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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重新出山

罗银胜

一 　　尽管在“文革”前17年中，周扬在文艺界领导地位举足轻重，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周扬的复出到重新执掌新时期的文艺界大旗，却是步履蹒跚，充满曲折。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艺界围绕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而召开的各种座谈会中，虽然出现过周扬的身影，但是他在会上的地位却由以往的主角变为配角了。“四人帮”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将周扬作为“罪魁祸首”的。文艺界在揭发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之后，又冒出的所谓的“文艺黑线”论，像一块驱不散的乌云，又笼罩在周扬的头上——“文艺黑线”论是挂在刘少奇身上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其彻底平反)，但说来说去，周扬还是执行者。 　　这样的一个尴尬身份，不仅使周扬无法回到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位置上，也无缘走入在“两个凡是”面前缩手缩脚的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领导人的视野。 　　1977年7月22日，中央给周扬做了结论。①这是中央第二次给周扬做结论，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结论的内容，但从1980年中央第三次给他做结论的事实来看，可以想见的是，这一结论仍然留有“尾巴”。 　　这年10月1日，在出席国庆招待会的那串浩浩荡荡的名单中，出现了周扬的名字，意味着周扬已经不是敌我矛盾了。 　　10月26日，廖承志在会见日本文化界代表团时宣布，周扬、夏衍等人将恢复在文艺界的工作。 　　但是在历经两个月后，周扬复出工作却与文艺界无缘。 　　这时中央决定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要他们以这个学部为基础，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周扬得到了公开露面的机会。于光远回忆说： 　　在这一年的11月26日那一天，小平同志把我们三个人找去他家听汇报。小平同志见我们时，李先念也在座。那时我们才到这个工作岗位不久，所以小平同志一见到我们第一句话便是问：“你们开工了没有?”胡乔木回答：“去了，但还在作调查。”小平接着指着我说了一句：“他是挂两个名。”(即兼社科院和国家科委两头)就在这天，在我们的汇报快结束的时候，胡乔木请示可否请周扬到社会科学院来当顾问。小平同志表示，周扬写的许多文章毛主席看过，认为“周扬到社会科学院来当顾问是可以的、合适的”。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虽然是一个虚职，不过，周扬还是高兴地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饱经磨难的周扬终于迎来了新的生命。 　　温济泽也是在这期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后，要温济泽先到院科研局任副局长，同时在适当时候办理冤假错案平反的事。 　　温济泽在1978年4月写了一个要求复查的报告请胡乔木转中组部。胡乔木同志自己也附了一封信，说明温济泽被划成右派是个错案，一并交给院政治部(后改人事局)办理。政治部同志认为温济泽是全国要求平反的第一个右派，为得到充分证明起见，又请廖承志、吴冷西、熊复分别写了不应划为右派的信。政治部同志还要温济泽去找周扬，希望他也能为其写个证明。 　　据温济泽回忆，此时周扬已改任社科院副院长。当温济泽找到周扬时： 　　他问我：“你要我证明什么?”他说他已经想不起来我被划成右派的事了。他又几个字一顿、几个字一顿缓慢地说：“我们这些三十年代从白色恐怖下走过来的人，会有‘左’的、右的思想，但是怎么能划成右派呢?过去搞错了的人确是太多了!”他的声音里带着哽咽。 　　我同他并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就掉过头看看他，只见他内心既忏悔又痛苦的样子。我再没有要求他为我做什么，何况我听广播局一位与我同时担任过副局长、党组成员的同志说过，在局党组多数通过划我为右派后，另一位副局长到中宣部汇报，说已根据周扬同志的意见，将温济泽划为右派，后来周扬曾叫人打电话给广播局党组，声明他并没有要广播局划温济泽为右派，我相信周扬说记不得是真的，并认为即使是他同意过的，他既忘记，现在又是这样的态度，就算了吧。 　　对我的错案的改正，很快得到胡耀邦同志的批准。有些人说我是中央机关右派得到平反的“春风第一燕”。我恢复了自1929年以来的革命历史，恢复了党籍，参加了院的党组。不久社科院创办研究生院，周扬兼任研究生院院长，我兼任副院长，我尊重他的领导，又视他为良师益友，我与他的关系进入一个同志式的密切合作的新阶段。③ 　　那一年，周扬已是古稀之年，身体又不大好，温济泽常到位于安儿胡同的周扬家里去谈工作。有一次．走进他的客厅，看看没有人，就叫了一声：“周扬同志!” 　　客厅的一侧是周扬的卧室，他在卧室里应声说：“请进来吧!” 　　温济泽进卧室去，见他躺在床上，显得很疲倦的样子，有气无力地说：“我刚写完一封信，是给中央，要求为雪峰平反的。就在桌上，请你先帮我看看。” 　　温济泽在他书桌旁的藤椅上坐下，仔细地看信，看了两遍。他说：“你看行吗?有不妥的地方，你就改。”信写了四五张八行书。这封信写得十分诚恳，自己承担了把雪峰错划为右派的全部责任，自责的话很沉痛，要求为雪峰平反的话非常恳切。此时的周扬躺着仍在流泪。 　　温济泽想到，“周扬同志像许多同志一样，过去‘左’过，也许有时是违心地‘左’过，后来自己也吃了‘左’的苦头，现在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周扬同志原来对马克思主义就有较高的修养，经过在监狱中精读了七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定会有新的认识体会，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也会把马克思主义学得更好些了。” 　　1978年10月11日，研究生院举行开学典礼。温济泽主持大会，周扬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办研究生院，“要造就的不但是学者，而首先是战士”，“是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答实际问题的革命家，革命战士”。“我们要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思想体系，掌握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的精华。我们要的是：对现实问题、对当前国内和国际问题，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问题的浓厚兴趣和热烈探讨的气氛；是密切联系实际、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钻研精神；是教学相长、师生互学、自由辩论的学术民主空气。我们应当办成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一思想指导，又有最广泛的学术自由这样的学院。” 　　周扬强调要“研究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何向前发展”。他谈古论今，广征博引。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曾和一个同志讲，还用手指做比喻说：‘你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比我读得多，但你有个缺点，你不能用，你读了十本，我读了一本；我一本有用，你十本都不能用。’读书要能用，就要联系实际，独立思考”。他又引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的一个故事，他说：“犬儒学派的哲学家第欧格尼要学生回答问题，当学生表示同意先生的意见时，这个哲学家就拿拐杖打学生的头，说：先生讲的意见你为什么不反驳?列宁对这个故事很欣赏。”他接着说：“我们研究生院的导师们，将来学生完全按你的意见回答问题，你也可以拿拐杖敲学生的头。”他说：“当然，不是叫人胡思乱想”，“是要经常注意现实的问题，特别是注意现实生活中刚冒出头来的新事物、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我们自己的头脑，……多看，多想，多和大家交换意见，交流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思想僵化，才能繁荣社会科学”。 　　周扬的即席讲话受到了全体师生的热烈赞同。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每当研究生院有重大活动，周扬都要来给莘莘学子讲话或作报告。当年在研究生院经济系学习的宋廷明记得，周扬作报告时“总是保持着一种绅士派头和学者风度，尤其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不苟言笑的表情和一板一眼的话语，有一种震撼听众心灵的气势，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做人和做学问都很严肃认真的人，令人久久难忘。宋廷明还回忆说： 　　“文革”后的头几届研究生，差不多都是“文革”中上过大学的“老三届”工农兵学员，大家都有过一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艰苦磨炼的经历，考上研究生后，有的人显得有点自命不凡，不能静心坐下来老老实实做学问，热衷于到处写文章发表自以为是的议论，大有“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味道。 　　针对这种情况，周扬在1980年研究生院新生学年开学典礼上，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着重给我们讲了“因知勉行”的道理，即一位古代哲人所说的“因而知之，勉而行之”。他说：一个人在顺境中很难获得真知，只有在困境中苦苦求索，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比较，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带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求得真知；同样，一个人不能只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实际情况往往相反，许多事情虽然自己主观上不愿意去做而客观上又需要去做，人就只能勉为其难服从客观需要，“勉而行之”才能真正成就一番事业。那些只愿做自己高兴做为事情而不愿“勉而行之的人”，也许本人很聪明，但到头来很可能一事无成。 　　他这一席话，讲得透彻，真诚，入情入理，使我们这些心气很高的年轻人打心眼里佩服。此前，我们也听过许多老学者“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教诲，但总觉得像在说教似的，听不大入耳，而周扬的这番讲话虽然也借用了古代哲人的名言，但使人感到是他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因此听起来倍感亲切。 　　周扬是一生顺境和逆境都亲历过的人。“文革”前，他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大红大紫，所向披靡；“文革”一来，又一落千丈，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身陷囹圄十年，是“四人帮”垮台后最后一批被“解放”的老干部。如果他没有经过这些大起大落的炼狱之苦，可能也不会有这么深刻的醒悟。因此，他的讲话在我们这些有过“上山下乡”磨炼的经历相似的年轻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④ 　　1979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周扬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旨报告。他把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这篇“人们都称它为一篇扛鼎的力作”的文章，著名文艺评论家顾骧评论说：“对于起自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地位，作了极高的评价与科学的论证。”⑤党史专家、著名学者龚育之评论说：“如此深刻地评价真理标准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一定是周扬深刻思考历史教训，包括17年的文艺运动和理论工作的历史教训的结果。”⑥ 　　周扬着重论述了第三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他指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坚决摆脱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⑦他又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且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⑧ 　　他回顾了两年多来，党中央一再号召全党和全体人民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彻底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令和禁区，肃清他们多年来制造的思想流毒，促使一些思想僵化或者半僵化的同志端正立场，跟上形势，摆脱一切落后于时代的陈腐思想如官僚主义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去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样把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开展好呢?他提出：“应当按照党的优良传统来办。第一，要允许自由讨论。政策宣传和科学研究是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工作。政策宣传遵守党和政府决定的政策界限，科学研究和理论研究则必须保证有研究的自由。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应当允许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允许有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自由，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我们应当鼓励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第二，要尊重实践的检验。一切理论和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实践检验出不符合新条件的、或者证明是错误的地方，就应当予以改正；实践中提出了原来所没有的新发现，就应当予以补充。如果能够自觉地切实地做到以上两条，那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树，也就可以长青了。”⑨ 　　周扬这次讲话在全国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反响。 　　1980年6月17日，这是瞿秋白就义45周年的前一天，为了纪念瞿秋白，为了洗刷“文革”中对瞿秋白的诬害和凌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举行纪念座谈会。周扬作为中国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作了重要讲话。他对瞿秋白评价说：“秋白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才识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但负起过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重担，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上，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 　　他指出，30年代初期，秋白和鲁迅一起，参与和指导了左翼文化运动，粉碎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取得的文化成果是极其丰硕的。他和鲁迅之间的革命友谊是光照千古的。 　　此后，周扬同志在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日益繁忙，加上身体日见衰弱，终于辞去了在中国社科院和研究生院的职务。 　　二 　　王元化1935年在抗日烈火纷飞的年代里参加革命，并一直在党领导的文艺战线工作。 　　解放以后，王元化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深得周扬的赏识。王元化先生说：“建国后，周扬作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55年在反胡风斗争中，由于受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我被隔离审查。周扬得知后，托人带话给我：只要承认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分子’，就可以作内部矛盾来处理。我虽然与之有龃龉，但他曾发话欲加保护。后来在1960年，我因周扬的支持，发表了两篇文章，一在《文艺报》(1961年此文系据《文心雕龙》谈山水诗起源)，一在《中华文史论丛》谈虚静说。这是我1955年后，仅正式发表过的两篇文章，而且用的是“王元化”的本名。后一篇在台北、美国均有学者撰文提及。⑩承他谬爱，周扬对我是比较倚重的。据说，他在与其他同志谈话中，多次提到我，说我在整理阐发中国文论上做了努力；一次在开一份文艺理论骨干名单时，是他建议将我的名字加进去的。” 　　1955年，虽然王元化拒绝了周扬好意，拒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分子”并为此遭受磨难，但周扬这份关心他还是记在心上的。另据顾骧称，周扬在“文革”前王元化蒙冤时，与他谈话中，就两次提到王元化；“一次谈到侯敏泽，侯敏泽送给周扬自己著的两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时则说：我很佩服侯敏泽，划了右派，还搞了两大本出来。虽然里面有简单化的东西，可毕竟搞出两厚本。还有郭绍虞、王元化、王文生，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搞文艺理论的同志，都在整理阐发中国文论上做了努力。一次是开一份文艺理论骨干名单，他建议将王元化加进去。”(11) 　　正因为如此，1978年，当王元化得知周扬复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即给周扬写信，与周扬取得联系。周扬也一如既往地关注着王元化。下面所引录的这封信，是王元化写给周扬数封未曾披露的信中的一封： 　　周扬同志： 　　我向您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满涛同志不幸于本月十八日患脑溢血逝世了。他的问题在死后才得解决，现上海作协及译文出版社定于下月十三日为他举行追悼会。当有讣告寄上。为了怀念死者，我要把他生前没有向您表白过的话告诉您。他对您非常尊重，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以及当“四人帮”刚粉碎，一些留有“四人帮”余毒的人在报上对您进行无理的污蔑时刻，他感到了极大的愤慨。他多少次向我表露了他对您的衷心爱戴，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他不仅为了您对于他的关怀，同时也更为了党的文化事业而尊重您。这些话他永远不会说出来了。我觉得我有责任把他的内心向您打开。 　　祝您多多保重! 　　敬礼 　　王元化 　　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2) 　　信中所提到的满涛，原名张逸侯，早年赴日本学经济，后由日本赴美攻读化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辗转返回家乡。1937年，王元化来到上海，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并由此成为一部分爱好文艺的人所成立的“戏剧交谊社”的一员。在这里，王元化认识了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张可和张可的弟弟满涛。 　　满涛虽然求学时不专文艺，但却对此有特殊的偏好。他借助于自己日、俄、英文都熟练的本领，介绍一些俄国文学。在与王元化相识时，他已经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作品《樱桃园》译成中文。不久这本书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来，满涛又翻译出版了别林斯基的不少重要作品，成为中国知识界接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影响的重要媒介人物。因为共同的爱好，王元化与满涛成为好朋友。两人时常在一起谈论所读到的文艺作品，评论当时在西方名噪一时的《尤里西斯》，探讨契诃夫与莎士比亚的艺术特色。此后，共同参加地下工作的经历，又使两人的联系更加紧密。1941年，根据组织的要求，王元化编辑进步刊物《奔流》时，编辑部就设在满涛家里。抗战胜利后，两人又一起在《时代日报》合编《热风》周刊，后又在《联合晚报》合编文学周刊。在王元化与张可联姻后，与满涛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 　　在熬过了阴霾密布的十年“文革”后，满涛却不幸病逝。王元化虽然见惯了人世生死，仍难以承受这猝然的悲痛。《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描述了王元化的悲痛心情：“自少时相识，纵谈学问，结伴出游，乃至患难相扶，满涛都是那无时或缺的人。此后，更有谁与自己一起分享喜悦与悲伤，得意和失意?还有谁是能对着说不敢说的话，抒深埋心底的忧，嬉笑怒骂毫不着意，在他的面前最真诚、最坦率的?……”(13)王元化忽然感到悲痛无法自抑。正是因为这种无法自抑的悲痛，促使王元化专门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与满涛并不十分相熟的周扬，并把满涛未来得及对周扬说的话说出来，以表达“怀念死者”的心情。 　　解放以后，满涛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也是在周扬的领导之下，他对周扬的敬重之情自在情理之中。王元化信中所提及的满涛对周扬的“没有表白过的话”，倒也说出了有关周扬的一段值得钩沉的史实。周扬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的遭遇，是人所共知，无需多言，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些留有“四人帮”余毒的人在报上对周扬仍“进行无理的污蔑”的那段历史，却很少被人提及。 　　“四人帮”被粉碎后，对“四人帮”开始了被称之为几个战役的集中批判和声讨。在这些批判和声讨声中，周扬依然是被批判的对象，只不过是角色发生了转换——要么是“四人帮”的“祖师爷”，要么是和“四人帮”“一丘之貉”，反正是和“四人帮”捆绑在一起了。 　　署名“任平”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的文章，将鲁迅当年批判张春桥的杂文《三月的租界》视为“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并将张春桥与周扬联系在一起。此类文章为数不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姚文元曾以《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宣判了周扬政治生命的厄运。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现在周扬居然和姚文元合流了。如果将张春桥和周扬拉在一起还有点事实的影子的话——20世纪30年代周扬虽然与张春桥没有交往，但张毕竟是左翼作家的一员，那么将周扬与姚文元搅和在一起，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周扬怎么可能与还是不懂事的孩子的姚文元一起“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呢?不过，这也难不倒对“四人帮”义愤填膺的批判者。甘竞存的《姚文元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文章，将姚文元的思想与周扬联系起来，他说，姚文元所写的《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中，其“指导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的反动观点”。 　　“文革”开始时被“四人帮”打倒，现在又成为“四人帮”的陪绑，这种黑色幽默，激起了在上海的满涛的“愤慨”。想必这也是王元化和满涛在一起议论的一个话题，故信中才有这样的表述。 　　王元化这封信到北京时，周扬因事外出。1979年2月，周扬读到此信后，给秘书写了一纸便笺： 　　王信保存。满涛逝世后，我是否去过唁电?如没有，可复王一信，告以当时我适外出，请王向满家属代致慰问。(14) 　　其实，在接到王元化信的当天，他的秘书已经代其向王元化拍了唁电，只是他不知道而已。不过，周扬这样郑重其事地向秘书交代此事，倒也可以看出他对王元化以及满涛的关注之情。 　　①据陈白尘的日记记载。见《听梯楼日记》，香港语丝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②于光远：《周扬和我》，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81～182页。 　　③温济泽：《历史新时期的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99～400页。 　　④宋廷明：《周扬晚年的彻悟》，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90～493页。 　　⑤顾骧：《兰叶春葳蕤——读周扬同志近两年来的文艺评论》，顾骧编《周扬近作》，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323页。 　　⑥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48页。 　　⑦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197页。 　　⑧同上，第200页。 　　⑨同上，第203～204页。 　　⑩王元化：《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546页。 　　(11)《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12)徐庆全：《王元化写给周扬的一封短信》，2004年11月22日《人民政协报》。 　　(13)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119页。 　　(14)徐庆全：《王元化写给周扬的一封短信》，2004年11月22日《人民政协报》。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