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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出狱赋闲

罗银胜

一 　　1975年，周恩来总理重病缠身，邓小平作为副总理出来工作了，他在各方面做大量的调整、整顿工作。在文艺调整中，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是与扩大节目、活跃文艺同时展开的。 　　这年5月，一直被关押的周扬突然转送进了秦城监狱。虽然感觉到关押的条件比原来的地方有很多改善，但是周扬反倒觉得不踏实了。自“文革”开始，他作为“阎王”被揪斗后，先后在北京卫戍区、大红门的一个医院等地方关押，虽说条件很差，但这些地方毕竟不是监狱，现在被送进了实实在在的监狱，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更加严重了? 　　与世隔绝的周扬自然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把他送进监狱，与问题严重毫不相关。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一场又一场的大动乱，终于在1974年下半年迎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这样一句最高指示。这时周总理已被“四人帮”折磨得病情急剧恶化。在周总理治病期间，由已复出的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中央常委工作。 　　1975年3月，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决定对绝大多数关押、监护或在原单位立案审查者予以释放，未做结论的先释放再做结论。其中属于“周扬一案”和文艺界受审查的大多数人，在5月份分别获得释放或解除监护，恢复自由。在大多数之外的被称为“文艺黑线祖师爷”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已故)，却不在此列。大约是因为释放了很多人，秦城监狱也空出了地方，所以周扬、夏衍等人被押解到这里了。 　　周密回忆说：“在监狱里，通过报纸广播，爸爸知道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了，但对自己的命运却难以预测。爸爸知道，文化大革命初期，批‘文艺黑线专政’论，从30年代批到60年代，自己被视为‘祖师爷’打倒。而抓住这条所谓的‘黑线’不放的，正是以江青为首的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人。而此时江青还在台上。” 　　1975年6月17日，远在江西的原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正是这封信，使周扬的命运出现了转机。 　　在株连面甚广的“周扬一案”中，林默涵也属于“阎王”之列，在“文革”中被发配到江西，实行监护。1975年3月，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后，5月份，发配江西的林默涵也因此被解除监护，恢复自由，并将他就近分配到江西省丰城县钢铁厂，等候结论。6月17日，林默涵致信毛泽东，表示感谢，希望“留在党内”，“决心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直到最后一息”。7月2日，双目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机要秘书读罢此信，沉默良久，过后，拿起笔在林默涵的来信上写下一段批示：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①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进一步指示对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并重申三种办法。一是释放周扬。“久关不是办法”，显然是针对继续关押的周扬、夏衍、阳翰笙说的。二是分配工作。这是对林默涵来信提出的要求的答复，适用于大部分人。三是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这条批语直接讲的是周扬一案，对整个文艺界和解放干部工作自然也有普遍意义。它在实际上指明了对整个文艺队伍和干部队伍都要放宽政策。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下达后，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立即贯彻执行。中央专案办公室按照毛泽东批示的精神，开始了对周扬一案的处理，决定释放周扬、夏衍、阳翰笙等人。 　　7月12日，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得到了周扬将要被释放的通知。 　　事过9年，苏灵扬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军管组的通知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真是望外之喜!已经整整9年，没有得到周扬本人的音信。而几年前就纷纷传说“周扬已死”，后来户口也注销了，接着又收到了“周扬专案组”送来的周扬的几件日用品。在那样的岁月，哪里还抱什么周扬生还的希望呢! 　　过了两天，7月14日，周扬放出来了。他们知道这不会是江青等“四人帮”的意愿，不久就知道是毛泽东的决策。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无从搞清楚具体的原委，以至于直到1993年，周扬的秘书在《新文学史料》上撰文谈及此事时，还误以为“是毛主席听了当时半打倒半工作的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所作出的决定”。 　　夏衍从“文革”开始即被“监护”，逼供时右腿被踢断。他被关在秦城监狱长达八年零七个月。江青、张春桥及其爪牙始终找不到一件可以说明是敌我矛盾的证据，但还是定他“问题性质严重”。毛泽东指示周扬的问题应为“人民内部问题”，夏衍的定性这才随之改变。8月给夏衍做了恢复组织生活的结论。但仍以按夏衍的级别，结论要由政治局批准为借口，扣压下来。所以，夏衍真正恢复组织生活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7月25日，正好是夏衍入党整整50年的时候。阳翰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比夏衍还早两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叛徒”，关押9年之久。他在严酷的迫害下，坚贞不屈，被关押期间从未在审问记录上签字。他在狱中还吟诗百余首，表达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四人帮”的蔑视。这样坚定的战士，要不是党中央、毛泽东下指示，“四人帮”是不会放他出来的。 　　关在秦城监狱的周扬与夏衍也是在这一天得到被释放通知的。夏衍谈到周扬出狱的情况时说，周扬这个人，对毛主席的感情太深了。我接到通知，当天就办手续出狱，我问他，他说，我等几天，给毛主席写封信。周扬晚两天出狱。 　　两天后的7月14日，周扬迈出了监狱的大门。 　　周扬原来的寓所被当时中宣部军管组的人住着，周扬夫妇回不了家，上面安排他们在万寿路西街7号中组部招待所1号楼二层一个房间暂住。7月14日上午，苏灵扬早早来到中组部招待所，等候周扬的到来。 　　9年，互不通音信；9年，互不知死活。对于本来不抱一丝希望的事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人的感情撞击是很大的。周扬如此，苏灵扬也如此。 　　周扬走进屋里，面对苏灵扬说不出一句话。不是他没有话说，而是9年的监禁生活，他已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只有眼泪说明他心中的情感之海是多么澎湃、激荡。 　　“周扬专案组”的人把周扬送到屋里，不大一会儿就走了。 　　这天，周扬老是对苏灵扬说：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让你受连累吃苦了。而且流着眼泪。 　　苏灵扬却非常镇静，反过来安慰他，还笑嘻嘻地说些玩笑话：十年了，家里一个人也不少，还添了好几口人。 　　没过多久，周扬也安静下来，高兴了。他对家人讲，他在狱中通读了马恩列斯毛全集等等。他还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他已经学会自己缝被子、补衣服。 　　在周扬出狱后的第三天，露菲来到了万寿路西街7号看望周扬。露菲还记得： 　　到了他住的地方，房间门是半开的，我听到苏校长在大声说：你不要有顾虑。毛主席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当时感到纳闷。事后，苏校长说，那些话是说给外人听的，她怕房内有窃听器。我进入房间后，看到周扬，忍不住掉泪了。周老问我：你也受株连了吧?苏校长示意他不要说了，她怕有窃听器。我们站在房子中间灯下说话，以为这样可以离窃听器远一些。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周扬指着一只耳朵对我说：他们打我，把耳朵打肿了，打聋了……苏校长不让他说下去。 　　周扬同志在这9年中，除了被批斗、审问，没有人和他说话。因此他说话能力很差，有时嘴张了好几张，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有指着被打聋了的耳朵，才说了几句听了让人心酸的话。 　　与世隔绝了9年的周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总想到街上看看。苏灵扬很支持周扬的想法，两人也没向专案组请假，大着胆子去了王府井。 　　这一天是8月21日。天气十分炎热。周扬夫妇到了王府井，先去逛了书店。就在他们从新华书店出来时，被马路对面正在走路的日本朋友白士吾夫看到了。白士吾夫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当时不顾穿梭在马路上的汽车，急匆匆跑过去握住了周扬的手，嘴里叫着：“周扬先生，周扬先生!” 　　“白士吾夫先生!”周扬也认出了对方。 　　他们交谈了几句，白士吾夫说：“日本朋友都很想念你，希望拍张照片。” 　　周扬摇了摇头，他怕“四人帮”的爪牙看到连累了日本朋友，便很快分开了。 　　“周扬先生活着”的消息，白士吾夫先生报告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先生以及其他的领导人。日本朋友为周扬活着出狱而高兴。 　　周扬进了理发馆，刚刚坐下要理发，苏灵扬发现小偷已经光顾了她的钱包。理发不成，连回招待所的车钱也没有，他们老夫妻俩从王府井步行到沙滩中宣部大院，去露菲那里讨一点车钱。 　　周扬走进楼里正巧碰上了阮铭。他知道阮铭这个人，但没有什么接触。苏灵扬向周扬介绍了阮铭，又马上告诉阮铭说，周扬是人民内部矛盾了。 　　周扬向阮铭伸出了手，问：“你爱人可好?”这是指的阮若英。 　　周扬认识阮若英，过去阮若英有什么事向周扬反映，周扬从来是耐心接谈的。 　　在沙滩中宣部大院西门的马路上，周扬遇到那个把他耳朵打坏的人了(那人分配在文化部工作，并得到提拔)，周扬照样与那人打招呼，那人也厚着脸皮装作没有那么回事地龇了龇牙。 　　就这样在中组部招待所，周扬真正地过起了“养病”的日子。在读书之余，他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中央给自己所作出的审查结论。 　　将周扬等人释放出来，自然不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所高兴的。毛泽东也预料到这一点。7月14日，也就是周扬迈出监狱大门的这一天，毛泽东约见江青，据说同她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 　　从公布的谈话记录来看，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确实较多地谈到了周扬的处理问题。毛泽东说：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大约为了说服江青，毛泽东在谈话中甚至提到了中外对反对派的处理的例子。他说，《反杜林论》出版后，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80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们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 　　但是，从此后的情况来看，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并没有执行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在周扬的定性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百般阻挠。 　　7月16日，中央“专案办公室”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递交了关于“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在周扬、夏衍、阳翰笙释放后，到现在“凡关押、监护的人员全部释放”(其中有27人是在1975年5月底前释放的；有34人在原单位接受审查没有关押；田汉、蔡楚生、刘芝明、邵荃麟、焦菊隐、何干之、穆木天等12人已故)。林默涵等5人已“分配工作”，肖望东、钱俊瑞、刘白羽等26人正在“分配工作”，夏衍、阳翰笙、王昆仑、徐平羽、阿英等20人“养起来并治病”。政治结论属人民内部问题的，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应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报告中对周扬定性为“问题性质严重”，因而采取的处理办法用了“拟分配适当工作”这样的不很确定的语言，生活待遇也不是“原工资照发”，而是“工资照发”。这样一来，周扬的问题就还留着一个尾巴，并没有真正“平反”。显而易见，这是政治局内部对解放周扬有不同意见的反映，说明7月14日毛泽东对江青就这个问题反复说服教育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江青和她的帮派是靠打棍子起家的，批“四条汉子”、批“文艺黑线”是他们的重要“业绩”，他们怎么愿意轻易解放周扬呢!7月16日的那份报告于7月27日送到毛泽东跟前审批。这时，毛泽东左眼刚动过手术两三天，还不能阅读，更不能在表格上写小字。他仔细地听机要秘书读了这份报告，对周扬的定性，毛泽东说，应该是人民内部问题。他命机要秘书把原来定的“问题性质严重”圈掉，改为“人民内部问题”。7月28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接到毛泽东对周扬定性作了重要修改的这一文件，又听了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关于毛泽东口授对这个文件作修改情况的电话报告，立即批示办公厅主任把这个文件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四人帮”这才不好再在周扬定性问题上耍弄手段。② 　　对于党中央对自己问题定性的争论，周扬当时虽然并不知情，但听到了一些传闻：像“周扬一案从宽处理”、“鲁迅活着也不会把周扬抓起来”，周扬仍是“人民内部矛盾，工资照发，恢复党籍，分配工作”等等。这些最高指示是否准确，周扬当然也拿不准。直到吴德的女儿吴铁梅来看望周扬时，周扬才知道这些传闻都是真的。 　　当时中央政治局内，吴德与周扬个人情谊较深。他们在延安相识，又在晋察冀共事。吴德当时是处理专案审查干部的负责人之一，知道内情。以当时吴德的身份，他不便去看望周扬，便让女儿替他去看望。 　　7月28日传阅毛泽东的批示后，吴铁梅曾去看望周扬夫妇，悄悄讲了毛主席的指示，说周扬是人民内部问题，恢复党籍，工资照发，分配工作。这样说，与事实基本一致。对于周扬夫妇来说，毛主席又作了这些指示，也就足够欣慰的了。 　　8月7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为周扬作出了“审查结论”： 　　周扬，男，旧中宣部副部长，现年六十七岁，湖南省益阳人。家庭出身大地主，本人成分学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央批准于1967年五月监护审查，1975年7月14日解除监护。 　　经调查核实： 　　三十年代中期，周扬在上海推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935年至1936年间，周扬和夏衍等人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为名，不顾鲁迅的坚决反对，强行解散了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从组织上瓦解了左翼文化队伍。同时，他提出了“国防文学”的资产阶级口号，写了《关于国防文学》、《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文章，对抗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极力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他们还疯狂地攻击、诽谤鲁迅。 　　抗日战争时期，周扬积极鼓吹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他在“鲁艺”工作期间，提出所谓“正规化”的口号，搞脱离工农兵的“关门提高”，竭力把“鲁艺”办成资产阶级的学院。 　　全国解放后，周扬追随刘少奇，极力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全国解放初期，他抵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武训传》的批判。他把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限制在文艺思想斗争范围内，企图抹煞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实质。1956年，他攻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1957年他借批判冯雪峰的机会，疯狂地对鲁迅进行诽谤和攻击，通过“鲁迅全集”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答徐懋庸”一文的注释，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为他们“四条汉子”三十年代的罪行翻案。 　　1959年，他号召写“敢言之士”，配合彭、黄反党集团向党进攻。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制定了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后改为“文艺八条”)，攻击党的领导是“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简单化”和“粗暴作风”等等，鼓吹资产阶级的“多样化、自由化”。1962年他以“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为名，炮制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鼓吹“全民文艺论”。1963、1964年，毛主席先后两次对文学艺术做了极为重要的批示，击中了周扬的要害，他急忙策划了一场假整风，顽固地与毛主席批示相对抗。长期以来，周扬在文学、戏剧、电影等方面，崇洋复古，反对戏剧革命。 　　周扬被捕嫌疑问题。1933年8月17日《上海周报》报导了周起应最近曾一度在施高塔路四达里被捕。有人揭发，周扬被捕叛变当了特务。经查，周本人交代他没有被捕过，也没有查到周扬被捕的证据。 　　周扬在三十年代极力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全国解放后，追随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犯有严重路线错误，属人民内部问题。本人作了检讨。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 　　这个结论虽然还是给周扬留下了“反对鲁迅”、“追随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等罪状，但是毕竟有了“属人民内部问题”的定性。 　　8月27日，周扬看到了这个结论。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于这个定性他还是认可的。但是，对于所留下的罪状，他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同意”二字后，他就所谓的“反对鲁迅”以及“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等罪状，给中央上书。上书是以谈30年代“两个口号”的争论为主线的，详细讲述了“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限于材料，我们不知道这封上书信是通过何种渠道递上去的，也不知道是否有过什么结果。 　　在这期间，周扬给正在饱受病痛折磨的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倒是有回音，那是一种奇特的回音。据露菲说：“苏灵扬告诉我，有一天××打电话找她，约她晚上在万寿路地铁门口见面。苏灵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理惴惴不安地来到约定地点。等了一会儿××来了，他一见面就说：‘总理看到周扬的信，非常生气。’说罢就走了。苏灵扬说，她当时怔在那里，不知是怎么回事。回到住处，她和周扬细心揣测，这是怎么啦，信中也没说什么呀!当时周总理正在病中，周扬信中问候了他的健康状况，并说毛主席和总理的健康关系着全国人民的幸福等等，后来猜想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怎么能把毛主席的健康和周总理的健康相提并论呢?周总理看到这样的话，自然是‘非常生气’，不过也表明‘信，总理看到了’，不然怎么会‘生气’呢?这也许是在当时形势下的特殊回音。这就是当时的中国政治。” 　　二 　　要向文艺界那些受伤害的同志表示愧疚之意，周扬大概首先想到的，就是冯雪峰同志了。1975年7月，周扬从“秦城”关押的地方释放出来，住在万寿路招待所。30年代文坛老友冯乃超来访，谈起雪峰患癌症，住在医院，病中念念不忘以不能回到党内为终身憾事。周扬闻讯后，立即去看望了病中的雪峰，向他表示问候和歉疚之意，说过去他有对不起雪峰的地方，并说到他们相交数十年，彼此都有过过失，相互的批评中，都有说得不对和过分的地方，我们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相互抵砺。两人谈到此，都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周扬激动地掉下泪来，拥抱了雪峰，两双昔日被认为是“对头”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是1975年洒满金色阳光的一个秋日。会见以后，雪峰伏在病床上，以他“湖畔”诗人的气质，惯用的寓言体，写下他最后的绝唱：《锦鸡与麻雀》，记叙两人最后的相会与释嫌：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做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两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他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会错了。他们无论怎样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他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素以理智取胜的周扬，这次会见以后，感情也激荡起来了。他不顾当时还是“四人帮”’凶焰正高的时候，也不管他们是如何忌恨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也不管自己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写了一封信托王震同志便中交与小平同志审阅转呈毛主席。用周扬自己的话说，这是他“自不量力地”为雪峰的党籍问题求情。信中反映雪峰垂垂病危，希望满足雪峰最后的渴望，让这位一生为党做过许多有益工作的老同志，我党最早对鲁迅采取比较正确态度的老同志，重新回到党内来。尽管这封信后来因形势变化未能如愿送上去，总算是周扬赠送给雪峰生前的最后一根羽毛了。 　　冯雪峰于1976年1月31日逝世。 　　历史既能捉弄人，也能启迪人。说来有些不可思议。“文革”十年的浩劫，对于周扬，像把双刃剑一样，使他遭受了最大的苦难，又得到了最大的启迪。30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昔日他批判雪峰的问题，又被“四人帮”颠倒过来，作为打倒他的一条重要依据，还把30年代与他一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同志统统说成是文艺黑线，全部踩在脚下。近9年的斗争、审问、监禁的残酷迫害，逼使他猛醒过来，这就是他常说的接受了反面教训，想想自己过去在文艺领导岗位上，奉为圭臬和执行的一套，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也是如此地害人不浅的!所以当他从“秦城”放出来，重获自由，就对他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和领导文艺工作一生的功过是非，进行了痛苦的、真诚的反思和审视。其中最使他汗颜愧疚的大概就是与雪峰关系的交恶和1957年批判雪峰的问题了，特别是当他听说在“四人帮”恶毒诽谤他之时，雪峰并没有在30年代问题上对他落井下石，把一切错误和责任都推到他身上。 　　温济泽同志在一篇回忆周扬的文章中记叙过这样一件事：1978年4月，周扬调到社科院，要求为雪峰平反，对温济泽说，请你先帮我看看。温济泽看了这封信，觉得写得十分诚恳，自己承担了把雪峰错划为右派的全部责任，自责的话很沉痛，要求为雪峰平反的话也很恳切，就连声说：“行!行!就这样送给中央吧。”躺在床上的周扬还在流泪。温济泽感慨地想，周扬像许多同志一样，过去“左”过，也许有时是违心地“左”过，后来自己也吃了“左”的苦头，现在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从写信的日期来看，这是周扬再次为雪峰的平反给中央写信了。③ 　　1975年7、8、9月，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整顿文艺，好消息频频传出。进入9月，就要准备过国庆节了。 　　当时每年参加国庆节宴会的人都要见报。每年国宴报道都有一个很长的名单。名字上报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都是革命干部，都是站到毛泽东路线上的人。没有参加国宴的，就是敌我矛盾或者还没有定性的人，在中国名单学是一门特别“高深”的“学问”。一切政治动向，都能从“名单学”上得到解释。在报道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名单中，出现了那么多曾被打翻在地的、人们很熟悉的各条战线上领导人的名字。这些名字中“阎王殿”的领导有李卓然、张子意、许立群、熊复、刘祖春、于光远等等。文艺界更是一大片复出的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其中不少是属中央专案组下直接管理的“周扬一案”的人，如齐燕铭、石西民、刘白羽、徐平羽、吕骥、周巍峙、华君武、张庚、司徒慧敏等。那位本来是南京军区政委被调来主持文化部工作、而又被列为“周扬一案”第一名的肖望东将军的名字当然列入部队名单中了。在那个浩浩荡荡的大名单中未见到周扬、林默涵这两个颇有代表性的名字。 　　出席这次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及文艺界的名单，是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拟定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了邀请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的名单。这个名单相当广泛，在文艺界的名单中就有周扬。信息传到周扬夫妇耳朵里，非常高兴。苏灵扬赶忙找出周扬的中山服，又洗又熨，为周扬出席国庆招待会做准备。当年中国，在国庆招待会上公开露面，是恢复政治名誉的一个标志。可是，临近国庆，却一直没有收到企盼中的那张请柬。 　　尽管毛泽东亲自指示释放周扬，又亲自为周扬定性“人民内部问题”，但“四人帮”仍然把周扬拽住不放。一方面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阵地，依旧大批“文艺黑线”，依旧点名批判“黑线头目”；另一方面千方百计设置障碍，不让周扬公开露面。在政治局讨论文艺界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名单时，提到周扬，江、张、姚、王都不吭声，一个也不表示同意。由于他们的阻挠，本来没有问题的事成了问题，致使毛泽东亲自解放出来的周扬未能在显示安定团结的1975年国庆招待会上露面。 　　吴德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留下了当年围绕着周扬问题的一场高层政治风波： 　　当时的“五一”和“十一”，报纸上都要统一报道参加游园和国宴等活动的人员名单，这是周总理向社会传递一些老干部被解放消息的重要渠道。 　　比如周扬，我们原来是想让他在国庆节露面的。周扬原来是被卫戍区监护的。江青是文化系统专案组的组长，文化界的一些人，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同志的逮捕报告、监护报告，都是江青批的。还有上海、天津的一些人也是江青批准关押的。现在我们要解放这些人，触着了江青的痛处，她就多次问我周扬有没有问题。 　　我根据看过的材料告诉她，周扬没有什么问题，关于参加左联领导的事，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等同志那样做，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是只有在具有坚定的信念下才可以做得到。还有周扬没有被捕过。 　　江青坚持说周扬的社会关系复杂。 　　我说在白区工作，没有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不可能工作得好，夏衍的情况也是这样。 　　江青认为周扬是文艺黑线的主要人物，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调查，并提出监狱空了把周扬由监护改进监狱。因此，我们专写了一个报告，要求释放周扬，提出没有调查清楚的问题可以继续调查，周扬放出来后发给生活费。 　　毛主席在报告中提到“继续调查”的地方批示：“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报告上写有“发给生活费”处批示：“工资照发。” 　　1975年国庆前夕，我们告诉吴庆彤说在邀请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上，应列上周扬。 　　这个名单送到政治局讨论，吴庆彤汇报了周扬的情况。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我们这些人是没有意见的，主要是要看“四人帮”通过不通过。 　　“四人帮”谁都不说话，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 　　吴庆彤甚至说：这只是多添一双筷子的问题。 　　这时，“四人帮”还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邓小平最后收场说：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 　　后来，邓小平告诉我们说，毛主席批评了，应该让周扬出席国宴。 　　不管怎么样，周总理为解放干部费尽了心血，坚决完成了主席的指示。④ 　　国庆招待会后，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把学部出席招待会的吕叔湘、任继愈、俞平伯、顾颉刚、冯至、何其芳、丁声树、吴世昌、贺麟、韩幽桐、傅懋勣、严中平等人的反映整理成材料，于10月9日以《政工简报》第31期印发并上报。 　　材料说，学部有21人(领导干部3人，老知识分子18人，老知识分子中有人大代表6人)出席了邓小平副总理主持的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庆祝国庆26周年。他们在招待会上听了邓副总理的祝酒词，看到一片朝气蓬勃、团结胜利的景象，非常兴奋。这些老知识分子认为，“国庆宴会充分体现了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宴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出席的有老年的、中年的，也有青少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大家还谈到，宴会充分体现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说明党认真贯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有的同志说，“出席这次盛会，深切感到党对于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有所改正的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鼓励”。大家听邓副总理讲要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都表示要为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贡献自己的力量。 　　材料还反映，一些与国民党上层有过联系的人物出席招待会，对于党的统战工作有影响，对做台湾工作有好处。 　　学部归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分管。胡乔木看到这份载有《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政工简报》第31期后，立即报送邓小平。 　　邓小平于10月15日阅后即批上“送主席看看”，将这份简报转报毛泽东。10月16日，毛泽东在这份简报首页大头写了以下批语：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粱漱溟。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⑤ 　　毛泽东写了批语后，并嘱送政治局各同志。 　　这是毛泽东继7月2日、14日、27日三次直接过问周扬问题以后第四次谈到周扬。显然是针对“四人帮”阻挠周扬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批评，而且把问题提到了是坚持辩证法还是搞形而上学的哲学高度。 　　毛泽东这个批示的用语，同当时他在病中又一次读的一篇鲁迅杂文《关于翻译(下)》有关。鲁迅在那篇谈文艺批评的文章中用吃烂苹果的方法做比喻，谆谆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作品。批评那种“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的不好的脾气。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的有关内容时，情不自禁地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可见鲁迅讲的这些话，正好道出了毛泽东这时的心曲。 　　回顾1975年文艺调整中围绕解放周扬的斗争风云，可见毛泽东在他的最后岁月，确实是真心实意要认真纠正自己已经觉察的一些错误。 　　不管如何说，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表明，周扬也可以公开露面了。 　　由于此后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在“四人帮”的控制下，报章上仍然充斥着批判周扬的文章，周扬只能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里安静地休养。 　　1975年，围绕周扬问题需要毛泽东做三次批示才能解决，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周扬的解禁——当然还谈不上复出——感到莫大的恐惧。 　　周扬，这位左翼文艺运动的宿将和重要的领导者，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50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60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在他身上，不仅浓缩了一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的历史，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当代文艺的组织者、领导者，他在文艺界的地位是任谁也不能无视的。即使是骄横跋扈的“四人帮”，也明白这样一点：要想取得文艺界的领导权，就必须将周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扬被作为祭旗开刀人物的理由。 　　周扬被打倒，在他领导下的文艺界各个协会的负责人成为以他为首的“黑线人物”，江青就理所应当地成为“文艺旗手”。虽说这个“文艺旗手”有那么多人“拥戴”，但江青的乖戾、无知，使她除了将“八个样板戏”据为己有装点文艺界之外，根本没有能力重新扯起文艺队伍的大旗，当然就更谈不上组织一支为自己所用的文艺队伍了。于是，在狱中的周扬，即使是“虎落平阳”，但在江青等人的眼里，仍然还不能以“鸡”视之。到1975年，已做了9年“死老虎”的周扬，在江青等人眼里，还是“虎威”仍在，一旦“放虎归山”，假以时日，周扬重组队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即使有毛泽东三次批示在，江青等人还是百般阻挠周扬的解禁。 　　但是，“周扬一案”中的主要人物毕竟获得了复出工作的机会。在此前后，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被征青等人打散了的文艺队伍在慢慢地聚拢。周扬翻身的日子不远了。⑥ 　　这时候，曾与周扬工作上联系较多的温济泽，巧遇过周扬，他还记得：“那时候，‘文革’已近尾声。我有一个青年时代一同做过地下工作、一起被捕坐牢、后来他在东北局做过书记的老战友，已经从‘牛棚’放出来，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去看望他。他请我吃午饭，在饭厅里，我遇见了周扬。我们隔着好几张饭桌，他先吃完，看到了我，就弯着腰，端起一个凳子，慢步走到我的身旁坐下。我们寒暄了几句，他亲切地问我：‘还写科学小品吗?你在延安写的，我很喜欢看。’鼓励我多写，还把他住的楼号告诉我，希望我去看他。”⑦ 　　不经意中，温济泽感到他曾看到过的高傲的架子，在周扬身上消失了。过几天，温济泽又去看望他，他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正在低着头戴着花镜，专心致志地读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谈话中，知道周扬在被关押的9年中，他有7年时间反复精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温济泽发出感慨： 　　“我庆幸他有这么充裕的时间读马列，听得出他的确有不少宝贵的心得。” 　　著名哲学家王若水也记得： 　　“文革”结束后，周扬出狱。他住在招待所里，没有多少事情，有充分时间接近一些普通干部，我认为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他抓紧时间读书。他曾表示，想找一些黑格尔的书来看一看。那时，这种书很难找。我借了两本书给他，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中译本)，另一本是Stace的《黑格尔的哲学》(英文本)。《小逻辑》很难读，但Stace的书解释得很清楚，我得益此书很多，我想也会对他有帮助。在像他这样高层的中共官员中，到老年还对理论这样有兴趣的人是不多的。⑧ 　　王若水甚至认为，周扬此时研究理论，也是为了对“文革”进行反思。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41页。 　　②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43～344页。 　　③荣天屿：《锦鸡互献美丽的羽毛——周扬与冯雪峰》，《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 　　④《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84～187页。 　　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77页。 　　⑥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96～197页。 　　⑦温济泽：《历史新时期的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98～399页。 　　⑧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16页。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