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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左右游弋

罗银胜

一 　　1954年，文学新秀刘绍棠虽只有18岁，但已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作品。就在这一年，刘绍棠与文艺界高层领导周扬相遇了。按刘绍棠后来的话：“当时我在团中央，一向童言无忌。”因此到了文艺界，也就不知忌口。当时文艺界会议颇多，刘绍棠头角初露，参加必发言。这些发言给周扬留下不良印象：“不知天高地厚。” 　　一次，周扬见到刘绍棠，便招手让他过去。在交谈中，周扬问刘绍棠是哪里人。刘绍棠回答：“通县。” 　　周扬一听，便问：“读过李卓吾的著作没有?” 　　李卓吾即李贽，是明代末年的思想家，中国历史上最具个性色彩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在后世极有影响。由于他晚年流寓通州，在此遭谗被捕，并在狱中自杀。他的遗体就葬在通州的北关外。 　　刘绍棠据实告诉周扬：“没读过。” 　　“你这个通县人，怎么连李卓吾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呢?”周扬一下子变了脸，厉声严词地训斥了起来。 　　当时的情形用刘绍棠的话来形容：“周扬是周瑜的后代，发起脾气，亦如其先祖玉面生威，盛气凌人。” 　　刘绍棠当时内心确实有些对抗。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上，刘绍棠还在发言中就文艺界问题闹了一阵，矛头直指周扬。弄得一位大会负责人告状到团中央。团中央一位书记要处理刘绍棠，多亏胡耀邦同志保护，他才没有受处分。但胡耀邦也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这些因素，加之地位、年龄、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便造成了刘绍棠与周扬间较深的积怨。 　　1957年，刘绍棠结合多年创作实践和自己的研究，一连发表了多篇文章。刘绍棠的言论，在之后“反右”的大背景下，成了人们集中批判、指斥的靶心。 　　1957年9月16日，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会议上讲话时严厉地指斥：“刘绍棠也鹦鹉学舌地说苏联文学近二十年不如前二十年，说我国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十五年来也退化了。” 　　周扬的这枚重磅炸弹投下之后，文艺界反响极为强烈，除去一些名家发表读后评论，作家协会还组织座谈会。全国多家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对周扬文章进行应和；对刘绍棠等人，集中火力轮番轰炸…… 　　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跌入人生低谷：党籍被开除，右派分子定为三类。戴着沉重帽子过了20多年。但所幸有乡亲护佑，没有受到多少肉体的磨折。而之后的周扬，在“文革”中却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也许正由于此，周扬对自己的过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精神上与他先前批判过的许多人接近了。“文革”一结束，周扬便在各种场合不断向他过去错误批判过的人赔礼道歉，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谅解。 　　这时候，刘绍棠的作品开始井喷般地发表。周扬读到之后，也深为所动。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向刘绍棠等人做过赔礼道歉；不久后的全国作协座谈会上，周扬又极为感慨地说：“我过去对刘绍棠并不了解，听信了一些谣传。看了他的《蒲柳人家》，我承认过去对他估计低了。”在长篇小说座谈会上，周扬又说：“刘绍棠已经是创作经验丰富的老作家，他的语言功力是过得硬的。我曾给他造成多年的痛苦和侮辱，是很对不起他的。” 　　周扬的这些反省，也打动了刘绍棠。 　　刘绍棠与周扬间因李卓吾引发的矛盾，最终竟然仍得由这位明代大学者来平复。“文革”结束后，通县准备为李卓吾重修陵墓。刘绍棠也参与其事。他给周扬写去一信，请其为李卓吾墓题碑。 　　但过了很久，周扬也没有将题字寄来。后来接到周扬秘书的信，告诉说周扬洗澡时摔伤了肋骨，暂时不能握笔，并问是否还等他的题词。刘绍棠回信，告诉说没有另请他人，一直等周的题字。不过几天，周扬派人送来了题字：“一代宗师李卓吾先生之墓”，后落“周扬敬题”。周扬的题词，后来镌刻于石碑，矗立于通州西海子公园李卓吾新墓之前。 　　接到题词，刘绍棠便复信，代表通县人民向周扬表示感谢。周扬请秘书回信，请刘绍棠到家中一叙。 　　在这次会面时，周扬再一次向刘绍棠道歉：“你那时年轻呀!我当年冒犯鲁迅先生，也是年轻不懂事呀!”说着，老泪纵横。① 　　周扬自从到延安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确实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建国以后，他也因此给人以一贯正确、高高在上的感觉，无论写文章还是作报告总是气势不凡，令人敬而远之。 　　许多与周扬熟悉的人都有上述这种感觉。在秦川(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记忆里，周扬到中宣部主持工作时，他比以前随和了，主动接近人了。 　　有天晚上，周扬到秦川宿舍闲谈，问起他最喜欢哪个外国作家，秦川说是巴尔扎克。 　　“我喜欢德莱塞。”周扬忽然放声笑起来。 　　周扬走进秦川的卧室，他忽然又问：“你爱人不是演员吗?为什么不挂她的剧照?”完全没有什么架子。 　　秦川也曾随周扬去宣武门外走访过几位京剧艺术家，对其印象好多了，觉得他也是可以亲近的。 　　秦川虽然不在周扬直接领导下工作，但见面时，他总要主动地与之聊上几句。 　　一次，周扬兴奋地说：“秦川，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唐宋八大家读完了。” 　　又有一次，周扬见面就说：“毛主席批评我，再不下乡，就派一个团的解放军把我赶下乡去。” 　　过了几个月，他又说：“我下乡去了呀。” 　　秦川认为，“现在想来，解放后，周扬虽然执行毛泽东路线，包括那些错误方针一直很坚决，但从《武训传》、《红楼梦》事件以来，毛泽东还是觉得他过于软弱、脱离实际、有偏右嫌疑，所以要把他赶下乡去。看来周扬也有周扬的悲哀。”② 　　其间还发生《文艺报》的青年才俊唐达成撰文与周扬商榷的事情，这就为唐氏后来被打成“右派”埋下了祸根。 　　在李辉对唐达成的访谈录中，唐达成对当年做了如是的回忆： 　　唐：只是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开始文学“解冻”运动，我们年轻人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我们才略有醒悟，哦，原来斯大林也会犯错误。我自己开始有一点独立思考。 　　李：你是不是写过一篇与周扬商榷的文章? 　　唐：写过。主要是关于文学作品怎样写英雄人物的问题。当时文坛谈论写英雄人物应不应该写缺点。我认为可以写，但这要看作品描写的对象和总体构思。陈企霞也这样认为。我说，像英雄人物的性格缺点，如脾气暴躁，生理缺陷，如口吃一类的事情，总还是可以写吧，还可以写克服缺点。这也不影响英雄人物的形象。现在来看，这实际上是小儿科一类的讨论，可当时就是这种看法也不行。一次，胡乔木来给文联作协的干部作文艺整风的总结报告，我负责作记录，他提到了关于英雄人物的讨论，批评我们这种可以写缺点的意见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理论。我大吃一惊，但仍然想不通。 　　李：有时我想，历史上有些事情实际有种滑稽感。那么多人，把精力和时间，很庄重地用在实际上并不重要的事情上。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唐：的确是这样。但是，你没有处在那种环境中，你也许很难想象能够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并且坚持下来是多么不容易。 　　李：周扬当时是什么意见? 　　唐：他在那次会上也讲了话。他说英雄人物应该是光辉灿烂的。1953年10月召开第二次文代会，他作报告时，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英雄人物有没有缺点，可不可以写?既然英雄人物本质上是革命的，是优良的，非本质的缺点，如对老婆不好等，也完全可以忽略嘛。写英雄人物何必要写非本质的东西呢? 　　李：这种说法今天听来很可笑。 　　唐：当时我年轻气盛，觉得这样说太教条主义了，也太抽象了。接下来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陆定一写文章予以阐述，文艺界顿时活跃起来。我们编辑部的人又谈论起这个问题。我就写了一篇7000字的长文，题目叫《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关于写新英雄人物与周扬同志商榷》，发表在1957年第10期《文艺报》上。我是根据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的感想来谈这个问题的。我说抽象地提出可不可以写缺点，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提法，因此无法确切地回答，实际上只有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是否写缺点。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形象，还有夏伯阳的形象，都不是完人，都有转变过程，不也是英雄人物吗?文章后面说得厉害一些。我说，按照公式或者所谓本质来写英雄，虽然写出了英雄，但实际上人物失去了灵魂，失去了生活本身鲜活生动的真实。 　　李：这种意见在当时要算尖锐的。特别是对周扬这种身份的人物公开进行商榷，你也够胆大的。 　　唐：在当时那种鸣放气氛下我也没有考虑到别的。只记得文章一发出，蒋和森就来对我说，你胆子够大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里拔牙。我还不同意，反驳他，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学术观点的商讨。后来才醒悟他是对的。 　　李：你的文章发出后，周扬是什么态度?在反右中，你肯定跑不脱了了。 　　唐：是呀，这篇文章成了我当右派的罪状之一。对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反驳这还得了?不过，周扬没有出面，是由《文艺报》的领导提出批评的。最大的震动是《人民日报》率先在头版下角发了一则关于作协反右的报道，直接点了我的名字。说我和唐因怎样反对领导，如何想用自己的思想改变《文艺报》的办刊方针。这个消息还向全国广播，这样我一下子感到天旋地转；心想，自己身败名裂，真的很紧张，惶恐甚至恐怖。 　　李：那时你在《文艺报》担任什么职务? 　　唐：唐因是总编室主任，我是副主任。副主编萧乾是党外人士，而且来的时间不长。我们俩就成了主要代表人物了。我那时年轻，是总编室副主任；还是中直机关团委委员，正处在一帆风顺的阶段。但这样一来，一切都完了。父母也来信指责我，批评我怎么能反对党，反对领导人呢?后来，在文艺界反右总结大会上，周扬作报告，又点了我的名，吓得我心惊胆战，觉得无脸见江东父老。③ 　　不必再过多引述李辉对唐达成的访谈录了，也不必再转载唐达成那篇七千言的心血之作了。这篇文章，这一事件，不管当年如何震惊文坛，传扬天下，但在今天看来，确实如唐达成的自知之明：“这实际上是小儿科一类的讨论。”也确实如李辉所感叹：“历史上有些事情实际有种滑稽感。那么多人，把精力和时间，很庄重地用在实际上并不重要的事情上。” 　　这真是中国文坛的悲哀了。连唐达成也不能相信，周扬作为我国一个老资格的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他很懂文艺，懂得艺术的规律。他读过不少书，有研究，也有见解。他不会不懂这么浅显的道理。…… 　　唐达成说：“我想，容忍一篇不同观点的商榷文章，周扬这点肚量还是有的。秦兆阳以何直的笔名，写出《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那勇气，那锋芒，丝毫不弱于我的文章。但那时秦兆阳被看成是自己人，所以五七年并没打成右派，直到五八年他不识时务地站出来为丁玲鸣不平，才又补划成右派。从中也可以看出，权力之争胜于观点之争。”④ 　　二 　　周扬是在1954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副部长的，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于光远其时是该部科学处的处长，是周扬直接的部下。于光远记得，周扬到任分管科学处后，第一次同全处同志讲话时，讲了这样意思的一段话：把科学工作和文艺工作相比，他认为科学更为重要，但是自己对科学懂得的比较少，这方面的工作也不熟悉，因此只能多管些文艺工作。他说好在你们科学处的人，大都是学科学的，科学处的工作你们一定会做好。虽是如此，他表示部领导既分配他联系科学处，自己还是一定尽力去做组织分配给的工作。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 　　据时在科学处任职的龚育之介绍，周扬还表示很欣赏科学处的组成方式：几位老一些的同志，带一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别的处老同志多，来几个大学生，有的还是在接电话，当“行政干事”，搞抄抄写写，发挥作用不充分。科学处，因为要有科学知识，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以年轻人占绝大多数的结构。这有好处，可以充分发挥年轻人的作用，而据他的观察和他听到的舆论，科学处的这些年轻人工作得还不错嘛。 　　他还很赞成科学处的干部都钻一门专业，做一些研究，写一些文章，力求成长为一个方面的专家。那时，孟庆哲、李佩珊都是有中级学衔的人了，何祚庥、罗劲柏和龚育之等人，在通常情况下一周有两天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去学习和研究专业。这些人在科学处里，经常在处长于光远带领下，做关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在社会中发展规律的研究。⑤ 　　周扬肯定科学处的组成方式和工作方式，受到了同志们的欢迎。 　　于光远在《周扬与我》一文中写道： 　　今天我写回忆他和我之间交往的这篇文章，考虑到在中宣部科学处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十年之久，因此应该多回想一些有关周扬与科学——主要是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事情。当然他把自己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文艺方面，但也表现出对科学工作的相当大的兴趣。 　　首先我想讲的一件事是，1957年他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编制1956—1967十二年自然科学远景发展规划。我是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十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我认为应该同时制定1956—1967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在一次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建议。周总理立即同意，要我抓这项工作。于是我们中宣部科学处就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商量，组织力量编制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由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主持，由学部秘书刘大年，带领学部刘桂五等若干同志，并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1956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大报告中讲到编制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事情。在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写进了这一条。但是自然科学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两者在制定过程中的领导状况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规划先是由陈毅后是由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直接领导，并在工作进行中经常得到周恩来的关心。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虽然也纳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管辖的范围，但陈毅同聂荣臻都知道这件工作由中宣部在领导，因而从不过问此事。其实中宣部就只是我们科学处在抓，部领导没有过问。这种情况在编制过程中倒也罢了，可是在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要向中央汇报时，我就很发愁。我总不能说中宣部领导没有看过，整个工作由一个处长于光远负责。于是我找陆定一，请他对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稿子审查一下。陆定一说正忙其他的事情，不能看这个规划稿。我知道他对这件事情的确没有兴趣，只好去找周扬。在我提出这个请求后，他勉强答应看一遍这个大部头的有许多分册的规划。看后他没有提出什么意见，算是审阅过了。而我只要求部领导有人看过，有中宣部承担了责任，也就满意了，否则这么大的事，我无法向中央交代。周扬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难题，我是很感谢他的。 　　他没有提意见，并不是没有意见。1958年在一个会议上他批评我，说制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同制定自然科学规划不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思想性很强的事，而我主持编这个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的过程中，在思想引导方面注意得不够。对他的这个批评我发自内心的接受。1956年那次请他看规划稿，他没有提这些意见，是因为到那个时候事实上已不能重新组织力量去改。那时自然科学的规划已经可以交卷，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需要同时交出，没有时间去做根本的修改。他照顾了我的这个困难，因而采取不提意见的方针。而在两年后，他才把这个意见告诉我。在1977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编制新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时，就根据周扬那时对我的这个批评，特别注意每个学科中的思想方面的问题，纠正了1956年时的缺点。 　　周扬领导我们科学处期间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全体大会。1961年聂荣臻宣布(1956—1967年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提前五年完成，决定制定1961—1972年第二个自然科学远景规划。我向哲学社会科学部提出也应该检查自己那个远景规划执行的状况，考虑哲学社会科学在1961年到1972年间如何发展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部接受了我的建议，作了一番准备之后，决定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并扩大举行。大会请周扬在大会上作报告，他答应了。他作了一个长篇的报告，其中讲了反对修正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任务。这是当时党中央的一个主旋律。报告中他当然也讲了有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其他方面的问题。周扬自己在讲话前做了充分准备。在作了报告之后把讲稿整理成文章时我们科学处的同志做了一些文字工作。周扬一遍一遍地改，定稿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在这个稿子上作了比较多的修改，加上一些重要的论述。“一分为二”这个提法，毛泽东口头上讲得比较多，文字上第一次公开发表就是在周扬这个报告中。周扬在这个报告中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有相当大的兴趣。毛泽东看稿改稿时对这没有提不同的意见，对这周扬也一直很高兴。周扬本人对这个报告是十分重视的。 　　那时，我感到周扬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发生了颇大的兴趣。他很看重卢卡奇的著作。这一点我想同卢卡奇对美学也作了比较深的研究，同时又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有关，因为这也是周扬的专门领域。卢卡奇有一本书(《历史和阶级意识》)很有名，卢卡奇认为社会革命的目的是铲除异化和实现“真正的人性”。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的问题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找了一些卢卡奇写的东西翻了一下，文字很不好懂(也许同译文有关)，不想花很多时间去钻研，因此同周扬在这方面谈不到一起。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觉得周扬对哲学的兴趣的确很高，甚至比文艺方面更高。 　　在提到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会议时，我想附带说几句：毛泽东本人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他提出愿在会议期间找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名单是我们中宣部开的，报上去，毛泽东同意了。名单里的老年科学工作者中有高亨和杨荣国这个在“文革”中受到特别重视的人。青年科学工作者中我们提出王若水和姚文元两个人的名字。毛泽东和姚文元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第一次见面。 　　在这里我想讲讲周扬改别人起草的稿子的一个特点：他把别人稿子上有用的词句甚至一些中性的句子都留下来，按照自己的思想把稿子改下去，然后把他留下的这些字句，很远很远地用线勾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这倒不是为了少写几个字，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对起草稿子的人很尊重。他的改稿方法同另外一位不一样。那一位常常只留下原作者开头的几句话，然后自己一路写下去，写完后把原作者写的统统删掉，并往往不给原作者看过就用原作者的名义拿去发表。 　　周扬在主持文科教材方面的工作的成绩是不应该忘记的，他为主编这一套系统的文科教材，没有少花气力。编写文科教材是一项把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进行系统研究然后写成教材供高等学校使用的工作。周扬对此非常重视。当然这套教材的编写是由各学科的学者参加，组织工作是由中宣部各处、教育部高教司和许多高等学校的人参加，但周扬对总体设计、确定主编、某些教材的审订出版是管得很具体的。我是他做这项工作的助手并主管各经济学科。在“文革”中，主持这一工作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 　　关于周扬在自然科学工作中所作的贡献，知道的人就更少了。我建议当时在科学处工作的一些同志专门写一篇周扬与自然科学的文章。他们对一些具体工作具体情况似乎记忆得比我清楚。 　　20世纪60年代刚开始不久，周扬有一次因病住进了医院。同时聂荣臻因病住在同一所医院里。在建国前的四五十年代，周扬曾在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中央局担任过工作，同聂总本来就很熟，在医院里二人有比较从容的时间交谈。他们谈话的时候我虽不在场，但是从周扬出院后和我的谈话中，也从周扬的表现中，看出这次谈话对周扬思想上的启发很大。在这之后周扬对科学工作明显地比以前更加热心了。他对政治运动中科学工作者不能正常工作这一点表示很不满意。他特别强调科学工作要多出成果、出人才，党应该保护他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 　　1956年党的八大是一个开得非常好的代表大会，不久前我写了一篇纪念八大的文章。但是八大路线只维持了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就因反右派斗争实际停止执行了。不过在党领导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方面，周恩来、聂荣臻等仍通过坚持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办法和制定科学十四条等办法，一直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八大路线。我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十多年中，同时在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两个系统中工作，我知道这两个系统中的指导思想是有相当差异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是“抓政治、抓思想、当参谋、当哨兵”，从1957年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跟得很紧。国务院抓建设工作，对搞阶级斗争不那么积极，甚至有些抵触。周扬在与聂总谈话后，依我观察，思想上有比较明显的转变，比较多地倾向聂总他们在自然科学技术工作领域中采取的做法。 　　科技系统也就开始找周扬参加他们的活动。1961年4月中国科协在北京饭店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请周扬去作报告。他答应了。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周扬对聂总在医院里跟他讲过的一句话表示欣赏。聂总对周扬说：“我过去干武装革命，现在想用我的余生，建立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周扬说：“这是一个革命家的动人的愿望。” 　　在自然科学工作中，“出成果、出人才”的口号是周扬最早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讲话提出来的。这一点，有人写到中国科学院的院史里。在中国科协这次讲话中他也讲到，要求自然科学家创造发明正如要求工人生产工业品、农民生产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文学家创作文艺作品、社会科学家写出理论著作一样。周扬讲，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产品来适合国家各方面的需要。 　　在这次讲话中他非常强调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1956年5月由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演讲中提出之后，科学家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许多人怀疑这个方针的真实性，也有人翻过来认为这个方针是错误的。总而言之，这个方针在人们头脑中变得很模糊。因此周扬在这个讲话里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周扬不只是在这个讲话中重申了陆定一讲过的那些语言，还作了自己的发挥。在反右之后，有一次他去湖南了解到那儿有些高等学校又重新对遗传学中的门德尔摩根学派进行政治性的批判，他就严肃地进行制止。他看到科学处办的一期简报中反映各地发生反对百家争鸣的现象后，立刻指示中宣部把这期简报寄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宣传部，要求他们注意克服这些现象。⑥ 　　三 　　不过此时的周扬也是公务倥偬。他一直忙于中国作家协会关于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省市文艺处长会议、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和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文学期刊编辑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几个会议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1．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和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现；2．全国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3．一批新人新作的涌现；4.1955年“胡风事件”、“丁、陈问题”复杂影响；5．理论批评的简单化和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引起的关注。 　　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在京举行，周扬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作家的任务，是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的作品。”“我们必须坚决地抛弃认为文学艺术总是落后于生活的，总是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那种宿命论的、不长进的观点。”报告还就近两三年来文学上的思想斗争与创作状况作了回顾，并对当前的文学活动提出了意见。 　　由于这次会议的特殊历史背景，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3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康生接见了与会理事。以毛泽东为首接见一次作协理事会的代表，这是唯一一次。3月3日，陈毅作了发展文艺创作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陈毅多次参加会议的活动，出席会议期间的联欢会，同与会代表亲切交谈。周恩来、陈毅对文艺界的关心是文艺界人所共知的。有一次在谈诗歌的小会上，陈毅说，我一生就想成为作家、诗人，结果当兵打仗，当了将军。郭沫若说，我一生就想当将军，结果当了作家。周恩来风趣地说，我想写诗，写了一首，送给陈老总看看。他说，这不是诗。我再也不敢写诗了。 　　当时的传媒也非常重视这次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为会议开幕在头版发表了消息，并发了《一年来我国作家创作许多新作品》的介绍文章。连续发表了周扬、茅盾、老舍的报告和大部分大会发言。不断报道大会的活动。《文艺报》集中发表了会议的所有报告和发言，并发了社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及时出版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 　　这次会议的中心主题是克服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在会议筹备过程的一些小会上，周扬和文艺界其他领导人对文艺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都表示了不满和忧虑。 　　有一次在谈及创作中有种种框框条条的清规戒律时，周扬说：不要搞得真像胡风所说的像中世纪一样。何其芳说他在精力不好时听音乐、看古典作品，看当代作品要精力最充沛才行。周扬在大会报告中反复论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危害及其产生的根源。陈毅的报告和与会者的发言也从不同的角度批评了创作中的这种倾向。由于当时的政治和文艺环境没有能真正找到问题要害和产生的根源，总是停留在指责作家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认识，缺乏艺术概括能力，缺乏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勇气等等。 　　因此，周扬在报告中主要强调“要提高文学创作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克服一切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特别是“相当普遍存在的最有害的毛病之——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指出这种倾向由来已久，而各个时期在创作上的表现不同。这时的公式化、概念化，已不是过去战争年代文艺宣传中表现的简单幼稚的形态，创作思想上并不完全自觉。因此仅做反对的号召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深入的分析，做理论上的纠正。周扬的报告认为，从创作思想上解决的“决定关键”是“正确地解决作家和生活的关系”。他从三方面做了论述： 　　一、关于“体验生活”的问题。他指出“公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把丰富多样的生活和人物性格加以简单化”。这是由于“我们许多作家接触生活的方面太窄，而对生活的理解又不深，这是产生公式主义根本原因之一”。在这里，他着重指出一些作家“往往只是在‘体验生活’的时候，对他所选定的环境和对象进行观察，而不是随时随地地留心地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们，如像历来成功的作家所作的那样”。由于批判胡风的“到处是生活”，大大地助长了这种对“体验生活”的片面理解，根本不敢提作家必须注意随时随地留心观察生活。因而形成作家只在深入生活时才设定观察生活的范围，然后按照事先的“框框”在对象身上去寻找作者所需要的和愿意寻找的东西。对象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生活就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等到进入作品就更加缺乏生命。 　　二、关于作家的生活态度。在这里他提出作家对生活应该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他说作家要正确地深刻地认识生活，最重要的是积极参加变革生活的斗争，和进行斗争的人们保持血肉相关的联系，“不能采取回避或旁观的态度”。他提出，许多作者明知道“无冲突论”有害，而又为什么常常害怕或者不善于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他认为“缺乏艺术概括的能力”固然是一个原因，而“缺乏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勇气，看到了生活中的冲突矛盾不敢表现”，则是主要的原因。在这里他虽然没有用“干预生活”这个词，也没有公开提倡作家要干预生活，但其基本意思是这样的。会上不少人发言明确提倡创作必须“干预生活”。 　　三、关于艺术反映生活的问题。他详细分析了造成创作上公式主义的原因，总的说是由于作家没有正确理解艺术反映现实的“特殊形式”。在这里他特别详尽地论述了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首先，关于两者的关系规定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指出“一切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基础始终是生活的客观真实”，“先进的世界观的作用，在于帮助作家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生活的真实，鼓舞作家创造有益于人民的艺术作品”，作家的世界观并不是主观的说教，而是体现在艺术形象中的生活的真实。第二，承认“过去时代的许多大作家的世界观常常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承认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第三，“在现代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壮大的条件下，有才能的、忠实于现实的作家、艺术家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创作道路和生活实践走向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说重新肯定曾一度不提的斯大林的“写真实吧”。第四，作家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必须是同他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相结合”。这个问题在批判胡风运动中被简单庸俗化了。他虽然没有直接点明这点，但谁都能意会到这并不是无的放矢。当然，他始终是在充分肯定世界观重要的前提下论证这些问题的，而且反复强调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帮助作家对现实作最正确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指出“要把握今天急剧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无疑地将是更加困难的”。他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这些“基本看法”，比以往较全面地辩证，显然是有意纠正因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而产生的庸俗社会学的流弊。 　　令人费解的是，周扬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反对自然主义倾向。从当时的创作情况和作家评论家的意见看，谈不上存在着自然主义倾向。据当年亲历其会的黎之披露：“对周扬特意以李古北的小说《不能这样活下去》作为典型例子，我尤其觉得奇怪。会前我协助林默涵编《短篇小说选》时刚刚选了李古北的《农村奇事》。林交给我这篇作品时说：‘这是乔木同志推荐的。’在选集序言中还特别加了一段称赞这篇作品的话。会后，陆定一多次说过：反什么自然主义?管他的。我不知道对这个问题，几个领导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意见。”⑦平心而论，作为典型例子批评的李古北的短篇小说《不能这样活下去》，且不说作品的主要倾向是健康的，以诙谐的笔调赞美农村新生活，就是批评的那些细节描写，把它们说成是自然主义，也是过分的。对于一位刚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做这样过分严厉的批评，也会使其他作家在真实的生活现象面前束手束脚。至于对公式化、概念化和庸俗社会学的“痼疾”，真正的冲击还是在“双百”方针提出以后。 　　3月15日至30日，中国作协和青年团中央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这次会议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反个人迷信在我国知识界也引起注意。所以在周扬的报告中提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时讲了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作品也不要老一套，不要公式化、概念化。他还讲了个人迷信的危害性。这当然成为以后周扬在“文革”中的“罪行”之一。 　　周扬强调，如果“作家不具有时代的最先进的思想，是不可能成为伟大作家的。如果不具有我们时代的先进的思想就不可能成为新时代的作家的。这个问题在作家中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⑧。为此他特地在报告中提到了“世界观”问题。他说：“这次开会是业务会议，同时也是政治性质的会议，大家应该对文学事业取得一致的看法，要有共同的世界观。如果没有共同的看法，就不能成为共产主义的作家队伍，而会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作家队伍，资产阶级的作家队伍。如果要准备终生从事创作工作，更要好好想想应怎样看待文学事业。在五十多年前，列宁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看法，这个看法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告诉我们的，列宁说：‘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事业的一部分’，又说文学‘将不是替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替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些劳动人民是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这个问题是不是在我们同志中间都解决了呢?我看并没有完全解决。”⑨ 　　这次会议的民主气氛还算浓厚，允许大家争鸣。当年与会的从维熙说：“记得，当时中宣部办公地点在沙滩红楼(五四运动发源地)，有一天周扬同志在中宣部召集在京的青年作家开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王愿坚、陆柱国、西虹、刘绍棠、邓友梅、高延昌、赵坚、邵燕样、李希凡、蓝翎等约二十位青年作家。议题很快转到了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上。我这个平时默默寡言并有着说话口讷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运动中那些先驱的亡灵在我身上注入了热情，还是会上的鸣放气氛感染了我，我从后排的椅子上斗胆站了起来，居然向周扬同志提出了意见。我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学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问题。接着，我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唱了赞歌。会场愕然。原因有二：一、会上有的作家意见尽管尖锐，但还没有直呼周扬同志之名；二、这些话如果出自于刘绍棠之口，也许没有人感到奇怪，而出自于我这个坐在后排椅子上的从维熙之口，则使人感到惊奇。就连我自己也好像不相信刚才这段话，是我自己讲的。我沉默地擦着头皮上的汗珠时，坐在我身旁的好友蓝翎，向我耳语说：‘蔫人出豹子!’是褒?是贬?我脸红心跳，甚至后悔刚才的莽撞之举。” ⑩ 　　6月1日至15日，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6月12日，周扬在会上讲话指出：“对戏曲艺术事业必须按照它本身的特点去领导和工作，要积极树立自由创造艺术的空气，坚决反对对待戏曲艺术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 　　周扬在讲话中说： 　　我们的戏曲应该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真实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凡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就有人民性。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演古人，是要尽量按着古人的面貌，最根本的是掌握古人的精神状态．古人的思想感情，古人的生活环境，要特别真实，而个别的细节很难与古人相同。 　　我们现在整理剧本，最重要的是要忠实于历史。我们要反对反历史主义和公式主义。凡是反历史主义的，都是公式主义，即按照现代生活的公式去改编戏。反历史主义与公式主义是破坏遗产的东西，违反古代人的生活，也违反戏剧性。……(11) 　　有一种戏，它不直接表现人民愿望和思想，但人民在它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智慧，所以人民喜欢它。比如《群英会》，就不见得有什么人民的愿望，但是人民可以从里面得到智慧。人民不见得只需要表现他的事情和思想，有时他要看对他有益的东西。三国戏也不见得有多少人民性，但人民可以从那里面得到智慧。人们看看，周瑜怎样整蒋干，鲁肃又怎样着急，就觉得很有趣味，他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接受它。(12) 　　11月21日至12月1日召开的文学期刊编辑会议，开得更加活跃。会议是郭小川做全面的组织工作。他这时已由中宣部调任作协秘书长。会上周扬讲话中讲不要怕片面性，他说，你一个片面，我一个片面，加起来不就全面了么。(毛泽东在后来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反复批评了这个观点)同时，周扬提出可以考虑允许办同仁刊物，他这个讲话影响很大，后来文艺界不少人准备办同仁刊物。 　　值得注意的是从来很少对文艺工作发表意见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当年的3月5日特意接见了周扬和刘白羽。 　　在这次接见中，刘少奇比较有准备地谈了自己对当时文艺工作的意见。他说：现在对文艺批评太多了，特别是口头批评和品头评足太多了。这一点应引起注意。他对政治上干涉过多、粗暴，进行了批评。他说：“以后遇到这种干涉的时候，没有正式文件，就可以当作个别人的意见，可以不听。”他还特别强调作家的文化修养，提出要充分重视编辑工作，认为“编辑是一种高级创作”。他提出建立文学基金。 　　周扬、刘白羽回来后很兴奋，立即向代表们作了传达。也许由于这次会议背景和内容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文学界的一次修正主义会议批判。刘少奇的讲话也被作为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被列入各种大事记。粉碎“四人帮”后，刘少奇的这篇讲话的记录稿，以《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为题编入《刘少奇文集》(下卷)，专门列了个小题目《关于党、政府和负责同志对作品的批评以及作家怎样对待这些批评》，阐述了他当时对文艺批评的态度。 　　刘少奇的这番话不知是否与丁玲的被批有关，但至少是对反胡风以后出现的迫害知识分子的实践愈演愈烈表示了不安。 　　①杨建民：《周扬与刘绍棠：超越恩怨》，2005年2月17日《人民政协报》。 　　②秦川：《我眼中的“阎王”们——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见萧蔚彬主编《领袖们的千古难题》，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10～111页。 　　③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67～169页。 　　④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⑤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16页。 　　⑥于光远：《周扬与我》，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60～167页。 　　⑦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1页。 　　⑧《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372页。 　　⑨《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373页。 　　⑩从维熙：《走向混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1页。 　　(11)《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396页。 　　(12)同上，第398页。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