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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

周扬

中国新文学从开始就和民族解放运动密切地联系着，这个联系贯彻了新文学的全部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的特点是不能离开那个国家的民族的和社会的特点而表现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地位，以及为要脱出这个不幸的地位而进行的不断的斗争，不能不在文学上打下了印记。 　　新文学在它的不过二十几年的短促的生命过程中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三次划时代意义的运动可做这三个阶段的界标。第一次是文学革命运动，这是新文学的开始。反对文言，宣告“古文”为死文学，提倡白话，鼓吹国民的写实的文学，是这个运动的基本内容。这第一个阶段包括从“五四”前一两年到“五卅”前后的将近十年的时间。第二次是革命文学运动。革命文学的最早的呼声在“五卅”前后已经开始听到，而形成一个显著的运动却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就传报了新文学运动的这个伟大的方向转换的正式的消息。这是新文学的一个大的前进。它给“五四”以来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的完成，找到了新的有力的依靠，克服了“五四”的不彻底性与软弱性。赋与文学的已经不是关于一般“国民的”抽象的概念，而是工农劳苦大众的鲜明的立场了。这个文学在艰难的条件之下生长、发展，一直到华北事变，经了恰恰十年的时光的磨炼，成为了新文学的主潮。华北事变以后文学上统一战线的运动就是以革命文学为其骨干的，这是斯文学第三次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是在团结一切不同思想派别的作家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来共同从事于文学上的救亡的工作，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反日反汉奸的总流。要团结最广泛的文学上的力量，首先就不能不清算过去革命文学所犯的偏狭与高慢的宗派主义错误，因而给中国新文学开辟出一个最广大的发展的地盘。这就造成了今天中国文学的新的局面。 　　文学上的每次运动都否定了前一次的运动，而又继续前一次的运动往前发展。每一发展阶段的特点被规定于在每个具体的历史情势下中国社会内部各阶级力量相互关系的变化。假如说新文学运动初期白话与文言之争是市民层与封建势力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那么革命文学的异军突起正又是反映了新文学运动内部的分化，警报了新的社会力量的登上政治舞台。而文学上统一战线的形成却表现着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民族内部各阶层之空前的大结合。 　　在中国存在着两类的矛盾：一是整个中国社会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一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主要的是半封建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类根本矛盾的存在决定了中国新文学的一贯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是这两类矛盾的发展常常表现出不平衡的状态。虽然，基本上说，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第一类的矛盾占着最主要的地位，但是依据于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斗争的直接对象有时是帝国主义，有时却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封建势力及其他反革命力量。这两类矛盾的不平衡发展的状况就决定了中国新文学在三个阶段的不同的特点。因此，从工农大众的革命的文学到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的文学，从文学上的尖锐斗争到合作团结，这并不是运动的后退，或历史的开玩笑，而正是两类矛盾不平衡发展的结果。 　　但是正因为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所以中国一切解放运动终极上都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就是反封建制度的人民革命也是以打倒帝国主义为最终的目标。这就决定了中国新文学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在的深切的联系，而每次文学上的运动都与民族解放斗争呼应。“五四”文学运动是整个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回顾“五四”文学时，人不能忘记火烧赵家楼的英勇壮烈的一幕。革命文学是在五卅事件的直接刺激之下发生起来的，由此产生了文学与反帝斗争之意识的结合。文学上的统一战线运动更是配合着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是文学上空前未有的旗帜鲜明的民族阵线。文学上三次运动都和反帝民族斗争相配合，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巧遇，而正是由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民族与侵略的异民族之间的矛盾一天不解除，文学中的民族思想的实质便一天存在，不论这种思想是带上狭隘的爱国主义的色彩，抑或是采取反对压迫的一般的民主主义的内容，再或是进步到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反帝国主义的意识。 　　民族思想在新文学以前就在文学中找出了它的表现。可称为新文学的前驱的谭嗣同、黄遵宪、梁启超诸人，都留下了浓烈的爱国主义的作品。在那些作品中，他们或者梦想着中国的雄飞宇内，假异国的建国英雄寄托着复兴祖国的希望，或则痛心于满清官吏的丧权辱国，倾泄着无限深沉悲痛之情。这些作品大都是旧的形式，内容也常不免夹杂着尊王攘夷式的思想，虽然它们的作者曾以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替后来的新文学准备了道路。 　　中国新文学运动是以西洋文学的输入而开始的。最初介绍西洋近世思想与近世文学的功臣，不能不首推严复与林纾。严氏的翻译思想名著，是为的要叫大众不徒以西洋的皮毛为满足，而必须了解西洋的精神，要撷取别国之所长，来补救己国之所短，也就是如他所说的：“讨论国闻，审敌自镜，”这正是一种自强图存的思想。林氏亦曾在所译《不如归》序言上表现了他译书的爱国精神：“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曰为叫旦之鸡，冀我同胞惊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继严林之后，首先介绍西洋诗歌的是马君武和苏曼殊。他们两人都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这诗后来又被胡适刘半农所复译。这诗很早就能有四种之多的翻译，为中国读者所传诵一时，就正因为它是一篇最能激起被侵凌的民族的自尊心奋发心的作品。爱尔兰民族烈士的慷慨激昂的诗篇，法国的《马赛曲》，美国的国歌，这些作品陆续的移译，虽较少文学的价值，却都有它特殊的意义。鲁迅对于新文学的最初的贡献，就在和他的兄弟一道介绍了被压迫民族的作家和最富于反抗性的俄国作家的作品，给了新文学以健康的养料，这是一种不同于林纾的芜杂翻译的真正切合国情的介绍的工作。 　　鲁迅以一个民族战士走上文学界。他的从事于创作，就是出于要以文艺来救治病弱的中国的动机。终他的一生，贯串他全部的作品，民族解放的思想从没有离开过他，正是一种对于民族的酷爱，使他终生毫不知疲倦地剥露了自己民族的病根和症结。“五四”时代的其他作家，如虽然晚节不终，但在当时确曾和恶势力搏斗过的周作人就相当时期地怀抱了民族主义的思想。又如诗人康白情也叹咏了鸭绿江以东的非复殷家旧土，空漠地期望着少年中国的诞生。“五四”稍后的作家如郭沫若，他的最初一篇小说《牧羊哀歌》就是借一个老妪的口叙说着一个朝鲜女儿的悲惨的遭遇，使人惊心动魂于亡国的痛苦；再如象郁达夫的《沉沦》那种颓废的作品，那结尾处也可以听到对于祖国的无助的呼喊。“五卅”以后，文学中的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开始形成。这个流血事件不但激起了优秀作家的愤怒和抗议，而且推动了一部分作家走向反帝国主义的立场。郭沫若首先提出了文学上的反帝国主义的任务。以革命诗人走上文坛的蒋光慈，他的诗集《哀中国》，就溶合着民族爱与反帝国主义的意识。他的最为人所知的《鸭绿江上》就是写一个朝鲜革命青年的故事，交炽着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思想的作品。从“五卅”到大革命的这个期间，实际运动的关心与参加把一部分前进的作家暂时地从创作拉开了，因此并没有产生出多少出色的作品。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于社会内部斗争的一种特殊尖锐化的状态，作家创作的视线大都专注于人民大众反封建斗争的一方面。描写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作品，即使是从侧面去描写的也是比较稀少。这一方面比较卓越的作品，我们可以举出茅盾的《虹》和叶绍钧的《倪焕之》，两篇作品的共同点就在都是反映着在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运动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物的遭际，在这些运动中，他们常常总是站在最前列，有如倪焕之，他们有一颗赤热的“爱民族，愿为民族而牺牲的心”，正是这颗心，容易赢得人们的同情和感激，虽然他们固有的弱点使他们经受不起打击，而往往终于在解放的浪潮中淹没。但无论如何，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物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因此记录他们精神的奋斗和失败的历史的作品在新文学中应有它的地位。 　　“九一八”，“一二八”以后反帝国主义的文学无论在量或质的方面都大大的前进了。许多作家不但写了以这两个事件为题材的作品，而且把目光转到了群众的方面，个别的作家且亲身地参加了群众反日的实际斗争。在那时所产生的许多有反帝意义的作品中，我们不能遗漏了以空前宏大的规模把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双层压迫下的整个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斗争作了艺术的概括的《子夜》。这是中国新文学一个重要的收获。从“九一八”“一二八”到华北事变，反帝作品虽较前有增加，但仍只占总的作品产量的少部分。华北事变以后，反日的文艺作品才以压倒一切之势席卷了文坛。《八月的乡村》与《生死场》的成为轰动，以及一切的抗敌救亡的题材的作品的流行，正表明了民族革命高潮中新文学必然的趋势。抗战以后的文学就是顺着这个趋势而更往前发展了，文艺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达到了从来不曾有过的显著的密切的程度。 　　但是把新文学的全部发展过程放在考虑以内，我们就不能把文学中的民族解放思想只限于作品的单纯的民族革命的倾向性或明显的反帝国主义的主题，因为这种思想往往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采取一种反对压迫的一般的民主主义的内容。中国新文艺运动无可否认地是一个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运动。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任务，就是鼓吹民主、科学、人的解放、反对旧礼教、旧伦理。当时的提倡易卜生主义，提倡“人的文学”，就正是主张革除一切束缚人的因袭和礼法，而解放人的个性，建立合理的人的生活。把“五四”称为人的发现的运动，而比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这拿比拟，在两者同属资产阶级文化的开花期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西欧资产阶级的文化有近五百年的繁荣的历史，因此各方面都达到了辉煌的成就，树立了深广坚实的基础。中国的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则爆发于欧战之际，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得以一时地蓬勃发展这样一个历史的机缘，而当欧战结束，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的时候，这个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就不能不显出停滞而退后之势。所以中国民主主义的文化不但没有树立下根基，连运动开始时的那股“浮躁凌厉之气”也很快地消失，曾经绚烂于一时的“五四”运动不久就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民主主义的文化正发生在西欧的资本主义文化向下没落的时期，在那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已经褪色，社会主义正风靡一时，在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正相结合起来，这个时代的特点，反映在新思潮运动上，就产生了中国民族民主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近，对于劳工的同情，对于十月革命的赞美。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都写了虽然肤浅，但却纯朴的歌颂劳工的诗句。对于十月革命，胡适首先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徐志摩也称俄国革命为“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这正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积极的一面。 　　中国民主文化的这些特点，一方面是由于时代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被决定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使民主主义的文化不能得到顺利的正常的发展，同时也正是这个地位，使这种文化不能不带上反帝国主义的特色。帝国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一切锁枷的锁枷。要取得民主自由，必须要使民族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就是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主义和独立国家的民主义的主要分别的所在。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将不懂得中国民生主义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力量又在什么地方。 　　试举两个诗人为例吧。徐志摩的盼望“馨香的婴儿出现”，郭沫若的歌颂“凤凰的再生”，诗人笔下的“婴儿”与“凤凰”都可视为新中国的诗的象征；两个诗人都是民主革命的热烈的期望者，但是前者空想着英美式的民主，而忘记了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地位，他不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认为打倒帝国主义是“分裂猜忌的现象”，而后者则认清了中国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出路；对帝国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就决定了两个诗人的不同的发展。一个在怀疑悲观颓唐中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一个投入了大众的革命的运动，在那运动中获取了新的勇气和力量。 　　要完成民主革命，必须凭借千百万群众的力量。工农大众是这个革命的有力的依靠，当其他阶级背离了这个革命的时候，他们也还是能把它实行到底。当这样的时候，最忠实的民主思想家就必然地要走向工农大众方面来，工农大众就会在文化思想上表现它的力量，倾向于工农大众的文艺就会要发生出来。这样的文学，按它的性质来讲，仍然是民主主义的，因为它的内容并没有越出反帝反封建的范围。但是由于这种文学是在国内斗争特别尖锐化的情况之下，作为恰在那时旺盛起来的国际无产级阶文学运动的一部分而产生的，作家在主观上和新兴阶级的急性的结合，以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无产阶级文学”这个概念的多少近于机械的搬运，无形中就有时或多或少地把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文学必然要有的民主主义的性质给忽略了。同时中国革命文学一直遭受着极端恐怖的迫害与压制，它的第一章就是用先驱者的血所写成。运动的地下的秘密的方式，以及由这种方式所养成的非民主的作风，又使文学的民主主义的性质蒙上了一层遮布。但是，不拘这一切，革命文学实际上最彻底地执行了民主主义的使命，虽则或提出得不明确和某些疏忽，但并没有妨碍“九一八”以后大量的反帝作品都产生在革命作家一方面。 　　中国新文学是沿反帝反封建的路线而发展过来的，这一点已无置疑的余地。但是在“九一八”以前，文学中的反帝的主题远不如反封建的多，能不能因此而反证新文学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的薄弱?这是一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对于这现象，我们有具体地分析一下那原因的必要。 　　第一，中国新文学运动是因为接受西洋的学术思想而起来的，新文学的倡始者们几乎都受过西欧文化的熏陶。他们主张欧化，反对国粹，要以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那时候最迫切需要的似乎并不是去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在文化上的侵略，而倒是如何急起直追地去从这些先进国家的文化中吸收滋养，因此，虽然那时西欧的资本主义文化已开始腐烂，在贪婪地咀嚼异域的文化果实时常不免同时吸进了世纪末的毒汁，但是新的毒汁也仍较胜于中国几千年的发霉了的老例祖传。用鲁迅的直截了当的表现：“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①”。这种欧化的激烈的主张，虽是为了要振兴民族的精神，在根底上仍是出于一种民族解放的深沉思想，但都缺少一种反帝国主义的鲜明色调。这是新文学初期的作家的一个可以说是共同的态度。 　　第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绝大多数的作家都和土地与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帝国主义的势力虽已深入了农村，但它压榨农民的血汗却总是采取间接的方式。直接压迫和剥削农民的是地主豪绅，商业高利贷资本，以及军阀官僚的集团。农民的生活是极不幸的。内战和天灾加深了他们的不幸，几千年的愚民政策以及由它制成的愚昧无知把他们束缚在这个不幸的状况里。作家目击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的关系，农民所受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迫害：精神上的迫害更是作家自己所痛感的，被新思潮所激荡了的他们，首先写了自己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和命运，自由恋爱的主题在初期新文学作品中占了最优势的地位，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视野较广，不以个人主题为满足，而力求捉住有社会意义的题材的作家，就描写了一般农民的生活和痛苦。虽然在幕后站着支持而且扶植封建势力的帝国主义，它是造成农民不幸的一切原因的原因，但因为是在幕后，那作用就不容易很清楚地看出来。要写象《春蚕》那样的作品，人得对于帝国主义的如何扼制中国农村中经济的命脉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自然，帝国主义也直接地剥削中国人民，他们挟着在中国的特权和优越的资本与技术，在中国开辟工厂和矿山，对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工人进行了高度的剥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工人运动带有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但是由于中国工人数量的稀少，年龄的幼稚，作家和工厂接触的不多，虽然前进的作家对于这个新的社会力量极其憧憬，在思想上力图接近，但是要把这些新的人物描上艺术的画布，对于他们的面目，还不够十分地熟悉。这就造成了描写工人作品的缺少，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特别是反帝国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弱点。 　　第三，自从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欧罗巴之旗第一次飘扬在中国的国土以后，接着是英法联军，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这个四五十年中间，是资本主义宰割中国的流血时期，也是“九一八”以前中国人在历史上遭受最大痛苦与侮辱的时期。外国侵略者经过这些武力行动从中国得到了许多特权之后，使开始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进行与中国统治者的勾结，暂时地不用战争侵略，而用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式施行比较温和的侵略；不直接行动，而秘密援助中国统治者去压迫中国人民，这种情况就形成了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化。中国新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之下生长起来的，新文学初期的作家也没有身历这最早的国难，八国联军或中日战争也许只是幼年时代的记忆。他们的民族思想虽在最后的分析上是由列强的侵略所刺激起来的，但却往往采取排满的内容，光复与复辟时恐怖的压迫特别刺激了这个民族的思想。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侵略虽在人民生活上发生了巨大影响，但是那影响总不如战争侵略那么剧烈，那么破坏，那么致命，因此在文学上要求表现也不如那么迫切。从“九一八”以后反帝作品的发达，就可窥见在那以前它的稀少的理由了。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反帝主题的稀少并不能视为民族解放思想的淡薄。没有写过一篇反帝题材的作品，无碍于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战士。我们要从整个的精神去了解一个作家和作品。对自己民族的病症下有力的针砭，企图借科学来启迪愚蒙，以民主来解放思想，使中国人能够随世界的潮流而进步，不致从世界人中被挤出，中国得以在世界上立足，这正是一种极深刻的民族解放的思想。 　　要解脱几千年来人民生活和意识中的封建束缚，一面固有赖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思想的吸收，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反对加强了这个束缚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帝国主义不但没有摧毁封建势力，反而支持了巩固了它。帝国主义使封建阶级一面守旧，一面欧化，就这样增加了它束缚人的力量。正如鲁迅所意味深长地说的：“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成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要推倒这个城壁，必须将古砖和新砖一同踏碎，这也正可以说明文化思想上反帝反封建这两个任务的不可分离。 　　虽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和作家个人生活两方面的限制，“九一八”以前反帝主题的作品只占了一个极少数的数目，但是“九一八”，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反帝文学的作品就大大地发展起来，那数量之多，不但足以补偿以前的短少，而且对整个新文学作了一个极大的加号。这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在文学中的反映，同时也是文学上的民主主义的传统在新的现实基础上的继承与发扬。 　　华北事变以后，文学上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不单是表现在反帝作品的数量的激增上，而且也表现在这些作品内容的新的特征上。在新的特征中，首先可以指出的，是反帝的主题集中于反日的主题这个事实。自从“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暴露了它是中国民族最凶狠的敌人以后，它就成了全中国人民反对的最主要的目标。这就是反日主题盛行的社会的根源。虽然也产生了一般的反帝的作品，如象艾芜，就描写了英帝国主义的如何蹂躏南国同胞，在那热带的土地上染下斑斓的血痕；同时由于民族革命新的高潮的刺激，作家创作的视野伸展到了民族解放斗争的过去，一部分作家写了含有反帝意义的历史的作品；但是中心的主题却是反日。沦丧的国土上人民的苦难和挣扎，日寇对中国人民所施行的兽性的残暴，全国人民的觉醒和奋起，少数汉奸败类的无耻跳梁，这些主题形成一个广泛的潮流，横溢在文学作品之上。多谢抗战，使这些主题的内容更加扩大而丰富了，完全证明了反日主题的强调会缩小作家创作的范围的那种担心为过虑。虽然现在还有人在主张写抗战以外的题材的作品，但是在现实正经历着急遽的变化的时候，凡是闪避现实的不论是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企图，都会被冲荡一切的现实的洪流所捲殁。我们并不赞成作品的单调，但却认为作品的多样化也只有在和现实的主流的更深的渗透中才能正确地达到。 　　华北事变以后反帝作品的另一个特征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我们第一次在新文学中看到了一种从来不曾见过那样热烈的民族感情，一种对于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爱戴，这种情感首先表现在东北作家的作品中，是并不足怪的，因为他们最先尝到了亡国的屈辱和痛楚，他们懂得一个人看见自己祖国的国旗被扯下时的那种难以舍割的心情，当作品中的人物发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的誓言时，他们的心是在和他们的人物一同跳动。这是一种落后的情感吗?不，这种情感正是崇高的，没有它，我们就将失去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被压迫民族的自尊心与侵略国家的民族优越感是两个对头，前者引向自卫，后者引向侵略；前者是革命的，后者是野蛮的。因此，很明显地，我们所主张的爱国主义不但不和国际主义相抵触，两者正是相辅相成的。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的感情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很调匀地溶合着，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蒂的民族自卫的战争，从来没有被描写为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 　　反日的文学的再一个特征，是工农大众的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的一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的危险面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全民族各阶级的共同任务，先进的阶级应当是执行这个任务最坚决最彻底的，他把自己阶级的立场统一在民族的立场下面。这就是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形成的社会的根据。当文学生的统一战线最初提出来的时候，少数宗派主义者曾认为是从多年奋斗的立场的退却，但事实证明这不是退却，而正是前进。在民族的巨大的事变面前，只有最坚定地把定民族的立场，最高度地发挥民族精神的文学，才能成为伟大的文学。 　　这就是华北事变以后反帝文学的新的发展特征。这些特征表示了新文学和民族解放运动之更深的结合。抗战以后，这个结合的程度就达到它的最高点了。离开民族抗战的现实，新文学的存在就不能想象，更不用说伟大作品的产生了。表现神圣的抗战的各方面的真实，用民族民主革命的精神去教育读者，提高他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涤清一切民族失败主义悲观主义的毒菌，揭露一切阻碍民族觉悟与民主解放的愚顽保守的黑暗的要素，以最后地完成文学上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就是落在每个忠实的文艺工作者肩上的无可逃避的责任，和努力的目标。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文艺战线》月刊第二期。 　　① 阿波罗。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