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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科文并举

罗银胜

一 　　众所周知，在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纠正工作指导上“左”的错误，党中央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总方针，并在农业、工业、科技、教育等领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制定了具体工作条例，落实党的政策，逐步扭转了困难局面。与政治、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在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1961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督促下，中宣部和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提出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为“文艺八条”，1962年4月中央正式批发)。中央还在北京、广州等地多次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在著名的广州会议上，周总理亲自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副总理在会上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中央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申贯彻双百方针，要求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界限，严格区别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强调发扬艺术民主，开展自由讨论，促进创作繁荣。这一切，使文艺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出现了有利于活跃繁荣的积极变化，备受风雨摧残的文苑重现生机，文艺工作者沉重压抑的心情一时为之舒畅。同时在科学技术界也出现了一种比较民主、活跃、宽松的大的环境氛围。 　　就在这瞬息万变的面前，周扬开始向中央写了关于召开第三次文代会的请示报告。中央书记处同意开会。周扬等人提出未撤销理事职务的“右派分子”(约20人)是否参加大会。书记处意见是应通知他们参加，有的代表人物仍可选为下届理事。同时邓小平还谈了关于“右派分子”的译、著出版问题。他说：只要不是讲马列主义的，不是讲政策的，不是讲思想修养的，其他东西仍可以出版。 　　根据书记处的意见，周扬组织人起草他的大会报告。他先找了几个文艺界的领导同志(记得有邵荃麟、刘白羽、何其芳、林默涵、袁水拍等)，详细讲了他要讲的内容。一、前言部分，这部分他一再强调要加强政治性，不要只局限文艺。这部分的内容是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反帝、反修；二、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四、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部分春天在天津时张光年曾写过一稿，由周扬修改，印出征求意见稿)；五、驳资产阶级人性论；六、遗产的批判和继承。重点放在对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点了卢卡奇的名(五、六两部分在文化工作会议后，由文学所的同志提供过一份草稿)；七、结束语。黎之把他的讲话整理了一下，在整理过程中，他特别提醒要把大家提的好的意见整理进去，还具体提到几个人的某些意见。中宣部文艺处的同志们又分别协助搜集材料和查阅有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同时找所谓“反面材料”。这方面的工作文学研究所、《文艺报》、《世界文学》等单位给了很大的帮助，个别国外材料还请大使馆的同志们提供。 　　初稿经过多次修改，最后由周扬、林默涵、袁水拍到北戴河定稿。所以到那里去定稿，一是为了集中精力，还有利用这个机会改善一下生活的意思。在起草和修改的过程中，周扬颇费苦心。他多次感叹：写东西真不容易。从思想到文字有这么大的距离。由于在文字风格上的不同，往往由于一句话，他和林默涵改来改去。前言部分是袁水拍起草的，文中引用古巴诗人“古巴人民!学会这句英文，为高呼：滚回去，美国人”这几句诗是袁水拍从英文直接译出的。在谈到国内大好形势时周扬加了一句中国“以雄伟的革命姿态，青春焕发地站立在世界上”。林默涵几次删去，周扬又几次恢复。报告中在“驳资产阶级人性论”一节中点名批判了不久前他还认为不必批判的巴人。 　　周扬的报告经反复修改写成后，送毛泽东审阅。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开会，读后立即给周扬回信： 　　周扬同志： 　　文件(指周的报告)看过，写得很好。驳人性论及继承遗产两部分特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前两部分和后一部分较弱，能改写一次，使与中间两部分相称，也是势如破竹，神气活现，那就更好。只有几天时间了，是否改得来，有一个办法，会期推到二十五日，如何?请酌定，今日下午我想和我(你)谈一次。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上午四时 　　另，有些小的地方，我给你作了一点修改。 　　对我的诗词那一段颂扬，不适当，请删掉。① 　　周扬应约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建议删去谈“二革”部分中关于他的诗词的论述。周扬根据毛主席的意思做了删改。但因时间关系，未能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做大的修改，使其“神气活现”。当时他在转述信的内容时还笑着说，毛主席把“我想和你谈一次”写成“我想和我谈一次”了。 　　大会开幕前中央书记处又开会讨论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的祝词。周扬报告原题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后来改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表示我们只是总结我国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的，以免兄弟党发生误会。 　　周扬的报告指出： 　　自从第一次和第二次文代大会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就，也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正确道路。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我们的经验，阐明我们的文学艺术是怎样发展过来的；阐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应当沿着什么方向、什么道路前进才是正确的，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本身的发展；阐明在我国文艺界，无产阶级的路线和资产阶级的路线之间，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之间，是怎样进行着尖锐的斗争的。这些就是我们这次大会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自从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一直成为我国革命文艺工作者所拥护、所遵循而为之奋斗的坚定不移的方向。我们在文艺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的胜利，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胜利。 　　在我国，工农劳动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推翻了压迫者、剥削者，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那些过去靠剥削为生的寄生阶级的人们也正在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前的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经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道路，都变成了集体农民、集体手工业者了。文学艺术不为工农劳动人民及其知识分子服务，又为谁服务呢?莫非还要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去服务吗?不表现劳动人民，试问今天还有谁更值得我们去表现呢?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给文学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使作家、艺术家找到了新的主题、新的表现对象和新的服务对象。这是人类文艺发展的方向，是文学艺术的伟大革命。 　　为工农兵服务，在今天就是要为千百万群众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党的总路线服务，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明天服务，就是要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崇高事业服务；就是要表现我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树立的丰功伟绩，表现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崇高品质；就是要配合群众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彻底打破少数敌人对于文艺的垄断，使文艺为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所接受和运用。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方向，它同资产阶级的文艺方向针锋相对。因此它遭到了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的敌视和痛恨。胡风说它是“一把刀子”；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诅咒它是对于作家的“迫害”。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是仇视工人阶级，仇视革命的。而在资产阶级文人的眼中，文艺只是少数“上等人”的专利品，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在他们看来，文艺只应该歌颂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化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宣传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低级趣味。他们是“文艺贵族”，他们怎么愿意表现工农群众，怎么愿意为工农群众服务呢?因此，要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就不能不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经过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思想的批判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到1957年又进行了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及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接着，进行了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文艺战线上的这一系列斗争，正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如果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开国以后在文艺领域内向资产阶级思想开火的第一炮，那么，反对文艺界右派分子的就是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一次具有决定斗争意义的战斗。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总是企图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和美学观来改造我们的文艺，企图把我们的文艺拉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为了替社会主义文艺的前进扫清道路，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规律。经过这些斗争，我们的文学艺术不是像一些反动文人所断言的那样“衰萎”了，而是更加健壮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国文艺正沿着社会主义轨道飞跃前进。 　　周扬还强调： 　　我在上面叙述了我们的文艺方向、文艺道路和文艺方法，在所有这一系列问题上，我们和修正主义者之间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这归根到底就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分歧。 　　文学艺术战线是整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方面；在文艺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思想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在文艺上的表现。目前修正主义者正在拼命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等谬论，来调和阶级对立，否定阶级斗争和革命，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以达到他们保护资本主义旧世界和破坏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人性论”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他们以抽象的共同人性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以人性或“人道主义”来作为道德和艺术的标准，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反动思潮对于人民和人民的文艺已经发生了极有害的影响。 　　修正主义者特别利用文艺来鼓吹人性论和他们的所谓“人道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艺家声称：“艺术就是人道主义”，艺术应当表现“人类永恒的感情”，描写“一般人性”。当然，这种理论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老牌修正主义理论家卢卡契早就认为人道的理想和原则是评价艺术的“绝对标志”，而所谓人道的理想或原则也就是“普遍人性”。胡风是在我国最早贩卖卢卡契这一套理论的，他说“社会主义精神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也就是“仁爱的胸怀”。冯雪峰也说人的根本要求，就是“广大人类的友爱”。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巴人又搬出了这一套陈旧的武器来攻击社会主义文艺，说革命的文艺缺乏“人情味”，原因就是没有表现“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也就是“缺乏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中外修正主义者原来是一鼻孔出气的。 　　我们应当怎样来理解人道主义呢?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超时代、超阶级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在阶级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总是具有一定的时代的阶级的内容。我们必须区别什么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管它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归根结底是有利于延长剥削制度；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是要把人类最后地从一切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我们是主张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同时，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进步作用给以充分的正确的估价。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当时的人道主义者和后来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们，提倡“人道”以反对“神道”，提倡“人权”以反对“君权”，提倡“个性解放”以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及其一切残余。这种思潮在历史上确实起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产生了不少灿烂的作品。但是，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要求的，毕竟不过是建立一个“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所谓人权，只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所谓个性，只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性。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看作是为了建立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制度的斗争，那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幻想罢了。到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口号，和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一样，就完全丧失了最初的反封建的光芒，而变成用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以欺骗工人阶级和麻痹劳动人民的谎言了。 　　大会闭幕前夕，8月14日，周扬召集参加大会的部分党员代表和各地负责人在人大会堂河北厅开会。这次会上，他讲了一通与大会报告调子不同的话。他在讲了一些大会开得好，中央如何重视，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艺的道路等以后，把话题转到注意防“左”，防止简单、粗暴。他说：“好经验不要宣传过分，宣传毛主席思想不能庸俗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搬教条，现在到了新时期，新事物层出不穷，应该有新发展。不要把什么都提高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上来。”“我的报告中讲了反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但千万不要反过来，主张惨无人道，不要和平，不要民主。不要把和平、民主、人道的旗子丢掉。我们反对‘人类之爱’，难道主张人类之恨吗?”“我们宣传共产主义不要简单化，共产主义教育应该包括道德、知识、美的教育。思想知识——真，道德——善，美——美感。不能把人变得简单、愚蠢、狭隘。要使人有丰富的知识，崇高的道德，很高的审美能力。”“艺术毕竟是艺术。中外古典文艺遗产，是前人劳动的结晶，情感的结晶，创作技巧是思想艺术的结晶，我们要批判地继承。18、19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首先要‘拿来主义’，出版、学习、研究这才能真正地批判。”“大家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熟悉古代的写古代，熟悉现代的写现代，不能强求一律。群众创作，不要以为都好。我们反对个人主义，但要有尖端人才，尖端的作品。应该承认，有些国家文艺上水平比我们高。要鼓励创作，提倡题材、风格、形式、体裁的多样化。毛主席不是提倡标新立异吗!” 　　周扬这番讲话当然也是一般的道理，没有什么创见，但是在他刚刚作了主题为反修批资的报告大批“人道主义”之后，把重点又转到纠“左”，当时引起我特别注意。我想这些话为什么没有在他的主题报告中充分发挥一番呢? 　　这次大会历时23天，于8月23日闭幕。在选出的文联和各协理事中保留了冯雪峰、丁玲、舒群、黄药眠、黄源等“右派”，以示“团结大多数”。这些被“团结”者以后的遭遇则是人所共知的。 　　会后用文联党组、作协党组名义向中央作了题为《关于文代大会和今后工作》的报告。报告中在肯定大会成绩后提出大会存在的缺点是“在选举和商定特邀代表时，未注意到让一些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参加大会”。“少数发言表现了简单化和片面性倾向。”这些缺点大会结束前召集的党员负责干部会上进行了讨论和批评。 　　报告中关于今后的工作是：“一、继续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长期的艰巨的斗争。文艺战线上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必须密切结合当前的政治形势。二、发展创作，加强艺术实践。三、开展理论批评工作。四、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遗产。五、加强对外工作。六、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当时《毛泽东选集》第4卷即将出版，所以报告中特别提到“4卷”的学习。这个报告经周扬、林默涵等人修改后报送中央。 　　1960年11月14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文教部门负责人讨论《关于文教工作计划问题的指示》。会上，周恩来重新谈了他在两年前(即1958年12月28日)关于文教工作中纠“左”的意见。他上次讲话的内容前面已简要做了介绍。只是对他1959年5月3日讲的《关于文化艺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没人理睬，表示了不太高兴。他说：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为什么“打入冷宫”。 　　周扬、林默涵等人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参阅了《科研十四条》草稿后，同一些同志交换意见，想重新提出在前年上半年拟定起草的一个条例，开一个会，向中央写一个报告的“三一”计划。准备工作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召集一系列的调查会；二是准备各方面的材料。调查会是分各个门类，文、音、美、剧等，和不同层次，领导、专家等。有时周、林主持，有时袁水拍、苏一平主持。同时文化部、文联及各协会也分别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调查。其实由于总的极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各方面的恶果是很明显的，不难调查。 　　资料的准备工作量较大，除中宣部文艺处的同志外又请各协、文化部门研究室、刊物编辑部协助。编辑的重点是关于文学艺术的规律、创作、理论和领导方式等。马、恩、列、斯、毛论知识分子和艺术规律，中外古典文论中关于艺术规律论述。苏联建国后一系列关于文艺的指示、决议，以及有关的材料，分门别类摘要编印。 　　20世纪60年代初期，周扬积极关心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大出版工程，那就是《辞海》的修订工作。我曾经听文化老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前社长丁景唐先生说过，1961年，他受《辞海》编辑部的委托，先后三次去广州和北京拜访周扬。期间，周扬向丁景唐详谈了对修订《辞海》的宝贵意见。其后，中宣部还组织了专门的座谈会。 　　二 　　于光远同志曾经特别提到： 　　反右派斗争开始，运动不断：1958年反右补课，1959、1960年反右倾机会主义，七次人大会后才有了一个短时期的比较宽松一点的空气，这时候聂总搞“科学技术十四条”，我参加了这个工作。此外工业有个二十条，教育也有个多少条，这些我都没有参加。文艺先是有个十几条，后来成了八条，我知道这是在周扬主持下搞的。我看过，只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我认为对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是非功过，不仅要研究1954—1957年的表现，还要研究60年代他的表现，尤其是他主持起草的文艺八条。应把这八条的内容，和柯庆施、张春桥，也许还有江青等反对八条的活动联在一起研究。由于我不是文艺界人，“文革”前对文艺太不关心了，所以不大了解，没有资格写中国文艺工作、文艺思想的事情，可是我真希望有人研究一下，这对我了解周扬也会有很大的帮助。② 　　1960年“八字方针”提出后，紧张的形势开始松动。在这一转折时期，周扬比以往更多地关心了科学工作。这个时期，他对科学家在政治上的要求，对研究机构不应停止研究工作专门搞政治运动，对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百家争鸣等问题都公开发表了意见和进行了一定的干预。 　　1960年12月，周扬出差去湖南，其间曾为解决湖南省一些高等院校有声势地批判摩尔根遗传学的问题，专门同湖南省委宣传、文教部门的领导同志谈了话，指出这种批判错误所在，要他们予以改正，从而制止了这类批判的继续进行。 　　1961年初，周扬从湖南到上海，当时中宣部科学处的有关同志正在上海了解学术界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有关情况，他们因周扬的要求而继续留在上海工作。这些同志向周扬汇报在上海所了解的情况，重点准备了中国科学院在上海地区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不久前召开的“神仙会”上，针对自然科学工作中的问题，所讲的许多尖锐而又中肯的意见。周扬十分认真地听取了“神仙会”的内容，并要求写成书面材料，由他亲自转交主持上海市工作的负责同志。当时有关“神仙会”的书面简报已受到中国科学院领导的重视，并在北京召开了类似会议，认真听取意见，以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这就是形成后来被誉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文件的酝酿时期，周扬对自然科学工作十分关心，在思想上同领导自然科学工作的同志们是相通的。 　　1961年3、4月间，周扬在中宣部孑民堂召开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各研究所领导干部会议。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几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冲击业务工作，许多研究所都采取了停止业务工作，专心搞运动的做法，使研究工作陷于停顿。 　　周扬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地说：政治运动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当干扰正常的研究工作。我们的许多工厂也搞运动，但是绝不允许停止生产专门搞运动，因为工厂的任务是要生产出产品来。研究所同样也有任务，就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生产出研究成果和科学著作，同时也培养出一批研究人才。这些任务同样不能因为政治运动而停顿。周扬的这段话虽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各研究所讲的，同样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所。此后就被概括为“研究所的任务为出成果出人才”，最先在《科学十四条》中采用，并且一直延用至今。 　　1961年4月，全国科协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周扬应当时科协党组书记范长江之请，到会讲话。讲话前，周扬不但听了科协的汇报，科学处的于光远、林涧青和李佩珊也专门向他汇报了情况，这些情况包括自然科学界违反“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科学家在一系列运动之后存在的思想顾虑和抑郁对科学发展不利的心情。 　　4月13日上午在北京饭店六楼会议室，周扬作了近三小时的报告，报告对前一段的运动做了肯定和解释，同时针对时弊，讲了他自己的看法，下面就列举一些报告中的观点。 　　周扬首先明确提出党对科学家在学术上和在政治上的要求。他说，我们“要求科学家生产更多更好的科学研究成果，有更多的创造发明，正如要求工人生产工业产品，要求农民生产粮食，生产各种经济作物，要求文学家生产文艺作品，要求社会科学家生产出理论著作一样”。针对对科学家的政治要求，周扬说：“爱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这是最基本的。当然拥护党并不是不向党提意见。党内党外的科学家都可以向党提意见……这并不是反党而是爱党。”他还说，“政治是统帅一切，而不是代替一切，政治运动如果过多地侵占业务，越过了界限，就不行了，科学家就不成其为科学家了。”因此，他提出，“对红要有标准，主要看政治立场。世界观是长期改造的问题，不是划分红白的标准”。他不赞成“把学生去图书馆看书也说成是白专道路”。他还批判了认为自然科学家如果不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看法。他说：“十一年来许多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做了许多工作，难道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医生医好了许多人，难道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搞得那么狭隘!” 　　周扬对过去几年空谈政治而影响许多业务工作十分不满。他认为，“只搞抽象理论是红不了的。搞不好，马列主义也会搞成教条主义，甚至毛泽东思想也会搞成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不研究现状，不注意马列主义的应用，社会科学家不作社会调查，自然科学家不搞实验室的工作，怎么培养出我们所需要的科学队伍?”他还举出历史上的事例说，“孔夫子教学是讲六艺，人性与天道反而讲得少。宋、明理学才搞成专讲空话。清代颜习斋就是反对宋、明理学而提倡实学的。他斥空谈性命气理为‘浮言’。他说这种‘浮言之害，甚于焚坑’。他是这样厌恶空话，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赞成的。” 　　针对把许多科学研究工作都列为“资产阶级的理论脱离实际”来批判，周扬提出“反对狭隘的为生产服务的观点”，认为“它这样做的结果对发展生产反而不利”，主张“科学研究一要配合当前工农业生产，二要配合国防尖端，三要打基础，搞基础理论。这三方面忽略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对的”。 　　针对科学研究都要搞群众运动的片面性，他提出应当允许科学家“有个人研究的自由”，“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在国家计划之外的和国家计划配合的一些研究课题……应当鼓励科学家在这方面的个人研究。二、要提倡科学家重视群众的成果，和群众结合，但不等于每个科学家都非和群众一起研究不可。科学家可以个人进行研究，研究应以个人研究为基础”。他概括地说，“提倡集体，不能忽视个性。”针对大学中提倡学生参加编写教材的做法，他说，“编教科书应该是教师的任务。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作为训练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手段。如果教科书都由学生来编，还要教师干什么呢?” 　　关于“百家争鸣”方针，他讲了自己的见解：“百家争鸣主要是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提高科学水平，建立良好的学风，这才是我们的目的。若是认为争鸣的目的在于让毒草放出来，则大大违背了百家争鸣本来的意思。” 　　他提出，在学术讨论中“不要怕批评，讨论问题本身就包括互相批评，不能不准批评，但要允许反批评。要讲理，要有说服力。要靠分析，靠数据，靠材料，要提倡实事求是”。 　　他批评了一些错误认识。他说：“在学术批判中，有人提出‘要以实验对实验’。从科学工作来说，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有人说不对，‘要以世界观对世界观’。”他接着分析说：“学术问题不但要和政治问题相区别，也要同世界观相区别。……有一段时期，有些人把学术问题都提高到唯心主义世界观问题上去，从世界观又联系到反动的政治立场上去。……这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对学术的发展就会十分不利。” 　　他认为同技术政策有关的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不仅是技术政策，就是一般政策也是可以讨论的”，并举例说“农业八字宪法”、“教学改革”等“都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是非常需要讨论的”。他认为“对党的政策提意见是对社会主义、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他鼓励科学家“要坚持革命精神，又要坚持科学态度。我们希望科学家对科学问题不要轻易让步，要提倡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革命性是建筑在科学性的基础上的”。 　　针对当时评价历史上科学家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他说：“对过去的一些科学家不能查历史，甚至不能查政治态度。主要看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对人类的贡献……我们重视他们的遗产对人类的贡献。评价古人要看他在什么地方超过了前人，留给了后人一些什么，而不能要求他们做只有后人才能做到的事情。”③ 　　由于周扬这篇讲话是在这一转折时期中较早的一篇公开讲话，又结合了相当分量的实际事例，有的放矢，所以内容生动活泼，又具有说服力。当时台上台下相互呼应，打成一片。听众，特别是一些科学家，十分称赞这篇讲话。有位科学家散会时就对我说，“这个讲话非常好，解决了许多问题。不过仅仅让我们听了是不够的，应当请各单位的党委书记也来听，才能解决问题。”后来，周扬同意了中国科协的要求，把讲话整理成文字稿，由中国科协发给各省市科协学习。 　　周扬在这个时期的讲话内容由中宣部科学处传到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一些同志，实际成为1961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转的纠正自然科学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两个文件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这两个报告，一是在聂荣臻主持下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和国家科委党组共同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稿，简称《科学十四条》)；二是聂荣臻署名报送中央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周扬十分重视这两个文件，在他随后主持制定《文艺八条》文件时，曾指定起草文件的同志们参考这两个文件。 　　周扬在这个时期如此关心自然科学的原因何在?他作为中宣部的副部长几年前就分管科学处的工作，他深知科学工作的重要性，这时又了解了自然科学界正面临着一些工作上的尖锐问题，使他感到有责任来过问这方面的工作。从这时起到1965年下半年他生病时止的五年多的时间内，他确实花了相当的精力在科学方面。 　　周扬的这篇在中国科协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恐怕是他在管自然科学工作方面做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单是因为这对周扬来说是他管自然科学工作的一篇代表作，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篇讲话是在全党进行政策调整的时候讲的，是在听取了科学工作方面几年来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的情况汇报的基础上讲的，是为了纠正违反这些政策的“左”的错误而讲的，是在许多问题上讲得相当中肯的一篇讲话。当然，对“左”的错误的认识，那时还不彻底，但确实在认真地纠正一系列当时已经认识到的“左”的错误。讲话的当时和传达以后，受到科学界的极大欢迎。④ 　　1961年，中宣部召开了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和电影创作会议。在会议期间，周扬审改了由文化部拟订的《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他与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商定，作为文化部文件立即发到全国文化行政部门参照执行。 　　《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不是一般的剧院章程，而是坚持正确道路，纠正“左”的思想的一个文件，一次文艺立法的实践。这几年周扬总结解放后戏剧工作中的成绩和正面经验，认为应很好地加强剧院建设，促进戏剧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更好地贯彻党的文艺方向和双百方针，同时，也是为了纠正文化部门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头脑过热，不重视质量，单纯强调数量放“卫星”，片面强调现代题材，没有很好贯彻“百花齐放”，题材、形式、体裁和风格多样化的方针，甚至提出“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作为普遍要求；在创作上提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笔”的完全违反艺术规律的创作方法。在群众文化上，提出人人能写诗、画画、唱歌、跳舞等八个“人人”既不现实，又妨碍生产的错误口号，造成思想混乱，使工作受到损失。 　　1959年6月下旬或7月初，周扬根据周恩来同志在5月间发表的有关坚持方向，重视质量，实行两条腿走路等十条原则的讲话精神，集合了文化部钱俊瑞、夏衍、陈荒煤、陈原，以及中宣部、文联、作协的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刘白羽等同志，到北戴河开会研究改进文艺工作的方案以及如何分门别类(如艺术、电影、出版、教育等)地制定一些条例，文艺方面还要有一个总的章程(即后来的“文艺十条”)，争取经过中央批准后发下去，使中央及地方党、政及文化部门有章可循，不致左右摇摆，引起思想混乱，造成工作损失。根据当时周扬讲话精神，制定这些文件，思想要全面，既要肯定过去的正确的经验，也要纠正过去一些错误做法，主要是反“左”。周扬要求艺术局先搞一个戏剧方面的文件。其他方面以后再说。当时大家都非常同意这一做法，通过拟写章程条例，把自己思想清理一下，也很有好处。谈了七八天，各局负责人都初步拟出了一些条条。 　　起先拿出的初步想法，是想写成关于整个戏剧工作的“章程”，后来文化部和周扬同志商量，还是抓重点，改为剧院(团)工作条例，内容更集中了，也容易写了。但文件的基本精神对其他方面的工作，还是适用的，有指导意义的。这个(条例)修改了好几稿，有时还推翻重写。最后一稿是经齐燕铭修改过的。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化工作座谈会期间，周扬看了这个稿子。由于条例的大纲是经过他同意的，这次他仅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不久文化部于8月14日就把这个条例作为正式文件发下去了。 　　当时，由周扬直接主持拟订的“文艺十条”还未定稿，也在征求意见。一直到1962年广州歌剧、话剧会议后才修改定稿，改为“文艺八条”，文化部、文联提出的文件，报周恩来总理批准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各地参照执行。这个主要反“左”的文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下发。 　　对这些情况，周巍峙认为：“我想可能有人提问周扬不是很‘左’吗?怎么这两个文件主要是反‘左’?对这问题，我也想，也不是想得很透，我总的感觉是周扬在平常谈工作时是不那么‘左’的，一般能依照艺术规律谈问题，对人态度也还比较亲切，对一些‘左’的倾向和简单粗暴的作风，他是反对的，但有时这类‘左’的浪头来势很猛，很有来头，他自己不好说话，或者别人不听，他就会找到周恩来总理或陈毅同志来讲讲话，解解围。‘新侨会议’、‘广州会议’都是在‘左’的压力较大，某些地方批作品、批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时，他不得不请周总理、陈老总出来讲话了(陈毅同志一向敢讲真话、十分可亲可敬的领导同志，他在20世纪60年代讲话时，常常很有风趣但又很有深意地说：我是个‘大右派’，现在又讲话了)。这是周扬思想的一面。可他是从斗争和战争中来的，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和做法对他影响也很大。他常说‘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到一定气候，他的‘左’思想也就暴露出来。”⑤ 　　三 　　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是1960年9、10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后，书记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的委托向周扬下达了这一任务，并要周扬立下军令状，限期解决文科教材。此前在1959年年底文化工作会议向中央书记处报告时，邓小平就特别提出要好好抓高等院校教材问题。在“八字方针”提出后，中央书记处又多次讨论这个问题。据当时周扬传达，邓小平提出“先立后破，未破不立”，要编出一套好的有科学价值的文科教材。 　　当时的情况是，1959年至1961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曾经发生过严重困难。1960年8、9月间，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措施，在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政策调整。这是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重新编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周扬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1年4月主持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总结了1958年以来文科教学工作的经验，经过充分民主讨论，修订了文科7种专业(包括语文、历史、哲学、政治、政治经济学、教育、外语)和艺术7种专业(包括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的教学方案草案，并相应地订出了224门课程、297种教材编选计划。会后，立即调集力量，分别组成14个教材编选工作组。在周扬为首的文科教材办公室的领导和组织下，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扎扎实实、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了。 　　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提出和确认了一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主编负责制。所选定的主编，都是饱学之士。主编负责制的含义是，学术问题由参加写作的学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编最后拿主意，按主编的意见写。可以同一课程几种教材(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分别由几位学者任主编，以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如何总结经验，在教育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一介比较好的教学方案?这是周扬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他编选文科教材的基本出发点。周扬明确指出：“应该像工厂保证生产一样地严格保证教学。工厂里搞运动不能随便停止生产；学校里就可以随便停止教学，这不好。”⑥他认为，在学校中，教学是主，学生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进行适当的科学研究，这都是需要的，但必须以不影响正常的学习为原则，服从教学的需要。周扬主持制定的文科教学方案规定，学校以教学为主，结合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其时间分配的大体比例，劳动和科研时间加在一起不得超过学时总数的三分之一，对政治课在教学中所占的比例也规定不得超过20%。周扬的思想非常明确，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要把人类几千年来所积累的知识的精华传授给学生，就必须以教学为主。他既肯定了1958年教育革命重视实践的经验，同时对其忽视教学的偏颇也做了有力的纠正。 　　周扬针对红与专问题上的偏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对学生政治上也就是对‘红’的要求，我们提出毕业生要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愿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同时要求学生通过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努力树立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⑦在“专”的方面，“要求学生具有基本的理论知识，基本的历史知识，基本的社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特别是写作能力的训练)”⑧。周扬还针对当时“白专道路”使用过滥，以致在学生中造成不敢读书、不敢钻研学问的不正常风气，对什么是“白”也下了个界定。他说：“只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能说白。至于一个人不喜欢集体活动，不合群，脱离群众，孤高自赏，有一点个人主义，这也不能算白。”⑨在周扬看来，“红”和“白”都是政治概念，是政治立场、政治态度问题，不能无限扩大到世界观上去，甚至扩大到一切生活细节上去。既不能把有唯心主义世界观就说成一定是白，也不能把有点个人主义的学生，或者在业务上比较努力，但政治上进步较慢，还处在转变过程中的、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都指责为走“白专道路”。“白”与专并无必然联系，今后不要再用“白专道路”来批评学生。周扬既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反对空头政治，力倡政治和业务的结合和统一，不仅在当时鼓舞青年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至今仍未失去其指导意义。 　　过去，有一个时期，在文科教学中曾经有过为史料而史料的问题。1958年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在历史教学中，“以论带史”的口号流行很广，讲历史不重视史实，变成了“以论代史”。周扬认为“以论带史”，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统帅史料的角度提出问题，固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这个口号毕竟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应该是先有史，后有论，论是研究史的结果，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说：“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先有一个公式，先立下一个结论，然后再找一些史料来套，来证明。这样做法是直接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历史应当从史料出发，包括文字材料和地下发掘的材料；研究现状应当从现状出发。否则就容易鼓励一种风气，好像有几个公式，有几条规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不管这些公式这些规律是否正确。”⑩他在谈到文学史的编写时这样说：文学史要系统地科学地按时间顺序叙述文学发展过程+叙述历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探索文学发展规律。你在叙述作家作品时是有倾向的，你的倾向性要体现在客观叙述中，体现在对材料的选择、安排和叙述中。 　　周扬还针对当时对文化遗产的简单粗暴的倾向，强调指出：“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主要是介绍他在历史上的贡献何在，对古人只能看他是否说了前人所没有说的东西，是否说了同时代人所没有说的东西；不能要求他说只有后人才能说的东西。”(11)他认为对古人不能要求太苛刻。对今人要看政治态度，可以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的六条政治标准去看，凡赞成社会主义的或不反对社会主义的，那就应用艺术标准衡量选不选。对古人就不能首先着眼于他们在政治上是进步还是反动，而主要是看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看他的作品对人民有没有好处。 　　周扬主张教材要给学生一个正确的历史图画，历史教材也好，文艺创作也好，要给人以正确的知识，要使学生认识事物的矛盾，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不要给青年造成一种印象，好就是一切都好，坏就是一切都坏。在把正确的健康的东西给青年看时，又要指出什么是非正确的、非健康的东西。周扬提议，我们国家除了编自己的政治、经济、哲学教科书外，还可以加一点苏联、东欧国家及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作为教学参考资料。只要材料比较丰富，在那个国家很流行，即使观点反动，也可以出版，内部发行，供教学和研究人员参考。至于说在政治观点上没有明显反动内容的东西，只是有点唯心主义，那就更没有什么要紧了。在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设讲授唯心主义的思想学术课程，以扩大学生的眼界，增强辨别力，提高免疫力。他引用列宁的话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者对文化遗产有调查研究，他就可能在某个具体学术问题上比没有作过调查研究的唯物主义者更正确，更符合唯物主义。 　　同时，周扬认为多样性是精神生产的一个特点，学术和艺术的一个特点，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他说：“市场供应要求越多越好，精神生活也希望越丰富越好。而且将是越来越多样，不是越来越少样。……所谓贯彻‘百花齐放’，也就是满足人民多样的精神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实现学术、艺术多样化的方针。多样性的形成，有赖于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周扬说：“多样性和创造性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多样化才能发挥创造性，只有多样了，才有利于发挥创造。”(12)多样性是学术、艺术发展最根本的要求，是“双百”方针的核心问题。周扬多次明确指出，教材不定于一尊，教材适当地统一，但不绝对地统一，一门课可以有几种教材，可以由自己选用一种，有不同的见解，还可以讲自己的意见。统编文科教材中，中国哲学史就编74种，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学史各有两种。各个大学如果不愿意用统编的教材，还可以自己编选教材。 　　据资料显示，中宣部召开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之前，周扬亲自到上海、广州等地登门拜访了一些知名教授。在北京拜访的人很多，还曾在一些知名教授家里开过小会，如金岳霖、郑昕等。周扬还专程南下拜访陈寅恪先生。 　　1959年3月的一天，周扬兴冲冲地登上了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的楼梯。周扬当年的秘书露菲回忆，周扬当时只向秘书说了他的去向与目的，“是想看看陈寅恪的藏书”。据说周扬有一习惯，闲暇时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一个人出去转，不需要人陪同。 　　周扬料想不到，命运使他一开始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据陈序经回忆，他曾将周扬要来拜访的事告诉陈寅恪，谁料陈寅恪坚决不想见周扬，陈序经很为难，再三相劝下陈寅恪总算答应下来。 　　照理，周扬与陈寅恪并无什么渊源，他为何有兴趣去见一个他并不熟悉的人?三年后，康生南下广州，同样提出了要见陈寅恪的愿望。两相联系，可证陈寅恪的名字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只想“去看藏书”的周扬，自然不会看到什么珍稀的古本。陈寅恪半生流离失所，重要的图书损失惨重，栖身中山大学后所使用的书籍，大部分都是在岭南才购置的普通版本。 　　周扬三年后在一个讲话(13)中稍稍回顾了这次会面的场面，后人才有机会知道一点这次会面的内幕：“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学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都知道。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1959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为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14) 　　这只是周扬自己对历史的追述。其实似乎比周扬所说的要严重得多。据陈序经回忆，“(陈、周)两人见面后争论起来，争僵了。陈的火气很大，周部长不应再向其解释”(15)。 　　陈寅恪不愧为学术大师，其独特的气质显然征服了周扬。回到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下榻处后，周扬仍掩饰不住兴奋，向秘书叙述见到陈寅恪的情景，盛赞双目失明的老人学识渊博，能清晰地记得哪些史料在哪些典籍上。 　　陈寅恪对周扬的影响显然还不止于此。在从化温泉招待所，周扬对着广东文化界的领导人曾兴致勃勃地谈到了陈寅恪。 　　周扬这样说道：“大学文科学生集体编写教科书，这种热情是好的，但是，把老教授丢在一边，学生还没有懂。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向老教授学。就是要打倒，也要把他的一套学问学了，才能打倒。我们就是要赶快把老教授的知识全部接受过来。广东不是有个陈寅恪，他肚子里就是一部历史书，我们就要把这一历史书学过来。他也是读了一辈子书才有这样一部活历史的。”(16)这段话是当时参与了这种朋友式的谈话的人，在六年后“文革”即将爆发前的追述。时间相隔不算长，其可信性当无疑。 　　三年后，周扬又在广州面对着一群广东学界的知名知识分子再发宏论：“梁启超的著作，解放后我们还未出版过，应该挑选出版。近代人物的著作，全国都要研究，需要注解、标点、说明。康有为、梁启超、朱执信的著作，应该出版，要作整理。对活着的人的著作也应该出版，如陈寅恪、陈垣的著作，只要有学术价值的，政治上不反动，不管观点如何，可以出，印数可以少一点。书出版了，就可以研究批判。过去的学术批判实际上不是学术批判。学术批判永远是要的。” 　　“书出版了，就可以研究批判”。台前的周扬又一次显示了其对文艺、教育等领域握有生杀大权的气度。只是周扬明显忽略了一点，陈垣已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将其列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类，十分不恰当。 　　周扬在拜访冯友兰时，冯友兰也谈了前几年师生关系问题。他说：我们不是老师，是侍读。这两件事都引起周恩来、邓小平的注意。他们在讲到要尊重老专家时多次引用过。周扬还拜访过朱光潜、钱钟书等不少人。有一次专门请钱钟书到中宣部开过会。 　　从1961年开始的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的整个工作，是由周扬主持的，高教部设有专门机构，迅速从全国范围内(不限于高等学校)调集数以千计的专业人员参与其事。这可能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学术建设工程。这批教材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最初以北师大教师为主，北大、复旦、武大等校都有人参加(包括王瑶、刘绶松、刘沣溪等)，编写力量相当强，但进行一段时间后遇到一些困难，周扬指定由唐弢出任该书主编。 　　可能考虑到由文学所自己编撰的文学史任务要单纯得多，也更便于贯彻自己的意图，何其芳和唐弢最初都不愿接受这新的任命。但正在此时，周扬对文学所负责的另一部教材的提纲很不满意，相当严厉地批评了该书主编；唐弢担心自己“抗命”不从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不敢坚持己见。何其芳的折中方案(组成文学所和高教部两个写作组，由唐弢同时担任主编，分头编写两部各有侧重的文学史)，又被唐弢认为根本没有实际的可行性而作罢。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 　　周扬负责整个教材编写工作，重点抓了文学方面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更是重中之重。所以我们不妨着重看一下：正因为受到周扬等中宣部领导如此特殊的重视，有一部专门评述现代文学史编撰工作的学术史认为，“为了编好这部教材，国家投入力量之大，是迄今为止无以超越，会不会也是绝后的，也难说。只就人员而言，编写组集中了当时这一学科最有权威的学者，如唐弢、王瑶、刘绶松，又有当时还是青年人的许多优秀研究家，如严家炎、樊骏等……在国内，恐怕很难再组成第二个这样的编写组了。”(17)周扬本人对这本教材确实也抓得很紧，唐弢经常向编写组传达他的指示要求。针对庸俗化、简单化的教条主义倾向已经渗透这门学科，他强调得最多的是不要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写史就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说大不了掉进修正主义的泥坑，到时候我把你们拉上来就是了。当时，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全面铺开，意识形态领域的基调是“反修”。他的这种态度给人留下突出印象。 　　不过，没有多久，情况又有变化。1962年秋，文学史写出提纲。提纲的审稿会正好紧接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次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斗原则。参加了中央全会的周扬立即将这一精神贯彻于教材的编写工作，他在审稿会上发言的基调也因此发生相应的变化。据唐弢向我们传达：在谈到如何述评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时，周扬表示那得看史家站在什么立场和持有什么观点了。比如对岳飞、秦桧忠奸之争这一历史公案，不也可以从当时宋朝根本打不过金人这个前提立论，肯定妥协求和的秦桧倒是为了保全宋朝，而认为坚决主战的岳飞反而是个冒险主义者吗?就看你如何看、如何写了。(18)这样一来，原先置于首位的客观的历史实际不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曾经备受推崇的“春秋笔法”也被弃置一边；对史家而言，关键还在于时刻警惕自己的立场观点是否端正。真可以说是编写方针上一次180度的急转弯。 　　据说，高教部教材办公室的同志最初很担心唐弢能否忍受这么大的变化。而实际是：当时除了感到意外，唐弢和大家都没有对周扬的这一变化提出任何疑问，或者由此触发什么联想，从而影响编写工作的进行；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如何根据审稿会上的意见，将各自负责的章节尽快写出来，反而加快了工作的步伐。经过大半年时间的埋头苦干，初稿陆续完成，编写组成员也随之分批返回原单位工作。在这几个人忙于改定征求意见稿的同时，整个国家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毛泽东斥责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京剧现代戏的会演、对电影《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的批判、所谓的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存在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指责、文化部的“整风”……矛头几乎都直指周扬，众多的左翼作家(从茅盾、柔石到“四条汉子”等)也相继受到质疑和贬斥。骤然间，现代文学的历史再次卷入现实政治斗争的漩涡。这时的周扬固然自身难保，无暇顾及这本教材；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在如此紧张的政治氛围中，对这段文学历史作什么学术上的探讨了。1964年夏，上半册的征求意见稿终于赶印出来，却无人理睬而被长期束之高阁。1965年夏，尽管对“30年代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指责日益升级，感受到这种威胁，正患肺癌的周扬，叹息说这是他身上的另一处“癌症”——在随即而来的“文革”风暴中，这部书稿被说成是为20世纪30年代文艺黑线树碑立传——还没有正式出版，也没有和任何读者见面，更谈不上发生了什么影响，就被宣判为毒草了。(19) 　　张炯(20)其时大学毕业，刚进文学所，被分配到蔡仪当组长的文艺理论组，参加他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与主持文科教材的周扬有过从，他回忆说： 　　我当时担任《文学概论》编写组的编委会秘书，这不但使我有机会参加编委会的讨论，还有机会参加周扬同志主持的有全国许多学术权威参加的、先后在天津饭店和前门饭店召开的讨论会。在这些会上，我尤其得益匪浅!那时林默涵、何其芳、王朝闻、毛星、叶以群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参加这样的会议，文学学术界老一辈的郭绍虞、朱光潜、王季思、唐弢、冯至、杨晦等著名教授也参加会议。会上周扬还做了多次讲话。在场作记录的就是我。会上对《文学概论》的提纲有过多次争论。 　　周扬同志还亲自提出自己所拟的意见。1962年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由于回顾大跃进和三年困难的沉痛教训，全党都强调要总结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文艺界其时在中央宣传部领导下正制订《文艺八条》，纠正“左”的错误。所以周扬同志一再强调《文学概论》的编写要反映文学的本质规律、构成规律、发展规律、创作规律和批评欣赏规律，还强调要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多引用历史上的名家和权威的见解。他说，你们年轻人有时发表的意见也可能对，但不一定有很多学术根据。而权威的意见则可能每句话后面都有大量的知识作为根据。他的这些意见都是很正确的。四十年过去，他关于文艺理论要中国化，要反映文艺的各方面规律的见解，仍然被我国各大学的文艺理论教科书所遵循。有次他还承认胡风的观点也有可取处。如他说，胡风过去批评我们机械论。我看我们是有些机械论。还有次他说，对胡适，将来要公正地评价他，但现在不行。现在他在台湾还跟着蒋介石喊反共!就是蒋介石，将来也要给他以公正的评价。几十年之后，已没有政治利害的关系了，对人物的评价就容易客观、公正了。(21) 　　周扬同志曾被人认为一向很“左”，但在张炯的印象中，他这段时间的讲话却说明他并非任何时候都“左”，而是相当清醒，相当有历史的洞察力。有一次在前门饭店，他来得比较早，见会议室里只有张炯一个人，便聊了起来。他知道张炯参加过北大文学史的编写，就说，你们不但应该努力做个学者，还要努力做个战士!有一次，他到中央党校来看望编写组的同志，又跟年轻的同志说，你们要多读书!我们这代人因革命工作占去很多时间，就没有鲁迅、郭沫若那一代人读的书多。现在陈毅同志提出应该恢复学位制。你们应该争取做个博士。部长的位子有限，将来能当部长的人自然也不会多。但可以有许多人当博士。你们现在逢到好时候，一定要多读书! 　　从文科教材编选计划工作会议到1965年6月底止，已出版新编选教材68种165本，已完稿和已付印的有24种33本，加上正在编选的教材，共156种367本，约占计划编选教材总数的一半。其成就是辉煌的，意义是重大的，不仅解决了高校文科教学之急需，而且对高校文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2年3月广州会议，周恩来总理宣布知识分子是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知识界群情振奋，学术空气活跃起来了。借助于这种良好的环境和空气，中央通过文科教材的编选这一强有力的措施，把学术力量组织了起来，有老专家，也有新生力量；老专家也各种各样，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真可谓群贤毕集。这对进一步活跃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①毛泽东：《对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236页。 　　②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74页。 　　③李佩珊：《周扬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二三事》，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66～371页。 　　④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21页。 　　⑤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51页。 　　⑥《周扬文集》第三卷，第204页。 　　⑦同上，第325页。 　　⑧同上，第326页。 　　⑨同上，第308～309页。 　　⑩《周扬文集》第三卷，第312～313页。 　　(11)同上，第321页。 　　(12)《周扬文集》第三卷，第285～286页。 　　(13)1962年8月10日在大连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4)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167页。 　　(15)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第281页。 　　(16)同上，第282页。 　　(17)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01页。 　　(18)收入《周扬文集》第四卷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没有这一内容。据《文集》编选小组成员告知：此文当时没有发表过，他们是根据保留下来的记录稿整理的(其中有别人的插话)。很难断定上述内容是被会议记录者略去了，还是周扬在其他场合说的。 　　(19)樊骏：《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20)张炯，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文学评论》主编。主要著作有评论集《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评论》、《走向世纪之交》，专著《新时期文学格局》、《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等。担任过多家杂志社的主编及社长。 　　(21)张炯：《初到文学所》，2005年9月29日《社会科学报》。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