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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雪峰垂首 |
| 罗银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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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7年，可以说是共和国的多事之秋。
正当中国努力调整经济关系和改进管理体制，以便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波匈事件，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国际国内形势做了分析和判断，采取了开展整风运动等重大举措。1957年夏季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发生了诸多始料未及的复杂情况，一场急风骤雨式的“反右”斗争，致使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开始走上艰难曲折的道路。
早在1956年，思维处于异常活跃状态的毛泽东，一直在思索怎样在中国避免发生波匈事件。从这年的11月开始的短短的四个月间，毛泽东一连作了三次重要讲话，即《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三次讲话是相互呼应的，表明了他面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如何着手解决中国问题：
第一次讲话提出了方法——中共进行整风；
第二次讲话提出了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第三次讲话提出了措施——鼓励民主人士大胆地“放”，帮助中共整风。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几天之后(3月1日)，毛泽东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又作了结束语。在结束语“提纲”中又多次谈到“双百”方针。开头一段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普及，要提高，京戏原来是地方戏，将来也可能转化。
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
……
批评问题。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①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赞成出版蒋介石全集，内部发行。这期间有人提出全面评价胡适，毛泽东说，20年后再考虑。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出版《金瓶梅》，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内部发行。
毛泽东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以后，有一天，周扬找林默涵、曹葆华②和黎之等人，请他们到周扬在东四的住所去。
这次周扬找他们几位，除了一般的谈谈文艺形势外，还有个任务，就是为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做资料准备。黎之之所以随去，一是为了汇报一下文艺处同志们集中的一些文艺情况；二是为了下一步搜集新的情况做些准备。
周扬听了林默涵、曹葆华谈的一些情况后，随便谈了一些他当时接触到的一些问题。他为即将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而高兴。他说：这次会议是毛主席提出的，以中央名义召开。吸收部分党外专家、作家、艺术家参加。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他提出让文艺处派几个人参加资料整理、开会记录、提供简报稿等。其间他还同曹葆华闲聊了几句(《马恩列斯论文艺》一书就是他们两人合作，由曹葆华译，周扬校的)。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并论述了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的内容和方法。这两个讲话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外热烈讨论。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又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圆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整风运动在全党逐步展开。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从6月开始，中共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开展了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由于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影响了整风运动的正常进行。
《“新的革命的洗礼”》是1957年第7期(5月19日出版)《文艺报》社论的题目，这篇社论由总编辑张光年起草。社论真诚地贯彻毛泽东主席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同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社论指出：“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的生动表现——人民内部的矛盾变得突出了。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任务，用阶级斗争中的老办法来解决文化革命、技术革命中的新问题，越来越行不通了。”“所以要整风。共产党员，首先是党员领导干部正在经受一次新的革命的洗礼。”
同期《文艺报》还发表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刘白羽的文章《文学的幻想与现实》。他说：“我们不赞成庸俗社会学的先生们的意见，把文学的描写的对象给以狭窄的限制，把全人类、海洋一样广阔的文学世界加以人为的割裂。”“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口号，反映了千百万群众的要求，它成为时代前进的主导力量。”“目前这时刻……如果谁保守，踌躇自满，裹足不前，谁就看不见新的要求，看不见新时代的飞跃前进，而自己变成落后的人，当然这不能不说是悲剧。”
“双百”方针提出后很长一个时期，文艺界扮演着解放思想的先锋的角色。1957年2、3月以后，知识界的争鸣逐步高涨，争鸣的重点很快从学术问题进入政治领域，文艺界的动向不再显得那么突出。但是文艺界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批判之尖锐，仍然是其他领域少见的。
“鸣放”时期，人们对文艺领域教条主义的批判，公开指向了其代表人物周扬，甚至对《讲话》的权威阐释乃至《讲话》本身提出了质疑，这是其他领域绝无仅有的。
接着，《文艺报》又发表唐挚的《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认为蔡田的文章和同时发表的于睛的文章没有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这样的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为什么这样的理论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指导的思想”?唐挚说：“回答上面的问题，也并不需要绕许多弯子，简单的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理论不仅仅是作为个别理论家的个别观点而存在着、传播着，而且是曾经作为一种正确的理论被肯定在我们的文件中，以供大家学习的。因此，这个影响就特别深刻、特别严重。”他举出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为例，集中地批判了周扬在这个报告中提出的“要写英雄，就得写一个完美无瑕的英雄，一个‘理想人物’”的理论。
6月7日的《文汇报》发表杜黎均的文章《关于周扬同志文艺理论中的几个问题》，认为周扬文艺理论中“某些部分是教条主义的”，最突出的是他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理论；周扬对于落后人物被改造是不是英雄人物成长的典型过程、可不可以写英雄人物的缺点等，都规定了许多的框子；周扬对自然主义的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当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倾向。
尽管自1956年下半年以后周扬本人也发表了不少的“右派言论”，人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把他置于文艺界教条主义总代表的反派地位。批评周扬，等于批评了胡乔木，因为正如本书第五章所述，写理想人物的思想得到过胡乔木的肯定与支持，这是文艺界人所共知的。
党叫干啥就干啥。在此之前，周扬也是积极鼓动贯彻整风精神和双百方针。4月9日，周扬发表答《文汇报》记者姚芳藻问，肯定了《文汇报》在“双百”方面的工作，此文4月11日由《人民日报》转载。
《文汇报》在刊登周扬答记者问时，配发了编者按：“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合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刊于1月7日《人民日报》)一文发表以后，曾引起了学术界、文艺界的各种反应，并在实际上有碍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为了使知识界对这一发展科学、文艺的全面方针有更明确的认识，本报记者特访问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就这一情况提出几个问题：(一)自从去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来，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什么重要收获?(二)你觉得在这几个月中‘百花齐放’是不是放得够了?‘百家争鸣’是不是鸣得够了?如果不够的话，你以为什么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三)你对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有什么意见?对《文艺报》评论员《电影的锣鼓》一文又有什么意见?批评这些文章，对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什么意义?(四)你对我报所进行的电影问题讨论有什么意见?(五)你认为应该怎样进一步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科学、文艺更加繁荣起来?”③
周扬就上述这些问题做了答复。他在回应第二个问题时说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长期政策，根本不发生是否放得够了和鸣得够了的问题，因为没有一天能说是够的时候。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多数人都具有了共产主义意识的时候，在学术上还会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艺术上也还会有各种不同风格和流派的互相竞赛。科学上的许多旧的原理将不断地被新的原理所代替。文学艺术将不断地得到革新。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将是人类生活中永远的矛盾。不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意识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逐渐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别逐渐消除，那时候，人人都具有相当广博的科学知识和艺术能力，学术上的垄断将成为不可想象的事，到了那时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自然就完全改观了。这是多少年以后的事，现在不必去说它吧。”周扬认为，从思想倾向的角度来看，目前阻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执行的主要是两种思想上的片面性：“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因此他强调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进行既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周扬在谈话中对陈其通等四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提出了批评意见，他指出，这篇文章包含一些重要的错误。第一，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后的文艺界的情况，做了不正确的估计，看不到积极现象(这是主导的方面)，把一些次要的、个别的消极现象不适当地夸大了。第二，就以他们所指摘的消极现象而论，他们的批判也是缺乏分析的，而且有些现象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消极现象，像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描写家庭和爱情生活的作品和讽刺作品的增多，这些都不能说是消极现象；其中虽有某些消极成分，但就主要方面说是积极的、健康的。第三，对待他们所认为错误的思想，不是采取说理的态度，而是采取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当现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上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因为照这篇文章所举的例证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还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就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消极现象，以致反映在文艺上，“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在这个迫切的问题面前，我们的作者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了错误的回答。造成这个主要错误的原因就在作者对当前文艺状况的考察是片面的，他们是用教条主义的眼光，带着宗派的情绪去观察事物的。
最后，周扬阐述了围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科学、文艺更加繁荣起来，需要进行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必须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障碍。
其次，必须在知识分子中积极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加强他们和劳动人民的联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展将促进更多的知识分子，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接受和信服马克思主义，同时将促使那些已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更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国科学家们已初步制定了12年内发展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作家们也订出了各人的深入群众生活和创作的规划。党和政府将为保证实现这些规划提供最广泛的条件。
第三，必须改善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的领导。要领导得好，首先要依靠科学家、艺术家，要很好地和他们合作，信赖他们，遇事多和他们商量，同时领导者要学会掌握科学和艺术工作的规律。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要向科学家、艺术家学，因为在业务上，他们总是比我们懂得多得多。我们不能老是不懂，懂了一点以后也不要冒充内行，自以为了不起。
他指出，我们的科学家、艺术家绝大多数都是相信我们党，愿意接受党的领导的，可是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却是他们所不欢迎的，他们所厌恶的。只要认真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事情就好办了。一切工作都是如此。科学和艺术工作也不例外。④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已经起了变化。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起草了一份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首次提出右派问题，包括“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⑤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阳谋”。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十分尖锐复杂。毛主席对“右派”的估计是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这是毛泽东首次发出了反击右派的号召。6月6日，毛泽东又亲自写了《中央关于加紧整风的指示》。6月8日，他又写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公开号召反击右派。真是风云变化，令人目眩。
5月15日，毛泽东首次发出了反击右派的号召。这时许多人(就连好多高层人士也一样)还来不及知道毛泽东这份最新的文件。在反右风云变幻急遽的情势下，不少人就“左”“右”不是。时任作协《文艺学习》负责人的黄秋耘记得：“反右派是从1957年6月份开始的。5月18日晚上，我到邵荃麟家里坐。我跟他之间，虽说是领导与被领导，但是如同老朋友一样，没有什么拘谨的，不像现在一般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那天晚上，他首先给我讲了去浙江杭州‘煽风点火’，鼓动很多人出来大鸣大放的情况，我坐在那里听就是。后来，突然有人打来电话。我在人家家里，不便去接电话。邵荃麟自己去接，他拿起听筒听了后，连说：‘噢，噢，噢!好，我马上就来!’脸都变颜色了!随后他放下电话，我问了一句：‘谁来的电话?’我是准备他不答的。他说，‘周扬!转啦!’真是一句话泄露了‘天机’。那时候，5月18日，外边都还继续在大鸣大放，谁也不知道一下子会转为反右。那是绝密的!我说，‘怎么办呢?’他说，‘你回去以后，千万不要有所动作，抽文章啦，改版面啦这一类的事，你千万不能做。就是要做你也来不及，来得及也不要去做。一做就等于你知道了消息，上头一定会追问得很厉害，那你不得了，我也不得了!’嘿嘿，这真是‘反党同盟’啦。后来我就走了，已经9点多钟啦。”⑥后来，在邵荃麟的力保下，黄秋耘才安然无恙。
周恩来、邓小平非常关心知识界的反右运动，他们知道这场运动不可避免。邓小平及时地向《文艺报》打招呼，让《文艺报》及时检讨。周扬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后，《文艺报》于6月24日至7月8日召开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进行自我批评。会上总编辑张光年代表副总编辑侯金镜、陈笑雨作了检查发言，题为《我们的自我批评》。张光年等人的检查后来《人民日报》转载，毛泽东看后说：检讨了就好。这才使周扬等人松了一口气。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周恩来同康生(当时康生经常关照文艺界的事)约请了部分文艺界代表人物座谈，让大家对反右做好准备。周恩来反复讲了要把正确的批评与右派进攻区别开来，要把讲了错话与右派言论区别开来。他提醒大家要积极参加，正确对待这次运动。这次讲话就是“文革”中许多“文艺大事记”中写到的：“在全国展开反右斗争以后，文学界右派仍十分嚣张。周扬竟然将旧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四十多天，抵制反右斗争展开。由于周恩来、康生亲自抓，党组扩大会才得以复会。”其实，周恩来并不是抓作协党组复会的事，他也不可能知道党组会是休会还是不休会。
作为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对文艺界的反右，对作协党组扩大会如何复会是有犹豫的。6月6日，作协党组扩大会，他刚表示丁、陈“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斗争有偏差，有过火”。这就是李之琏回忆中提到的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彭真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的背景。因为这时毛泽东早已(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提出反右，向党的领导干部打招呼。6月6日，毛泽东写的关于整风指示中又提出反右，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开号召反右。而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则是到7月25日才复会。
周扬的犹豫是有原因的。他在4月9日答《文汇报》记者姚芳藻问，肯定了《文汇报》在“双百”方面的工作，此文4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过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提出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写了批判《文汇报》的文章。5月13日，周扬在《解答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几个问题》⑦中仍在鼓励大鸣大放。在编辑会议上，他提倡同仁刊物。后来他支持老舍、赵树理、张恨水创办同仁刊物。对此195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做了报道。参加刊物座谈会的有老舍、赵树理、张恨水、王尊三、张友鸾、李敷仁、翁偶虹、景孤血、姚雪垠等100多人，周扬参加了会并讲了话，会后同大家在仿膳共餐。后来文艺界反右中“揭发”的所谓右派言论，他讲的也不少。周扬知道，批判丁玲、冯雪峰这些毛泽东熟悉的人物，他是无权决定的。
二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大体上说有两大任务。一个任务是打击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特别是“百花齐放”方针所鼓舞起来的自由化倾向。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的口号之后，文艺界出现的一些作品(包括文艺理论方面的作品)已经使一些习惯于斯大林—日丹诺夫文艺政策的人忧心忡忡。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像4月号发表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6月号是他的《本报内部消息》，9月号是何直(秦兆阳的笔名)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些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作品，这些在反右派斗争中都是批判的对象。陈其通等四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其实是文艺界反右派的第一枪。只可惜他们“超前”几个月，那时毛泽东还没有下决心反右，他们不听号令就先干起来，结果挨了好几回批评。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另一任务是趁这一场斗争的机会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像反对丁、陈反党集团，反对冯雪峰，都是这一性质。像丁玲和冯雪峰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他们从来没有，后来也没有自由化倾向。如果反右派斗争的任务仅仅是打击自由化倾向这一项，那是轮不到他们也划右派的。丁玲9月3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24次会议上做检讨的时候说到了这一件事：“反右派斗争期间，作协作家支部开会，杨朔同志谈了对整风简报的意见，我谈了浦熙修来找我的经过，会议开得比较沉默。这时陈企霞发言了，提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应讨论何直的《论现实主义》一文，及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一文。……跟着艾青发言了，而常常是沉默的罗烽也跟着谈到何直的文章，响应陈企霞。”丁玲没有说她自己的意见怎样，从她的转述中可以知道，艾青、陈企霞、罗烽他们以为，成问题的是何直和钟惦棐，而不是他们。可是跟他们的设想不同的是，他们作为右派分子受到斗争，还在何直、钟惦棐等人之前。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一开始，首先受到集中批判的是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这其实是1955年肃反运动的延伸，然后是冯雪峰等人。
1957年7月25日，党组扩大会复会。会议参加人先是扩大到作协机关的普通党员，继而文联各协会的党员、中宣部的工作人员，接着又扩大到中央直属机关及北京市的非党知名作家，到会人数数百人。会议先是打退丁玲“向党的进攻”，继而提出彻底揭发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人的“反党活动”，被点名的还有著名诗人艾青等人。会上形成一边倒式的揭发、批判气氛，使被揭发的人难以为自己申辩。
这场由揭批丁玲、陈企霞开始的运动，进而扩大到著名文艺理论家、出版家、长征干部冯雪峰，中国第一流的诗人艾青，20世纪30年代老作家罗烽、白朗夫妇，散文家李又然，丁玲的丈夫、剧作家陈明，天津女作家柳溪，部队青年作家徐光耀，丁玲的秘书张凤珠，《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唐因，副主任唐达成，《文艺学习》编辑李兴华(他是陈企霞的学生)；而在1958年上半年又加进了1956年丁、陈专案组的一些主要成员，如中宣部党委书记、诗人李之琏，中国作家协会前党总支书记、评论家黎辛，中国著名诗人、八路军军歌(建国后的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以上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定为“反党分子”的则有中宣部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著名作家舒群等人。
以上这些人，人们从未听见过他们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像冯雪峰曾作为党的一个负责人长期联系鲁迅先生，在文化战线上为党立过大功；艾青、罗烽、白朗、舒群、萧军等，他们都是在白区一直从事进步文学活动，而在抗战初期，历经千辛万苦，奔赴延安(有的人，如萧军、罗烽、白朗夫妇去延安，还是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等同志亲自关照、安排的)，八年抗战的艰难日子，他们长期在解放区跟党和人民共患难。有的是出身工农，在战争烈焰中成长的青年作家(如徐光耀)，或解放区培养的青年文艺干部(如唐因、唐达成、李兴华等)；有的则是职业革命家(如李之琏等)。这些人，有的是跟丁玲历史上(如20世纪30年代、延安时期)关系较密切，或为丁、陈的部属、学生，而受株连；有的则是主持或参加审查丁、陈一案，(包括审查丁玲在南京那段历史)因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态度而被认为“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被划右派或被划成“反党分子”，如李之琏、张海、崔毅、公木、黎辛等人。
所有这些在过来人韦君宜眼里，“在上边指挥的是周扬。后来，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确有悔悟。以前，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的责任也不能由他负。但是，那时候中央在文艺上的确是依靠他。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曾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发表的当时，我们都已知道，这文章是领导亲手改过的，不全是周扬的手笔。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感。’周扬自己为这文章也曾在1983—1984年表示过：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按说这是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他的文集，他个人无法负责。除非逐段注明，哪里不是他自己写的。但这样办又不大好。以前，周扬还对我说过：他当时本不想划艾青为右派。尽管如此，上边那时确实是把周扬当成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听领导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错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这是后话。”⑧
对于冯雪峰的批判，是在1957年7月25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后开始的。在前几次会议上，火力都集中在丁玲、陈企霞身上，虽然有人提出了冯雪峰文艺思想的问题，但并没有借此来清算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问题。所以在8月4日的会上，冯雪峰针对对他的一些揭发，主动做了检讨，但是这个检讨，在周扬等人看来是不能过关的。此后，在会议主持者的引导下，在揭批丁玲、陈企霞的同时，冯雪峰没有机会再逃避了。
在8月6日的第12次会议上，林默涵作了发言，他再次把矛头引向了冯雪峰。在他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批判冯雪峰的问题。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报道中就点了冯雪峰的名；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在当天撤销了冯雪峰的整风组长的职务，开全社大会对他进行揭发，搞“配合作战”。
不久，在中南海(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召集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等文艺界人士开会，“谈了反右派斗争问题”⑨，最后“决定开展对冯雪峰的斗争。现在是要扫清外围，然后进一步揭露丁玲及其小集团”⑩。
根据中央的部署，11日下午4点，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等人与冯雪峰谈话。谈话时的情况，冯雪峰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中有详细追述：
我到文联会议室时，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四人已等在那里，当时我觉得空气是很严肃的。周扬先说话，他说：“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也要把你拿出来批判，同批判丁玲、陈企霞一样。你那天检讨，我当时认为还可以，但大家不满意。批判丁玲、陈企霞，不批判你，群众是通不过的。你要摸底，这就是底。”这开头的几句话，虽然不能说是原话，但意思我记得是这样。接着，我记得他主要说了这两点：一、他说这一次必须把我许多问题搞个彻底，包括清查我的政治历史；他说这是阶级斗争，大是大非的斗争。二、他说，我的包袱太重了，总以为自己“正确”。就在说第二点中间，他很愤激地提到三六年的事情，说他和夏衍等人在坚持地下斗争，而我却和胡风勾结，给他们以打击。他说，这段历史也必须在这次批判中搞清楚。记得周扬当时还特别愤激地说，我三六年在上海还曾经说他和夏衍是蓝衣社、法西斯，要我当面回答他(这点我当时就回答了，说请调查)。(11)
这次谈话主要是周扬讲，其他三人只是提到胡风问题及丁、陈问题。有的只是说：“我一向敬重你，但必须对你斗争，这是为了党的利益。”有的却说：“不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有意见。”
关于这次谈话，当时作协的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在“文革”中也有所涉及，他说：
这次谈话，历时三小时，到下午才结束。……我记得，周扬谈了冯雪峰各个历史时期的问题，也谈了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问题；不过最使我震动的是左联问题。因此，我在日记上记着：“四时，与雪峰谈话，周扬谈了许多过去的问题，雪峰从苏区来，马上怀疑周扬，相信胡风；雪峰在重庆住到姚篷子家里，许多事是敌友不分的，雪峰表示他怕给他戴上小集团成员的帽子。”周扬的谈话当然比我记的多得多。……记得，周扬问过冯雪峰：“你从陕北出发前是谁交待你的任务?”雪峰说：“洛甫同志。”(张闻天)周扬问：“他怎么说的?”冯雪峰回答：“他说上海没有党的组织，党的组织都被破坏了。”这以后，周扬才谈到他从日本回来到处找党的组织，结果只找到了“特科”组织(即情报组)，这样才搞起来一个摊摊，发展了党员。周扬还说：“我们孤军奋战，我们这些人又比较幼稚；可是你可以看嘛，我们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按照党中央的宣言提口号、搞工作。你一来，就一下子钻到鲁迅家里，跟胡风、萧军这些搞到一起，根本不理我们，我们找你都找不到，你就下命令停止我们的党的活动。”周扬似乎还讲到，冯雪峰来上海之前，他们同鲁迅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冯雪峰来上海之后，就和胡风等人一起包围了鲁迅，欺骗了鲁迅，鲁迅是把冯雪峰看成是党的代表，当然对周扬他们就更有恶感了。鲁迅那时身体又不好，病很重，冯雪峰和胡风利用鲁迅生病时抛出了几篇文章，以鲁迅的名义来反对周扬们的“左联的党组织”。……说到这时，周扬哭了。然后，他告诉冯雪峰：“要经受一次批判。”冯雪峰表示，他怕搞成小集团成员。周扬又说了一段话，意思似乎是着重批判思想，暗示不一定要搞成小集团成员。并叫冯雪峰准备在会上作检查。(12)
周扬的谈话已明确告诉了他，1936年的问题将是这次批判和斗争他的重点。也许是其他人说到了别的问题，也许是当时“反右”的重点是现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在这次谈话后，他仍然猜不透自己到底在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冯雪峰认为，他1936年在上海的工作，不说他有功，至少也不能说有大错。胡风问题，虽然一些人揪着他不放，组织上没认为他与胡风是“反革命同伙”。至于丁、陈问题，报纸上也只是捎带提及，没有把他正式列入“反党集团”。有人已揭发他在“大鸣大放”中有“现行问题”，主要的是说他“号召向党进攻”，“煽动大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可这话是在社内团员请他吃烧饼的晚餐上，当做笑话说的。说时他笑了，团员们也笑了，难道人人都失去了幽默感?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他为此问过与他同去开会的人：“这次到底要批判我什么问题?”回答是：“你有什么问题就检查什么问题。”这样更让他摸不着头脑。
8月13日，作协党组召开第16次会议，一面继续批判丁玲、陈企霞，一面将斗争重点转向冯雪峰，但关键的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问题还没有提到。虽然周扬已向他交过底，他仍无思想准备。
周扬等人对1936年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1956年9月，鲁迅博物馆筹备就绪，进行内部预展，在陈列的后一部分中，展出了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原稿。9月30日，周扬去审查陈列情况。当他看到这文稿时，立刻对陪同他的同志下令：
“这篇文章不能陈列，说不清楚，撤掉它!”
过一会儿，周扬又补充说：“文艺界内部的斗争暂不表现，等将来有了充分的材料，经过仔细的研究以后再说。”
其实，这一问题他早就通过别人在说了，而且说得很离谱。1955年第14、15期《文艺报》连载的《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后后》，周扬亲自校阅过。该文借反胡风为名，说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抗拒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制造进步文艺界的分裂和纠纷”，“破坏当时已经走向开展的文艺界的抗日大团结”，是“与国民党奸细、托洛茨基分子里应外合”，是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猛烈的、超‘左’的攻击”。也许是周扬在看到了鲁迅手稿时感到过去这套言论太离谱了，还须“经过仔细的研究”。可是，他们“仔细研究”的结果，仍然没有离开这个谱。
8月14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进行第17次扩大会议。从此，对冯雪峰进行了歼灭性的打击，并通过对他的打击来“改写文学史”。关于这情况，冯雪峰的回忆是这样的：
会议是从8月14日(第十七次)夏衍的发言开始，立即转为以揭发我在1936年怎样进行“分裂活动”以及“打击”、“陷害”和“摧毁”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等等。也就是，以揭发我为幌子，从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到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间，形成了一个进攻鲁迅，为“国防文学”……翻案的“高潮”了。我记得在8月14日、8月16日和8月20日这三天会议上，发言的人都非常多，都集中三六年上海的问题，会场空气很紧张，参加的人也比过去多次会议多得多。这三天会上许多人发言，作协在当年9月间铅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中都没有收入；但收有夏衍、陈荒煤、周立波、郭小川等人的发言，可以说这四人的发言也可以概括所有人的发言内容，这里都不必详细叙述，查看夏衍等人的发言就可以了。
许广平出来讲了一些话在一定程度上戳穿了这场演得轰轰烈烈的假戏的真相，但轰轰烈烈的程度一丝不减。冯雪峰又说：
在夏衍的发言中间，周扬也站起来，忿怒地质问我，说鲁迅《答徐懋庸》一文中“……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的一段话，底稿上留有我的笔迹，这不是对他们的“政治陷害”又是什么?又说，左翼内部争论公开发表，这也等于“公开向敌人告密”。这也使会场更紧张，我也更震动。
还有其他好几个人接连站起来质问我种种问题。
“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结论已经成立，而“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这样的逻辑很奇特!结论所赖以成立的主要依据是，鲁迅那篇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是“冯雪峰代鲁迅写”的；冯雪峰“蒙蔽”着鲁迅，在文中对周扬、夏衍等进行“打击”；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另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是“分裂左翼文艺界”。
对此，冯雪峰总是翻来覆去想不通：
……对于说我1936年在上海“欺骗”鲁迅、进行“分裂活动”和“损害”以至“陷害”周扬等问题，我思想上仍然总是搞不通，所以总是写不下去。于是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去找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说我“欺骗”了鲁迅，我总想不通。我说，因为鲁迅在痛中，我帮他笔录了《答托派信》两文及《答徐懋庸》一文的一部分，这在政治上既然没有错，而且也是党的工作，同时又没有违背鲁迅自己的意见，特别是《答徐懋庸》一文，后半篇是鲁迅自己写的，前半篇也是他自己修改定稿的，怎能说是欺骗了鲁迅呢。
据牛汉回忆，1958年冯雪峰案结而终被开除党籍时，冯雪峰几次在办公室里哭泣过，诉说过自己被“说服”的过程。原以为承认错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就可望保留党籍。当他按要求做了一切而终被开除党籍时，就觉得受了骗，也骗了人，并损害了鲁迅。他为此曾发出过“暗无天日”的感慨，觉得自己已无脸面见人，多次萌发过毁掉自己的念头!
三
正当冯雪峰在按既定口径写检查时，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正副标题，以“丁、陈反党集团的支持者和参加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右派分子的青天”、“30年来一贯反对党的领导”、“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胡风一致”、“反动的社会思想”等为分标题，列举了冯雪峰的“罪行”。仅隔一个晚上，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奉命书面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冯雪峰“列为右派骨干分子”。
9月4日，冯雪峰在党组第25次扩大会上做了检讨。对20世纪30年代的问题，他说：
我对于周扬同志等，在1933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宗派主义。1933年底我离开了上海，1936年4月底回上海时听了胡风等一面之辞，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义的看法。因此，我没有事先同周扬同志等商量，而倒是听了胡风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这首先是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是撇开了党的做法，是我的反党行为。1936年7月至9月之间，我的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我个人就是党的那种最恶劣的态度和作风，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我竟至于怀疑周扬同志等，要调开周扬同志，并且要停止当时的党团对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由我来通过群众加以领导，但调开周扬同志和停止党团活动，都没有成功，我就从外面对周扬同志等加以打击，也就是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吕克玉笔名写的那篇文章。这是我给同志以宗派主义的打击和违背党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登峰造极的表现。
……
我到上海之前，周扬同志等同鲁迅先生之间的隔阂，是已经形成的；但我到上海之后，我不但没有向鲁迅先生解释，进行团结工作，反而隔阂加深了，这也是我要负责的。
冯雪峰的这一检讨，当然是顺着与会者所强加的“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而作的。
9月16日，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作了《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长篇讲话，关于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也有了冯雪峰“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定论。
周扬这个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周扬将讲话记录整理成文章后，首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告诉周扬，文章很好，但他还有些想法，因要去苏联，没有时间细读，是否等他回来再改改。在毛泽东出国这段时间内，周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做了修改。毛泽东回国后，周扬又将修改稿送上。毛泽东阅后批示说：
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
此事前日和你随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告小平同志办。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
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13)
毛泽东批示中的“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之语，当是指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不但自己修改这篇文章，而且责成中央书记处开会修改，可见对这篇文章是高度重视的。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讨论意见，周扬再次作了修改。他找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反复征求意见，并找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等人帮他进行了彻底的修改，最后由周扬本人定稿。
1958年2月，周扬又将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亲自做了大量修改——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披露了修改内容。2月24日，文章退给林默涵，并指示“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14)
2月27日，《人民日报》排出文章清样，周扬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再次做了“一点修改”(15)。
周扬这篇讲话，经过这些整理、补充，最后成了一篇大文章，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一些话，后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一大段是：
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16)
2月2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和3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五期上，同时刊登了周扬的这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文章。“熟悉文艺界情况的人都还会记得，当时周扬的报告毛泽东修改的部分和毛泽东给《文艺报》的信和按语的修改一并成为学习材料传达、打印，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当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中向与会者介绍两篇文章：一篇是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特别称赞第三部分，即‘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另一篇是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人薄古人》。后来这两篇文章编入《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中，因而成了全党全民的学习文件。”(17)
多年之后，周扬本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要出版《周扬文集》了。据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李曙光(即黎之)说：“编辑过程中自然要涉及到一些有争议的文章，特别是几篇重要讲话，其中首先遇到的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当时有人主张收，有人不赞成收，两种观点，议论纷纭。周扬自己想加一说明收录。”最后没有收。原因呢?李曙光说：“我想要写一个说明也是很困难的。”
这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和中央审定的文章中，周扬对冯雪峰做了全面的清算：
冯雪峰也曾经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但是他的浓厚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经常发生矛盾。冯雪峰在他的检讨中用了两句话来概括他和党的关系：“得意时个人在党之上，失意时个人在党之外。”他在1936年从当时革命根据地的陕北来到上海，以钦差大臣姿态出现，一方面把胡风引为同党，另一方面对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给以极恶劣的宗派打击，造成了革命文艺事业的分裂。这就是冯雪峰在他的所谓“得意”时期干的一件大事。他因为党没有满足他个人的地位野心，就自动脱党而去，作了革命的逃兵。抗日民族战争爆发，全国人心振奋，而他却离群索居，郁郁寡欢。从此就开始了他的所谓“失意”生涯。
1949年全国解放，冯雪峰不但没有感到兴奋，反而感到沮丧，如他自己所说，有一种像“小石子似的被踢在一旁”的心情，这就并不奇怪了。他用阴暗的眼光看革命的胜利，看一切新的事物。阴暗正是冯雪峰这一类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特征。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冯雪峰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更加处处感到抵触和厌恶。他的情绪越来越低沉，又越来越暴躁。而当右派进攻的时候，他的压抑很久的反党情绪就爆发出来。他和丁玲等人的反党结合，也就完全暴露。
许多同志正确指出了冯雪峰的文艺思想和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胡风是一个混进革命文学队伍中来的反革命分子。他巧妙地隐瞒了他的反动政治经历，骗取了信任，摇身一变而为“左翼”作家；从革命文学内部来进行瓦解破坏的活动。而冯雪峰则始终支持胡风，并且在文艺思想上和胡风唱一个调子。早在1936年冯雪峰就反对向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为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意义是“机械论的老调”。他和胡风一样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采取蔑视和嘲笑的态度。他们拒绝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原则。他们口中的所谓“大众化”，实际是用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去“化大众”；他们从来不提作家应当如何努力与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却反复宣传作家应当用什么“主观战斗力”，实际就是用狂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拥抱”现实，“改造”人民。他们一向轻视文艺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形式。冯雪峰把作家对“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追求责骂为小市民性的“市侩主义”。当1945年我党在重庆对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时候，冯雪峰仍然站在胡风一边。他公开地为胡风辩护，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全国解放后，党和文艺界委托冯雪峰以主编《文艺报》的重任。这时他虽然在口头上表示拥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路线，但实际上还是反对的。他曾力图使《文艺报》成为宣传他们一伙人的文艺思想和扩大他们个人威信的地盘。他在1953年为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起草的报告草稿，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提出了他的一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对解放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全盘加以抹杀。他的报告没有被采用。正在那时，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党要求文艺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克服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指出对于文艺上的新生力量应当积极加以扶植；对自己的成就不要自满，也不要妄自菲薄；要相信我们的时代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的作品。党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冯雪峰等人却不听这些意见，还是继续坚持他们的错误的看法。他们在《文艺报》这个独立王国一意孤行，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投降，对新生力量加以压制和轻视。党和文艺界不得不出来纠正《文艺报》的错误，并且改组了《文艺报》的编辑部。这是全国解放以后，冯雪峰在文艺路线上和党的第一次明显的分歧。冯雪峰当时虽然公开做了一个检讨，但他和他那一伙人始终把《文艺报》的改组，看作党对他们的打击，而心怀不满。他们总是企图翻案，以便卷土重来。大鸣大放期间，《文艺报》编辑部的唐因、唐达成等右派分子一方面阴谋篡改《文艺报》的方向，另一方面密谋由冯雪峰挂帅创办所谓同人刊物；他们声言“要在文学上打天下”，要通过刊物“打开一个新局面”。可见右派分子利用刊物来闯天下的企图，是始终不肯放弃的。丁玲、陈企霞、江丰还计划在原定1957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公开制造文艺界大分裂的局面。反右派斗争才使他们的阴谋全部归于破产。(18)
这样一来，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论争就由周扬明确地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历史”和“现行”别无选择，要承担罪名，要成为右派。
既然冯雪峰成为右派，人们对于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公案，都以周扬“是”而冯雪峰“非”来看待了……
在这场反右斗争中，周扬的确伤害了许多人，这首先是不容讳言的事实，而且周扬也的确拥有足够的权力可以使他像一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掌握别人的命运。但是，对于冯雪峰甚至包括丁玲这样的曾经为毛泽东所熟悉或看重的人物，周扬的权力也就未见得好用。换句话说，即使是他想借机报20世纪30年代的一箭之仇，恐怕也得得到指示才能行动。
我曾看到陈诏先生的《拾得旧梦祭于伶》，内中有一处说到周扬。陈先生说，有一次于伶和他谈起周扬，于伶说：“胡风反革命案件平反后，文艺界有很多人谴责周扬，闹到他的家里。周扬在无法说清楚的情况下，只得拿出一封信给大家看，总算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才使事态平息。原来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但愿有朝一日周扬的那封信能够披露。
反右期间，周扬真是席不暇暖，斗志昂扬。他几乎整天开会或找人商量工作。仅举郭小川在他的日记中的记载：1957年6月16日：“得通知，四时到周扬同志处开会，定一、际春、之琏、崔毅、张海等同志都到了。周扬同志先讲了他的发言内容，言下甚为激动；……陆(定一)、周(扬)、刘(白羽)都批评了李之琏和党委，他们那里开始了一股右的潮流，影响了很多人。”1957年9月19日：“近十二时，到孑民堂开会，周扬同志要我陪他到和平宾馆去看一些作家。和他、湖南的唐麟坐一个车子。与巴金等一块吃了饭，然后先看了上海的人，再看了广东的欧阳山和东北的马加、西北的杜鹏程和内蒙的纳·赛。周扬谈了很多话，他说，在社会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内的资本家已经没有政治本钱了，农村的地主富农也没有了，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村的富裕中农是‘斗争的对象’，他们有资本，许多人是不喜欢社会主义的。他说，我们都是从另一个阶级来的‘起义战士’，既然投身到无产阶级中来，就应当忠实地为它服务。”(19)
①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361页。
②曹葆华：诗人、翻译家。
③《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83页。
④《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86～492页。
⑤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469～471页。
⑥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上)》，《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期。
⑦《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93～514页。
⑧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53页。
⑨《郭小川1957年日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66页。
⑩郭小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9页。
(11)史索、万家骥：《在政治大批判旋涡中的冯雪峰》，《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12)郭小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98～200页。
(13)毛泽东：《对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656页。
(14)(15)毛泽东：《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92页。
(16)毛泽东：《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94～95页。
(17)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5页。
(18)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见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1945—1999》，第440～444页。
(19)《郭小川1957年日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2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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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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