新内容为旧形式所束缚，而要以新内容来发展旧形式，从旧形式中不断地创造新的形式出来。与其将新内容装载在不适宜于表现它的旧形式里，不如把旧形式原有的内容注入以新的生命。形式的问题，不能离开内容来处理。努力于文艺的普及，同时也要注意到它的提高。 　　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和读者迫切的需要，抗战十六个月来在文艺上所收获的，主要是报告、通信、速写一类较小形式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其迅速敏捷，短小精悍，而值得人们的珍视，但我们却也不能因此而以为除了它们以外，就不能而且不应有分量较重一点的作品产生。感谢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广大性，作家在自己所参加了一个时期的战争生活中储蓄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之后，暂时地离开战争，或摆脱一下自己在战争中所担负的别的工作，去找一个多少可以从容写作的时间和地点，把已获得的经验用正常的文艺形式艺术地组织起来，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自然，我们要估计到长期抗战中所将要遭遇的更多的物质上的困难许会剥夺文艺作品的印刷刊行的最小限度的可能。而且对于伟大作品的过早的催生也将是一种有害的急躁；但是我们却深信文艺在抗战期收获的多寡与迟早实系于主观努力的程度如何，而利用一切可能，组织文艺在抗战期间的更大更多的成果，使我们所成就的达到客观所能允许的极限，是每个文艺工作者应有的职责。将来伟大作品的产生，是与这个成果的多少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 　　作品落后于现实，理论批评又落后于作品，这种情况在抗战以后尤为明显。后者形成了战时文艺活动的最弱的一环。我们需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来开始一个理论的运动。不但当前文艺上的许多工作需要周详地去审讨和计议，就是对于新文艺的过去也必须在新的光照下去重新给以评价。而尤其重要的，是对过去文艺理论上的弱点要加以克服。在许多弱点中，特别应当指出来的，是文艺理论工作者文化修养的一般的不足，与对中国社会的特别缺乏理解。由前者产生了满足于二三原则或公式之无意思的反复，使原已灰色的理论成为更其灰色的现象；由后者产生了对于现代世界思潮之忙碌的追逐，在接受外来思想的时候，完全不顾中国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特点，而变成毫无抉择和批判。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一面渊源于先行时代的文化，一面伸根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然而在这两方面，我们却恰恰忽视了。要纠正这个弱点，只有从加深修养开始。修养的问题在今天对于理论家比对于作家更为重要。批评家在修养上应当比一个作家更高。因为批评家不但要能够虚心地向作家学习，同时还要做某种意义上的作家的教师。战时文艺理论批评的工作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它不只限于应付当前迫切的问题，而且要考虑到新文艺的较永久的建设。这需要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我们愿意在这个过程中放进自己的一点微小的力量。 　　上面就是我们的愿望。我们自知，这个愿望是大过于我们的能力所能完成的。但是《文艺战线》不是同人杂志，它一定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与援助的这个确信，使我们不以我们的愿望为妄想。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文艺战线》月刊创刊号。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