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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批整联手

罗银胜

一 　　1952年6月8日，全国文联为丁玲等4位获奖者举行庆祝会，会议由周扬主持，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和文艺界100余人参加。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等也应邀出席。会上朗诵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中的片段。 　　电影《武训传》是由孙瑜编剧并导演，由上海昆仑电影公司出品的。这部片子前后酝酿了7年时间，它的酝酿和筹拍，显然受到陶先生在抗战中期的艰难环境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下，为了激起人们的奋斗精神，拯救因经费困难而陷于绝境的育才学校，而提倡“武训精神”的启发。这部片子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拍了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要不要继续拍下去曾有过一些犹豫，在上海电影部门支持下，孙瑜完成了这部片子，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修改。 　　《武训传》公映后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仅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就发表赞扬武训的评论文章10多篇，作者主要为文化教育界人士。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渭川说，他看了电影，感动得下泪，“武训这个名字，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从武训这个杰出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许多传统的卓越精神。”①他认为在普及乡村教育和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方面，武训都是有教育意义的。陶行知的弟子、上海教育局局长戴白韬先生说，教育工作者“更应该学习武训那样赤诚的始终如一不避任何艰苦困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教育工农。②还有人说武训是“千古一人”的传奇式英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武训传》批判运动的主将、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耳(许立群)在他那篇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的重头文章中说，“在衷心的赞叹和景仰声中，武训被推崇得‘高入云表’”③，此言不虚。 　　1951年4、5月间，《文艺报》第4卷第1期、第2期先后发表江华《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杨耳《试谈陶行知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邓友梅《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开始批评《武训传》。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上述材料时在按语中指出，《武训传》是“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的拥护者武训而诬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主要由毛泽东写成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951年，毛泽东亲笔写下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并于同年5月20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从中央到地方的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大中小学校闻风而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就此兴起。 　　在这篇社论中，毛泽东指出：“《武训传》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④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接下来，毛泽东又列举了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赞扬电影《武训传》及历史人物武训的一系列文章，并毫不客气地点了这些文章作者的名字。毛泽东严厉地指出，如此之多的歌颂，可见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已达到何种程度!他说：“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在这篇社论中，毛泽东还特别严厉地批评了丧失了批判能力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质问他们学得的马克思主义跑到哪里去了?并严正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最后发出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澄清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的运动，直接原因是这部影片存在着为执政党难以容忍的政治意识问题。他的目的是要通过批判武训和在《武训传》问题上暴露出来的思想观点，向知识分子说明并使他们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社会的进步，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而不是知识分子在反动统治下进行的所谓“文化教育”。这个运动也有改造知识分子的用意，并实际地发展成为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但直接目的还是推进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也就是说，如果把它看做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它的定位在政治的层面。 　　为了配合毛泽东的文章，《人民日报》特意在同一天的《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短评。评论指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文章的共产党员，都应当自觉地行动起来，坚决彻底地与错误思想作斗争。同时还要求，凡是“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 　　与此同时，中宣部电影局首先快速作出反应，于同年5月23日向全国电影界发出通知，要求电影界人员“均须在各该单位负责同志有计划领导下，进行并展开对《武训传》的讨论，借以提高思想认识，同时并须负责向观众进行教育，以肃清不良影响。并须将讨论结果及经过情况随时汇报来局”。接着，中宣部、教育部、华东局等又相继发出通知或指示，指出：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一种全国性的思想运动。因此，必须把这场运动普及到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及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并且要联系实际彻底检查自己。其后，各种报刊杂志也相继发表了许多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章。 　　几乎是第一时间，文化部和《人民日报》社也联合组成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在江青等人的带领下，到武训的老家山东进行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后，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给历史人物武训扣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等三顶帽子。 　　人们赞颂武训，事出有因；《武训传》故事不合时宜，拍者无意，脱离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从一定的政治目的出发评判历史人物和文艺作品，就不免专断和粗暴。正如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1985年9月5日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所评价的，这个“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的批判运动，“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⑤。 　　毛泽东在批评《武训传》的同时，对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质问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⑥面对如此严厉的批评，文化界领导层显然只有检讨的份儿。8月26日对《武训传》的摄制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夏衍在《人民日报》发表《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他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承认这一事件“暴露了我们的思想工作薄弱的严重程度，暴露了我们不能坚决地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不善于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对一切不利于人民事业、有害于革命的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承认上海文艺工作者还没有能很好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武器，“在他们的认识与实践上，和工农兵群众还有着很大的距离”；承认在上海文艺工作中，除了《武训传》之外，还产生了许多以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观点立场来描写工农兵的作品，这与领导工作中的立场不明确。爱憎不分明，没有给文艺工作者以正确的思想帮助有很大关系。 　　据夏衍事后回忆，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他正好率团出访，就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正在埋头写“出访总结”，周扬打去电话，要夏衍到他家里去，有事面谈。 　　见面之后，周扬既没有寒暄，也不问其访苏情况。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 　　夏衍说：“我回国途中在戈宝权处看到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具体情况不了解，现在正在赶写出访总结，还来不及考虑这件事情。” 　　周扬接着就说，“总结之类的事让别人去干，你赶快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对此夏衍很意外，他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因为：“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作检讨。我和周扬是老熟人，尽管他现在是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常务副部长，是顶头上司，但我还是敢于和他抬杠。我有点感情激动，而周扬却非常平静。他说：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因为他事先没有考虑到这部片子的反动性而一再表示过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我正要讲话，周扬很严肃地说，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别的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我想到了‘只讲团结，不讲改造’的问题，想起了‘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问题等等，于是我就说：好吧，明天写完出访总结，后天就回上海。这时周扬才露出了笑容，说这样就对了，现在我们是执政党，党员——特别是老党员要勇于负责，要你写检讨，主要是因为你是华东和上海的文艺界领导。 　　“回到宿舍，我就托人买了下一天回上海的车票(当时还没有定期空运航班)，同时也给恩来同志办公厅打了电话，说原定向他汇报访苏访德的事，因为有要事赶回上海，所以只能请他看书面总结了。 　　“回到上海……我先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约100多人的文化界集会上对《武训传》问题作了检讨，又把这次发言整理成文，寄给周扬，这就是在《人民日报》1951年8月26日发表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讨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此文发表前夕，周扬还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他还亲笔修改，有一段话是他写的。并说毛主席看了之后对他(周)说‘检讨了就好’，所以要你‘放下包袱’，放手工作。”⑦ 　　此时的周扬也脱不了干系。他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发表讲话时说：“关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论战暴露了我们在思想工作和文艺工作上的一种严重状态，就是我们同志在新的环境下政治上思想上变得麻痹起来，开始失去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思想上的锐敏，失去对敌对的和错误的思想的辨别与批判的能力。这种状态是和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中间所存在的自由主义作风有关系的。”⑧毛泽东对文艺领导工作的批评和文艺界领导人政治认识的“提高”，成为推动文艺工作中“左”的偏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因。 　　批判武训和《武训传》的运动只持续了3个月，至8月初，这场批判运动便宣告结束。运动期间发表文章80余篇，但是涉及问题的范围和人群的范围十分广泛。整个文化界、教育界和文化教育行政机关都卷入了这场运动。 　　8月8日，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为这次运动作了总结。他强调：“电影《武训传》污蔑了中国人民历史的道路，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用改良主义来代替革命，用个人奋斗来代替群众斗争，用卑躬屈膝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电影中武训的形象是丑恶的、虚伪的，在他身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卑鄙，歌颂他就是歌颂黑暗和卑鄙，就是反人民的、反爱国主义的。”不过周扬最后还是留有余地地说：“电影《武训传》的错误是严重的，孙瑜先生应当有勇气承认并揭露这个错误，并在自己以后的艺术行动中改正这个错误。这是真正人民的艺术工作者对于人民应有的起码的责任。”⑨ 　　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又是以文艺问题为其主要内容的，它给文艺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加深重、久远。 　　首先，批判电影《武训传》，顾名思义，应该是一个文艺问题，但运动并不着眼于文艺，却规定要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强调是一场政治性的斗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全国胜利后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规定无疑是正确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是需要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且这个斗争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并决胜负。当然，这种斗争有时也可能反映到文艺的某些问题上，但这里不是决战的场所，也不能采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文艺有它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和规律。对这样一个在建国初期还没有经验的问题，本应慎重从事，然而急于印证对形势的估计，就误将电影《武训传》问世后开始出现的一点争论当作预言的实现，于是抓住它开展一场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大演习。其实，武训的歌颂者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文艺成了替罪羔羊。如果偶尔失误，事后正确总结教训，作为历史的曲折应该允许，但是却不然，它被作为正面经验上升到“规律”无穷套用。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就到文艺中去找先兆，从文艺开刀；或者计划开展一个什么斗争，也拿文艺当石头，拾起来，掷过去，投石打鸟，打了鸟，石头也就丢掉了。30多年来，政治斗争一个接着一个，文艺也就不断地被开刀，被扔掉。以至于积重难返，这种运动的惯性轨迹，后来依稀可见。从这种事态的延续着眼，看它对文学思潮的斜向引导，批判《武训传》的做法，给当代文学留下了一笔沉痛的遗产。 　　其次，强化了文学主题的单一性。建国初期，本来在强调歌颂工农兵的主题和题材方面，已有忽视甚至排斥其他的苗头，这次气氛紧张的思想批判运动对此又有所助长。有些文章还把影片编导的艺术手法也冠以“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帽子，完全否定排斥，堵塞了艺术多样性的探索道路。文艺本来就是多样性的，单一性乃文艺之大忌。随着整个国家建设的发展，生活领域的无限开拓，读者群众和文艺队伍的扩大，比较单一的题材、主题和艺术手法，越来越表现出它的局限性。 　　最后，使文艺隶属于政治的关系更加凝固化。《人民日报》社论虽然没有像《讲话》那样直接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问题，但这个所谓原则精神，浸透全篇，加之许多批判文章又对这一原则着意发挥，多方“论证”，作为制胜的重要论据，于是，这个并不十分科学，然而在当时被崇奉的原则，就在征战疆场一片胜利的霞光中被映衬得更加辉煌、神圣，具有不可移易的权威性。《讲话》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所奠定的这一基石，在这次批判运动中被夯实加固。⑩ 　　二 　　由于时间短，报纸杂志上来不及发表大量批判文章，再加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还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因而批判《武训传》运动的规模并不太大，与后来爆发的几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也正因为这场运动没有像毛泽东所预期的那样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尤其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对这场运动的无动于衷，令毛泽东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不满情绪。1954年11月初，郭沫若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就曾说过：“三年以前进行的《武训传》的讨论，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可惜那时没有把这一讨论广泛地深入到文化领域的各方面去，讨论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这番话，虽然出自郭沫若之口，但却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毛泽东的这种不满情绪。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决定，11月24日，全国文联召开了北京整风动员大会，周扬与胡乔木一起作了报告，吹响了“战斗的号角”。丁玲、老舍、欧阳予倩、李伯钊等8名文艺界人士发表讲话，拥护整风。全国文联组成以丁玲为主任的“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主其事。文艺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此正式开始。 　　次年1月，“三反”开始，文艺界转入“打虎”运动。3月以后，文艺整风再次启动。7月14日，全国文联常委会和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召开联席会议，宣布北京文艺整风胜利结束。 　　文艺整风的目的是乘批判《武训传》之东风，借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三反”运动之声势，用群众批判和自我检讨的方式，进一步净化文艺思想，树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根据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文学艺术是“革命的螺丝钉”，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与教育界、科学界相比，文艺界的思想应当更加纯洁、更加统一，步调更加一致，应该绝对地服从党的领导与指挥。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称之为“整风”，也更加表明它是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重演或翻版。 　　对文艺工作状况的估计，是运动前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干部座谈会作出的。中宣部呈交中共中央的报告认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它的首要表现是“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的严肃性”。“在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合作当中，表现无原则的团结，对他们的各种错误思想没有认真地加以批评，认真地提出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任意曲解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拒绝改造思想，拒绝以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文艺更多地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趣味……文艺工作者中则普遍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和严重的自由主义风气。”(11) 　　周扬此时正处于尴尬的境地。毛泽东发起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对文艺界的“思想混乱”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因对《武训传》的摄制与放映负有直接责任而做了检讨，这无疑使周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文艺干部座谈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领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周扬应对存在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周扬被迫做了“详细的自我批评”。这样一种处境，使周扬更加积极地贯彻毛泽东的意旨，激进地推动文艺整风，以纠正他所负有重大责任的“文艺脱离党的领导的状态”。他在文艺整风动员大会上说：“老解放区的经过改造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在延安经过了整风学习，就没有问题了。不是也有老区的经过整风的同志，到了新的环境，在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包围之下，就又露出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吗?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之间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容易断的，而他们和工农群众之间的联系，却是常常松懈的，容易断的。至于新解放区的没有经过改造的同志，他们的思想感情实际上是根本没有改变的。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讲工农兵，心里喜欢的却依然是小资产阶级。一部分老的左翼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一个自以为‘很革命’的包袱(这个包袱我也曾有过的)，这就大大地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必须丢掉这个包袱。”(12)周扬将思想批判的矛头指向“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同时必然又不放过对30年代以后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艺的清算。 　　根据彻底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树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要求，如同其他领域的思想改造一样，文艺整风运动对文艺界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成百上千的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作出过贡献的作家、诗人、戏剧家、导演、演员、音乐家、画家用新中国成立后刚刚学得的政治词汇，痛斥自己只进步而“不革命”的历史，批判自己的作品，表达了拥护毛泽东文艺思想、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和“否定过去，面向未来”的社会潮流中，发自内心的忏悔、被迫无奈的检讨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坛上不曾有过的奇异现象。 　　文艺是当代中国政治的风向标，更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晴雨表，这一特点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已初显端倪，在1952夏秋之际开始的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因为这次调整就是从文艺开始的。是年5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5月26日，周扬发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这两篇文章透露了即将调整文艺政策的信息。 　　在文艺整风高潮尚未消退之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开展“文艺工作中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人民日报》社论的突出特点。 　　3天以后，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了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他把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提得更加尖锐。周扬认为，文艺创作的数量、质量都是不够的。“文艺表现新的事物、新的生活不够有力；反映人民生活的方面不够宽广；作品缺少应有的感动人、鼓舞人的力量。这就是说，创作上严重地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我们批判了在表现群众的新的生活和新的事物上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来的甚至从封建思想而来的各种明显的歪曲，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还必须继续进行这种批判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容忍了一种最普遍大量存在的，似乎是‘合法’的歪曲——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概念化的作品把人民生活中本来丰富的、生动活泼的、新鲜的事物描写成单调的、乏味的、千篇一律的公式；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的，有思想、有性格的，在一定环境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人写成没有血肉的，无性格、无思想的，完全任凭作者任意摆布的，像木偶似的人物；把本来是复杂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写成简单的儿戏。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很大的歪曲吗?这样的歪曲难道是可以容许的吗?”“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所以能够‘合法’存在，没有受到批评，有时甚至受到鼓励，主要原因就是文艺工作者以及一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错误地了解了文艺服从政治的正确关系和真正意义。”(13) 　　联系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文艺界领导层一直极力主张文艺要以“赶任务”、“写政策”的声势为现实政治服务，直接导致了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和粗制滥造现象的泛滥，联系到贯穿于《武训传》批判、萧也牧作品批判、文艺整风运动的不变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文艺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联系到以《文艺报》为主要阵地、以陈企霞等人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粗暴批评正是在“三反”和文艺整风时期达到极端的事实，鲜明地提出变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为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其中蕴含的调整领导思想和文艺政策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无论《人民日报》社论还是周扬的文章，都还没有使用“调整”的字眼。至于周扬他们有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对文艺政策进行有意义的调整，我们并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周扬他们这时仍然认为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责任在作家，与文艺工作的宏观指导无关。这就堵塞了全面检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领导工作中纠正“左”的错误的可能性，使这次文艺政策调整成为一次不自觉的、有限度的、充满了争论与冲突的因而难以彻底和持久的政治行为。 　　在谈到这次文艺调整的具体推动力量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冯雪峰和他主编的《文艺报》。冯雪峰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30年代左翼文艺的重要领导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新中国成立后理当成为文艺界最高领导层的成员。由于他在文艺理论和文艺工作指导思想方面长期与周扬对峙以及文艺界的宗派纷争，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排斥。 　　周扬与冯雪峰的矛盾由来已久。建国后，冯雪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出版社也因此分为周扬派和冯雪峰派，周扬调巴人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求他去主持社里的工作。结果引起了冲突。(14) 　　文化部部长是茅盾，但主要管事的是副部长周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方针任务和重要决定，冯雪峰并不向周扬请示，而是与胡乔木商量而定。 　　1952年2月，在“三反”运动的高潮中，冯雪峰接任《文艺报》主编。他发现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领导的错误已经发展到危及文学艺术生存的严重程度。他不能不出来为文艺工作者说话，不能不出来呼吁恢复“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这使他又一次成为以周扬为代表的主导路线的对立面。 　　冯雪峰对于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领导的批评，最早反映在他在《文艺报》1952年第10号(5月25日出版)发表的评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章中。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既然目前文学界依然有脱离生活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同时也存在着反现实主义的、主要是概念化的创作路线。不少空洞说教的理论和不少简单化的批评，也在赞助和‘开辟’反现实主义的、主要是概念化的创作路线。这是一条有害的、我们应该反对的创作路线。因此，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别的一些比较成功地反映现实的作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路线，加以明确化，则在我们纠正目前创作与理论批评中的反现实主义出错误倾向的工作是有作用的。”冯雪峰并没有像《人民日报》社论、周扬文章那样强调“两条战线”的斗争，而是集中抨击公式化、概念化的偏向，也没有把公式化、概念化的责任归于作家。因为在冯雪峰看来，创作路线的错误发生在领导层，是需要领导层解决的问题。 　　文艺整风结束后，文艺界的空气缓和了不少，但是运动造成的思想混乱并未解决。《人民日报》社论和周扬文章发表，《文艺报》的活动，似乎预示着领导层可能会采取一定的纠正“左”的偏差，然而对“左”的偏向的批评并没有继续下去。 　　三 　　批判《武训传》的运动，由于时间短，报刊杂志上来不及发表大量批判文章，再加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还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因而这场运动的规模并不太大，与后来爆发的几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层内部、著名文艺人士之间、文艺界领导层与广大文艺工作者之间，充满了矛盾，从来没有达到过真正的统一。每当社会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文艺发展出现某种危机需要进行重大调整时，这些矛盾往往会趋向激化并表面化。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前后冯雪峰和周扬的尖锐对立，就是文艺界内部矛盾的一次典型表现。他们的对立，当然不是个人意气或历史积怨的爆发，而是两种文艺指导思想的对立和斗争。(15) 　　众所周知，冯雪峰、胡风等人与周扬、夏衍等“四条汉子”在30年代即已交恶。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未能进入文艺界的领导核心，亦不愿在周扬直接领导下工作，因而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1952年5月以后，冯雪峰主持的《文艺报》渐渐显露出独立于文艺界领导层的思想倾向。 　　胡乔木在全国文协学习会上发表讲话以后，冯雪峰在他起草的《文艺报》1953年第1号社论《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中，既表示了对胡乔木讲话的拥护，又表达了对文艺现状的更加明显的极端不满。此后，《文艺报》连续发表群众来信或文章，反映这种不满。如1953年第6号刊发的题为《作曲家和诗人应该工作起来》的群众来信说，“愈来愈少听到愉快的、雄壮的和生气勃勃的歌声”，“今天只有民歌小调和一般化的、缺乏自己的特点的歌曲，而缺少真正的创作”，“没有歌唱”，“歌咏队快要垮台了”，“唱来唱去都是一个样”，“不喜欢新出的歌曲”，“晚会没有节目”，“许多人写的歌词，大都思想贫乏，内容枯燥，缺乏诗的意象，少有动人的语言，也谈不上歌曲所要求的形式与结构的完美与匀称、节奏与音韵的美和自然”。第10号在“读者对创作问题的意见”的标题下刊发邓友梅等20人的来信摘要。西安《群众日报》何彬斋在信中说，文艺整风后，“产生了一种偏向，这就是有些作者为了怕在政治上犯错误，就改写政策或法令条文，因此作品中充满了政治口号”。同期发表的曾伟的《陷于停滞状态向文艺创作》写道：“华南解放三年多来，不但在质量上不曾有过一篇较好的作品，就是在数量上也少得可怜”，“华南的作家们在这两三年内也没有在外地刊物上发表过什么东西”。第12号发表宋涛的文章《关于文艺创作组织领导中的一些问题》，对文艺领导的行政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第18号报道了湖南文艺界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这些来信和文章，同样反映了冯雪峰的思想倾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53年6月17日，冯雪峰在全国文协召开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座谈会上发表了在1957年被当做他的典型“右派”言论之一的总结讲话，尖锐地批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文艺领导工作，全盘否定了周扬等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原定1952年召开，由于文艺界内部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一直推迟到1953年9月才召开。大会的主报告起初是指定冯雪峰起草。但冯雪峰受习仲勋、胡乔木安排后，起草的报告稿《克服文艺创作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周扬不满意，最终遭否决。遂改由胡乔木起草，但报告仍由周扬作的。(16) 　　冯雪峰的这篇文稿的主要论点已在1953年《文艺报》第一期以同一题目的社论面世了。当时在中国作协供职的涂光群先生“记得二次文代会开会前，与会的有关人士曾有个传达，说雪峰起草的文稿不能用，遂改由乔木起草，由周扬同志作报告。雪峰起草的文稿问题在哪儿呢?说是对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文艺的成绩估计不足。又强调新起草的，将由周扬同志作的报告，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最新精神，就是充分肯定新文艺自五四以来，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而非胡风说过的‘市民’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说这个问题事关文艺的领导权，非常重要，要周扬的报告出来后，大家很好地学习领会。雪峰未用的报告，1954年毛主席批评冯雪峰的时候，在作协党内范围也看到了。我当时的印象，人们理解雪峰是从文艺创作应遵循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方法，这样来高度真实地反映伟大现实，克服文艺创作跟不上现实和脱离现实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落后现象。只能说明，雪峰对创作和创作者，标准高、要求高，但不合上头口味。好像并未联想到雪峰对革命文艺的成绩估计不足。而乔木重新起草、周扬宣读的报告则是遵循毛主席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精神来分析和评价文艺工作的，自然受到毛泽东支持、肯定”(17)。 　　周扬与冯雪峰的分歧与对立，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这是确定党的文艺指导方针要不要调整、应当进行何种程度的调整的前提。二是文艺创作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在党的领导方面，还是在作家方面。三是如何理解文学艺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如何评价“写政策”的口号。 　　在第一个问题上，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却用3000多字的篇幅大讲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的成绩。他也承认“整个来说，新的文学艺术创作还是贫弱的”，但问题仅仅是“群众感觉新的文学艺术作品太少，特别是电影、戏剧作品太少”，文艺作品与生活相比，“常常是显得单调而乏味”。(18)周扬坚持“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自然就基本肯定了党和他本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然地把阻碍文艺创作的因素作为次要的倾向来对待。冯雪峰倾向于基本否定或问题严重，自然主张对文艺政策作重大调整。而冯雪峰的观点则是“今不如昔”。他在为文代会起草的工作报告稿中说，这几年的作品，“大部分水平都还很低。少数较好的作品，在水平上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能力上可能达到的高度，例如这几年发表的作品，其中可作为最高成就的，也还不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到全国解放之间的最高成就的作品”(19)。 　　在第二个问题上，周扬与冯雪峰的观点更是截然不同。周扬决不承认文艺领导存在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他在第二次文代会上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文学艺术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个基本的现实主义倾向是不容忽视或抹杀的”。许多作品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不过是表现了现实主义的“薄弱”。“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从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并没有通过作家个人对群众生活的亲自体验、观察和研究，从而得到深刻的感受，变成作家的真正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基础，这些作家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他们没有十分深刻地全面地认识生活和理解生活，而有些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又还没有充分地掌握表现生活的创作方法和文学技巧，这就形成了产生概念化、公式化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原因。”他承认“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文艺领导存在着“往往不顾文学艺术活动的规律，对在文学艺术活动的指导上表现了粗暴的态度”的缺点，“我们比较地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运用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的活动”，“对于创作的行政方式的领导方法正是无思想、无政治的领导的表现，同时也就助长了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20)显然，周扬坚持认为，文艺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不存在背离或“歪曲”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问题；文艺创作中的缺点，主要责任在作家；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途径，主要靠作家们的努力，根本不存在使文艺指导思想“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去”的问题。 　　而冯雪峰则坚持认为，概念化、公式化和粗暴批评的普遍存在，证明“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或“主观主义的文艺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文艺的领导工作已经背离了毛泽东文艺路线。正如本书提到过的，他在评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章中已经指出“文学创作界存在着反现实主义的、主要是概念化的创作路线”。在全国文协1953年6月17日的座谈会上，他不指名地批驳了周扬1952年5月26日文章中把文艺创作落后的原因归于“相当多的文艺工作者相当长时间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观点，认为“这样回答不能把问题明白化，太笼统了。为什么会脱离实际?究其责任，凭心来讲，这几年的情况作家的责任较少”。“作家的能动性，向生活的战斗性，独立的思考力，好像是被谁剥夺了的样子，不像一个灵魂工程师。”作家主观上的原因，作家自己要负责。但要追究为什么会这样?“过去即使写小资产阶级，也不会那么被动，那么可怜的状态。”文艺落后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主观主义思想支配了我们的创作的领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产生了一些好作品，领导方法比现在要好得多，主观主义思想不允许发展，好作品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产生的。这几年毛主席的路线是被歪曲了的”。(21) 　　第三个问题，即要不要“写政策”的问题，周扬与冯雪峰公开对立。“写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领导层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要口号。周扬口头上反对庸俗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却始终坚定地为这个口号辩护。他在1953年3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政策。”不表现政策就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因为“政策和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在苏联，在中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东西，是一个辩证的统一”。(22)冯雪峰则把“写政策”一类口号作为主观主义文艺思想的典型表现加以抨击。他在同年6月17日的讲话中说：“在领导思想上，为政策写作，写政策，这不是马列主义的概念，而是政策的概念。”“党性是生活自然的流露，党性、政策离开了生活，是最严重的脱离实际，因此使得我们产生今天这种破产了的可怜的创作路线。”(23)他在文代会报告草稿中进一步指出：“‘写政策’的提法所以错误，不仅在于政策不能代替生活，正如地图不能代替地球，指南针不能代替人的走路一样。而且这样的提法，结果一定会把政策从实际生活和实际斗争中脱离出来，使它成为抽象的概念。”“文艺的任务，是写生活，写斗争，写在生产和斗争中的、在实行着生活和斗争的人。”文艺同政策负有相同的政治任务，但它是“从描写生活的真实和创造典型的途径去实现这个任务”。(24)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反驳说：“文艺作品是应当表现党的政策的。文艺创作离开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作家在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时候，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为指南。他对社会生活的任何现象都必须从政策的观点加以估量。作家必须表现政策在群众生活中所产生的伟大力量。”(25) 　　冯雪峰不能接受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会议精神。他坚持自己对文艺工作的见解。在为《文艺报》1953年第23号撰写的社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文学艺术的创作任务》一文中，冯雪峰强调：“文艺工作有它自己特殊的方法，有它自己的创作路线，有它自己的一个战线。这就是要作为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样，通过描写人民的灵魂——人民的思想、感情、品质及其一切精神上的活动的方法，来描写国家的现实生活及其在斗争中的发展。所以，文艺的方法，就是描写人的思想活动，描写人的精神品质，以塑造人的灵魂的方法。”从这里可以见出1954年最高领导人为什么对冯雪峰由尊敬转为不悦，因为他的这一思想，在1954年10月毛泽东发动的批评《文艺报》和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受到严厉批评，认为这篇社论“既没有提出文艺工作者在总路线宣传中的创作任务，也没有提出在文艺上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任务，反而离开了这些具体的战斗任务抽象地强调文艺工作者的所谓特殊的‘方法’和‘路线’；这自然也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26) 　　周扬和冯雪峰的对立表明，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前后的冯雪峰，实际上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代言人，他奋力争取的目标是打破教条主义的文艺领导，解除对于作家的束缚，争取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历史证明了冯雪峰的正确。 　　然而，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文艺工作存在的错误方面是周扬乃至胡乔木等人不能接受的。面对无可否认的文艺落后状态和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代表们的严厉批评，周扬、郭沫若、茅盾等人不得不对简单、粗暴、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评提出批评。但是，他们只承认领导工作中存在若干缺点，不承认发生了根本性的错误；他们不从领导工作本身找原因，而把文艺落后的责任归之于作家，把由“左”的指导思想导致而为人们深恶痛绝的粗暴批评归之于陈企霞等几个“棍子”批评家。这就决定了这次文艺调整是被动的、有限的，它对“左”的倾向的认识、批判和纠正，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力度。 　　四 　　1954年，一场政治思想批判运动，在神州大地上全面爆发。 　　运动是由“两个小人物”引起的，但其间却也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1954年9月1日，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商榷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这篇普通的商榷性文章，不料却被江青和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看到并引起重视。江青为何赏识这篇文章，原因不得而知，也许她确实是由衷地喜欢这篇文章，也许她是为了投毛泽东之所好，也许另有其他目的。毛泽东之所以看重这篇文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中有些言辞比较尖锐，洋溢着一种战斗气息，他欣赏“小人物”敢于向“大人物”挑战的精神；其次，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正好是毛泽东推崇备至且十分熟悉的《红楼梦》，而“两个小人物”的研究方法又是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研究复杂的文学现象。其中的许多观点，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看法不谋而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篇文章可以用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大讨论。 　　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带着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来到人民日报社找到当时的总编辑邓拓，口头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邓拓不敢怠慢，看完《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后，连夜派秘书找到了蓝翎，说是自己看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不错，因此《人民日报》准备转载。在谈完正事后，又有意识地向蓝翎询问了其他一些情况，并让蓝翎次日约请李希凡再到报社谈了一次，然后就让他们抓紧时间将文章略作修改。李希凡和蓝翎很快便将文章修改完毕交给报社，待小样排出后，《人民日报》却迟迟没将这篇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当时李希凡、蓝翎虽不明白，但邓拓却深知其中缘由。他之所以中途变卦，乃是因为周扬对这一决定提出了反对意见。 　　当时《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工作由报社总编室和中宣部文艺处双重领导，并且以中宣部文艺处为主。文艺组每个季度的评论计划，都必须拿到中宣部文艺处讨论，最后再由分管文艺处的副部长周扬审定。重要的文章、社论、评论，他都改。他的字学毛泽东，用毛笔改，改得非常仔细，有时要改两三遍。(27)周扬得知此事后，便提出了反对意见，邓拓不得不终止《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转载。 　　由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事情搁浅，江青不得不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进行交涉。也许是江青事先打电话询问过邓拓，得知了《人民日报》之所以胆敢不转载她推荐的文章，乃是因为周扬的反对，所以这次特意把周扬等人找来开会。或许是邓拓得知江青要来兴师问罪，害怕自己承受不了她的巨大压力，所以赶紧把周扬等人请到了人民日报社。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这次来了不少人。据史料记载，除《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林淡秋之外，其他还有周扬、林默涵、邵荃麟、袁水拍、冯雪峰、何其芳等人。时间是在1954年的9月下旬。 　　关于江青第二次到人民日报社召集周扬等人开会的具体时间及与会人员，史料记载与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也不太一致。《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在采访袁鹰时，袁鹰曾说：“我最早感到江青的影响，是在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期间。开始隐隐约约听说有两篇文章引起注意，有问题要批判。10月中旬，听说江青来报社开过会，有周扬、邓拓、林默涵、林淡秋、袁水拍参加。江青带来毛主席意见，但还没有拿信来。周扬在会上认为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分量太重，报纸版面也不多，还是作为学术问题好，江青就把这样的意见带回去，那时方针已定，他的意图不仅不会采纳，反而引来严厉批评。”(28)在此，袁鹰所说“10月中旬”云云，显然与史实不符。蓝翎的回忆即可证明，此不赘述。另外，《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已于10月初在《文艺报》第18期转载，《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也已于10月1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这些事实都证明在此之前，江青早已与周扬等人交涉过此事。文章都已经在《文艺报》转载了，江青“10月中旬”再去《人民日报》交涉，这就与史实不符了。 　　在这次小型的谈判会上，面对气势汹汹地前来兴师问罪的江青，周扬等人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坚持原则，统一行动，毫不妥协。这次他们反对《人民日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理由，除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所说的“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周扬认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作者的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这篇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据严文井说，周扬身处全国文艺界党的领导人的权威地位，他有时也陷于苦恼或惶惑状态，主要是摸不清楚毛泽东的想法、意图。这种“没有把握”，使周扬感觉为难。例如有段时间传出上边对长影拍摄的一部《荣誉属于谁》的电影有看法，周扬琢磨了半天，除了觉得该片较枯燥乏味，实在不知它的问题在哪里。很快党内高层批判高岗，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提出《荣誉属于谁》的问题，其意在批高岗在东北搞个人崇拜。这，谁人能够看出呢?周扬曾说过“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对于一个处在多变年代、风侵雨袭的岗位而又颇为看重自己权力的人，周扬想号准毛泽东的脉，以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29)据另外一些与周扬熟悉的人回忆说，周扬历来对毛泽东都是非常尊重的，对他的指示也是一贯地绝对服从的。 　　然而这次为什么胆敢抗拒呢?除了周扬确实是在坚持原则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我们只要看一看周扬后来自己说过的一番话，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批斗我，也许江青起点坏作用。‘文革’前我对她并不反感，觉得她有点聪明，模仿毛主席的字体还有点像。她同毛主席结婚时，我因事没有前去祝贺。她在中宣部工作时，有时发表意见口气很大；有时我们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可能得罪了她。‘文革’批评我并不是很好批的，因为我写的东西不少是毛主席审阅、批改、同意的。”(30) 　　江青两次到人民日报社去，都没有带上毛泽东写的信或字条，只是口头传达指示，而周扬等人又“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所以“只能按组织原则办”，这便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未能在《人民日报》转载的主要原因。 　　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批判的大戏即将启幕。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9月28日闭幕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也相对有了处理其他事情的时间。他利用余暇，又耐心地将《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所加的“编者按”和《光明日报》新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仔细地阅读一遍，并在上面加了不少批注。 　　因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毛泽东早就读过，所以这次他除了在文章作者署名“李希凡、蓝翎”旁边加了一条“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六岁”的批注外，其他几条批语则都是针对《文艺报》所加“编者按”的。主编冯雪峰字斟句酌，与胡乔木商量，亲自写了这篇按语： 　　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 　　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这则“编者按”并不长，说得也比较客观。当年读了《文艺报》这篇按语，很多人觉得它是实事求是的，既适当肯定了小人物的研究，又还指出其不足。今天读来，仍感觉冯雪峰坚持了求是的精神。 　　但此时正处于盛怒状态下的毛泽东却对之恼火到了极点，并加了十分严厉的批语：《文艺报》“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这本来是符合事实的：李希凡、蓝翎确确实实是两个青年，毛泽东也知道这一事实，“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六岁。”并且他们也确确实实是刚刚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然而对这句平淡且符合事实的话，毛泽东加批道：“不过是小人物。”联系江青第二次到人民日报社时的遭遇，我们便可明白，毛泽东的这则批语显然是针对周扬等人的，而与《文艺报》的“编者按”却对不上号。对“编者按”中的“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一句话，毛泽东特意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竖线，然后批注说：“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仍然可看出明显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意思；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句下批注：“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批驳。”这一番话表面上看是针对《文艺报》所加“编者按”的，但如果我们联系周扬等人所说的话，仍可看出毛泽东的实际指向。在“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句旁加批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和“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画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然后批了两句话：“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31) 　　到了10月16日，毛泽东奋笔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一并附上，给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以及文艺界的有关负责人传阅，正式发出了他要在文化领域发动一场思想政治运动的先声。 　　在这封著名的信中，毛泽东开篇即对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做了很高的评价，并将自己的目的表露无遗：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32) 　　所谓“三十多年以来”，显然是从1921年胡适开创“新红学”算起的。由此可见，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先，毛泽东的矛头指向已很明显：他所要着重批判的还是“胡适思想”。而“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看似指的俞平伯，实际上还是在说胡适。对他们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则将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政治的高度。 　　接下来，毛泽东便将作者的情况以及《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发表时遇到的小小的曲折做了说明： 　　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询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教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33)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如此了解，显然是前不久邓拓约见李希凡、蓝翎并了解了基本情况后，有关领导将他们的情况向上级做了如实汇报。在这里，他点出《文艺报》对李希凡、蓝翎写信“询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时“被置之不理”一事，话虽说得很平淡，但《文艺报》在运动中遭受冲击的命运已成定局。工作繁忙的报刊编辑部因种种原因不给读者或作者写回信，按原则来说是工作失误，但这种失误却是屡见不鲜的一桩小事。毛泽东为这种小事而“小题大做”，实际上是要以《文艺报》为典型进行整顿，从而彻底改变舆论机构不听指挥的混乱状态。 　　短短的几句话，简明扼要地将事情做了大致交代后，毛泽东终于转入了正题： 　　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后来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34) 　　此处所谓的“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转载”，便是指的江青；而所谓“给以反对”的“某些人”，则明显是指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人。虽然并未点名，但理由已特意写在括号内，当事人周扬等人看到这封信时自然心里清楚。毛泽东不得不借此机会好好地对文化界整顿一番了，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35) 　　话虽说得委婉，但口气却是不容置疑的。此处不点俞平伯而特意以“胡适派”三字概括之，目标已十分明确，他就是要以“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的文章为由，就此开展一场文化思想运动，以便清除“三十多年以来”胡适思想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在毛泽东心目中，批判不批判俞平伯并不重要，但大批特批胡适却是十分必要的。只不过运动开展起来以后，知识分子们并不明白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所以在批判胡适的同时，还在不遗余力地大批俞平伯。 　　表明自己的主要目的后，毛泽东又将话锋一转，说出下面一段话来：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受到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36) 　　老账新账一起算。对于文化界的思想混乱和不听指挥，是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批判运动的主要原因。 　　1950年3月，毛泽东在看完电影《清宫秘史》后，就认为这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然而文化界却没人响应，可能在于文艺界负责人如周扬等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在1951年5月爆发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但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草草收兵，这也令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如今又发生了看似“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实际上却是拒不执行毛泽东指示的“奇怪事情”，他当然就不能再“容忍”了。 　　对于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的负责人们，毛泽东的评价也是很严厉的：“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罪名可真够严重的!可以想见，当周扬、何其芳、邓拓等与此事息息相关的“大人物”们看到毛泽东这封信时，会是怎样的诚惶诚恐。 　　这封信，当时只是在小范围内传阅的。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着：“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指定了可以阅读这封信的范围。在毛泽东指定的这些人中，有7个人与此事直接有关，即周扬、林默涵、何其芳、邓拓、林淡秋、袁水拍、冯雪峰，而周扬负有主要责任。 　　对毛泽东的信首先快速作出反应的是与此事息息相关且已陷入惶恐状态的周扬领导下的中国作家协会，决定以古典文学部的名义筹备召开一次“《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邓拓则奉命为《人民日报》火速组织了两篇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和《走什么样的路?——再评<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 　　《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一文，是由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文艺副组长的田钟洛起草的。田钟洛，即著名作家袁鹰。据他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明确指示下来，他(指邓拓)就马上组织稿件参加批判，写文章，邓拓亲自指派我赶紧重读《红楼梦》和有关评论，赶紧写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袁鹰还记得，“当时我想不通，怎么突然搞起《红楼梦》来了?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可能有问题，但是值得在中央党报上那样大张旗鼓地展开批评吗?不仅是我，包括袁水拍、林淡秋都不明白，甚至邓拓、周扬也未必知道严重性。那时候只知道应该支持、提倡新的观点，却不曾想到要来一次政治运动。”而且袁鹰写文章“见报前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所以写文章也是秘密的，谁也不知道，连当时的总编室主任李庄也是看到大样斟酌我那篇文章题目时才知道有这件事。周扬知道《人民日报》要发表文章，但不知道具体内容”。包括后来袁水拍撰写《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也是“在秘密状态下写的”。(37)马上就要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什么还要秘密进行呢?主要原因可能是要瞒着周扬，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周扬的强烈不满。 　　袁鹰写完稿后，《人民日报》分管文艺组工作的副总编辑林淡秋与文艺组组长袁水拍一起修改。他们都在这时看到了毛泽东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修改时也有依据。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成的。 　　1954年10月23日，文章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虽然署名“钟洛”，但实际上却有林淡秋和袁水拍的心血化在其中，并且邓拓也不可能不参与意见。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人民日报社的主要领导及文艺组负责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对胡适、俞平伯进行一番批驳后，又转入了对李希凡、蓝翎两篇文章的肯定和赞扬，认为这是“进步的青年人再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任意损害和歪曲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的表现，“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之派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后面的这一句话，正是毛泽东所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一语的翻版。 　　这篇文章对文艺界也提出了批评：“这一枪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之派的‘新红学家’们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在全国解放后仍然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这一危险的事实，视若无睹。这两篇文章发表前后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我们对于优秀的文学遗产”的研究，“迄今为止，仍未脱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影响”。 　　就在钟洛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即10月2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一文。这篇文章也是邓拓安排他们写的。 　　周扬虽然反应很快，但毕竟还是比邓拓慢了一步。就在《走什么样的路?》一文发表的同一天，“《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方才在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室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上午也不可能看到李希凡、蓝翎合写的这篇文章，这其中包括主持会议的郑振铎。但即使如此，一些有特殊“政治嗅觉”的人已经从头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钟洛的文章中觉察到了一些东西，因此大会的发言也很不一致，有纯粹谈学术的；有为学术研究尤其是考据表示担忧的；对于俞平伯，有批评的，也有说好话的；对于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也是赞扬中掺杂着批评，并没有形成一边倒的批判势头。 　　这次会议只开了一天，由于时间短，在会上发言的只有19人。其中有资格看到《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只有与此事息息相关的何其芳和周扬。通过他们的发言，也可明显看出这封信对他们造成的巨大影响。 　　由于曾经参与过抵制《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所以何其芳开始发言时首先做了半解释半检讨式的自我批评，从认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到“第一次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开枪那样重大的意义”，何其芳的认识已然有了质的飞跃。而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却是由于强大外力的作用。这种强大的外力作用，又来自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周扬则是以文艺界领导人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所以他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没有像何其芳那样做明显的自我批评，但他匆忙地安排召开这次会议，并在讲话时完全按照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指示精神，已然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强调指出： 　　我们平时口头上常常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不批判，不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投降，这哪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气味呢?现在两位青年作者做了我们文艺界许多人所没有作的工作，他们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对于文艺界的这种新生力量，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最热情的欢迎吗?同时反过来，对于我们文艺思想工作上的不可容忍的落后状态，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切反思吗?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界还是相当普遍，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是根深蒂固的，如果我们不用大力加以批判，实际上也就是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38) 　　这里，周扬不仅严格遵循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甚至连语气都极为相似。不说“我”而说“我们”，是由他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既然批评文艺界，也就等于批评了他自己，因为他是党在文艺界的主要领导。 　　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10月28日的《文汇报》，都分别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人民日报》于23日、24日发表的两篇文章和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这次会议，以及京、沪三大报纸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正式拉开了公开批判俞平伯及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序幕。 　　五 　　1954年10月27日，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送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又在后面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39) 　　在对袁水拍的文章做了重大修改后，毛泽东先在文章的标题下面署上袁水拍的名字，然后又在旁边写了这样一句话：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40) 　　文章送到邓拓手中，袁水拍依然不同意用个人名义发表，然而毛泽东已经亲笔署上了他的名字，不仅他自己无可奈何，邓拓当然也只能“照此发表”。据袁鹰回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是江青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在秘密状态下写的。要袁水拍用个人的名义，开始他并不同意，到了毛主席那里之后，加上‘袁水拍’的署名。袁水拍一直对周扬、林默涵作为领导看待，包括冯雪峰，他都是作为前辈看待，从来没有想到会要写文章公开批评。发表前一天还跟邓拓说，这类文章用个人名义发表不合适，是否用社论或者短评的名义发表。”(41) 　　10月28日，《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批判的矛头急剧转向，运动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使许多人感到震惊：冯雪峰陷入了惶恐之中；周扬惶恐中还夹杂着几分恼怒，打电话问邓拓：这是怎么回事?(42)事已至此，邓拓也只好如实回答。 　　毛泽东采取的措施立竿见影。就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发表后不久，全国各地的社科类报刊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他们纷纷发表文章，在批判《文艺报》的同时，也对自己编辑部内存在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 　　至此，大批判运动的熊熊烈火已在全国的文化界形成燎原之势。 　　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文艺报》主编冯雪峰不得不在各种场合连续不断地作公开检讨。11月4日，冯雪峰奉命撰写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他首先承认袁水拍对《文艺报》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并主动地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错误完全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文艺报》的主编，而且那个错误的编者按语是我写的。”接着，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做了深刻的检讨：“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从整篇文章来看，冯雪峰的态度显然是很诚恳的，检讨当然也是很彻底的，但毛泽东对此却并没有感到满意，从而采取了穷追猛打的方式。毛泽东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认识，嗅觉很灵。”(43) 　　毛泽东一开始发动这场运动的初衷是要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但运动刚刚开展，便升级为对《文艺报》的批判，在舆论阵地取得步调一致的前提下，他却产生了将斗争扩展到各个领域中去的意图。全国各界纷纷响应，对俞平伯、胡适、冯雪峰及《文艺报》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 　　其中规模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自11月31日至12月8日召开的八次扩大联席会议。为了领导这次行动，还特意成立了一个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胡绳、潘梓年、老舍、邵荃麟、尹达等人组成的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周扬与茅盾任副主任。由周扬负责与毛泽东直接联系。 　　1954年12月2日晚，毛泽东召见周扬等人，着重谈了如何组织力量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问题。次日，周扬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做了根本修改，并向毛泽东报告。 　　周扬的报告说，根据你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做了根本修改，并在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正的批判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的题目也改定为：一、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三、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四、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五、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六、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七、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八、《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九、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 　　周扬向毛泽东的报告还说：关于讨论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改为以个人研究为主，采取较灵活的组织形式和讨论方法。凡讨论会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了领导这次讨论，已正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组成。 　　经过修正的批判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在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 　　会议结束后，周扬便把这份草案的报告送给了毛泽东，请他批示。1954年12月3日，毛泽东看后觉得非常满意，在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批示了这样一句话：“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44) 　　12月8日，第八次扩大联席会议召开。开会之前，周扬将准备提交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及自己与郭沫若在会上的发言稿，一并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2月8日早晨做了如下批示： 　　周扬同志： 　　均已看过。决议可用。 　　你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 　　毛泽东 　　十二月八日早(45) 　　周扬与郭沫若商量的结果，是郭沫若将自己的发言稿原来的题目改成为《三点建议》。 　　8次扩大联席会议的召开，可以看作是文化界的一次总动员。为此而成立的以郭沫若、周扬、茅盾为首的委员会，自1954年12月底至1955年3月，又相继组织召开了21次批判胡适思想的会议，真正起到了“前敌总指挥部”的作用。 　　1955年1月20日，当运动达到高潮之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为了响应这一号召，许多有关部门开始争先恐后地搜寻自己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使本来就已扩大化了的批判运动更加扩大；与此同时，报刊杂志也纷纷发表文章推波助澜。“许多文章简单粗暴，说理不足，以势压人，把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具体学术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乃至某些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才能分清是非的问题，同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混为一谈，这就伤害了一些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知识分子，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46) 　　这时，有一个重要人物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他，就是胡风。胡风与周扬是老相识了。久别的胡风与周扬在北京重逢，但二人的身份、地位却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周扬已成为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而胡风却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艺工作者。 　　此后，在工作安排、文章发表等方面，胡风及其朋友们都遇到了重重困难，因此胡风认定这是周扬出于报复心理在压制、打击自己，二人间的仇怨愈结愈深。就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爆发之前，周扬借文艺整风运动之机，还组织文艺界的一些人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这就更加重了胡风的抵触情绪。胡风虽然忍无可忍，但由于他们双方在实力上实在相差太远，他只能在消极的对抗中忍受着。后来，胡风终于想出了办法，于1954年的夏季写成了三十万言书，托人转交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希望借助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力量，对周扬进行反击。 　　在殷切的期待和焦急的盼望中，时光的流逝是非常缓慢的。胡风在等待中度过了漫长的三个多月后，一个令他振奋的时机终于伴随着凉爽的秋风一起到来。应该承认，胡风具有很强的政治嗅觉。“《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爆发，尤其是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的发表，使胡风敏锐地感觉到这次运动的来头不小，并且绝对是冲着周扬等文化界领导人来的。由于他不知道事情的内幕，不知道江青在这一事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还误认为自己的“三十万言书”产生了影响。于是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积极地行动起来，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战斗。对于胡风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希望彻底改变当前中国文艺界的状况。 　　自10月31日始，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在青年宫连续召开批判《文艺报》的联席会议。在听取《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副主编陈企霞的检讨之后，会议代表们开始发言。11月7日，将会场视为战场的胡风，终于得到了发言的机会。 　　胡风在会上的两次发言虽然主要将矛头对准《文艺报》，但他在发言的过程中，却一直在有意识地扩大着攻击范围，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联、作协的所有领导人一并纳入了自己的攻击范围之内。 　　此时的周扬正处于被动挨打的尴尬状态。对于胡风的攻击，他确实无力还手。但随着时光的飞速流逝，他将很快摆脱困境，借力打压，一举将胡风彻底击败。 　　1954年12月8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扩大的联席会议，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三人作总结性发言，宣布了对《文艺报》改组编辑机构、端正编辑方针、改进领导工作等六项决议：(一)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实施集体领导原则。(二)责成《文艺报》新的编委提出办法，坚决克服错误，端正编辑方针，使《文艺报》成为具有明确战斗方向和切实作风的刊物。内容应以文艺批评为主，同时对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发表评论和介绍，力求扩大和密切文艺和广大人民生活的联系。(三)全国文联主席团责成中国作协主席团改进对《文艺报》的领导工作。《文艺报》在工作上应与文化部建立密切联系。(四)责成《人民文学》同中国作协领导的其他刊物及地方分会的刊物加强文艺批评工作，并提出开展文艺批评和自由讨论的具体计划。(五)责成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和所属各地方协会的机关刊物以及各省市文联所属机关刊物的编辑机构，根据本决议的方针进行工作检查，并改进工作。(六)中国作协主席团应在1955年春节前召开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讨论改进作协的领导工作。这个决议在12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在会上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讲话，这三点的内容是：第一，我们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第二，我们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第三，我们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其次才是开展自由讨论，而最后又落实到扶植新生力量上。 　　文化部部长茅盾的发言则认为，文联和作协召开联席会议批评俞平伯的错误观点“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树立了健全的自由讨论的风气，作了良好的开端”。他还呼吁：“大家步伐一致地走进这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并且在斗争中锻炼出‘新我’来。”所以他的发言初发表时，标题就是《良好的开端》。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表了事先经毛泽东修改过的著名讲话——《我们必须战斗》。其内容是：(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二)《文艺报》的错误；(三)胡风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他的这一发言自然是总结中的总结，一切都该以他的总结来定调子。他发言的题目就与茅盾的差异很大。他指出：“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红楼梦下面的一个代表者”，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卖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方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因此，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他肯定“李希凡、蓝翎两同志对俞平伯的生气勃勃的、战斗的批评，在反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中起了先锋的作用”。号召大家“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战斗”。 　　1954年12月8日的会议，是“青年宫会议”的最后一天。以此为转折，文艺界对《文艺报》和冯雪峰的批判戛然而止，转向批判胡风。按照传统的观点，文艺界斗争指向的急剧改变，直接起因是胡风的“进攻”。这有道理，但不全面。应该说，批评《文艺报》期间文艺工作者对“左”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的激烈批评，也是导致运动转向的客观原因之一，因为文艺界对“左”的倾向的批评，脱离了毛泽东规定的方向，具有十分严重的性质。 　　人们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公式化、概念化和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人们已经认识到，粗暴批评是现象，其要害在于宣传“无冲突论”等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前，文艺界的领导人总把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责任归罪于作家。如周扬说，作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原因”。现在作家们说：“公式化、概念化的主要原因在批评!”周扬说，粗暴批评之所以发生，一是批评的态度不对；二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一些教条、公式出发。现在作家们说：“不是态度和方法不对，他们根本就在自觉地宣传和提倡错误的文艺理论!”这就实际地提出了系统清理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的要求。 　　人们公开要求文艺界领导对《文艺报》的错误承担责任。他们明明知道文联、作协领导不了《文艺报》，但除了胡风外，没人敢公开批评周扬等人。所以，批评文联、作协是假，批评周扬和党的文艺工作领导是真。 　　就在文艺工作者把本来对《文艺报》的错误的批评变成对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的讨伐的时候，胡风加入了“进攻”的行列。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直接导致了运动的转向。 　　所谓胡风的“进攻”，主要是指他在“青年宫会议”上的两次发言。他的武器和策略是批评庸俗社会学。他的批评显得非常有力，因为他把群众对粗暴批评和公式化、概念化的一般批评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胡风认为，《文艺报》的问题，“是我们战线的失败”。他说：“五年来，我们文艺上的有生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压制，我们的文学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们的青年作者，一切有进步倾向、有革命要求、忠实地拥护革命政权的爱国的作家们，包括绝对大多数的年纪大的作家在内，都是愿意写出好的作品来，都是愿意从实际出发，一步一步向前走，一面劳动一面改造自己的。但我们的文艺战线反而消沉了。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这种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和批评，以及以它为武器的一套做法从内部把文艺实践拖得不死不活，使我们感到苦恼，更使青年作者们感到苦恼的。” 　　胡风不但批评了《文艺报》，而且批评了《人民日报》；不但批评了冯雪峰、蔡仪、黄药眠、陈涌等人，也点名批评了周扬、袁水拍。胡风以为，《文艺报》的问题和群众对《文艺报》的强烈不满，验证了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状况的判断，因而非常“激动”地发表了“攻击性”的言论，企图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以周扬为代表的党的文艺领导工作。 　　胡风的发言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不免有片面、过激之处。但是他对“左”的错误的深刻批判，对饱受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粗暴批评之苦的青年文艺工作者是极有影响的，就连当时周扬反驳胡风的“进攻”时亦显得招架无力。毛泽东、周扬认为，在文学艺术领域，对党的领导威胁最大的，不是胡适、俞平伯资产阶级唯心论，而是“隐藏”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以“青年导师”、“青年朋友”自居的胡风和他的文艺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为了防止文艺界特别是文艺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为胡风所“误导”，避免这两种力量合二为一，形成对党的文艺领导的根本威胁，文艺界才迅速结束了对《文艺报》的批评，立即转向对胡风的批判，使得广大文艺工作者对“左”的倾向的批判归于流产。 　　周扬12月8日的讲话《我们必须战斗》，使胡风感到震慑的力量。他的讲稿的第三部分，题目就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他称胡风“先生”而不再称“同志”，称呼的改变，已经预示着矛盾性质的转变。 　　周扬的发言，处处针对胡风两次发言的内容，可见他已作了充分准备。周扬在发言中明确指出：胡风的“许多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本的分歧的，不管是对《红楼梦》的评价上，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上或是在对《文艺报》的批评”。由于“胡风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有些人也是这样的看他，因此就有特别的必要来说明他和我们之间的分歧”。 　　针对胡风在发言中批评“某些人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斗争武器的‘学究式的态度’”，周扬义正辞严地指出：“胡风先生实际上是在反对‘学究式的态度’的口号之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宣传。我们知道，他从来都是片面地强调甚么‘主观战斗精神’，而轻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目前，在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界当中系统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这种状况下，胡风先生的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就具有特别的危险性。” 　　接下来，周扬将胡风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再次与胡风清算旧账：“十年前胡风先生在他所主编的刊物《希望》上发表过舒芜先生的有名的《论主观》——这是一篇狂热地宣传唯心论和主观主义的纲领式的论文，胡风先生在编后记中特别推荐了这篇文章……在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发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党整风运动，着重地进行了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正是在这个运动之后，胡风先生推荐了《论主观》这篇实际已是提倡主观主义的文章。从此，他就以他的主要锋芒来攻击当时文艺界他所谓的‘客观主义’。”“而当解放以后舒芜表示愿意抛弃他过去的错误思想，愿意站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的时候，党对他的这种进步是表示欢迎的，而胡风先生却表现了狂热的仇视。这就是胡风先生对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典型的态度。” 　　周扬特意指出：“表面看来，在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问题上，在反对对新生力量的压制态度的问题上，胡风先生是和我们一致的，而且特别地激昂慷慨，但是谁要看看这个外表的背后，谁就可以看到，胡风先生的计划却是藉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一语定乾坤，胡风的悲剧命运已成定局。 　　①《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1951年2月28日《光明日报》。 　　②《看了<武训传>之后的意见》，1951年1月1日《新闻日报》。 　　③1951年6月29日《光明日报》。 　　④《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316页。 　　⑤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 　　⑥《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317页。 　　⑦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254～256页。 　　⑧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文艺报》第4卷第5期。 　　⑨《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18页。 　　⑩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81页。 　　(11)《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463页。 　　(12)《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原载1951年12月8日《光明日报》，见《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33～134页。 　　(13)《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41～155页。 　　(14)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冯雪峰——以<文艺报>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15)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86～293页。 　　(16)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35页。 　　(17)同上，第317页。 　　(18)1953年第19号《文艺报》。 　　(19)《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500页。 　　(20)1953年第19号《文艺报》。 　　(21)《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495、496页。 　　(22)《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作会议上关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报告》，见《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227、230页。 　　(23)《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497页。 　　(24)同上，第506、507页。 　　(25)1953年第19号《文艺报》。 　　(26)1955年第3号《文艺报》。 　　(27)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5页。 　　(28)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5～146页。 　　(29)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36页。 　　(30)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220页。 　　(31)《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所加编者按的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69～570页。 　　(32)(33)《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74页。 　　(34)(35)《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74页。 　　(36)《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74～575页。 　　(37)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6～147页。 　　(38)1954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 　　(39)(40)《对<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89页。 　　(41)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6～147页。 　　(42)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83页。 　　(43)《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602页。 　　(44)《对周扬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组织计划的请示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620页。 　　(45)《对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决议等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625页。 　　(4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