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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

周扬

鲁迅逝世两周年了。这两年没有白白地过去。神圣的抗战坚持了一年以上的时间。中国正在遭受铁和火的试炼，鲁迅生前所那么热爱且正因为热爱而那么痛烈地鞭挞过来的这古老民族，将在这烧毁一切的火焰里获取它的新生。身历了许多大事变的鲁迅，竟没有活到能目见这最伟大的一次事变。可是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却长存着，却象那永远不熄的火炬，照耀中国人民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道路。 　　对鲁迅一生事业的完全而又准确的评价，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任务。下面只能算作追忆这位民族巨人时的一些感想。 　　一 鲁迅的一生是和中华民族解放不能分开的 　　鲁迅生长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两个世纪之间，一个正从中古式的封建社会转化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里。这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里充满了许多巨大的事变：甲午之战、戊戌变法、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九一八”、“一二八”、“一二九”运动。鲁迅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里生活着、工作着的。他发表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就正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他的最初的创作活动和群众的爱国运动的合流，并不是偶然的吻合。在他还没有开始文艺活动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了，或者不如更正确地说，他的从事文艺，正是出于要以文艺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的动机。就正是这个爱国的动机，使他拿起了创作的笔，写下了中国新文艺的光芒万丈的第一页。 　　早在一九○三年当他还只二十三岁的时候，他曾写过一篇叫作《斯巴达之魂》的作品，那主题，就是要借异国士女的义勇来唤起中华垂死的国魂。但那还不是新文艺创作，他最初的文艺活动主要是在翻译介绍方面。就在这一方面，他也没有离开民族的立场。他首先介绍了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介绍拜伦和裴兑飞①，他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人)，因为，正如他后来所说，“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当时排满的民族思想自然还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内容，但是这种思想，首先是由列强的侵略所刺激出来，而主要地是以避免外国侵略者的瓜分鲸吞为出发点，在这一点上，正有它反帝国主义的意义。 　　后来随着新的社会条件的形成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鲁迅的民族思想就发展到明确的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他成了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勇猛的战士。“九一八”以后，他猛烈地抨击了中华民族最凶狠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赞扬了中华民族最忠实的朋友苏联，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时候，他表示了“无条件”的拥护与加入，打击了破坏这个战线的“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道德”的托派奸细，这个时候鲁迅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了。 　　但是，鲁迅的民族思想却从来不曾是狭隘的种族观念，对于中国的固有文明所谓“国粹”的攻击，“五四”以来，再没有谁比他更坚决，最持久不变的了。和“五四”当时许多其他的启蒙主义一样，他主张只有科学才能救治这“儿至国亡种灭”的中国，救中国是第一义。“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它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然而所谓中国的固有文明如何呢?正如鲁迅很沉痛地说的，它“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筵宴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现在又要献于西洋人了，鲁迅当时也许没有预料到今天我们的近邻日本强盗竟动手来独占这“厨房”，在这厨房里安排“王道”的筵席。现在正是全中国人民起来“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时候了。自然，所谓“毁坏”是含有积极改造的意思的。鲁迅早已警告过我们：“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改造中国大部分的硬化了的组织，使之适应于今天抗战的环境，这正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要挽救中国，必须改造中国，改变中国国民的思想。这是一个民主改革的问题。充满在鲁迅每一篇创作、每一篇杂感里的，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弱点和黑暗面的无情的剥露，说是冷酷，然而是热中的冷，正如他评朵斯退益夫斯基时所说那样的“热得发冷的热情”。不是对自己的民族抱着极深的爱者，是不会有那样的热情的。同时，他对于中华民族的观察的深刻，对于中国民众的生活、习惯、言语的熟悉，是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能够和他比肩的。有人说他的作品满熏着中国的土气，这也正显示了作为一个真正民族作家的他的特色，在这一点上，在中国是没有谁比他更配称为民族作家的了。 　　二 他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者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一文里说：“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鲁迅的民族思想就是反对压迫的民主主义的内容，而且是多么广大、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啊!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入以前是一个封建国家，它经过了几千年封建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侵入不但没有摧毁封建势力，而且扶植了它。这个统治的恐怖，还不只是在于它的政治上的极端专横残暴，同时更也在于它的思想上的极端黑暗野蛮。几千年吃人的礼教，无数的“祖传”、“老例”，这些支配活人头脑的死人的力量，它们阻碍着民众的觉醒，使他们陷于愚昧、迷信、自欺、奴隶的驯服的状况里而不能自拔，这种精神上的镣铐，再加上由于灾荒、苛捐、兵匪、官绅所造成的生活的重担，这就把一般农民小有产者的群众压成完全麻木了。中国成了一个黑魆魆的死气沉沉的国家。鲁迅目击了这个周围生活的可怕的真实，用了他的一切力量仇恨着这统治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意识的几千年来的黑暗。他大胆地说出了中国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他高声地叫了： 　　我诅咒吃人的人。(《狂人日记》) 　　两部创作，《呐喊》和《彷徨》，就是反对“人吃人”的公诉状。为被吃者感受痛苦，对吃人的人提出火焰似的抗议——这就是几乎他的全部创作的基调。虽然他毫不顾恤地暴露了农民小私有者群众的弱点和黑暗的一方面，他们的无知、保守、自私，但他知道造成他们的弱点和黑暗一方面的是几千年来封建的制度和思想，因此他对于自己的卑微弱小的人物的可悲的命运常流露出同情和痛苦。读了《明天》、《祝福》那样的作品，有谁能不为那主人公的身世感动的吗?就是对于“阿Q”、“孔乙己”那样的人物，作者也没有吝啬他的同情。他的真正的愤怒是对着“吃人的人”，那些“赵太爷”、“七大人”之类的家伙。他们是在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民主改革的障碍。 　　在鲁迅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和黑暗的统治对立的，追求光明和自由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物，对于他们，作者倾注了更多的热情，但也并没有因为偏爱而误信他们的力量。他记述了他们对于封建势力反抗的失败史，我们仿佛听到了他们“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号哭，这些是精神的孤独的战士，他们并不能成为摧毁封建统治的独立的力量。要彻底扫荡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必须要有千百万有组织的农民，和站在他们前头的无产阶级。然而当时农民群众还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力量。虽然鲁迅创作的几年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的斗争转到“自为的阶级”的斗争的时候，但因为鲁迅在生活上一向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和这个新的力量较为疏远，那时他还只能用“不胜辽远”似的眼光，眺望这个新的阶级。由于这种时代的限制和他个人生活的特殊性的结果，现实主义者的鲁迅没有能够创造出积极的形象，正是很自然的事情。 　　鲁迅一生最大的战绩，是在他是中国第一个站在最坚决的民主主义的立场，反对人吃人，主张人的权利的。这个立场正是他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基本，他后来走向能彻底废除人吃人的制度的那个阶级的思想的根源。主张人的权利，必先唤起人的自觉，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愚民主义就首先应被打倒。鲁迅在一篇杂感里说了十分意味深长的话： 　　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五) 　　这里，很明显地，鲁迅特别诅咒着“愚民的专制”。因为那是一种肉体的奴役加上精神上的奴役。他使被吃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被吃，而被吃的人同时无意中也在吃人，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鲁迅的反对人吃人，主要是反对“愚民的专制”。他的主张“国民性的改造”，就是要打破这“愚民的专制”。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表彰尼采精神，翻译阿尔志巴绥夫的作品，介绍厨川白村的学说，才能得到正当的评价。这些异域来的精神食粮诚然是有毒素的，但是在扫荡因袭一点上却多少起了一点积极的作用，我们这一代的革命青年，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大概有不少受过这类书籍的影响的。 　　鲁迅的反因袭的精神，使他和一切“卫道”、“存古”的主张者不能两立。那些主张“卫道”“存古”的“正人君子”们，有的还披了欧化的衣服哩，实际是在助长和维护封建势力，帮助延长和巩固“愚民的专制”的统治。对于这些人，鲁迅是“打到底”的。他唾弃了“中庸之道”和“费厄泼赖”，愤怒地毫无容赦地揭穿了他们的假面。这里也正显示了一个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的风貌。 　　虽然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鲁迅常把火力集中在攻击思想上的愚蒙、独断、谎骗等等上面，而以“国民性的改造”，“思想革命”为斗争的旗帜，但他却从来不曾有过丝毫不问政治，或甚至轻视政治的态度。他是民主政治的激烈的主张者。他痛心于民主革命的没有完成，民族先烈们的鲜血被后人践踏。在《头发的故事》里就透露了作者的这种沉痛的心情。他在一九二五年作的杂感里，更是非常悲愤地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悲愤是无益的，他大声地号召：“什么都要从新做起”。这正表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民主主义者的精神，反映了全中国民众的要求和需要。因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的改革，中国民众就不能得到自由，中华民族也就永远不得解放。这个客观的历史要求爆发了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但是这次革命的结果仍然没有把辛亥所未完成的任务完成。……从此以后，鲁迅的思想便转入一个新的更高的方向。 　　三 彻底的民主主义，严峻的现实主义，加上对于人民的深挚的爱，使他走向了无产阶级 　　鲁迅在《自选集》的序里关于他自己说了这样的话：“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不道是一种感慨之辞，而并非完全的真话。那个忠实的民主主义者，目睹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屡次地横遭蹂躏，确曾有过怀疑失望的时候，但那是并不长久的，而且每次的打击之后总是愈增加了他的勇气和力量，在他的认识里面添进了一些新的东西。“三一八”——他是把那日子看成“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以后，他更看清了统治者的阴狠凶残的面目，认识了要改造中国社会，和平请愿已经不行了，需要有“别种方法的战斗”：那就是革命。但是一九二七的大革命的结果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打击。他“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经验了“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怖”。但就在他感受这种恐怖的同时，他的思想开始改变，一种向积极方向的改变。 　　一九二七年对中国的思想界是一个试炼的年头。从前反对革命的学者，现在“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从前对于革命抱过期待，现在也还有一点良心和正义感的，则大都感受到了“太平人的寂寞与悲哀”，变为“消沉”了。自然，另一方面，思想界的新的力量也在这时形成。这时候鲁迅寻找了他自己应走的道路，他继续了斗争。当《新青年》团体解散的时候他曾感到自己“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的孤独，他找不到“新的战友”。现在他不孤独了，新的战友正在浩浩荡荡的进军。中国的工农大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继续了大革命未竟的事业，高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把民主革命往更深处发展，列宁早告诉过我们：要使民主革命贯彻到底，不因一部分人的离开而中途夭折，那就必须凭藉工农大众的力量。无产阶级是能实行民主革命到底的。大革命失败后，摆在鲁迅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或者是把民主主义更向前发展，或者从民主主义退却。鲁迅采取了第一条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的他是要实行这个革命到底的。这就产生了他和无产阶级之自然的结合。 　　把鲁迅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的另一个东西，就是贯彻于他的全部作品的那现实主义。“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可以说是这个现实主义者的自己写照，他正是这样的一个“猛士”。所以他的作品虽然痛烈地批判了现实，但他的现实主义的这种批判的性质，并不如十九世纪西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一样，和悲观主义相联系。周作人说在现代文人中象鲁迅那样对于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这说法是不正确的。(恐怕倒是向日寇屈膝的周作人自己才是对中华民族抱着最黑暗的悲观的!)诚然，鲁迅暴露了中国现实的黑暗面，掘入了民众心理的最黑暗的底层，甚至对某些“同胞”感到了失望，但是这一切都并不曾动摇他对于现实的可惊的坚定，对于人类前途的坚决的信仰。他说： 　　即使所发见的并无所谓同胞，也可以从头创造的；即使所发见的不过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战斗的。(《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十一) 　　“和黑暗战斗”的勇气是从对未来光明的信心来的。鲁迅并不是什么悲观主义者，他是属于“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的一类人的。我们再引用他的一段话吧：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一九二六年在女师大讲演) 　　所以鲁迅写作品并不以暴露黑暗为满足，正如他所自白的，他的呐喊是要为战士助威，增加他们前驱的勇气。他在暴露旧社会的病根之际没有忘记“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他会平空在一个青年革命烈士的墓上添上一个花环。这是逃避现实，粉饰现实吗?不，这种对于人生的美化是有非常之积极的意义的。高尔基说过：“人类在许多地方还是野兽，同时在文化上还没有成年。美化人，赞美人，是极有益的。它可以提高自尊心，帮助对自己创造力的信心之发达。”关于受难的人类，关于真实，关于人类生活的美化的关心，正是这两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共同的特色。他们两人的和无产阶级的结合，也是可以于此找出一个共同的根源来的。 　　对于大众的爱，也是两人所共同的。克鲁布斯卡雅说：列宁深深地爱着民众。深深地爱民众是一切背弃自己本阶级而走向新兴阶级的思想家必然具备的德性。鲁迅的敌人在鲁迅身上只看见了冷嘲、谩骂、刻毒、学匪、绍兴师爷等等，这是当然的，因为对于这些人，鲁迅的爱的确是非常之悭吝的，然而他对他们也并不冷淡，他以热烈的憎对他们。“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这正表明了鲁迅自己写作和做人的态度。他知道他应当爱什么人。他的爱要给与大众，他说过“革命的爱在大众”的话。对于劳苦大众的爱和尊敬在他很早的作品里，就已经表现出来。在《一件小事》里，他表明了永远不能忘记一个黄包车夫的扶助弱者自我牺牲的行为。这不是胡适、刘半农式的黄包车夫文学。这里没有老爷式的俯视的怜悯。有的是向大众谦虚学习的态度。他从这劳苦者的行为增长了自己的勇气和希望。在另一篇小说《故乡》里，他为农民的辛苦麻木的生活而痛苦，他希望将来的一代能过一种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生活。 　　鲁迅走向无产阶级，不是偶然的。他的表示自己和这个阶级的命运共利害，把自己的光芒溶合在工人阶级的鲜明的烽火里，是正在这个阶级和它的先锋在中国受着极端的诬蔑和压迫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改变了自己一贯的进化论的观点，开始取得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的学说。他没有成为共产党员，但他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抛弃了由于最初革命文学者对他的过火的态度所引起的成见，帮助改正了革命文学初期所必不可免的理论上和政策上的错误，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国际的革命作品，斥驳了反对革命文学的论客，培植了青年的新的作家——以他过去的威望和这些功绩，他成了中国的革命的文学运动的旗帜，成了中国革命的文学之开辟者、导师和领袖。 　　然而鲁迅的活动并不限于文艺的范围。他晚年的文字是常带着浓厚的政论色彩的，他以非凡的注意和锐利的眼光关心了时事的问题。他抨击了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学生救国运动的诬蔑和压制，赞扬了苏联，辩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在死前不久，他所给与托派的那道德的致命的一击，和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热忱的拥护这一切，表明了他一直到死忠实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忠实于人类的解放的事业。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不朽的伟人，全中国人民的一个光荣的模范。 　　四 我们要继承鲁迅的遗产 　　在鲁迅纪念之际，我们要着重指出继承鲁迅遗产的意义。这份遗产，对于我们，是特别地宝贵的。因为： 　　第一，他的全部著作贯彻着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精神，那将提高读者的民族觉悟，坚定他们对于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不但如此，他的作品是他一生的战斗的经验的总结，那是作为横亘在他的时代的中国人民的民族的和社会的斗争的结果而来的，我们从这些经验里正可以取得于抗战有益的教训。虽然在他的作品的几乎每一页，都可看出对中国固有文明的反叛，但他却是对中国旧有文化修养最为深广的一人，他吸收了中国过去文明中一切优良的东西，再加上取自西欧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传统，和现代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精神，这就使他的著作成了中华民族所有的一切遗产中的最优秀的遗产。 　　第二，他的著作是“五四”以来中国民主主义的最战斗的传统。五四运动在这一方面所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少得可怜了。没有深厚的民主传统，是中国思想界贫弱的一个重大原因。这也正造成了今天中国还普遍地存在着愚蒙、武断、保守、顽固等等的要素，这些要素，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障碍物，鲁迅的书告诉了我们扫荡它们的战斗方法。列宁非常尊重俄国民主主义者倍林斯基、车尔尼绥夫斯基、杜簿洛略波夫的遗产，称他们的著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中，那知识的广博，战斗性的坚韧，文笔的辛辣，足以与俄国的三位启蒙主义者比肩的，恐怕只有鲁迅一人。这样我们就更应如何加倍尊重他的遗产。 　　第三，鲁迅的作品是中国新文艺最初的也是最丰富的收获，是中国新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的第一块坚固的基石。他反映了中国的黑暗现实，激发了读者对于这个现实的反抗心，和为未来的光明斗争的勇气。我们要从他的作品中去学习创作的方法，尤其要遵照他所再三指示的，和实际斗争去接近，在抗战的实践中把文艺和现实拉得更靠紧，使鲁迅所开辟出来的这片“崭新的文场”能够放出更多的异彩。 　　研究鲁迅的著作，学习他的战斗精神，继承他的遗产，是抗战文化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这就是我们纪念鲁迅所不能忽视的真正的工作。 　　* 本文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时论丛刊》第一辑。 　　① 通译裴多菲。 　　 周扬文集 第一卷/周扬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