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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文坛领军

罗银胜

一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大批解放区作家转到晋察冀、晋冀鲁豫和东北解放区。两晋的文艺界联合会成了解放区拥有作家最多的团体。1948年9月，在东北解放区成一片时，这两个团体乃并为华北文艺界协会。1948年底北平解放，这时已有相当数量的国统区著名作家在中共的精心安排下，来到了华北解放区。 　　就在这社会政治转折中，一部分作家离开大陆，前往台湾、香港、美国等地，如胡适、梁实秋、苏雪林、张爱玲等。而大多数的作家怀着对创建独立民族国家的理想，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一些当时在国外的作家，如老舍、曹禺、卞之琳，也回到国内。1949年初，由于北平已被确定为未来的首都，大批作家进入这一城市，并开始酝酿召开全国性的文艺工作者的会议。 　　1949年3月，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与华北“文协”商讨决定，由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全国文协)在北平的理事、监事和华北文协理事举行联席会议，筹备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新的全国文艺界组织。会议产生了郭沫若为主任委员，茅盾、周扬为副主任委员的筹备委员会。 　　7月2日至19日，(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后通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到会的正式代表和邀请代表有824人，分别组成平津(一、二团)、华北、西北、华中、东北、部队、南方(一、二团)等代表团参加，实现了过去被分割在不同地域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会师”：“从老解放区来的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① 　　这时候，一个新的人民的中国即将诞生。为了迎接她的诞生，各行各业都在筹划兴治，一系列人民团体的会议先后召开。从4月至8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筹备会成立大会、中华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基会发起人会议、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中华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紧锣密鼓地陆续召开。 　　这是新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盛况空前的大会。国统区、解放区被隔离了多年的两支文艺大军，在人民革命胜利的条件下终于会合了。毛泽东亲临大会向代表们表示欢迎。朱德、周恩来出席大会，分别发表讲话和报告。郭沫若作了题为《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茅盾、周扬分别就国统区、解放区文艺情况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和《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这是对30年来新文学发展的第一次总结。 　　朱德在讲话中指出：新文艺运动的主流，“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始终是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相联系的”，“30年来新的文学艺术吸引了大群的青年走上进步和革命的道路，不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或者牺牲在革命斗争中。人民革命斗争得到胜利，新的文学艺术也得到了胜利……文学艺术和革命斗争，有这样一个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新文艺的光荣”。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文学的高度评价和赞扬。②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明确表示庆贺“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的大会师”。这“两个地区”是指解放区和前国民党统治区，他用相同的口吻高度评价来自这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解放区，许多文艺工作者进入了部队，进入了农村，最近又进入了工厂，深入到工农兵的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在这方面我们已看到初步的成绩，在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坚持着自己的岗位，在敌人的压迫之下绝不屈服，保持着从五四以来的革命的文艺传统。”③ 　　郭沫若在总报告中，总结了新文艺取得辉煌成绩的三条基本经验，即无产阶级的领导、广泛的统一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五四以来新文艺到底新在哪里?这表现在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这就是它和五四以前的文艺在性质上的区别。在这个特点中，无产阶级领导又是“最根本的特点”。没有坚决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政治革命上是这样，在文化革命和文艺革命上也是这样。”他在论述两条路线斗争时说：30年来“中国文艺界的主要论争是存在于这样两条路线之间：一条是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一条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斗争的结果是前者的失败，曾经在这条路线影响下的许多作家也逐渐改变了人生观和艺术观，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他认为历史经验证明，五四以后资产阶级在文化运动中已绝无领导作用，盟长的资格已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④ 　　在会上，茅盾和周扬分别作了总结两个地区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但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两个报告人的报告文本和发言态度，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差别。茅盾的报告虽然也是总结斗争经验，但更重要的篇幅是用在检讨前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倾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从理论与创作两方面批评了抗战时期捍卫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面旗帜胡风和团结在胡风周围的一些进步作家：很显然，两个地区、两种传统在未来文艺发展道路上所处的主次、重轻关系摆得非常明确。有许多在五四新文学发展中作过重要贡献的文学家在大会的外面，如创作《边城》的著名作家沈从文、主编《文学杂志》的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以及在沦陷区大紫大红的女作家张爱玲。 　　而周扬刚开始宣读报告就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 　　沿着这样的思路，他介绍解放区文艺的经验理所当然是作为未来新中国文艺的方向来推广的。⑤ 　　周扬的这篇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就是“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全面正确”，并且“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周扬的报告首先指出，“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为文艺与现实结合、与广大群众结合，曾作了不少苦心的探索和努力。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始终把“大众化”作为文艺运动的中心，在解决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作了不懈的尝试。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工农群众还没有很好结合。而在解放区，由于有了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由于有了毛泽东文艺方针的直接指导，由于有了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的政权，“先驱者们的理想开始实现了”，“革命文艺已开始真正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虽然“还仅仅是开始，但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虚心学习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立场，致力于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并在人民军队、人民政权的扶持下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下，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民文艺，把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推进了一个新阶段，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的我国当代文学提供了雏形。关于“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从几个方面作了介绍说明。他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为题，介绍说明了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他以“人民文艺丛书”所选入的178部包括歌剧、话剧、小说、报告、叙事诗等多种文艺形式的作品为例，说明“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解放区的文艺形式，和新的内容相适应，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语言上也做到了相当的大众化。关于解放区“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活动”，他指出，广大的工农兵不但接受了新文艺，而且直接参加了新文艺创造的事业，“给解放区文艺灌注了新的血液，新的生命”。关于“旧戏的改革”，他也介绍了解放区的经验，主要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创作新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剧本“标示了平剧⑥向新的历史剧发展的方向”。根据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经验，他就如何在“新历史时期”进一步贯彻工农兵文艺方向，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指导意见。他指出，创作的重点“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因为工农兵群众是解放战争和国家建设的主体”，“工农业生产建设的主题将获得新的重大的意义”；因为文艺作品“必须揭示社会中一切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写出反映革命战争的“伟大作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智慧，而且“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事实上，这成为了建国后创作上的指导方针。他强调文艺描写的重点必须是工农兵，但也并未把知识分子排除在描写范围之外。他指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我们必须着重地来反映这三个力量”，写出“他们的新的面貌”。他遵从文艺创作的规律说，“文艺可以描写一切阶级、一切人物的活动，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也只有在与其他阶级的一定关系上才能被全面地表现出来”。这与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观点是一致的。“为了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他特别强调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政策。这对于后来的文艺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扬强调文艺工作者学习党的基本政策是完全必要的，确实既能促进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转变，又能给文艺工作者提供在迅速变化中的现实生活的钥匙。他关于学习政策的意义和方法的阐释，不乏真知灼见。他指出，所谓政策，是党的“基本政策，是根据各阶级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规定对他们的不同待遇，适应广大人民需要，指导人民行动的东西”。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人民的行动被政策所指导，人民通过政策主宰自己的命运，这确实是新的人民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旧时代的根本规律。“因此，离开了政策观点，便不可能懂得新时代的人民生活中的根本规律。”在新社会，每个个人的命运，都被他所属的阶级地位和对待这一阶级的基本政策所左右，受政策执行好坏的影响，因此文艺工作者应该“将政策作为他观察与描写生活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他还指出，学习政策，“必须直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具体考察与亲自体验政策执行的情形”；“必须与学习马列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连贯起来思索和理解”；否则，“不但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艺术创作，而且也不可能对政策有真正的理解”。“文艺作品对政策的宣传，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政策条文出发。”这些意见无疑都有正确的一面。⑦ 　　这次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指出五四以来，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工作者开始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今后我们要继续贯彻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 　　第一次“文代会”被称为是会师的大会、总结的大会，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它确是个具有阶段性标志的事件。但当时在全国性胜利来临的欢欣鼓舞的心情之下，热烈地肯定了以往方针。政策的完全正确，并拥戴它为今后的指针；却限于历史条件，不可能对30多年新文学做细致深入的反思。郭沫若总结的三条基本经验，只是就新文学的政治方向来说的，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文化问题的见解的阐述。这个事实说明更生了的中国文学凤凰，经过30年的翱翔，终于落在革命政治的梧桐树上。而且这里又是新的征程的出发点，人们正是在这样的生发点上，这样的条件下去创造新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就在第一次“文代会”前三个月，毛泽东以其战略家的眼光，预告了一个新的转变的到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的以农村为工作重点的时期已经结束。“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⑧这样一个伟大的转折，将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新的转变之后，文学艺术应该相应的作出什么样的转变，对这些，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的作家们，还来不及去思考并作出回答。 　　第一次文代会在后来被当做是“当代文学”的起点。它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的总结和检讨的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这一性质的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制订规范性的纲要和具体的细则。周扬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当然，“会师”的“文艺大军”的不同成分，并不具有同等的价值和位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各自体现的文学观念，他们在文学界的地位，按照在40年代已明确的文学阶级性的类型学尺度(同时也包括文学界的宗派利益)，被分为不同等级。这种等级，不仅存在于“新文学”和“旧文学”，存在于“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之间，而且还存在于“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的革命文学”之间，甚至存在于来自解放区的不同文学派别的关系上。在这次大会上，延安文学的主题、人物、艺术方法和语言，以及解放区文学工作，开展文学运动和文学斗争的经验，作为最主要经验被继承。在此前后分别出版的两套大型文学丛书——收入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和收入五四到1942年以前作家创作的《新文学选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由周扬主持编辑，1949年5月开始出版，编选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包括作家创作和工农兵作者创作)200余篇(部)。新华书店出版。《新文学选集》由茅盾主编，选辑1942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问世的作家作品。 　　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的进程，确定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⑨ 　　在这次会议上，周扬在总结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时提出：“除了思想领导之外，还必须加强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郭沫若的大会结束报告，也将很快就要成立“专管文化艺术部门”的组织机构，称为这次大会取得的成功之一。第一次文代会成立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它是国家和执政党对作家、艺术家进行控制和组织领导的机构。全国文联下属的各协会，也都先后成立。这些协会中，最重要的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名中国作家协会)。这些机构的性质、形式、功能，既承接了30年代左联的经验，也直接从苏联作家协会取得借鉴。作为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对文学界进行思想领导的重要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也在文代会后陆续创刊。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产生了新的全国性的文艺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会后，紧接着又成立了全国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从组织上为发展新中国文艺做了准备。 　　二 　　全国解放后，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艺术局局长。他作为第一任文化部的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肩负着相当繁重的任务。如何把国民党遗留下的旧文化烂摊子改造好，如何把新的文化事业尽快建起来、建设好，在创作上如何繁荣人民大众的新文艺，以代替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动文化，特别是如何改革旧社会保存下来的民主精华和封建糟粕并存的传统文化，使它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都是新中国文化工作者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提出首先还是要抓创作，主要是电影和戏剧，并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后抓创作要根据国内外斗争形势发展，首先要反映国家的建设、反映人民生活的变化、新事物的成长。要创作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作品，反映新与旧的斗争、前进与落后的斗争的作品，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改革旧戏曲，开创新电影事业，以及国际文化交流和为新中国培养人才的艺术教育，都在他工作范围之内。 　　周扬首先抓的是把文化部领导机关安排好，能够正常运作起来。据周巍峙忆述，当时筹建文化部机关工作的仅仅是参与过第一次文代会工作的少数同志，人称“夏、商、周”，他本人则是1949年11月才到文化部工作的，比他们晚些，周是指周扬，夏是夏青(朱平康)、夏义奎，“商”是尚玉群(后两位都是从华北局调来的地方干部)，还有一位沙可夫。初期的文化部建立了四个局，电影局、艺术局、戏曲改进局和科学普及局，除周扬外，还有一位副部长是丁西林同志，他是抓科普工作的。周扬担任部里常务工作，日夜操劳。管总务的夏义奎常见周扬改文件，写文章，“开夜车”，很晚才睡，有时早上去找他问事，却见他伏在桌上睡着，有一次竟见他滑到桌子下睡着了。可见那时他是十分辛苦的。 　　为了做好机关工作，1950年元旦前夕，周扬请沈雁冰主持召开了部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并有各局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参加，首先由沈部长讲了文化部成立两个月以来的工作情况及1950年工作的基本任务，提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对文化部提出的希望，要求文化部在工作上起模范带头作用。 　　周扬则在会上着重讲了文化部的机关生活及工作问题。他说：“(一)一个机关像一架机器，各部门都像机器的各个部分，要互相配合；(二)机关干部是这个机器的螺丝钉，每个人都要知道机关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计划，知道自己的机关是为什么而存在的，知道个人应发挥什么作用，要努力发挥作用，每个人在工作中要有主动性、计划性和严肃性与创造性；(三)一个机关单位的领导人，好比一个合唱队的指挥，要使每个同志了解自己所担负的是什么任务，为什么而工作；(四)在工作中，工作的原则是第一位的，工作的原则是不变的，工作的组织是可以变的。他这一段话，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有启发的。有人说“文人当不好官”这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是说是不会管行政组织工作。“文人”当官必然要侧重抓行政领导管理工作，这就要在创作上或学术研究上作出牺牲。 　　周巍峙在回忆中提到： 　　最近有人问我周扬在1954年调离文化部转到中宣部当副部长，钱俊瑞接任后，大讲周总理在工作上向他提出的要求，一年要小变，两年要中变，三年要大变，因而怀疑周扬同志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才调开的。根据我的了解，那时周扬并未犯什么错误，而是要发挥他的所长，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大家都知道1953年举行第二次文代会时，原定大会报告是由当时的宣传部负责人胡乔木作的(当时我不在国内，有些情况是后来听说的)，毛泽东同志看了他的报告稿不满意，当时还有人主张取消文联机构，毛泽东同志也不同意，说有那么几位文化名人在文联会上一坐，就起大作用。因此中央决定把周扬调回北京，主持召开第二次文代会工作。⑩ 　　周扬重视文艺创作是出了名的。但在不同的时期抓的文艺题材各有重点，工作方法也有所不同。文化部创业伊始，工作千头万绪，周扬首先还是抓了创作，主要是电影和戏剧。他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抓创作要根据国内外斗争形势发展，首先要反映国家的建设、反映人民生活的变化、新事物的成长。要创作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作品，反映新与旧的斗争、前进与落后的斗争的作品，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建国初期美国电影充斥全国市场，在人民中有恶劣影响，因为考虑到广大电影从业人员的生计，不能全部禁止放映，其中也有少数影片还是可以放映的，因此一方面要禁止那些反动的、色情的等等有毒素的东西，一方面要以健康的、进步的、革命的新的影片来代替旧片。其时上演了大量苏联影片，解放区故事片少得可怜，只有长影拍摄的一部和苏联帮助拍了两部彩色纪录片，也可抵挡一下，在观众中影响很好，但没有大量故事片总不能解决广大电影观众的需要。 　　因此周扬首先抓电影创作，他花很多时间看本子，与电影界同志讨论电影创作，有时有的青年作家拿电影本子来找周扬，而且要马上读给他听，他也欣然听下去。又有《内蒙人民的胜利》及《荣誉属于谁》这样的片子，领导上有意见，他就常找一些电影工作者商量修改办法，既要保护作家，争取新片上演，又要按照各方意见修改，不被“枪毙”，为此十分着急。就这样在文化部领导狠抓创作的情况下，头三四年内每年就抓出新片二十几部，初步渡过了难关。 　　1951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写作电影剧本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保证每年供给不少于一个可用的电影剧本，于每年年底前交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与中宣部如何分工抓电影创作，尚待了解。 　　1952年7月15日，周扬在全国电影厂长联系会上讲到1951年开始进行文艺整风的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好处是在文艺的领导机关及领导人中提高了文艺思想，明确了方向，但也引起教书的人不敢教书了，写文章的人不敢写文章了，而最大问题是一年多没有本子，电影片的生产几乎停顿了一年，不管客观情况如何，总是一大损失。他又说这个缺点要由文化部负主要责任。在艺术创作的标准问题上，他说第一是题材是否带群众性，第二是能否帮助群众前进。又说，对题材的要求是广泛的。1953年的电影剧本创作计划，就是各种题材45个，其中有现实的，有革命历史的，也有古典戏曲的内容。他说写历史题材固然免不了沉重，写当前建设的题材应当欢乐愉快一些。他强调应把对电学创作及电影人员的政治与艺术的领导，放在领导工作的第一项上，加强责任心，做好组织、发动创作的工作。同时他又强调“一个看影片如果在政治上、在思想上有问题，作者一定要在艺术上经过很好的考虑才进行修改，不能轻易随别人的意思，要改什么就改什么，修改也应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修改后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在这次会上他批评了随处有生活，随处可以创作的论调。他还批评了电影文学剧本和影片审查缺乏慎重的态度，缺乏统一负责的制度等等。后来他在电影创作的看法上虽然有发展，有变化，他曾十分强调提出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电影民族化等问题。 　　三 　　在建国初期，周扬对戏剧工作情有独钟。当时不少反映城市题材的话剧作品，像《不是蝉》以及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几部话剧，反响都很大。这些都是周扬亲自抓的。据周巍峙介绍： 　　1949年11月到1950年初，我原是文化部艺术局办公室主任兼戏音处处长，后来任副局长。1950年周扬找河北等省文联同志了解工作及创作情况，他们提到石家庄铁路列车段一名工人魏连增创作了三幕四场话剧《不是蝉》，是反映解放后的工人阶级为创造新生活而自觉劳动的先进事迹的，去太原演了一星期，很轰动。我向周扬建议把这个戏调来北京演出，请专家研究讨论，以推广这一反映工人题材的新作品，和介绍工人创作的新经验。我还向他说起一件事，1948年我在石家庄市做工人工作时，一个老工人对我说：我们工人办事是钉是钉，铆是铆，讲求实在，你们有些干部是“吐沫粘”，图形式，根本不解决问题。现在他们写《不是蝉》，更显出工人阶级不尚空谈的主人翁精神。周扬认为工人说得好，同意很快调到北京演出，可以听听大家意见，修改提高。这个戏在北京演出后，受到文化界的重视，我在4月22日主持了座谈会，欧阳予倩、张庚等戏剧领导和专家出席讲话，加以热情赞扬，并和作者本人见了面。这在当时影响是很好的。 　　老舍先生创作的话剧《方珍珠》、《龙须沟》上演后，周扬非常高兴，又满腔热情地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龙须沟>学习什么?》的文章，称赞“这是一个好剧本”、“《龙须沟》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也是对劳动人民的颂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颂歌”，号召文艺工作者学习老舍先生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来拥护人民政府的创作精神。1951年5月12日，他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题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演讲中，把描写解放后城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剧烈变化的，有老舍先生的《方珍珠》、《龙须沟》；描写农村建设和农民的新的生活，有柯夫的《堤》，列为“两年来，在文艺创作上比较优秀的作品”。1951年，李伯钊同志创作的歌剧《长征》演出后，于8月8日召开了座谈会，周扬同志出席了座谈会，并在听了与会同志的意见后，作了总结性的讲话。他说：“歌剧《长征》剧本的创作和演出，基本上是成功的、有意义的。”“长征是最值得我们歌颂的主题。正如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里所说的：长征这样伟大的史迹，是从三皇五帝到如今所没有过的。长征里的革命英雄人物，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因此表现长征，表现毛主席，是文艺工作者最光荣的任务，伯钊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他肯定了《长征》表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正确地表现了红军的形象，在新歌剧上作了新的尝试探索和努力创造；表扬了伯钊同志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工作精神之后，也提到剧本的不足，供大家研究。(11) 　　至于戏曲，则让周扬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戏曲是中国民族传统艺术中极为丰富的巨大财富，根据新中国成立时的调查统计，全国共有300多个戏曲剧种。上演的剧目经过几次发掘收集，共约5万个左右(有不少是题材相同的)；新中国成立时的私营戏曲剧团已在1000个以上，还有大量季节性的班社组织。解放后，又发展了一批国营戏曲剧团，是一支非常庞大的文化队伍。各地区、各民族的戏曲在创作和表演上，都有自己剧种的特色。在同一个剧种，还分各种流派，有大量的优秀传统剧目，许多著名演员演艺精湛，深受观众欢迎。这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艺术珍贵遗产，在广大人民中有很大影响。但同时又是民族精华与封建糟粕杂陈，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如何对待这一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人生修养和文化欣赏要求的珍贵遗产，正确贯彻“推陈出新”的方针，使它更好地为新时代的人民群众服务，确实是严重的大问题。 　　建国以后，进城了，视野扩大了，戏曲的方方面面看得更清楚，不仅剧目多、剧团多、演出多，而且有一大批全国闻名为广大观众热爱的名演员。全国上千个剧场应该上演什么戏?怎么满足人民的看戏要求?禁不禁戏?几万戏曲演员的吃饭问题也摆在面前了。“推陈出新”的方针如何贯彻?戏曲改革工作从何处着手?政府怎么抓?周扬作为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文化部的副部长、党组书记，面对这样大的局面、这么多的问题如何办?根据政协《共同纲领》第五章规定的“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的精神，文化部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与广大人民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电影和戏剧工作上是十分正确的。 　　认为“周扬同志为电影和戏曲工作化费了多大的精力，绞尽了多少脑汁，真是很难想象的。假如把他有关电影和戏曲的工作开个单子，那是很长的，把他在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文章以及他主持或参与制订的有关电影和戏曲的文件、章程、条例、法规等等集中起来，可以印一本大书”(12)。在此周先生的用辞可能有些夸张，但仅以建国初期文化部就成立了“戏曲改进局”，足以看出周扬对这项工作是十分重视的。 　　“戏曲改进局”是周扬在文化部初创时期就建立的。中心就是为了适应戏曲改革的需要，抓戏曲改革工作(包括曲艺)。戏曲改进局的具体工作由田汉负责，集中了一批有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戏曲工作者、专家，如马彦祥、杨绍萱等参与领导管理工作。抓话剧、歌剧、音乐、舞蹈、美术、艺术教育和群众文化工作的是艺术局，建国初期周扬兼局长，周巍峙任办公室主任兼戏剧音乐处处长，孙慎是副处长，钟惦棐是办公室副主任。到了1950年，基于周扬所说的新文化与旧文化的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和旧的是互相衔接的，而不是相互隔绝的思想，周扬把戏曲改进局和艺术局合并，局长是田汉，副局长先后有张光年、杨绍萱、马彦祥、周巍峙、蔡若虹等。 　　机构建立起来了，队伍组织好了，周扬首先着重抓了党的文艺方向、戏曲改革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和重点工作的落实。他多次向文化部和文艺界阐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中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历史……中国的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糟粕，吸取其民族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的论述。宣传“推陈出新”的戏改方针，宣传整理旧剧的有益、有害和无害的三原则，通过多种形式，大力组织艺人学习会、学习班，讲解新中国的胜利形势、党的文艺方针和戏剧政策，以提高广大艺人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鼓励他们自觉地参加剧目整理和改革工作。 　　在周扬的领导下，文化部进行戏曲改革的同时，根据有益、有害和无害的原则，进行了禁戏的工作。禁戏、停演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是个带全国性、政策性很强、与演员生活有密切联系的问题。 　　对于禁戏问题，周扬在农村时就接触到了，提过意见，反对乱禁戏。在农村土改中禁些戏，还是个局部问题，现在全国解放了，就会彼此影响，大家都禁戏，不仅影响演员吃饭问题，而且也违背了党的戏曲改革政策和毛主席提的三原则。文化部成立之初，他为此做了不少调查研究。1949年12月22日，艺术局邀请彭真同志给文艺界讲城市工作时，他谈到戏曲工作，他说反动戏要禁，但禁戏越少越好，以免打掉艺人的饭碗，对此，要十分慎重。过去禁了的，如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政治问题，尽可能开禁。他还谈到艺人也是劳动者，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必须改革，但对他们不能采取命令的办法。在1950年1月，周扬找河北、山西文联的同志来北京汇报工作，特别问到禁戏问题，汇报中提到有些地方干部和群众不理解戏改方针，竟把改革旧剧，看成是大力发展旧文艺，大学旧剧，发展旧剧团。但主要问题还是禁戏多，有些地方规定，未加修改的一律禁演，山西有少数剧种的传统剧目禁了60%。不少干部迫切要求上面审定剧目，目前没审定的，没有改的只好禁。从这些汇报中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对戏改政策的理解还不大明确，特别对旧戏的禁演与开放，思想比较混乱。周扬要求戏剧改进局应尽快研究一个章程，列出一个禁戏标准，他说对旧戏主要是修改，不是禁止。政府部门应和艺人好好商量。为此，戏剧改进局于1950年5月成立了旧戏编审委员会，复审旧戏。 　　不久，周扬就与人商量，把这个会改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于7月11日成立，以示重视。委员会包括几个主要戏曲剧种的名演员、戏曲专家和一些大区文化部门负责人，共43人。周扬是主任委员。会上讨论了旧剧剧目的审定标准，认为对下列情形的剧目应加以修改。其中少量最严重者，应予以停演：(1)宣传麻醉与恐吓人民的封建奴隶道德与迷信者；(2)宣扬淫乱与奸杀者；(3)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的语言和动作。但在审定中应注意：①区别迷信和神话；②区别恋爱与淫乱。会上对禁演、停演的剧目逐一慎重讨论，并一致认为《杀子报》、《九更天》、《探阴山》、《乌盆记》、《关公显圣》、《铁公鸡》等十几出戏不应该演出。会上对如何修改旧剧本与创作新剧本也交换了意见。认为历史剧应该忠实地反映历史事实，不应将历史人物“现代化”，不应将历史事迹与现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事迹做不适当的类比。对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应根据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进步性、人民性和高尚的民族品质，给予应有的评价。在艺术形式上，无论修改旧剧或创作新剧目，都应该保存京剧和各种地方戏原有的特点和优点，而不要轻易将这些特点和优点抛弃。这个会开放了大部分过去所禁演的戏，会后由新华社发了报道，并通知各地讨论防止乱禁、滥禁。但有些问题还不是很明确，后几年，还是同意地方上的意见，禁了一些可以修改、不应该禁演的剧目。 　　在此期间，周扬抓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在党的文艺方针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进一步明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结合当前戏曲改革工作存在的许多问题，全面安排和落实戏曲事业的任务和总体要求，制定相应的制度，组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贯彻实施。会议有中央及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化部门负责人及戏曲改革的工作干部和戏曲音乐工作者，各戏曲剧种的主要演员等共200多人。 　　这是一次规模相当大的全国性会议。开会的方式也和一般文化行政会议不同，是采取主席团的方式进行领导，主席是沈雁冰，副主席是周扬、田汉、梅兰劳。这个会议是由艺术局负责组织的，中国戏曲艺术革新的奠基人之一的艺术局局长田汉作了《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的总报告，马彦祥、杨绍萱分别汇报了组织艺人学习和创作情况，周扬作了总结报告。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周恩来总理接见代表时讲了话。周总理强调许多著名演员是“国宝”，要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戏曲改革工作要依靠艺人合力进行，不能一切由戏改干部说了算。 　　这次会议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戏改工作上的成绩和艺人们的进步表现，也检讨了工作上的缺点，以及在编改剧本工作中的某些反历史主义的公式主义的倾向，批评了在工作中缺乏审定旧剧目的统一标准和改进方案，而单纯采取禁演办法，以及禁戏过多，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对旧戏曲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会上规定，今后禁戏由中央文化部统一处理，各地不得擅自禁演。在会议过程中，代表们在讨论时提出中国戏曲剧种很多，戏曲改革应该以谁为重点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还是“百花齐放”为好。周扬对戏曲艺人“百花齐放”的提法认为很好，写在了给政务院的报告中。当时也有某个负责人对这种提法不同意，经周扬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毛主席认为这个提法很好。他在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在原来给延安评剧院题写的“推陈出新”前面加上了“百花齐放”四个字，赠给中国戏曲研究院(此院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成为今后戏改工作的基本方针。 　　周扬在会议期间，为全国戏曲工作会议题了词，体现了他对戏剧艺术改革的原则意见。他的题词是在1950年12月1日写下的。内容是：“中国民族的戏剧艺术遗产是非常丰富的，和广大人民有密切的联系，但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过去中国人民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创造，并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地极大限度用作欺骗与麻醉人民的工具。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抛弃其中一切有害人民的、腐朽的、落后的部分，而尽量吸收其一切有益于人民的、健康的、进步的部分，将这部分作为我们的宝贵传统，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这就是中国民族新戏剧的创作过程。” 　　周扬在戏改工作上抓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在1952年10月6日至11月4日间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周扬具体领导下举行的一次空前的大规模戏曲会演，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通过会演，互相观摩，交流经验，巩固三年来戏曲改革的成果，并解决发展人民新戏思想上的一些具体问题，把戏曲改革创新工作大大推进一步。 　　参加会演的有全国有影响的23个剧种，演员1600余人，大多都是本剧种有代表性的演员。演出大中小型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及现代戏共82个。具体组织工作都是在周扬的领导下由艺术局抓的。根据文化部保存的材料，这次评奖的对象，是优秀节目和优秀演员以及对戏曲改革和戏曲艺术提高有贡献、有成就的艺术家。奖励分五种，获得荣誉奖的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王瑶卿和盖叫天等；获得剧本奖的有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等9部戏；获得表演奖的演员有120人，包括各剧种的主要演员，另外，还给演员(可能是一些没有参加这次观摩演出的名演员、老演员)、乐队、指挥、编导、舞美设计等46人发了奖状。 　　会演期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周扬特请周恩来总理为大会代表讲了话，总理谈了一些与戏曲有关的重要问题，并指出，这次观摩演出，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它标志着戏曲工作前进了一大步，“看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远景”等等。周扬作了《改革和发展民族艺术》的总结报告，谈了“观摩演出的主要意义在于学习”；“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是戏曲工作者最光荣的任务”；“正确地发扬民族戏曲艺术的优良传统，反对保守观念和粗暴作风”；“真实地表现人民新生活，用新的正确的观念表现历史”；“在民族戏曲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民族新戏曲”等五个问题。他说：“向优秀的遗产学习，向优秀的技术学习，向戏曲改革的正确经验学习，这就是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主要意义和任务。”他说：“我们民族戏曲的遗产是这样的丰富，我们必须重新来认识它，学习它，并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它。”“评奖的目的主要就是鼓励戏曲艺术的改革。评奖表示了我们所要提倡的是什么，所反对的是什么。我们反对保守，也反对粗暴改革。”观摩演出是为了学习，评奖也是为了促进互相学习。他强调“每一个戏曲工作者对国家和人民所负的责任，帮助国家正确的教育人民，用爱国的思想、民主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传播社会主义的新的风气，提高人民的道德品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他肯定了广大文化干部对待艺人和戏曲改革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也严厉批评了不少干部在这方面采取的十分错误的粗暴的态度，认为这些错误态度，如果不加以克服，我们就不可能引导广大的戏曲艺术工作者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周扬强调指出：“中国戏曲遗产不但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而且始终保持了和广大人民的密切的精神联系，为人民多喜爱。”“由于表现了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心理、意志和愿望，而其表现的形式又具有人民的风格，所以为人民所喜爱。从中国戏曲中，我们不但感到了强大的现实主义力量，而且也感到了强大的道德的力量。”“当我们谈到戏曲给予我们民族性格这种积极影响的时候，我们又必须看到其中也包含有不能代表我们民族性格的消极影响的一面。”在他讲话中联系了一些戏曲的内容加以说明，并解释了神话传说与迷信故事的区别。他十分肯定京剧艺术已达到的高度成就，也指出有逐渐脱离人民生活的倾向，因而也就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形式主义。他非常赞赏各种地方民间戏曲，带有较多的人民性，更接近人民生活，内容就更生动活泼，形式就更自由、更新鲜，近几年来，有不少新的创造。京剧应当学习地方戏曲，从中吸取营养，增强自己生命的活力，他认为应当突破一些妨碍自己发展的障碍，向着新的人民戏曲的方向提高。 　　周扬热情赞扬一些反映人民新生活的剧本，同时指出有些剧本也暴露出作者对新生活缺乏深入的了解，希望今后能产生更多更好的表现现实生活的戏曲剧本，创造出许多新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有性格的人物。对于那些目前尚不适合表现现代生活，而只适合于表现历史和民间题材的剧种，就不要强求它立刻表现现代生活，以致损害它固有的优点和特色，而只能逐步地引导它向这个方向发展，在这里性急和粗暴是有害的。谈到改编和创作新的历史剧时，他指出，要用新的正确的观点来观察和判断历史的事件和人物。无论表现现代或历史的生活，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不允许歪曲、掩盖或粉饰，反历史主义者，就是不懂得这条基本原则，他们以为为了主观的宣传革命目的，可以不顾历史的客观真实，而任意杜撰和捏造历史。或者常常拿我们今天尺度来衡量和批评古人，这是把古代人物“现代化”、“理想化”的一种表现。他讲话中首次强调指出音乐在戏曲中的地位和作用。新的音乐工作者，应当积极地参加戏曲改革工作。要下工夫来研究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曲的音乐，并适当地参照欧洲古典音乐，特别是现代苏联音乐的先进经验，在乐器、乐曲、唱法各方面加以改进，以增强中国戏曲表现新生活的能力，并使中国戏曲音乐和世界音乐文化沟通起来。要改革和发展戏曲艺术，必须将这些音乐力量充分发动起来，并从各方面帮助乐师们提高。 　　1954年以后，虽然周扬到中宣部任副部长，对文化部的工作不具体抓了，但对戏曲工作特别是现代题材创作问题，一直是很关心的，如全国9个重点戏曲剧团(包括京、川、粤、沪、越、豫等剧种)的确定，对演出现代戏成绩突出的戏曲剧团的表扬(如河南豫剧院三团、中国评剧团等)，1958年戏曲现代题材座谈会的召开等，都参加了意见。1960年，艺术局组织了全国十几个剧种的现代戏汇演，在演出当中，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与参加观摩的专家们座谈，明确提出了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传统剧目的“三并举”的方针，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周扬也是支持这一方针的，实际上在过去周扬同志主持文化部工作时，抓戏曲剧目就是“三并举”的。他在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总结时，就提出加紧整理传统剧目，提倡和鼓励现代题材，新编历史剧三方面的创作，不过没有明确作为一个基本方针提出来罢了。 　　四 　　人民文学出版社归文化部直接领导。文化部部长是茅盾，但主要管事的却是副部长周扬。当时，由周扬每两周召开一次由各单位负责人参与的工作汇报会，一面汇报，一面经交换意见后解决问题。“人文社”去参加这会的，自然应是冯雪峰，但冯雪峰与周扬在30年代的上海时就不和，他不想去，会上因为有不少行政事务要谈，每次会议冯雪峰就叫他手下的许觉民去参加，许当时是“人文社”经理部主任，他认为是合适的。 　　许觉民第一次到会后，发现各单位到会的都是第一把手，如田汉、欧阳予倩、王冶秋、袁牧之、马彦祥、光未然、蔡若虹等，他觉得自己参加这会不合适，就对冯雪峰说了。他笑着说，又不吃掉了你，为什么不能参加?每次会后，许觉民就将有关事项和周扬的讲话向冯雪峰汇报了，冯雪峰有什么意见和对出版社有什么设想，也由许觉民在会上转陈，许便当了一个“中转站”的角色。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方针任务和重要决定，冯雪峰并不向周扬请示，而是与胡乔木相商而定的。例如关于出版方针，冯雪峰认为应不同于地方的出版社，应以提高为主，实行“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胡乔木也很同意。于是提出了要出版中外文学名著，不仅要有延安以来的工农兵优秀文艺，还要整理出版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不仅要有现代的文学，还要着手古代文学遗产的整理；不仅要有苏联文学，还要有欧美等国家的古典名著和现代名著的系统介绍。这个出版方针，在30年代新中国初期时提出是很新鲜的，是文学出版工作的中外古今全面发展的开端。许觉民也照此在文化部的会上向周扬作了汇报，他表示首肯，同时还提出应为此作出一个详细的规划来。 　　有一次会上，文化部主管人事的领导说，中央指示要精简机构，他宣布人员的进用开始冻结。周扬要求各单位照此执行。许觉民知道冯雪峰正在为实现规划而大事罗致人才，倘冻结人员必将使规划搁置起来。于是便走出会场打电话告诉冯雪峰，他说马上到文化部来。他到了会场，讲了一大段话，声调激昂，力争出版社必须进人，他认为当时出版社内够格的编辑只有刘辽逸一人，怎么弄得下去?那位主管人事的说，进人是以后的事，此刻必须冻结。相持不下时，周扬说话了，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进人问题，照冯雪峰同志的意见办。冯雪峰听了，平静了下来，因为事情已解决，就转身回去了。 　　至此周扬的平静，给许觉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扬采取了退让的办法，本来这件事是容易引起争论的，为了使矛盾不致激化，依顺了冯雪峰。在周扬当时所处的位置上，这一态度不失为是明智的。而且自此后许觉民发现，“人文社”的工作，周扬从不过问。“人文社”设在文化部大院内，与文化部近在咫尺，周扬也从未过来看看。以后冯雪峰主编《文艺报》，并任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是主管文艺的，在那一段时间内，他对作协和《文艺报》的工作很少过问。周扬那回避的做法，原想是避开可能出现的矛盾，但是隔阂却无法得到消解。(13) 　　1952年6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斯大林奖”授奖仪式，罗申大使代表苏联政府授奖。出席典礼的中方嘉宾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领衔，外交部东欧司副司长徐以新，以及文化界人士应邀参加。 　　丁玲在讲话中，强调自己是“中国作家”的代表。最后发言的周扬则说，丁玲等人的获奖，不仅是作者最大的光荣，同时也是我国文艺界和我国人民的光荣。这个光荣的获得，应该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感谢先进的苏联文艺和苏联人民的帮助。 　　①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3月版，第33页。 　　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3月版，第5页。 　　③同上，第19页。 　　④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3月版，第35～44页。 　　⑤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3月版，第70页。 　　⑥平剧流行于北京、天津和华北、东北各省，约有70多年的历史。它源自河北东部一带的“莲花落”，并吸收京剧、河北梆子、皮影、大鼓等音乐和表演发展而形成的。这个剧种从农村进入城市后，受到话剧和京剧的影响．演了许多新戏，擅长表现小市民生活。 　　⑦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3月版，第69～98页。 　　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7页。 　　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5页。 　　⑩周巍峙：《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位创始人》，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11页。 　　(11)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18～19页。 　　(12)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30页。 　　(13)许觉民：《阅读冯雪峰》，《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