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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结怨丁玲

罗银胜

一 　　1955年6月1日，毛泽东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写信给陆定一，信中要求：各地各单位“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 　　6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揭露胡风集团的指示上做了批语和修改。在修改中指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当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 　　6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稿上做了修改和批示。 　　毛泽东的一系列的指示，把反胡风集团的斗争迅速地扩大为全面的内部肃反运动。在肃反运动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确定要“整顿党的文艺队伍”，以“克服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为由开展了对丁玲等的批判。 　　中国作协还成立了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刘白羽，组员是严文井、阮章竞、康濯和张僖。稍后，中央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周扬是其成员。中央宣传部也成立“五人小组”，常务副部长张际春是组长，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是副组长，刘白羽是成员之一。 　　周扬因中宣部肃反领导小组认为逮捕陈企霞理由不足，乃以作协肃反领导小组的名义，径自上报中央肃反领导小组，以莫须有的罪名，将陈企霞逮捕审查……① 　　建国后，“文艺界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果说周扬是一把手，丁玲可以说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级别是七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②。丁玲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且曾担任过《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实职，在周扬看来，丁玲有“一派”。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的郭小川在1967年写的一份交代材料，有这样的观点： 　　那时，文化部不太听周扬的，管事的副部长钱俊瑞是闹独立性的。周扬后来利用1958年钱俊瑞不适当的工作方式，抓住了这个事。副部长刘兰明也看不起周扬，两人并不见有原则分歧。 　　原来文化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1954年或1955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其他协会归文化部管。 　　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1955年底，康濯写了一个揭发丁玲的材料，说了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 　　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了是杀鸡吓猴，把作协的阵地抓到自己的手上来。搞了丁玲，就要搞创作，搞出成绩给中央看。当时就学苏联的那一套，讨论了典型问题。 　　1957年6月反右斗争，在陆定一家谈过丁陈问题。陆找我们说，对丁的斗争是对的，周扬没有宗派主义。③ 　　以上是郭小川在“文革”期间的“交代”，可做一家之言。 　　夏衍说过：“十七年中，如果不是周扬同志领导文艺界工作，而是什么李扬、王扬……恐怕挨整的人会更多。”④ 　　李之琏作为处理这个案子的参与者、冤案的知情人，近年觉得有责任将其内情公之于众，写了《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一文，留之后世，吸取教训，文章认为周扬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件所经历的三次大的起落密切相关⑤。李之琏说：“我是1954年12月由中央组织部调中央宣传部工作的，任副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不久三位秘书长(胡绳、熊复、石西民)先后调走，我改任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批判丁、陈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的。党组书记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兼任作家协会的一切活动，也都由周扬直接掌握。为什么要批判丁、陈，当初我并不清楚。我同丁玲过去只有一面之识，同陈企霞则从未见过面。他们在文艺界的活动情况和影响我也不了解。机关工作繁忙，我未能去参加对丁、陈的批判会。不过我陆续听到一些反映，由此产生了许多想法。” 　　李之琏当时有几点想法，——想法之一：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为什么作协党组却把重点放在批丁、陈上呢?众所周知，肃反和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这不是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混在一起了吗?想法之二：丁玲1933年遭国民党逮捕，经过一些折磨，三年后投奔陕北根据地。人们对她虽有种种议论，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她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参加抗战；在解放战争期间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潜心创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国解放后，党对她委以重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并多次被派出国访问。这说明从延安整风以来，她在创作上工作上可以说大有建树，是当时有重大影响的一位作家。为什么作协党组要这样地批判她呢?想法之三：周扬长时期从事文艺领导工作，他对丁玲的情况，无论是长处还是弱点，都是了解的。对丁玲的作品，周扬曾誉为是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描写农民的。他还称赞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中优秀的作品”。不料，时隔一年多，却由他主持批判这个曾被他颂扬为创作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的作家的“反党活动”，到底因为什么呢? 　　据当时在中宣部理论处工作的黎之回忆： 　　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 　　……6月下旬，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的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严重的”；“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⑥ 　　其次，是组织者发动干部群众揭露、批判，为所定罪名寻找证据。 　　这年夏天，在所谓帮助丁玲的会上，周扬提出要丁玲先在作协党组几个人即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和阮章竞面前谈自己的历史。丁玲把自己在南京那一段日子的情况和自己的错误和盘托出。不料，周、刘、阮三个人听了以后，互相看了看，并且肯定地说“当然是自首”。丁玲的失误是没有申辩。她还根据他们的要求，讲了“过去为什么不搞清楚”。她说：“1943年在延安已经讲过了，没有做结论。我问过弼时同志，1952年我问过安子文同志，本是能做出结论的，并非由于我隐瞒了什么，我也是希望有结论的，而且我也讲过我对延安审干，对于审查我的历史，我没有意见，丝毫没有引起什么隔阂。”⑦ 　　25年后的1980年，从“流放地”山西回到北京的丁玲还痛苦地记得，当时的会上，暴风雨式地给她加了许多罪名。据徐刚回忆，“有一部分人的发言是给人施加压力的，如周扬、刘白羽、阮章竞等同志”，这些人都是会议的组织者。康濯则在会上积极配合组织者，“一再揭发丁玲的反党暗流问题”，陈学昭“发言揭发的材料最多，也批判得最激烈”。⑧他们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会议主持人的支持和鼓励，被视为“对党忠诚”。 　　在1955年9月6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时在中宣部文艺处供职的郭小川，作了言辞激烈的发言，其发言稿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中，认为具有战斗力。随后，郭小川出任作协秘书长。 　　无奈中，丁玲终于分别在两次会上作了检讨发言。但是，她在第7次会议上的检讨被斥为向党进攻，在第12次会上的检讨被斥为虚伪。据说，“她每次检讨后，人们便从她检讨发言中找矛盾再批判，说她态度不老实，检查得不深刻等”⑨。 　　为了“帮助丁玲同志认识错误”，在会议期间，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同她进行了多次谈话，“帮助她准备检讨发言稿”。迫于强大的压力，也由于主观上产生了怕开除党籍的严重顾虑，她在最后一次发言中，“开始向党认错”，承认了“反党联盟”的错误。但即便如此，她的检讨还是被指责为“很不深刻、很不彻底”。 　　会议在组织者的掌握下，根据预先设定的轨道，终于走到了最后阶段。1955年9月6日，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即第16次会议)。周扬在他作的总结报告中说，丁玲和陈企霞已形成“反党小集团”。刘白羽又一次肯定，“会议的进行始终是健康的”。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于1955年9月30日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共中央。 　　1955年9月3日召开的党组第16次会议，也就是最后一次会议，周扬在台上作总结报告。他说丁玲和陈企霞的错误已形成“反党小集团”，“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担任中央文学讲习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过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所以不列入反党小集团。当时文讲所丁玲有两个助手，一个是诗人田间，一个是写小说的康濯。作协为了整丁玲的材料，对这两个年轻人先进行威吓和利诱，田间受不了压力而自杀(未遂)，而康濯见风使舵，反戈一击揭发丁玲，结果成为一个转变的典型。 　　党组的报告认为，丁玲和陈企霞结成了“反党小集团”，而这一“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关于丁玲的历史问题，报告中这样说道： 　　丁玲同志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下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联系的。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没有检查这一段历史，我们有意识地把她的思想问题和历史问题有联系而又分别地来处理。仅在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阮章竞四同志帮助她准备检讨发言稿时，作为研究她思想错误的历史根源，由她谈了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她承认了自首的事实。在会上的发言中，她笼统地说了在南京一段是犯有错误的。会后拟即对丁玲的这一段历史，重新加以审查，并作出结论。⑩ 　　就这样，丁玲和陈企霞在不知情，也没有任何正式通知的情况下，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 　　这个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据李之琏《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一文说，“是周扬主持起草的”。对丁玲、陈企霞的批判结束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的题为《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是由周扬主持起草，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的。李之琏是这次部务会议的参加者，他读了作协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后，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报告题目和内容不符。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表现。报告还说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并说在周扬“帮助丁玲准备检讨发言稿时……她承认了自首的事实”。 　　这个报告引起了人们的疑问。第一，“丁、陈反党小集团”既是反党的，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既然是“丁、陈反党小集团”，为什么报告中罗列的事实主要指向丁玲，而对陈企霞只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丁玲是反党小集团的为前者，为什么只决定开除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是看她以后的态度?……这些疑问从报告本身得不到解答。第二，开除党员的党籍不应由党组作出决定。党章上并没有规定党组有这种职权，而应该按照党章规定的手续去办，允许本人有申述的机会，不应该把人关起来后，不让本人知道就宣布开除其党籍。 　　这种情况确实令人震惊，但一些人心中不免也存点疑问。例如作协领导人关于他们“反党”的讲话中有一条是说丁玲在文讲所违反党的原则，提倡骄傲，鼓吹“一本书主义”，腐蚀、拉拢学员，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什么叫“一本书主义”?这是很难界定得清楚的，难道鼓励学员们写出一本有分量的好书来是错的吗?难道中国读者不需要好书吗?难道中国作家写出的好书很多了吗?难道中国一本书不写的空头“作家”很少了吗?尽管听众有疑问，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作协领导人宣布要追查1933年丁玲被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还有陈企霞“可疑的”历史。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亲自到会讲话，要党员作家注意处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以丁玲等人为戒。这份中央批发的文件随即向全国宣传、文艺部门传达。然而丁玲和陈企霞两人一直不服，怀着沉重的心情，开始写申诉材料。 　　二 　　1956年夏天，在丁玲一再申诉下，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刘白羽、李之琏等为组员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任务。 　　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曾有过批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11)后来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丁玲1956年3月向中宣部党委提出要看作协党组向中央所作关于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报告，并表示她不同意党组的意见，她说看完以后写书面意见。但组织上一直没给丁玲看。 　　这期间，丁玲写了一批申辩材料，提出对她批判的许多问题不符合事实，她还写了对周扬的意见。其中8月9日写的《重大事实的辩正》一文，详细辩解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周扬等人强加在丁玲头上的所谓“罪行”。8月17日，她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共宣传部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信中说： 　　随信附上材料两份，一份是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并附外传我对《桑干河上》出版问题的意见说明。另一份是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内容主要是说明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给我的某些印象和作用。这封信我要求党委会暂时不给作协党组负责同志(包括周扬同志)传阅。理由是：一、我是从一个被斗争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可能很片面；二、说明不是对当时会议主持人的批评，并不要求他们答复；三、党委会审查全部情况后，认为我的说明有部分真实性的话，提醒当时会议的主持人进行一个必要的检讨或说明就是了。如果我说明的内容和理解有错误，请党委会给我批评、教育。(12) 　　丁玲的丈夫陈明还记得，1956年8月，丁玲写完申辩材料后，“就跟我到四川散心去了，一路上受到各地宣传部门的友好接待。我们认准了所谓‘丁陈反党集团’是周扬宗派主义制造的，完全是错误的，所以一切按组织手续申诉，从来没有走后门找关系。如果找人，当时至少可以向周总理、胡乔木等同志申诉。这时候上演了昆曲《十五贯》，反对主观主义；又重读古代不怕鬼的故事。这些对我们都是极大的鼓舞。我们满怀信心静候平反。”(13) 　　对丁玲等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到1956年冬季才结束。这件事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引起了震动。原先人们以为丁玲问题早已定案，现在又来调查必然还有问题。人们又看到，作为托派嫌疑而由公安机关实行“隔离审查”的陈企霞和李又然，也已无条件释放。现在，处理丁玲问题的专门小组又不是以周扬为领导，而是由张际春任组长……这一切变化，在人们的思想中就产生一个疑问：周扬在作协所领导的种种斗争是否正确?…… 　　这种情况，同过去“反胡风”和肃反初期形成的周扬是“绝对权威”已大不相同了。于是有些人在1955年批判丁玲时作为积极分子揭发问题的，现在被调查时却声明：他过去对丁玲的揭发、批判是某某叫他那样说的，要求更正他过去所讲的情况。专门小组又一个一个地找人谈话，对证过去的揭发是否属实。 　　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的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比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 　　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这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答复没有这种事实，他也没有感到丁玲挑拨他与周扬的关系。(14) 　　从调查的结果看来，报告中列举的所谓“反党小集团”的错误，有的不成为错误，有的不是事实。既没有反党的事实，“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无论从调查和被调查的同志都有这种共同的认识，但是1955年9月作协党组的报告中央已经批发，1955年底又向全国作了传达，在1956年要据实纠正它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不是调查小组所能解决的，需要经过上级组织讨论后才能决定。 　　1956年12月，调查小组根据调查的结果，由调查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唐达成(《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起草了《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把“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对党不满的独立王国”。给陈企霞也做了同样性质的结论。 　　三 　　就在上面所说的这次部务会召开以后，从1957年1月开始，周扬就努力找机会来弥合他原来所做的不足。对丁玲“反党”问题的处理工作，是在他亲自主持下积极进行。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和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开了若干次会，由郭小川根据周扬等人的意见，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丁玲和陈企霞是“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写出了几稿都说“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最后是依照对陈企霞结论(草稿)的模式定稿的。 　　查对结论上还说“丁玲同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和文学界的组织工作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如她所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陈企霞的查对结论，除了把“反党小集团”改为“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以外，也说陈企震同志“主持《文艺报》工作期间做了不少工作”，“同时由于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文艺报》的工作也获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次重新起草的结论，与喜福堂会议否定的结论文字不同，它的分量并不比原先的更重，且显然又把《文艺报》、文学讲习所这两个“独立王国”的性质也改变了。 　　作协党组起草的《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是这样写的：……根据以上查对结果，对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结论如下： 　　“一、丁玲同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和文学界的组织工作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丁玲同志却因此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犯了不少违反组织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损害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 　　“丁玲同志与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而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就是这么一份结论，着实让起草者——时任中国作协秘书长、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为之心力憔悴。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就是这个结论构成了1959年批判他的罪状之一。 　　尽管这个结论随着不久之后反右斗争的到来成了一叠废纸，当时却让郭小川饱受了煎熬。而这其中最令郭小川感到痛苦的是，他既要顺服领导者的心意：在明确1955年对丁、陈批判是正确的前提下做有妥协的让步，又要守住自己的政治良知：不说假话，不戴帽子。郭小川在结论第一稿中便提出向丁、陈“赔礼道歉”。这一来可就激怒了批判丁、陈的周扬等人，他们当即训斥他思想右倾。无奈，郭小川只得一次次地改写，直到他的大脑被完全操纵才算了事。 　　秦川先生也证实说：“据我观察，在胡风、丁玲问题上，周扬摇摆得很厉害，真是东倒西斜、左顾右盼。整胡风，开始他不积极，毛泽东不让周扬参与胡风的事。”“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周扬确实参与处理了。我列席过文联礼堂的批判大会，听过周扬的发言，那真是上纲上线、咄咄逼人。在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之琏的问题上，周扬的态度更是厉害。”(15) 　　事情发展到此时，似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丁玲的形势有了转机。 　　眼看丁玲的错案快要得到纠正了，不料隔了一天，形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号召开展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此后，即在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又开始蒙受了更大的灾难。 　　整风形式急转直下，陆定一、周扬等人对丁玲问题的态度顷刻发生了重大转变：重新又把丁、陈定为“反党分子”。迅速将无法解决的“丁陈”一案转向“为‘肃反’翻案”的新罪名，把丁、陈与迫害“丁陈”不满意和不同意的几十个人统统打成了“右派”或同情“右派”，给予处分。 　　在周扬的思想当中，他与丁玲、陈企霞等一干人的矛盾只是出于“左”或“宗派主义”。可是，仅用“左”或“宗派主义”仍无法实事作出全面解释。这就关乎到个人的历史责任了。1956年的国际大环境，导致国内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丁、陈问题得到复查，不实之词得到澄清，陆定一、周扬已经不好收场。但紧跟着国内出现了反右派的大形势。1958年1月，在反右派高潮中，毛泽东改变40年代自己对丁玲的文章和历史问题的判断，亲自出面对丁玲口诛笔伐。这时，对于毛泽东来说，壮大反右运动的声势是第一位的政治需要。 　　7月25日，在休会了一个半月后，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复会了。周扬在会上的调子就完全变了。他说： 　　前年的作协党组扩大会是在肃反运动中召开的；现在又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开会；这说明我们党内斗争往往是与整个社会上的斗争分不开的，党外斗争常常反映到党内来。 　　现在全国在进行大辩论；我们也要经过大辩论，把是非搞清楚。 　　前年的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保卫党的团结和统一、和危害党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的会议，因此是必要的，合法的。不斗不行；现在斗争还没有结束。 　　丁玲的错误不是一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而是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把自己放在党之上，向党闹独立性。她和陈企霞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是反党的宗派结合。丁玲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是一个有影响的党员作家，是作协的副主席，曾经是《人民文学》、《文艺报》的主编，文学研究所的主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是党的文学事业的领导。党不是不信任丁玲同志。党把权交给了丁玲同志，丁玲同志却把个人放在党之上。她的个人主义是一贯的。在前年的会议上，丁玲同志承认了错误，说党挽救了她。后来她不承认了，说是在压力下讲的。如果不向她的错误作斗争，就不能很好地帮助丁玲同志，对她本人也是没有好处的。斗争是痛苦的；不过我们不能对错误让步。只有经过这场斗争，才能按照党的原则把文艺大军组织起来。 　　党员就是要在重要关头，在风浪中经得起考验；可是丁玲在三个关键时期——南京被捕以后；1942年在延安，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全国解放后，丁玲担负文艺界重要领导责任的时候；——都没有经得起党的考验。(16) 　　8月7日，《人民日报》以《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题，公开报道了1955年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的丁、陈反党集团的四条错误，把丁、陈在1956年的申诉活动称为“利用国际反共浪潮，配合右派的猖狂进攻”，“里应外合的向党实行攻击”，丁、陈向党进攻的第一件罪行就是翻1955年反党小集团的案。8月11日，《文艺报》又以《文艺界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为题，也作了报道。 　　从7月25日至9月17日，作协扩大会议共开了27次，9月16日和17日进行总结，除原参加会议的200多人外，又有中央和各省、市、区宣传部负责人和作协分会与部分作家、艺术家1350多人参加。会议由邵荃麟作总结发言，周扬以《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为题作重要讲话，他在16日的讲话，经过整理后，发表在1958年3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1958年第5期上。 　　这次会议结束以后，丁玲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撤销工作，取消级别。 　　“丁、陈一案”，其株连面之广，打击面之大，恐怕仅仅次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材料说有上百人受牵连。其特点是打击对象主要是来自党内、来自解放区的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创作生力军。是的，他们是“实力派”，确切地说是创作的实力派。而1958年后，他们被长期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已出版的著作则被禁止发行或毁版。 　　有人认为周扬与丁玲成见很深，他不满意丁玲，是因为丁在毛泽东面前说周的坏话，而毛是相信周的。对此陈明澄清说：“现在有人怀疑丁玲在毛泽东面前告过周扬的刁状，加剧了两人的矛盾，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丁没有在毛面前讲过周的坏话。丁玲无意当领导，只想搞创作，不会跟周扬争权。延安时期毛对丁说过：‘周扬有个好处，就是懂得一点逻辑。他的长处是听党的话，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周扬也认为丁玲顾大局，识大体，愿意安排丁在他手下工作。当然丁玲对周扬也不是一点也没有看法，比如，从冯雪峰那里，丁玲了解到周扬在30年代对鲁迅不那么尊重。后来，延安边区参议会第一次选举，周扬跟徐特立老人在同一个单位竞选，周当时说：‘看谁笑到最后。’我们觉得这样说话很不厚道，因为徐特立毕竟是党内的大老，毛泽东的老师。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稿，最先也征求周扬的意见。但稿子压了几个月，他什么意见也没有提，反倒是彭真在晋察冀土改工作会议上冒出一段话：‘地方干部中有些人有地富思想，作家里有没有人有地富思想?也有嘛!’丁玲感到这是在影射她的小说。后来有一位老红军蔡树藩，到我住的村子里看萧三，说：‘丁玲怎么写了这么个小说?’这就使我们对周扬否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态度由怀疑到肯定。显而易见，丁玲并没有把这部小说的原稿给彭真看，彭真的印象是从哪里来的?蔡树藩明确点丁玲的名，他的说法又是从哪里来的?打倒‘四人帮’之后，周扬进行了反思，对有些被他整的人表示了忏悔，如对陈企霞。但在丁玲问题上至死都没认过错，反而说什么丁玲在延安时期就属于‘暴露黑暗派’，又说什么丁玲历史上在南京自首叛变的疑点可以排除，但还有政治上的变节的污点。在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把作协挨整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该整但整过头了，另一类是不该挨整而被整。丁玲问：‘那我属于哪一类人呢?’周扬没有回答。对有些人道歉也缺乏诚意。周扬问刘白羽，被丁、陈集团株连的还有哪些人?刘白羽答：‘还有罗烽、白朗、舒群。’周扬问：‘舒群是什么问题呀?’还是舒群自己大声回答：‘反党分子!’周扬整了人，给人定的是什么罪名自己都忘记了。” 　　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1979年5月，陈企霞彻底平反。 　　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诚恳向他赔礼道歉：“陈企霞同志有什么错?只不过他爱向我提意见，我就把他打成反党分子。今天我诚恳地向他和所有被我错伤了的同志赔礼道歉。” 　　①陈恭怀：《关于父亲的<陈述书>》，《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期。 　　②黎辛：《我所了解的丁玲、冯雪峰、陈企霞案件始末(一)》，《纵横》1998年第9期。 　　③郭小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75～76页。 　　④卓宜休：《思念和关怀——探望周扬同志时的随想》，《文艺报》1985年第3期。 　　⑤即这一案子经历了“批判、定性——重新审理、改写结论——加温、加码、再定性”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过程。 　　⑥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1页。 　　⑦杨桂欣：《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53页。 　　⑧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17、120页。 　　⑨同上，第120页。 　　⑩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43页。 　　(11)李之琏：《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见牛汉、邓九平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7页。 　　(12)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13)陈漱渝：《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两次访谈》，《世纪》2004年第5期。 　　(14)李之琏：《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见牛汉、邓九平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0～11页。 　　(15)秦川：《我眼中的“阎王”们——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见箫蔚彬主编《领袖们的千古难题》，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11页。 　　(16)《文艺界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文艺报》1957年第20期。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