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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左”的锁链

罗银胜

一 　　其时，祖国大地正开展历时近四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故又称“四清”运动。 　　事情要追溯到两年前。1962年下半年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后指出，国民经济情况已开始好转。但目前还存在困难，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全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做了不切实际的估计。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全会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从而使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由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 　　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包括顾准在内)；在1965年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后来又发展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论点之一。 　　这时候，中央认为知识界问题成堆，反修是首当其冲的任务。比如在文艺界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运动中，除了批判邵荃麟，历史学家、美学家周谷城，批判“三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的作品言论，还拿出一批作家的小说和文章示众，以证明这些作家确实是站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立场来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攻”的。并不是说作家的作品不可以批评，但一上纲便成了毒草，对他们的劳动不仅一笔抹煞，还示众挞伐，令人不寒而栗。 　　与此同时，哲学界在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史学界在批判罗尔纲的李秀成研究等等。社会科学界也有反应。 　　1963年10月2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政协礼堂开会，郭沫若主持会议，周扬作了长篇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直持续到下午。 　　周扬开宗明义地提出：学术上的反修与政治上的反修配合，建立战斗的马列主义的学术战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科学基础，也需要强大的思想建设、精神建设。学术不能不与政治配合，配合反修，配合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适应需要。他着重强调在各学科树立马列主义，打倒修正主义。以后，大批判层出不穷。 　　说起周扬的这篇报告，那可算是他在“文革”之前的代表作之一。龚育之就曾说过：“我觉得他很神气的报告有这么三次：第一个是反右报告，主席作过不少修改。第二个是1960年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也是主席修改，讲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经过这两个报告，他在文艺界的绝对威信确立下来。第三个就是这次在学部扩大会议上关于社会科学规划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以与苏联论战为背景，从哲学方面批人道主义，批苏联的异化、利润挂帅等。毛主席主要修改前面部分。这个报告和‘九评’是同时。主席说，周扬的报告就按照同等规格发表。记得中央广播电台是由著名播音员齐越播的，每小时8000字，比陆定一、陈伯达的规格还要高。”①在当年人们的印象中，周扬好像是天生的演说家，说起来能够鼓动人，不少人“常去听他的报告，他很善于演说，有演讲才能。思路很清楚，不太八股，听起来总有些东西，大家也就爱听”(出自理论家、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之口)。②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是由当时在中宣部科学处任职的龚育之等人起草的，据他回顾： 　　帮助他起草是由科学处副处长林涧青具体组织，我们几个人参加。说是帮他起草，其实帮不上多少。不但先由他几次详细地讲述设想要写的内容，而且我们分别写的一些初稿，他都详细改过。还有许多完全是他自己写的。我们只是对他写的稿子做一些文字整理，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他用很清秀但有些难辨认的毛笔字，改得密密麻麻。我们誊清和稍加整理之后，排出清样，他又改得密密麻麻。不但讲话以前仔细修改，讲完之后，还反复修改。这次从讲话到发表，又改了两个月时间，直到发表的前两天，他还要我们帮助他考虑一些修改的问题。③ 　　这一报告体现了周扬的思想，因为他提到了异化问题。起初龚育之建议删掉异化部分，周扬还是增加了。由批判苏联的异化论，确立异化的概念的“对立统一”。他讲自然思维都有异化问题。龚育之不同意。周扬一度接受这个意见改过来，社会领域也存在。后来他又改过去。虽然周扬在那个时候就在思考异化问题了，不过他并不明确。而且也不是后来达到的那种认识。 　　周扬写异化问题是受王若水的影响。王若水在与李辉的谈话中就说了其中的经过： 　　王：到60年代后，打交道开始多一些。1959年批判赫鲁晓夫时，刘少奇提意见，不能光写文章，那还不够，应该写小册子。于是拟了十来个题目，其中有一本是批判人道主义，有洪禹、汝信、邢贲思、王春元、罗国杰等人参加，我也在内。周扬负责牵头。大概是在1963年开始。 　　李：他牵头，是名义上的，还是也亲自参与写作? 　　王：周扬不光挂挂名，还亲自参加，过目审稿。我看出他办事比较实在，只要我们找到他，他就实实在在地出主意，不过他没有亲自参与写作。 　　李：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周扬就开始思考异化问题了? 　　王：我们几个人在万寿路那里集中讨论，开始研究异化问题。我看了一些外国书，包括苏联、东欧、南斯拉夫等国的。我们还编马恩关于这个问题的语录。当时我们在批判人道主义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但对异化有不同看法。我主张不能完全抛弃异化概念，认为这是辩证法的概念，不是唯心主义的概念，后来周扬同意这个观点。让我分工写有关异化的一章。1963年他给学部委员们作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其中谈到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毛主席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毛主席打电话找在北京的刘少奇，让刘少奇找人帮周扬修改好。结果，陈伯达、康生都来了。这个报告是龚育之起草的，我的贡献就是关于异化的定义。 　　李：是不是可以说周扬采纳了你的异化观点。当时这个观点没有受到注意，或者批评吗? 　　王：定稿是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关于异化的这一部分没有动。毛泽东和周扬还谈过一次话，说异化的概念是好的，是有普遍性的，不仅人类有，自然界也有。这段话就加在周扬的报告中。毛泽东还有一个批示；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是夸奖这篇文章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一版转三版，这时毛泽东似乎很欣赏周扬，周扬也想努力把批人道主义的小册子写好。但到1964年，小册子初稿完成时，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下来，周扬回文化部去检讨了。他有些狼狈，这个小册子也没有修改成，没有出版大家就散伙了。 　　李：那时你们对“文革”即将发生有没有预感? 　　王：我们没有。 　　李：但最后还是先拿文艺界开刀。④ 　　周扬的长篇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比作狂暴的腥风血雨，那么1964年的“大批判”就是作为前奏的电闪雷鸣。笔者在撰写顾准的传记时了解到，经济学领域遭到雷殛火焚的是孙冶方和他的“利润挂帅”。这一年，孙冶方被围攻、批判了39场。陈伯达、康生在幕后操纵这一大规模的围剿，孙冶方从此被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的帽子。对此，顾准十分清楚：“我认为孙冶方在经济问题上发表的一系列意见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一向自承，如果我关于经济问题的见解是修正主义的，那我比孙冶方更为彻底。如果孙冶方因持有并发表这些意见，所以有罪，那我的罪更大于孙冶方，既然孙冶方是运动中的重点，我也跑不了。”后来的事实证实了顾准的这一预想。10月份，由当时的中宣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纠集了一个“联合工作组”，开赴三里河，进驻经济所，配合经济所的“党团骨干”、“积极分子”，用无休止的“车轮战”对付孙冶方及其他的战友张闻天、顾准等人。⑤ 　　二 　　1963年9月，作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收到了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就当时反修防修大背景下的史学研究问题，给他写的一封信。翦伯赞写于9月24日的信中主要谈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史学研究如何配合当前政治斗争的困惑；二是对《李秀成自述》那场政治公案的看法。翦伯赞的信文⑥如下： 　　周扬同志： 　　今夏气喘病发，病了两个多月，最近才从医院出来，听说您也病了，不知好了一些没有? 　　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同志，说您预备招(召)集文史哲等方面的编审委员开一个会，谈谈在编审中碰到的一些问题，主要的是您向我们谈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开这样一个会是非常及时的和必要的。 　　关于如何反对修正主义问题，在文学和哲学方面也许比较明确，在史学方面则很不明确，在讨论了戚本禹同志“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以后稍微明白一点。但是最近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接到一篇论“议会迷”的文章，用宋教仁来影射现代修正主义的议会路线。宋教仁是主张议会路线的，但他的议会路线和陶里亚蒂的议会路线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第一，宋教仁是代表资产阶级，而陶里亚蒂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第二，宋教仁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共产党，而陶里亚蒂的时代，则不仅有了共产党，而且有了社会主义国家，有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还有声势浩大的亚非拉美各国人民反对新老殖民地的火热的革命斗争。 　　戚本禹同志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变节分子，另外一位同志又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议会路线者，像这类的文章还会出现，据田余庆同志说，已经有人把春秋时的向戎弭兵说成是和平主义，并且加以反对。这样下去，可能墨子非攻也要受到批判。不能说这些同志的动机不好，他们都想把历史用作战斗的工具，但是这样的历史类比是不伦不类的。例如向戎弭兵是反对封建混战，怎么能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相提并论呢? 　　历史科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参加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怎样进行这个斗争，是急待明确的一个问题。我个人有这样一种想法，在历史科学中反对修正主义，是反对用修正主义的荒谬观点来歪曲历史，不是要从中国历史上找出一些人物把他们当作修正主义者或把他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比附，当然历史上的变节分子、投降主义者等等也是应该批评的，但不能把他们当作修正主义批判。用历史人物作炮弹来射击现代修正主义者，花的本钱太大，而且也没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必然会歪曲历史。甚至是供给敌人以弹药，他们会说，中国历史上什么样的人都有。这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写出来供您参考。敬礼。 　　翦伯赞 　　九月廿四日 　　翦伯赞写这封信，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1962年冬天，正是我国因“大跃进”“左”的决策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临近尾声，而一场新的国际风暴开始的时候。苏联不但以老子党自居，并且将大国沙文主义施加于中国，要求中国共产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或实际作为方面，都不甘心屈居于苏联之下。因此，中苏两党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产生了。 　　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联的观点。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争论愈演愈烈。在苏共影响下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当然要进行反击，于是一场批判修正主义的热潮在中国开始了。不过，由于仍顾忌与苏联“老大哥”的关系，当时对修正主义的批判，目标是对着南斯拉夫等一些国家的。翦伯赞信中提到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也是其中的靶子之一。 　　对陶里亚蒂的批判，引起了史学工作者配合反修的欲望，因而有了翦伯赞信中所提到的“从中国历史上找出一些人物把他们当作修正主义者或把他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比附”，把宋教仁当作“议会迷”甚至把“向戎弭兵说成是和平主义”的情况。 　　这种不伦不类的“比附”，让翦伯赞感到忧虑，因而感到“怎样进行这个斗争，是急待明确的一个问题”，因而才向周扬写信反映情况并阐述自己的观点。 　　翦伯赞信中提到了关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这是一场本是从学术出发却因当时反修大背景为政治投机者所利用而上升到政治的争论。身处当时历史漩涡的翦伯赞，信中对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引起的连锁反应表示了困惑。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他决心死守殉国。在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遭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云云。在1963年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之前，对于这一历史人物一直是当做英雄人物来看待的，因而多有文章来歌颂他。 　　到了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判定李秀成是叛徒，“认贼作父”。此文一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关于戚本禹的文章发表的过程，当年担任《历史研究》编辑的史学家丁守和回忆说：“戚本禹的文章寄来很早，大约是在那年元旦前。稿子前并附一信，说看了有关太平天国的话剧，认为对李秀成被捕后的描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写了此文。从信封上看作者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文章主要是评论李秀成被捕后写的自述，认为这是李秀成明确表示的投降书，是其投降变节的有力证据。所谓与罗先生等商榷，实际是批评他们的看法。我看后觉得文字清楚，讲了些道理，可以发表，进行讨论。黎澍同意我的意见，并说戚本禹既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排印后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也送罗尔纲一份，听听他的意见。记得还送给了一些人。以后我曾打电话给田家英，问他对此文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还说戚本禹这个人不是好东西，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所以拖到第4期才发表的。罗先生看后写了《关于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送给编辑部，并与戚文一起发表。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不一。不久，听说中宣部一位领导看了此文有意见，认为对农民革命英雄人物不要轻易否定，并要近代史所开个会澄清一下。” 　　丁守和所提到的“中宣部一位领导”就是周扬。在戚本禹的文章已送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同时，一部名为《李秀成》的话剧也在排演之中。1963年7月，《李秀成》公演之前，特意请周扬观看并提出意见。周扬看后与演员进行了座谈。他充分肯定了这出戏： 　　这个戏表现对帝国主义、对清朝统治者、对曾国藩等敌人的斗争是坚定的，同时也表现了李秀成的忠勇，反对投降，反对妥协，能激起人民的情绪，激起人民对敌斗争的情感。⑦ 　　现在，突然冒出了戚本禹指控李秀成为叛徒的文章，周扬自然不能同意。在这一点上，翦伯赞与周扬的看法是一致的。 　　为了能让专家学者对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意见，9月14日，周扬召集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各研究所以及一些报刊的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戚本禹评价李秀成文章。与会者多数认为：《历史研究》对戚本禹的文章处理不慎重。李秀成不同于曹操等一般历史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是民族英雄。他奋斗、革命一生。后被俘8天，有点动摇，最后还是被杀了。这样的人不能简单地定为叛徒。《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的文章，应当送中宣部审查。《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回答说：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这篇文章请田家英审查过。大家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事。 　　周扬同意与会者的多数意见。他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他说：历史方面有许多人物要用马克思主义重新估计，但不要鼓励一概翻案。该翻就翻，有的一百年也翻不了。不是封建时代的反面人物都要翻案，李秀成文章发表不够郑重，应向中宣部请示，并报中央。这是对革命先烈的估计问题，是阶级分析，说他投降是阶级观点，还是把我们今天有联系的革命人物翻掉阶级观点，现在文章已发表，有点麻烦被动。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煞的。近代中国反帝是第一标准，第二是有保护群众的想法，不要加害群众，这是过去的人物，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即使共产党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糟蹋了这个人物，第一学术上站不住，第二政治上不利。考据也可以登一点，但不能成为风气。现在真正的叛徒是赫鲁晓夫，不是李秀成。历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近代、现代，要少出问题，但也不要怕出问题。 　　周扬最后提出了两个“补救”法：第一，由中宣部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这篇文章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第二，刘大年的文章写出、发表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个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大家知道，戚本禹的文章不作准。 　　这次会议后，中宣部下令，因戚本禹的文章而停演的话剧《李秀成》照旧演出，10月1日国庆演出了三场。 　　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史学界人士座谈会。刘大年主持，会议先传达了中宣部会议的意见。会上大都不同意戚文的观点。 　　这次座谈会后，很快写出了报道报送中宣部审查。中宣部又反复推敲、改定，大致肯定了李秀成的功绩，也指出其写自述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在中宣部审查这篇报道稿之际，戚本禹却惶惶不可终日，正在准备写检讨。 　　而此时形势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自称为“流动哨兵”的江青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鲜明地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 　　消息传出，中宣部审查过的报道稿只好停发。周扬无可奈何地说：戚本禹的文章不能驳，驳不了。同时，中宣部给各地打电话，发布通令：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也不要发表和演出。 　　周扬的努力，至此烟消云散…… 　　三 　　1963年至1965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批判，是在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在1962年8、9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由康生首先提出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所谓严重的政治问题，捕风捉影地硬把这部本来是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西北地区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说成是替高岗翻案、向党进攻等等，并借此把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曾参加过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反党集团，对他们立案审查。毛泽东根据会议提出的材料指出：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首先是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全会以后，文艺界开始根据全会精神检查工作。1963年3月决定停演“鬼戏”。5月，《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把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内有鬼魂出现)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从此开始了报刊上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 　　1963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尤其是戏剧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2月，他在一个批示中提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⑧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毛泽东的连续两个文艺批示，确实都是针对中宣部，特别是与周扬有关。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是在1963年12月12日，与给周扬修改上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文章近在咫尺，也就是个把月的时间。批示非常严厉地批评文艺工作。 　　毛泽东的批示出来后，周扬感到很被动。至于这种批评，对于周扬来说是基本支持前提下的批评，还是准备予以打倒的根本否定的批评，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毛泽东的批示中，对中宣部领导下的文学艺术界的不满溢于言表，而负责这一工作的周扬，自然要赶快行动起来。为落实毛泽东的批示，1964年的元旦，在总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文艺座谈会，周扬在会上就文艺问题作了汇报发言。3月初开始，周扬就布置中宣部领导立即在文化部及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整风。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判。 　　此后，毛泽东对周扬的不满，也逐渐显露出来了。这一年的5月份，毛泽东在谈到要把住在城里的文艺家分期分批地“赶下去”时，以玩笑的口吻说要调一个团解放军把周扬押下去。又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不了解阶级斗争”的周扬，还能领导文艺界吗?但是，周扬此时还在努力地紧跟毛泽东的思路，领导着文艺界的整风。 　　到了1964年的6月，中宣部就一年来文艺界整风的情况，起草了给中央的报告，实质上就是一份检讨。本来这个报告还是个未定稿，但是“流动哨兵”江青却急忙将这个草稿交给了毛泽东。 　　6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上面做了批示，直指周扬领导下的各个文艺协会，称“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⑨。这就是毛泽东“文革”前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 　　毛泽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的两个批示，对建国以来的文艺界显然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是不符合文艺界的实际情况的。曾任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在20世纪80年代谈到这两个批示时认为，这是“文革”发动的“近因”。那时，周扬当然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 　　毛泽东两个批示的下达对文艺界震动很大。这样相当彻底地否定建国以来中宣部和周扬这位副部长领导下的文艺工作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周扬从未经历过的，其对中宣部领导和周扬的冲击可以想见了。 　　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下来后，他所能采取的唯一做法就是把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继续下去。但是这一切并不重要了。因为在文艺整风结束的1965年9月，由江青操纵的给整个文坛乃至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基本上定稿了。 　　中国作家协会也是整风的重点，将在大连休养的刘白羽召回北京，取代党组书记邵荃麟任作协整风检查组组长；周扬的副手，也是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率领检查组进驻文化部，刘白羽则作为检查组成员，兼参与领导文化部的整风运动。再就是树立“靶子”，即确定各个协会和文化部内的批判对象，一时各协会和文化部的党内整风，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周扬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亲密伙伴夏衍、田汉、阳翰笙三条汉子、“作协”的老资格革命文化人邵荃麟(他1926年参加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地下文化工作经历)以及文化部管电影、戏曲的副部长陈荒煤(30年代后期，他与周扬同为“国防文学”派，在延安鲁艺，也是其同事)、齐燕铭等，都成为此次整风的重点“靶子”。他们煞费苦心地造出了批判的题目，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由张光年执笔，在《文艺报》发表大块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夏衍的“离经叛道”论等。周扬在整风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批判田汉“为民请命”的新编京剧《谢瑶环》，阳翰笙的电影《北国江南》，孟超的“鬼戏”《李慧娘》。 　　文化部整风的同时，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对一批文艺作品展开了相当规模的政治批判。后来，周扬在1979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谈到这一段历史时曾说，由于那时“未能正确地实事求是地估计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形势，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在进行思想批判和文艺批判时不适当地采取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以致伤害了一些同志”。除《李慧娘》、《北国江南》、《谢瑶环》外，这个时期先后批判了《刘志丹》、《怒潮》、《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等电影、戏剧和小说。这些受批判的作品多数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比较优秀的作品。个别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等方面存在的缺点，是应当而且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加以克服的。文艺工作(包括领导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例如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的某些缺陷，如戏剧界上演一些未加整理的、不够健康的传统剧目，一些文艺单位出现过某种不健康的倾向等等，也是应当而且可以通过正常的批评和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来解决的。但是，当时错误地认为这些都是文艺界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在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核心的“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许多优秀作品被无限上纲，戴上了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毒草之类的政治帽子。在文艺理论方面，许多本来是完全可以自由讨论的学术观点，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来加以反对。比如，邵荃麟针对几年来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和浮夸风的偏向，在1962年前后，提出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要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这些思想被简单化地概括为写“中间人物”论，并被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邵荃麟本人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派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受到严厉的批判。这方面，后来进一步发展成对所谓文艺“黑八论”的批判。 　　从1964年夏季开始，这种批判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历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等的所谓“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等。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鸣是正常的和必要的，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把许多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学术观点当作错误加以批判，而且把学术上的讨论和批评都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论战，把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对持上述观点的同志进行了政治围攻。而且以学术观点定罪，错误地给他们戴上“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如孙冶方针对当时经济管理中暴露出来的矛盾，提出要重视计划经济下的价值规律，要重视利润，扩大企业的权限等有创见性的经济思想，被批判成是“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更是作为一个重大反党事件处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且任意上纲，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等等。杨献珍因此被打成反党分子，并撤销了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许多持有与他相同学术观点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也被视作修正主义者，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周扬可能以为这样大规模地对文联、作协和文化部负责人的激烈批判，可以保住中央宣传部和他们这几位管文艺工作的人。可是他想错了。1964～1965年，他们领导的文化界党内整风的后果，除了邵荃麟、夏衍、田汉、阳翰笙、陈荒煤等等，这些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成为文化大革命前夕最早的牺牲品，遭遇了长期苦难；再就是为后来江青在林彪支持下搞出的，毛泽东批发的，使文艺界全军覆没的《部队文艺工作纪要》中的“黑八论”，提供了现成的结论，如“写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离经叛道论”，其“功”不可没也。再就是有两位检查组成员，新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但是，周扬他们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发动，中宣部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正、副部长及文化部的头儿，这些主管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成为最先被抛出的人。⑩ 　　在这当中，周扬“丢卒保车”的做法常常给人诟病。文化部开始整风的时候，周扬就曾对夏衍、陈荒煤讲过：今天我不起来和你们作斗争，我也就和你们一样了!(11)林默涵夫人也证实：“我旁观看有宗派，他们(指林默涵)不明白周扬阴得很。”林默涵则说过： 　　我觉得周扬只用人不关心人，运动一来，就把所有的人都推出来。他总是保护自己，我有这个印象。1964年文化部整风，周扬把责任全推到文化部，顶不住就把别人揪出来。最后江青还是说是假整风。那次周扬在文化部礼堂作报告，点了许多人的名。我心里不舒服，很不以为然，心里想：实际上文化部还不是听中宣部的，怎么是他们的责任呢?不能把自己摆开，主要责任应该中宣部负责。(12) 　　1965年中宣部、团中央联合召开过一次“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周扬在会上作报告，这可能是他“文革”前最后一次报告。这次周扬作报告，他自己准备提纲。这个报告当时发表过，题目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他的报告最初还引了毛主席两个文艺批示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还有阶级斗争的那段很长的话。在整理记录稿时，周扬说，这里是内部讲话，这个报告公开发表不宜全部引用。后来姚文元批判周扬，就说周扬不全部引主席的话。批判调子也很高。记录稿他又整理。在报告中他也批判，从清官到厉鬼，是他自己又加上去的，看得出已经采取姿态。虽说周扬有一种预感。或者说，他仍然想跟上形势，按照过去的惯例来适应新的情况。他可能没有想到最终自己也被打入另册。 　　①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杜1998年7月版，第184页。 　　②同上，第157页。 　　③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85页。 　　④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57～158页。 　　⑤罗银胜：《顾准的最后2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90页。 　　⑥徐庆全：《翦伯赞的一封信》，《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⑦周扬：《看了<李秀成>后与演员们的谈话》，《周扬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36页。 　　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页。 　　⑩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37页。 　　(11)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86页。 　　(12)同上，第81页。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