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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跃进岁月

罗银胜

一 　　1957年春天，毛主席邀请一些同志到他的会客室颐年堂座谈。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同志与会。周扬、林默涵、邵荃麟、严文井和张光年也应邀参加。毛主席阐发他关于双百方针的思想；批评了部队主管文艺的几位同志，保护了王蒙。 　　王蒙在《周扬的目光》中说：“我是在1957年春第一次见到周扬同志的，地点就在我后来在文化部工作时用来会见外宾时常用的孑民堂。我由于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受到某些评论家的严厉批评，想不通，给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后来受到他的接见。我深信这次谈话我给周扬同志留下好印象。”“周扬同志的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他见我十分瘦弱，便问我有没有肺部疾患。他最后还皱着眉头问我：‘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提出俄国十月革命后成就没有十月革命前的文学成就大，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回答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研究，需要掌握充分的资料，随随便便一说，是没有根据的。’周扬闻之大喜。”“我相信，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决心要一直帮助我了。”① 　　“反右”斗争开始后，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冯雪峰，还特别请王蒙参加。我想他不会受什么批判，后来听说有人要划他“右派”。韦君宜在《思痛录》里这样写道：“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 　　从1957年6、7月间到年底，反右斗争在作协可以说取得了“鱼”的大丰收。丁玲、冯雪峰、艾青等，这些自然是大“鱼”，不管上钩不上钩，都要捕获的。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也随即停办。此外，也还有一批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界的大“鱼”，因参加作协或《文艺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或发言或写文章或接受采访而被“钓”上来。这些人中较著名的有黄药眠、钟敬文等教授，翻译家张友松，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杂文家、评论家舒芜。而在《文艺报》上点名或批判的全国文艺界知名人士，粗粗列举一下，则有施蛰存、徐仲年、许杰、徐中玉、穆木天、程千帆、陆侃如等教授，评论家陈涌、李蕤、鲍昌，翻译家黄源、冯亦代，浙江文联主席、学者宋云彬，杂文家曾彦修，诗人、作家公刘、王希坚、唐湜、柳溪、张明权、刘绍棠、孙大雨、苏金伞、流沙河、李白凤、汪馥泉、蒋锡金、刘盛亚、石天河，漫画家沈同衡、李滨声，相声作家何迟，美术家江丰、徐燕荪、王雪涛，戏剧界人士吴祖光、杜高、汪明，电影界著名导演、演员吴永刚、石挥、吕班、郭维、沙蒙。 　　1958年夏天补划的右派有秦兆阳、黎辛(原作协党总支书记，从湖北省文化局长的岗位上揪回来补划)、诗人公木(从吉林长春请回来补划)。其实诗人公木向来革命性强，在1957年夏、秋季，发表了不少批判右派的诗歌和文章，尽管这样仍然因其参加了丁玲、陈企霞专案组工作时“企图为丁、陈翻案”而将其补划为右派。 　　1958年夏天，在“反右补课”运动中，对中宣部机关党委的几个领导人进行批判。把党委参加所做的对丁、陈问题的调查、建议都作为对他们的包庇，为他们翻案。对四位书记、副书记也定为“反党集团”，两人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两人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李之琏、张海等人本来是按照中宣部党组的部署，实事求是地调查了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周扬便对他们怀恨在心。所以在“反右补课”运动中，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将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当时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的龚育之回忆说：“中宣部的反右派斗争，开头斗的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好像他也没有过问。后来发展到反对李之琏同志等领导干部，周扬过问了。李之琏是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文联作协的党组织属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李之琏作为党委书记，受理了丁玲、陈企霞对1955年定他们为‘反党小集团’一案的申诉，采取了听取意见、客观调查的公正态度。这在丁、陈被打成大右派以后，就成了‘为丁、陈翻案’的大罪状。中宣部对李之琏的批判，先是在小会上，后来扩大参加者的范围，我们这样的一般干部都被扩大进来参加过几次。正是在这些会上，我亲见了周扬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的一面。”②如果说周扬整人，纯粹由他想整由他发难并被他亲自整垮的大概要属“丁、陈反党集团”和“李之琏反党集团”了。 　　其时被错划为“右派”的李之琏，多年后，他的内心仍非常激愤，他说：“中宣部对我们几人的处理则更难使人理解。我们的所谓‘错误’，集中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在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过程中同领导的意图不一致。用当时的话说，是‘跟不上领导’。但事实证明这种领导是错误的。那么，这样颠倒是非的整人又是为什么呢? 　　“现在，经过党中央，特别是十一属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正确决策，使过去的是非得到澄清。但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党，无论个人或组织，从中得到一些什么有益的教训来提高自己，加强对党的建设呢?这很值得深入思考。 　　“回想，当时周扬和陆定一，既接受了机关党委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对丁玲不再以‘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处理，到1957年就完全不必要对她再进行‘反击’，以后也就不会牵连更多的人在二十多年中被折磨、摧残，不能正常为国效力。这种损失是无法估计的。现在为个人恢复名誉，有一个文件就解决了，但国家这种损失怎样弥补啊! 　　“作为一个政治家，应有宽大的胸怀，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发表；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应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自己和别人的不同观点并存；作为一个领导人，应该对下级，对党的基层群众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进行认真的分析，引起重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一切事物。就是说，无论以什么身份来处理这两个‘反党集团’事件，只要按照党的原则办事，都不会形成这样反复无常这样破坏党的政策和威信的后果。 　　“但问题是这样发生了。不应该从此得到更深的启迪吗? 　　“1979年，我在中央纪委工作后，有同志送一本《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汇编(四)》，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1959年12月编印的。其中第一篇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李之琏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是1958年8月5日通过的。…… 　　“‘决定’中并没有列举我的‘错误事实’，只是引用一个附件：‘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李之琏的政治结论。’ 　　“在‘政治结论’中，对我的‘主要反动言行’的第一点是这样写的：‘反对党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阴谋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企图在全党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央搞错了的空气，以配合右派的进攻，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在‘政治结论’中，所有这些指责都是对党内正常生活的歪曲和诬蔑。作为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用谎言来向中央作报告，是有辱于自己的身份的。现在，从中央对丁玲等的彻底平反来说，就自然揭穿了这种报告的虚伪性。这里，用不着我再说明什么了。…… 　　“从以上摘引的‘政治结论’有关丁、陈问题对我的指控，都是颠倒是非的谎言，它把在党内正常的场合，按照党的政策原则发表的正确意见和正确的做法，都作为‘反动言行’来给人定罪，这就使主持人自己站在了党的政策的对立面。在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党的任何领导人；被审查的党员，对组织的结论有不同意见，可以向党写声明，可以提出申诉等等党内生活的常识性的原则，对周扬等主持人来说，不应该是陌生的；而以‘整风领导小组’的名义作出这样颠倒是非的报告，这本身就是对党的整风运动的亵渎。这也可以看出主持人的用意和目的了。在处理丁、陈问题过程中，所有重要决定都是部领导作出的，机关党委只是作为领导的指示来执行。中宣部整风领导小组在向中央报告我们的错误时，尽用谎言代替事实，这又是为什么呢?由于这些情况都有大量的文件可查，因此，1978年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复查时，找出原始材料一看，事实很清楚，就彻底否定了1958年中宣部对我们的错误处理。但作为当时的主持人周扬，这是出于无知还是幼稚?还是有什么别的想法?这只有他自己才能解释清楚。”③ 　　另外一位当事人黎辛也认为，当时他们受托重新查对丁、陈反党集团问题，是部长办公会议决定的，由张际春为首的三人调查小组进行的，主要是作协同志具体做的。而最后起草否定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是邵荃麟、郭小川执笔，在周扬副部长处定稿的。在作协整风动员大会上，宣布摘掉丁、陈反党集团的帽子，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事前都不知之。怎么能把这些不是他们做的，甚至与他们无关的事情，强加在他们身上，变成“以阴谋手段推翻”中央的批示呢?④ 　　乘着“反右”的东风，1958年1月，《文艺报》发表《再批判》。这个特辑是张光年等经手的。周扬找到张光年、陈笑雨、侯金镜，说毛主席要发表对丁玲等人的再批判，需要组织批判文章。张光年清楚地记得：“按语是我写的。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得很细致，大部分都改了，题目也改了。原来是《关于……再批判》，毛主席把前面删去，只留下再批判三个字。这个按语不好写，我措辞谨慎、拘谨，毛主席全改了。他批评我们：‘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人，文也不足。’”⑤ 　　二 　　1958年，神州大地上演“大跃进”，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难忘的。 　　放眼看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经历了重大曲折，但是对未来还充满着信心。苏联卫星上天，美国卫星落地。当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苏联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15年超过美国。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怎能落后，要迎头赶上。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毛泽东要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要超英、赶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他密切注意着来自各条战线上的消息。当他读到河南省封丘县委介绍应举社的报告时，欣喜地执笔写了充满激情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引用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毛泽东在送给有关同志传阅这篇文章的批语中还特别提出：“十年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有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的口号’仍不变。” 　　现在回过头来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想法和做法。 　　当时我们热情地投入了这场“大跃进”。多年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怎能不欢欣鼓舞! 　　邵荃麟当时就兴奋地说：“没有想到我这个年纪还能赶上共产主义!”一些年轻人更是认为可以为共产主义大干一场了。 　　《红旗歌谣》就是“大跃进”的产物。 　　1958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共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本来计划用15年到20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结果三四年时间就突击完成了。1958年，毛泽东到农村视察，有人提出要办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很快就通过了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当年除了“超英赶美”，还提出在工业战线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增产节约”和“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口号。全国上下，很快就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热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立刻成为举国飘扬的三面红旗。在这种“大跃进”的背景下，文艺创作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民歌”。 　　其中代表性作品，如《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社是山中一株梅》： 　　我是喜鹊天上飞， 　　社是山中一株梅， 　　喜鹊落在梅树上， 　　石磙打来也不飞。 　　这些诗最初究竟是工农诗人所作，还是“劳动人民自由创作”，不得而知。但它的民歌形式和新的生活内容，却被文艺界视为了“新民歌”，成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 　　当年4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编了《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同时又编了《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毛泽东批注：其中有咏曹操的一首，不关四川，放在咏刘备一首之后，放在明诗前作为总题，单印。不与唐诗混)。这些诗词印发后，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10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几次谈到民歌。他认为新诗的出路是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他在讲话中引用民歌，“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么，我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么，我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妄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脱离，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 　　周扬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在这次会上作了题为《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发言后面附了100多首民歌。在这个发言中发挥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位老同志记得周扬在准备这个发言稿时，拿出了笔记，又看了毛泽东的原话。他说，原话是革命浪漫主义放在前面，还是把革命现实主义放在前面吧，这样习惯些。⑥ 　　新民歌创作最初有很大的自发性，也不失想象的大胆与奇特。后来，随着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不合时宜的大办食堂和“放卫星”的浮夸风，文艺界有人提出也要放文艺卫星。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不失时机地提出“人人写诗，人人作画”，号称：“中国人多英雄多，一人一铲就成河。中国人多好汉多，一人一镐把山挪。中国人多画家多，一人一笔新山河。中国人多诗人多，一人一首比星多。”“放卫星”使文艺创作很快变成了一种行政行为。一些地方搞起了所谓万首诗乡、万首诗兵营、万首诗学校，提出县县出李白，乡乡出鲁迅。一些基层领导强制性命令某车间、某生产队一夜之间要写出多少多少诗，写不出来，不能睡觉，不能吃饭，搞得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为完成写诗的政治任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抄我一句，我抄你一首，使民歌创作成了运动群众的蠢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敢问河西英雄汉，小麦何时上五千”、“一个萝卜有多重，十个后生抬不动，用刀砍回一半来，足够全村吃三顿”这样的诗，不知编了多少。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受毛泽东之命，周扬偕同郭沫若领衔合编《红旗歌谣》，算是新民歌运动最权威的版本。书中附有黄胄、古元、米谷、力群、张光宇、王叔晖、夏同光、赵瑞春、袁运甫、周令钊、苗地等11位著名画家的24幅精美插图，张仃装帧设计，以“红旗杂志社”名义出版，这好像是这个出版社“文革”前出的唯一的一本书。 　　《红旗歌谣》的《编者的话》说：“大跃进中产生的民歌是美不胜收的，我们以精选为原则。我们的标准是：既要有新颖的思想内容，又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我们看到很多的新民歌思想超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音调和谐，形式活泼；它们是现实主义，又是浪漫主义的。我们带着无限的喜悦心情把这些民歌选在本集里。”⑦比起“大跃进”时代各地制造的浩如烟海的“新民歌”，《红旗歌谣》编选的民歌，格调比较健康、清新。无论怎么歌颂，总还是“浪漫地”夸张，人为地违背自然常识的胡吹乱造。想象力“最丰富”的也不过是：“玉米稻子密又密，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还算不上浮夸风中之登峰造极。 　　三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在“大跃进”的旗号下，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席卷全国，文化艺术也不例外。 　　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革命的发言，描述了几年后，经过文化革命，我国将出现“大农村办大学，人人知书识理，个个有高科学文化，都能读《资本论》。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墙报、画报，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因为毛泽东在讲话中讲到聂耳)，都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薄一波回忆说：“他这个发言太离奇了、太令人‘陶醉’了。他当时讲得绘声绘色，其神其态，至今还能记得。这样脱离现实的空想，对当时已经发生了和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发言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 　　应和着工农业方面的各种“大办”，如大办水利，大炼钢铁，大办教育等，文化艺术方面的有些领导提出“大搞文艺普及”。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全民闹写作，生产猛跃进”，“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中心要啥，文化工作搞啥”。把文化艺术普及得厚厚一层再提高。有的报上提出“托尔斯泰没有用”。 　　对以上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有不同意见，又不便于公开正面提出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召集了一次在京文艺领导和专家的座谈会，以如何建设共产主义文艺为题展开讨论。会上印发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文艺》、《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的情况》、《毛泽东同志论普及与提高》等材料。 　　会上周扬在肯定了当时文艺方面出现的新事物，如新民歌、工厂史、公社史、革命回忆录等，同时提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请大家讨论。邵荃麟、曹禺、周立波、卞之琳、赵树理、陈白尘、蔡仪、袁水拍、楼适夷、吴伯箫、毛星、陈笑雨、葛洛、何洛、林山、王燎荧、王亚凡等发了言。 　　郑州会议以后，周恩来狠抓文教战线上的纠“左”。他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几个月前，毛泽东多次批评他在1956年反对冒进的所谓“错误”，说反冒进与右派只差50步。他也知道，宣传部的主要负责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与他有分歧。但他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积极地纠正新出现的比1956年严重得多的“急躁冒进”。 　　周扬、林默涵让文艺处整理“大跃进”中文艺方面的“左”的材料。由林默涵亲自主持，文艺处全体干部连夜整理了一份长达两万多字的材料。其中主要的是一些极左的口号、提法；各种“左”的做法；“左”带来的危害(特别是加重了群众的负担，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弄虚作假，有许多民歌是知名作家代写的)。同时把日前关于共产主义文艺座谈会上一些作家的看法也写进这个材料。 　　1959年新年，周恩来在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晚上召集陆定一、张际春、杨秀峰、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张子意、夏衍、陈克寒、刘芝明、林默涵等文教部门的负责人研究这些部门“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鼓励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要敢于讲真话。他先让林默涵汇报(文艺处整理的材料已先送周恩来)。林默涵作了系统的发言，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也讲了一些情况和问题。 　　周恩来最后作了很长的讲话。他说，文教战线的“左”的做法，影响很大。这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什么“插红旗，拔白旗”，应该马上停止。文艺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不能什么都配办，“人人写诗”，我就不会写诗。…… 　　在周恩来、陈毅的支持下，周扬、林默涵积极地抓纠“左”，想从路线、文艺方针、政策、理论、文艺思想、队伍、组织等各个方面加以整顿。准备开一个会，写一篇国庆十周年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订一个若干条的文件。这个时期，周扬显得雄心勃勃。1958年5月，在八大二次会上，毛泽东称赞了他的《大辩论》。他又作了题为《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并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受到好评。随后，他南下上海，与周而复写了歌颂“大跃进”的报告《向常熟人民致敬》。同年8月，周扬在河北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作了以《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为题的报告。同年12月，周扬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报告。他去作报告时，学生们敲锣打鼓欢迎。休息时，学生们“啦啦队”拉他作诗，他不作，啦啦队不断地叫喊。他和林默涵是极不赞成“人人会作诗”这个口号的。他几次开口讲话都被学生的喊声打断。主持会的同志再三解释，才算平息了。 　　周扬这次讲话，是他同邵荃麟、张光年、林默涵组织的教授小组，他讲第一课。讲话前他做了充分准备。共分序言；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普及与提高；传统和革新(东方与西方文化)；文艺批评等五大部分。他认为马、恩、列、斯没有留下系统的美学著作。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改变马克思主义美学薄弱的状况。从这一前提出发发挥他一系列的看法。 　　1959年2月，在作协召开的创作座谈会上，周扬反复讲了“东方文艺复兴”。他对日本朋友称赞他这个提法感兴趣，颇为自喜。他多次表露了对一些创立学派的理论家的崇敬。他说，我最佩服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莱辛、席勒和狄德罗。有位中央负责同志诙谐地说：“周扬同志想当百科全书派。”江青则挖苦他“言必谈‘斯基’”。他对当时西方一些学派也很注意，让中宣部文艺处的黎之帮他查过萨特的材料，还提到过苏联正在讨论的“异化”问题。看来，他真的相信毛泽东在他那篇《大辩论》中加的那段话，经过反右“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他可以放开手来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而大干一番了。姚文元说周扬这个时期“自以为自己的势力更大了，政治资本更多了”，“可以更加放肆了”，大概就是指这些吧。 　　1959年6月下旬，周扬同林默涵、钱俊瑞、邵荃麟、刘白羽、陈荒煤、何其芳、张光年、刘芝明到北戴河“务虚”，研究准备下半年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和拟定改进文艺工作的初步方案。周扬、林默涵提出了几点初步设想，也就是后来“文艺十条”的雏形。周扬、林默涵同钱俊瑞、刘芝明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不尽一致。钱俊瑞主张先吃饱后吃好。普及不是一层薄冰，要有厚厚的基础才能提高。周扬则说，不能生活上瓜菜代，文艺上也瓜菜代。⑧ 　　从1959年1月开始，中宣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由陆定一、胡乔木、周扬多次召开会议检查文化工作和学术批判中“左”的问题。文化部党组也开会检查工作。 　　为了筹备1959年下半年纠“左”的文化工作会议，周扬提出找几个人到天津住下来，一面做资料准备，一面“务虚”，做些思想准备。同时想在国庆期间写篇十年文化工作总结性的文章。林默涵、葛洛、黎之就在其中。 　　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后，8月29日，文联召开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除了周扬，还有郭沫若、老舍、叶圣陶、邵荃麟、田汉、梅兰芳、阳翰笙、吕骥、马思聪、谢冰心、吴作人、李六如、艾芜、杨朔、康濯、陈冰夷、蔡若虹、刘开渠、邵宇、关山月、陈其通、焦菊隐、刁光覃、李少春、吴晓邦、李德伦、刘淑芳、陶钝、侯宝林等100多人。 　　会议是在文联小礼堂举行。周扬根据“公报”精神传达了八中全会的简况，没有点彭德怀等人的名字。只说：毛主席还健在，就有人反对毛主席。这次会议以后并未像反右时那样闻风而动，很快的展开批判运动。文艺界正忙于为建国十周年做准备。 　　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原拟以纠“左”，制定改进文化工作方针条例，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中心的文化工作会议，如何开法，周扬、林默涵颇费踌躇。上半年一直在纠“左”，并想以纠“左”为主题，是不可能了。 　　这次会议人数拟500人左右。省委管文教的书记、宣传部长、文化局长，有代表性的作家艺术家。会议定为12月8日开始。住新侨饭店。从此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每年一次“新侨会议”，会议内容翻来覆去，当时的文艺领导和文艺界代表人物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11月30日，周扬、林默涵召集少数人，落实会议筹备工作，落实具体会议的办事班子。除从中宣部各处室调部分(约20人)外，由文化部系统调10人，作协5人。 　　12月8日召开了预备会，周扬讲了会议的中心和将要讨论的问题，并传达了刚刚中央召开的文教书记会议精神。指出根据毛泽东文艺思想总结十年经验，找到一条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 　　周扬讲话后，各省市和中直各组代表对会议开法进行了讨论。代表们很兴奋，对会议期望很高。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同延安文艺座谈会同样重要。有些代表希望毛主席讲话。同时提了一些具体问题，有的要求增加人数，有的希望看文件等。 　　周扬听了各组的汇报后又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并对会议过程中的活动做了一些规定。如会议期间不准报刊约稿，不要在会议中会客等等。简报分为两种，一种小简报直送毛主席和书记处，一种印发大会。 　　周扬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团结起来，反右倾，鼓干劲，争取文艺创作的大跃进》的报告。他讲了六个问题：一、文艺工作的大跃进，大发展，大革新；二、反对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四、作家的生活和思想艺术修养；五、关于政府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六、加强党的领导。 　　周扬像个鼓动家，他作报告理直气壮，慷慨激昂，讲起话来煽动性很强。在报告结束时，他激动地号召大家以优秀的文艺创作成果迎接建国二十周年。 　　周扬讲话后，张子意作关于反右倾的报告。他讲了反右倾的形势后，联系印发的材料中一些作家、作品进行了严厉地批评，特别批评了郭小川的《望星空》。 　　散会后，黎之搭周扬的车回家。 　　周扬上车后，还未坐稳就叹一口气说：“没有想到子意同志讲这么厉害。”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看刘真、郭小川不要批评了。听说南斯拉夫作家看了《望星空》——他们译成《北京的天空》，称赞郭小川是天才诗人。” 　　不过因为材料已经印发，也不便再收回了。从前后几件事上，可以看出周扬对这突如其来的反右倾、反修正主义运动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批判的对象并非心中有底。⑨ 　　会议期间，周扬作了一次补充讲话。他说这是他思考已久的一些想法。他提出要找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老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老根，那就是19世纪资产阶级文艺。他提出要开展系统地对19世纪文艺的批判。 　　周扬着重提出要彻底批判达到高峰水平的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包括文学、音乐、绘画等，因为它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特指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联文艺)的老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老根。对马、恩、列对其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评价颇高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及作品，周扬持尤其严峻的批判态度。他说：“资产阶级文化遗产，如果只反对一部分反动的，而不清理整个的，那么，‘根’还没有解决。”“今天对我们的危险不在我们轻视而是对遗产太盲目迷信”，“特别是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从来当作不可动摇的典范，如果不破除迷信，会妨碍文艺的成长。要有一个革命”。“批判的现实主义有很大的消极方面，一方面反对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另方面，反对日益增强的无产阶级力量。这种形态的现实主义，过去并不曾、现在也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因为它只是批判，并不肯定什么，或者更坏一些，转而肯定它曾经否定的东西。” 　　周扬继续说：“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究竟有什么可供我们学习的?就世界观而论，同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托尔斯泰、斯汤达、罗曼·罗兰，同我们不能相容的，要划界线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佼佼者，看到资产阶级的没落。我们承认其历史地位，给以估价，只此而已。他们对资本主义又批判又巩固，宣传个人主义，这还不是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在技巧方面的某些成就对我们是有益的，否则，何必要遗产?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用个人主义、个人奋斗，人道主义世界观来影响青年。所以，要树立批判的旗帜，把最伟大的作家摆在无产阶级面前接受审判。”他又说：“文艺战线是政治思想战线的一个方面，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是修正主义哲学观点在文艺领域的表现。整个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但我们决不可低估了西风的影响。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代表正在鼓吹两种意识形态和平共处、互相渗透。当然，没有什么和平共处，有的只是剧烈的斗争。有些人把资产阶级文化看得很高，要向其看齐，有一种甘愿同化的倾向。我国也有这样的人，王任叔(巴人)说‘存异求同’，这实际是要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求同，把社会主义同化于资本主义体系，——危险的倾向。文艺领域修正主义思潮有相当长久的历史，胡风是最早的贩卖者，什么人性论、人道主义；鼓吹所谓‘现实主义’写真实，否定革命世界观的作用；鼓吹创作自由，否定党的领导。李何林的《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他说，作品思想性的高低决定于作品‘反映生活真实与否’。而反映生活真实与否，‘也就是它的艺术性的高低’，这是为真实而真实，好像真实就是一切。这种片面的强调就是排斥文学艺术的党性、倾向性。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历史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国家提倡抽象的人道主义，锋芒是反社会主义；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口号宣传阶级合作、和平主义、改良主义，反对革命斗争、革命战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宣传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危险性就大了。对其进行斗争仍然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和平主义、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反对一切战争，主题放在战争残酷和个人幸福不可调和的矛盾上；所以我说，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政治上的和平主义，思想上的人道主义，艺术上的自然主义。还有的作品描写战争残酷场面，散布悲观主义、感伤主义，丧失革命气概、革命理想，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是一个例子。” 　　周扬以他对西方文学的崇拜、爱好和较多的知识，“反戈一击”，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等理论上进行了批判。他还特别谈到毛主席很赞成这个批判。他这个讲话也就更加引起代表们的兴趣。不过总算还好，周扬对人道主义，没有一根筋儿地反到底。在20世纪80年代，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后话。 　　为了贯彻批判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品，周扬找了邵荃麟、张光年、何其芳、冯至、姜椿芳、叶以群、孔罗荪等文艺领导和专家专门研究。周扬提出给中央写个专题报告，同时整理两个资料：一是苏联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看法的演变；另外一个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述的演变。 　　①《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19页。 　　②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19～220页。 　　③李之琏：《从冤狱到平反》，《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 　　④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 　　⑤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66页。 　　⑥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39～140页。 　　⑦郭沫若、周扬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9月版，第2页。 　　⑧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0～158页。 　　⑨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60～190页。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