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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胡风冤案

罗银胜

一 　　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中，与周扬有宿怨的胡风也开始受到冲击。而胡风的人生悲剧其实早已谱就。 　　1953年，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对批评胡风文艺思想加紧步伐，他于7月23日写信给毛泽东与周恩来，报告胡风问题。 　　1954年，胡风怀着热情、忠诚、天真和幻想，开始了里给中央的报告的写作，从3月21日至6月24日，整整3个月时间，足不出户，写了27万字，总题目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 　　在写作过程中，胡风得到朋友们的帮助。报告分为四个部分： 　　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又分三个小题：1．补充说明；2．斗争经过；3．一年多以来。 　　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又分三个小题：1．有关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2．关于几个具体论点；3．关键在哪里? 　　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 　　四、作为参考的建议。 　　有关胡风自己的经历和事实举例部分，主要写解放后他的遭遇和受过的委屈，提供了一些人事关系的说明材料。胡风最重视的是第二部分，即理论问题的辩论。为了辨明是非，他在写作中同朋友们进行模拟论辩。 　　1954年7月22日，胡风手捧这本“上书”，交给时任中宣部部长兼政务院(后改名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的习仲勋，请他转呈党中央。 　　在“三十万言书”的前面，他给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他写这个报告的初衷，他写道： 　　革命胜利以后，阶级斗争展开了规模巨大和内容复杂的激烈变化的情势，但在文艺实践情况上反而出现萎缩和混乱。这个反常的现象是早已引起了党和群众的普遍的关心的。许多使人痛苦的事实说明了这里面包含有严重的问题。我，把阶级事业当作第一生命走了过来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责任正视这个事实，研究这个事实，向党提出我的意见，使党中央更多地掌握情况转入到主动的地位上面检查问题的。过去我也曾希图这样做，但一次一次都没有坚持到底。我自己的错误和努力不够应该负责任。但到了今天，客观情况已经发展到了再也不应该忍受下去的地步，而阶级斗争又正在向着更艰巨更复杂曲折的深入的思想斗争上发展，不会容许这个应该担负起专门任务的战线继续瘫痪下去；如果我再不正视问题，就更不能有任何藉口原谅自己了。① 　　这里胡风的口气显然也有偏颇之处。胡风关于“五把刀子”的总结，是文艺理论论争的关键。这一部分的标题就是“关键在哪里”。所谓“五把刀子”在写作之初称作“五道墙”，后来觉得不够形象，胡风与同人们商量后改成这个说法。胡风是这样论述的：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善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影子，这个世界观就被送到了遥遥的彼岸，再也无法可以达到，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作家都吓哑了。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之前逐渐麻痹了感受机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任何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劳动，无法使现实内容走进自己的内部，一天一天干枯下去，衰败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话或反话。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算是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这就使得作家即使能够偷偷地接近一点生活，也要被这种沉重的空气下面的形式主义和旧的美感封得“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动”。因而就只好“非礼毋言”，以至无所动无所言了。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论”的被动机器，完全依靠题材，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任何摆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成其为“典型”了。而所谓“重要题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和黑暗，等等。这就使得作家什么也不敢写，写了的当然是通体“光明”的，也就是通体虚伪的东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后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进的光明，使作家完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为止……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② 　　胡风的这些意见虽然打中了教条主义的要害，并且仍然同毛泽东的《讲话》的精神有违背的地方。 　　习仲勋在接到他的报告时，对他说：“应当相信中央，把意见写给中央是正确的。”胡风对自己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其后一段时间里，他沉浸在兴奋的情绪中。 　　不久文艺界就开始了大动荡。党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开始以极高的热情关心文艺问题。胡风看到由周扬所在的中宣部控制的《文艺报》受到批判，以为是自己的“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引起了中央对文艺问题的关注，大为欣喜。他根本不了解那些以后才披露的情况，只乐观地猜测和预感到周扬的宗派主义堡垒要被攻破了。 　　实际上，胡风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对方早已准备好对他的更猛烈的批判。从11月17日的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第五次扩大联席会议开始，情况就变了。这就是被文艺界人士称作的“战线南移”，批评的对象不再是《文艺报》，而是胡风他们了。当晚，周扬和林默涵来到胡风家中，和他谈了一次话，针对他的抗拒态度和声明，周扬解释说，党中央就在这里，谁也不敢独断专行。意思是他们的做法是根据中央的指示，以劝胡风认清形势，接受批评，进行检讨。但不懂政治的胡风觉得这一切都是人为的，分明是自上而下布置好了的。所以他说，我无法说服路翎接受意见，我自己也难以理解。周扬倒很高姿态，马上就说，搞错了，我检讨，我是善于做检讨的。出门时，周扬还说了一句，你主张的出几个平行的群众刊物，也是一个好办法。就这样，周扬的政治风度和经验反使胡风觉得自己的抗拒态度持之有理，对当前的严重形势一点也没有察觉。③ 　　1954年12月8日，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总结性发言，认为在五个问题上与胡风有分歧：一、在《红楼梦》评价上的分歧；二、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的分歧；三、文艺思想的分歧；对《文艺报》错误性质看法的分歧；对于路翎受到批判的看法的分歧。其中最主要的是与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 　　看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梅志说：“胡风不能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④胡风听说周扬准备将自己“三十万言书”中的《关于几个理论问题的说明材料》公开发表。本来这是直接写给党中央作为参考的，所以提意见时没有顾虑，现在要公开发表，自然对胡风很不利。 　　面对压力，胡风写了《我的自我批判》，承认自己的错误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做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其间的区别。也承认自己的一些理论主张，如“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文学创作的题材问题、民族文学遗产问题、主观战斗精神等等，有片面性和绝对性。并且也承认自己有强烈的宗派主义情绪，对现实的文艺状况下了一些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判断，造成了事实上和党对抗的结果。 　　然而这一切都不起作用了。周扬在其中扮演着并不光彩的角色。 　　1954年1月14日晚，胡风找到周扬当面承认错误，要求收回他的“三十万言书”，或者修改后再发表。 　　对胡风的这一请求，周扬予以断然拒绝。 　　胡风又要求发表时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原文是： 　　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开展后，我受到了很大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按：即《意见书》)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发行时，我首先声明两点： 　　一、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 　　二、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 　　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⑤ 　　1月15日，周扬即写信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并毛泽东，他在信中写道： 　　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了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他说他现在从根本上认识了问题，故感觉很“轻松”，他说他从来都是“乐观主义”的。他再三询问我对他现在这个认识及对他为人的看法，我说他对自己的错误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好的，但认识和批判自己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的，是要经过痛苦过程的，他应当准备听取别人对他的更多的批评，至于为人，各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但做人总以光明磊落为好，不要有阴暗心理。他又称赞我政治上很强，我说并不如此，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等的错误思想我都没有能及时地进行斗争，就是证据。我的话说得比较婉转，以避免给他任何压力的印象。 　　这段谈话不过是开场白，他最后向我提出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一定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他说有些话不是事实。我说发表出来，公开讨论有好处，你如对自己的观点和所举的事实有修正，可以再写文章。我们也可以发表。他说他的检讨已写好，并在下星期三可以交来，希望能连同报告同时发表，我说恐怕来不及，可以下期发表。他说如果这样，希望在卷首附一声明，随即将他的书面声明交我，我说我们可以考虑他的意见。⑥ 　　周扬在信中认为胡风的声明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当日，陆定一在周扬的信的上方空白处做如下批示： 　　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只要文章写得有内容，不论反驳别人，或自己承认错误，在讨论的时期都可以登载的。⑦ 　　同一天，毛泽东也在周扬的信的开头几行的空格处用铅笔做如下的批示： 　　周扬同志： 　　(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⑧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并由他们圈阅。 　　据说此件保存在周扬处，是周扬夫人苏灵扬借给别人参阅，传抄出来的，现在已有不少著述引用，不过文字略有出入。本书引述自权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二 　　毛泽东发话了，以后事情的发展一切都将按照他的旨意调控。 　　为贯彻毛泽东1月15日的批示，1月21日中宣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1月26日，中共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了中宣部的报告，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再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如此，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提高到对敌思想斗争的高度，一场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政治性的对胡风的批判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1955年1月30日《文艺报》第一、二期合刊，将“三十万言书”的二、四部分即理论部分和建设部分印成小册子，随刊附发。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梅志说是胡风“向党中央交的一颗赤诚的心，可现在怎会这样?他想不通，也无法想通”。 　　同年4月，中宣部的林默涵看到了一批胡风写给舒芜的信件，特别请舒芜“把信中人们不易看懂的地方作些注释，把信按内容分分类，整理得较为醒目一些”。他与周扬商量下来，决定在《文艺报》上发表，并请当时的主编康濯加一个编者按。康濯写后，“周扬忽然想到，这个材料比较重要，发表前似应送毛主席看看才好。” 　　于是，周扬就在5月9日把舒芜提供材料和康濯的编者按语以及胡风写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一同呈送毛泽东，其中附有周扬自己写的一封信。⑨ 　　5月11日，毛泽东在看了周扬送来的材料和文章后，感到康濯的编者按语写得不好，就亲笔另写了一个按语，并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11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⑩ 　　毛泽东改写的按语，即5月13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他将舒芜提供材料的题目由《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反党集团”实质上是反革命集团，这顶政治大帽子扣在胡风等人头上了。 　　现在有人说周扬对毛泽东改写的“胡风反党集团”感到意外吃惊。这也许说得太严重了，此前对胡风问题已上纲很高了。但这个意外的结果不是周扬与陆定一不同意与不能接受的。毛泽东改写与书写的“胡风反党集团”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是被坚决执行的，后来他们又把报纸按语创造性地变为法院的起诉与判决，谁提出不同意见也不行。 　　毛泽东的编者按语发表第三天，胡风便锒铛入狱。 　　毛泽东提出逮捕胡风与定胡风案件为“反革命”，曾经征求周扬、陆定一与胡乔木的意见。据说：“陆定一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革命’。”(11) 　　全国人大5月18日举行第十六次会议，批准将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逮捕。16日下午胡风正在晚饭时，门铃响了。刘白羽领来公安部的干部，将胡风逮捕。 　　刘白羽说，他带公安部的同志去逮捕胡风是周扬的指示。周扬打电话要刘白羽到他那里去。周扬说在延安逮捕王实味，是毛主席让陈伯达去的，“你们知识分子要做些这样的工作锻炼锻炼”!刘白羽说：“我有什么好说呢，就去锻炼锻炼吧，我去胡风家，就是介绍公安部的同志与胡风认识，没有做别的事。”周扬让刘白羽等人办事都是有个说法的，并时不时以延安处理王实味案为榜样。 　　逮捕胡风的同时，在天津、上海、武汉、杭州等地也陆续隔离审查与拘留逮捕许多著名的七月派作家。 　　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批材料开头、中间和结尾的编者按语，都是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有的甚至就是毛泽东亲自加的。 　　胡风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5月25日，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地点在东总布胡同贡院西街出版总署的大礼堂。周扬主持的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首先由文联主席郭沫若讲话，他的语气极为严厉，把胡风说成是隐藏在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敌人，宣布对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镇压，而且要比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更严厉。他宣读了开除胡风作家协会会籍和撤销他一切职务的决议，全场近千人鼓掌通过了这个决议。 　　郭沫若的讲话实际已经传达出毛泽东决心在全国开展“肃反”运动。 　　接着，一个个发言者上台慷慨激昂地声讨胡风。当李希凡上台时，周扬特别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他就是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 　　忽然，一个身体瘦弱的书生主动上台要求发言，谁也没想到，他居然不识时务地为胡风辩护，结结巴巴地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他是学术思想问题……”这就是《欧根·奥涅金》的译者、美学家吕荧。吕荧的话还没说完，全场就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吼声，那真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吕荧不屈地站在讲台上，满脸淌着汗，直到被坐在第一排的大理论家张光年把他揪下台。 　　最后，周扬讲话，他讲了很多，但给人印象最深有这样几句话：“不久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苏尔洛夫(剧本《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的作者)，还有一个是酗酒成性，道德败坏的诗人维尔塔。现在我们也开除了两个作家的会籍，一个是胡风，一个是道德败坏的孔厥(《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之一)。”“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医生反革命集团，现在我们也揭露出了一个暗藏在文艺队伍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他还说，解放五年来，随着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也越来越猖獗，必须严厉镇压。周扬在讲话中还特意极为自豪地告诉大家：“毛主席对我讲，我们编的这个胡风集团的材料和写的按语，应当送到苏联去得斯大林文学奖。” 　　周扬的讲话直白了苏联是中国的榜样，苏联怎么做，中国也怎么做——仿佛揭露胡风集团是受了苏联的启发，或者是仿照苏联的方式。我国的“肃反”，也完全是斯大林理论的恰当运用。 　　6月6日，毛泽东收到了有关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和由邓拓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后，又批示道：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几位别的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请再打清样送我看一次。 　　清样打出来后(最好今天下午打出)，除送你们要送的人以外，请进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必武、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12) 　　6月8日，毛泽东改好由邓拓起草的社论，题目是《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他又批示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同志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请定一务于今天下午四时前将胡风分子简历送交我为盼! 　　毛泽东 　　六月八日(13) 　　这篇社论经毛泽东删改后，几乎只剩下一个题目了。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和有关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其中将原先的“胡风反党集团”，一律改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次的编者按语全是毛泽东亲自加的，只有张中晓给胡风的一封涉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信后的按语，是由周扬和林默涵共同起草的。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公布后，社会各界掀起了一股声讨胡风的浪潮，各种批判文章和漫画铺天盖地。中共中央立即决定将关于胡风的材料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发行。毛泽东特地为此小册子写了序言。6月12日，他批示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14) 　　6月16日凌晨，毛泽东又下批示： 　　尚昆同志转交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供各地照印。 　　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他的不要登报。(15) 　　林默涵说：“在拘捕胡风时，又从胡风家里搜出了一些同胡风接近的人们给胡风的许多信件，这些信中也有许多暗语，公安部门看不懂，他们要求中宣部派几个比较了解胡风情况的人来整理这些信件。参加整理信件的有我、何其芳、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袁水拍和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些同志。我们又整理出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在摘录、整理这些材料时，我们反复核对了原信，以免弄错了信的原意。”(16) 　　关于中宣部派人去公安部整理材料，王康说：“很快从中宣部机关、作家协会、文教单位及公安部抽调何其芳、刘白羽、袁水拍、张光年、郭小川、黎辛、朱寨、李曙光等同志约十一二人办理此事，并由林默涵组织领导这一工作。”此外，派去的还有作家协会与戏剧家协会的同志。 　　林默涵说：“5月2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批材料主要是从胡风写给他朋友的信中摘录下来的。这批材料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按语都是经毛主席修改的，有的是毛主席亲自加的。……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全是毛主席写的。但在张中晓给胡风的一封信攻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信后却没有按语，这是不合适的。便由我们两人(按：指林默涵与周扬两人)共同起草了一段按语加上。”(17)黎辛说过：“我听说(这些材料)都是周扬送给毛泽东审阅的。”(18) 　　有人说过在处理胡风案件中，周扬的行动是“举足轻重”的“枢纽式人物”，对于丁玲，周扬又是什么态度呢? 　　①胡风：《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5页。 　　②胡风：《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47～248页。 　　③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634～635页。 　　④同上，第636页。 　　⑤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71～172页。 　　⑥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72页。 　　⑦同上，第173页。 　　⑧毛泽东：《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9页。 　　⑨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季羡林主编《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00～501页。 　　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08页。 　　(11)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99页。 　　(1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08～109页。 　　(13)同上，第109页。 　　(14)(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0页。 　　(16)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载季羡林主编《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04页。 　　(17)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载季羡林主编《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04～505页。 　　(18)黎辛：《关于“胡风反党集团”案件》，《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