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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拨乱反正

罗银胜

一 　　1977年的岁末，周扬复出工作，却与文艺界无缘。 　　尽管有“两个凡是”在，有“文艺黑线专政”论及稍后的“文艺黑线”论的阴影在，但周扬在文艺界所奠定的领导地位，依然无法被文艺界人士漠视。周扬从狱中出来后，一些文艺界人士采取各种方式表达着对周扬的关注之情。 　　周扬在万寿路7号中组部招待所的栖身之地，接待了一大批前来探望他的文艺界人士：郭小川、夏衍、周巍峙、张光年、冯牧、陆石、李纳、露菲、韦君宜、顾骧、蔡若虹、许觉民、夏征农、王元化…… 　　在外地的一些文艺界人士，也通过各种方式打听周扬的情况和地址。有机会来京，也前来探望。在周扬出席1977年国庆招待会见报后，来访者增多，外地来京的文艺界人士也前来探望。没有机会来京的则给周扬写下了热情洋溢的信。 　　老作家沙汀在1977年9月来京后，数次来看望周扬；老作家陈学昭来京后，到处打听周扬的住址，两次前来看望。 　　仍在重庆市图书馆抄写卡片的陈荒煤，文化大革命前是文化部副部长，电影界的“老局长”，与周扬自30年代起就在一起。他看到周扬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报道后，辗转从夏衍处找到周扬的通讯地址，10月27日，写下了一封长信。在向周扬表示了慰问之情后，对文艺界的状况表示了担忧： 　　“尽管在‘四人帮’倒台后，才有少数同志和我通讯，或过渝时看看我，但都对文艺界现状表示忧虑。文艺界确实须要有一番切实的整顿，组织起来，有一个规划才好。但现在领导没有个核心，没有组织，真叫人着急。” 　　陈荒煤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周扬应该尽快出来工作。他说：“我真心盼望你和夏衍同志出来工作才好。” 　　远在新疆的王蒙，此时也给周扬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在汇报了自己多年来的工作情况。王蒙本人忆及：“1978年10月，当‘文革’以来报纸上第一次出现了周扬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消息，我立即热情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并收到了他的回信；所以，在1982年底，掀起了带有‘批王’的‘所指’的所谓关于‘现代派’问题的讨论的时候，周扬的倾向特别鲜明。他在颁发茅盾文学奖的会议上大讲王某人之‘很有思想’，并且说不要多了一个部长，少了一个诗人等等。他得罪了相当一些人。”① 　　那些来京探望周扬后返回的文艺界人士，不约而同地给周扬写信。 　　陈学昭写下了多封热清洋溢的信，并给周扬寄来了丹参；王元化、夏征农等人也寄来道珍重的书信。在这些信件中，他们依然视周扬为文艺界的领袖，无一例外地汇报当地的文艺界状况和自己的处境。 　　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来京演出《朝阳沟》，也借机看望周扬并送来戏票。1978年周扬还收到了常香玉给他的一封信： 　　周扬部长： 　　我来看您，好久不见了，我很想念您!说您12点半才能回来。明天在计委礼堂演出《朝阳沟》。我现往前门饭店662房间，3点半到5点我在家。以后有时间再来看您! 　　致 　　礼! 　　常香玉 　　78.4.28② 　　《朝阳沟》是常香玉主演的一出著名的豫剧。因配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形势，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因而得以广泛流传。“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在文坛乍暖还寒的形势下，常香玉带队进京演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此时，周扬虽然复出，却还没有回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但常香玉仍到周扬借居的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给他送票。这封信就是造访未遇留下的。《朝阳沟》演出后，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周扬观看了演出并参加了座谈会，作了《重看豫剧<朝阳沟>》的发言，后来刊登在1978年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 　　已经主持文艺界工作的张光年，则利用自己的地位，争取周扬及早在文艺界“亮相”，以为其重新回到文艺界的行列做准备。 　　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召集座谈会时，限于周扬的身份，也不能邀请他出席。在筹备《人民文学》座谈会时，张光年把周扬列在了与会者名单中。12月16日，他与林默涵一同造访周扬。24日，张光年又与林默涵、刘白羽再度造访周扬。这一次，适逢中组部找周扬谈话，任命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既然已经出来工作了，参加《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座谈会当然不成问题了。28日，周扬出现在座谈会的会场，并作了长篇发言。《人民日报》在刊发会议报道时，发表了周扬的照片。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这大约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周扬第一次在文艺界的会议上公开露面。 　　这次由《人民文学》杂志召开文艺座谈会，揭批“四人帮”，反对文艺方面的“两个凡是”。这个会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个反对“两个凡是”的会，是打着“热烈欢呼华主席光辉题词”的旗号。 　　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下，加上由于历史、现实的种种原因，报刊上对“四人帮”的批判目标也极分散，把“四条汉子”、“刘少奇文艺路线”、“胡风集团”、“右派分子”一锅煮。在这种情况下，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到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上是不易的。当时文联各协均未恢复工作，《人民文学》杂志只是出版局的一个下属刊物，组织一次文艺界的大型会议也似乎力所能及。 　　这次会议的策划和主持人是张光年。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书面讲话，中国作协主席茅盾讲话。其实，文联、作协在“文革”开始同“阎王殿”一起被砸烂，当时尚未恢复，所以特别标明郭、茅的职务，这也是主持者的苦心。在当时的报道中还提到新上任的中宣部、文化部的正副部长和出版局的负责人，而特别注意的是那些受“四人帮”迫害极重的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 　　我们知道，周扬在这次会议上出现并作了长篇讲话，这也是会议主持者有意安排的。当时关于周扬有种种说法，有人提出批两条黑线，一是周扬黑线，二是“四人帮”黑线。并准备了长篇文稿。 　　周扬本来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但这次是以普通与会者讲话的。他说：参加《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这个座谈会，我觉得很兴奋，感慨万端。讲到这里他眼里含着泪水，停顿了一会儿。他接着以一个文艺队伍的老兵的身份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我错误很多，有路线错误，有一般性错误；有历史性错误，有当前工作的错误，对我的批判我都接受，这是对我很好的教育，我要感谢。但“四人帮”对我的诬陷迫害，我一概不能接受。他的讲话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但他说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后“我们真心诚意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不少中央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的文艺界领导人在当时就认为“批示”是不符合实际的。③ 　　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京召开。这是1963年6月文联全委会召开以来的第一次会议，二、三两次会议相距整整15年了。15年间已有69位委员与世长辞。他们中许多人是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致死的，像田汉、老舍、邵荃麟、赵树理、冯雪峰、刘芝明、严凤英、张骏祥、郑君里等。经历了十几年九死一生的磨难，终于又在北京相聚了，人们有千言万语要倾吐。但是，上面提出的要求是，复会不要复旧，要“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这就是说要求备受“文革”摧残的代表们，要讲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的教育。也就是说“两个凡是”的盖子仍笼罩着大会；即使这样，当时人们为劫后重逢的情绪所鼓舞，大会还是开得热烈隆重。 　　满头银发但仍然神采奕奕的周扬来到会场，走上主席台，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周扬在会上作了题为《在战斗中学习》的长篇发言。他哽咽着，充满深情地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可惜文艺界的不少老朋友、老同志都不在人世了。有的是由于自然规律，有的却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他向一些由于他的工作的失误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和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周扬的讲话，博得一阵阵掌声。 　　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最严峻的考验，也是一场最重要的学习。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经风雨见世面，也正是我们学习的好机会。 　　“抗战时期，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曾同我谈过一个人受到委屈的时候，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他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一种是人家批评得对，你确实错了，那你就应该让人家批评，不应该感到委屈；一种是你正确，人家批评你批评错了，那么真理在你这一边，你要为真理而斗争，不怕受委屈；再一种各有一半错，那你至少有一半错，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感到什么委屈。毛主席的这些话包含了多少真理!多少年我都铭记在心，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话，时时地鼓励了我，支持了我。”周扬的这些话是真诚的。这篇讲话收入《周扬文集》第五卷。作者已无力审阅，由编者删去“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等词句，文化大革命加了引号。其实可以不改，更能留下历史的印迹和研究周扬思想的发展线索。 　　他在讲话中说道： 　　同志们希望我来。我想来想去，不少同志的发言都说了我心中要说的话，似乎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但是又觉得我一定要来看看同志们，这不仅是由于我是“文联”的副主席之一，而更多地是由于感情的原因。革命的感情驱使我不能不来。 　　周扬这段话大可玩味：“同志们希望我来”的话，流露出自己没有回到文艺界的无奈；而“由于感情的原因”前来讲话，则表明自己虽然无缘于文艺界，但依然对文艺界充满感情，言外之意当然是表达了自己对重返文艺界的渴望。 　　在此期间，已经回到北京工作的沙汀、陈荒煤等人，与张光年、李季、冯牧等人一起，为周扬在文艺界的复出创造着条件。 　　这次盛会的召开，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恢复活动以及《文艺报》正式筹备复刊，使文艺界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工作更加有组织、有步骤地向前推进。会议虽然没有摆脱“文艺黑线”论的桎梏，但是，周扬和与会者对于“四人帮”鼓吹的“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题材决定”论、“反写真人真事”论、“彻底扫荡遗产”论等一系列文艺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就意味着，文艺界已从以前的对“四人帮”的“政治控诉”，逐渐转向对其文艺思想的批判上来，已开始从文艺理论上触及《纪要》的要害和基础。 　　对“文艺黑线”论的批判，已经呼之欲出了。 　　二 　　1978年9月21日，周扬、张光年、李季、陈荒煤、冯牧、孔罗荪，再加上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和回到周扬身边的老秘书露菲，“八人三辆小车，9时出发”(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中语)，开始了为期4天的华北油田之行。 　　文联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根据巴金提出的“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呼吁，决定分批组织作家分赴各地深入生活。周扬等赴华北油田之行，其缘由即来源于此。 　　关于华北之行，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中略过不提，难知其详。但是，这次八人之行，对文艺界领导班子的重组，有着深层的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同行的八人的身份上： 　　同行的人中，张光年是作协筹备小组组长，李季、冯牧二人是副组长。在7月成立的作协临时党组中，张光年为临时党组书记，李季、冯牧为副书记。李季、冯牧两人各主持着《人民文学》和《文艺报》的工作。孔罗荪原在上海，在文联、作协筹备小组成立过程中，张光年力主将他列入这个小组的成员。陈荒煤进北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是周扬、沙汀、张光年通力合作的结果，在文艺界的重组过程中，他一直无缘参与。 　　就与周扬的关系而言，多年来，这些人基本上是周扬领导下各个部门的实际负责人，而在推动文艺界拨乱反正的进程中，他们始终是引领潮流的。虽然他们由此与文化部产生了间隙，但却与周扬的思考是合拍的。 　　华北之行后，周扬一直在思考着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状况以及未来的走向。当年12月7日，应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邀请，周扬与夏衍、张光年、林默涵抵达广州，参加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 　　11日，周扬在会上作了《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的报告。这是新时期以来周扬第一篇高屋建瓴的文艺理论文章。在这个报告中，周扬从“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社会主义文学和它的同盟军”、“艺术的形式和风格问题”、“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文学艺术的领导问题”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向。报告整整讲了一天，受到热烈的欢迎。 　　周扬的报告作了近一天发言，他在讲话中，对“文艺黑线”进行了批驳： 　　林彪、“四人帮”诬蔑从三十年代到开国十七年的革命文艺贯穿一条所谓“文艺黑线”，而且“又粗又长”，是“文艺黑线专政”。这种种诬蔑诽谤之词，早已被文艺界同志们批驳得体无完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七年中并不存在一条什么“文艺黑线”，已被实践所证明。开国十七年，我们的文艺工作一直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是努力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的，虽然在工作中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有过“左”的或右的偏差。但是我们从没有执行过一条与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相对立的路线。三十年代，我们党内发生了错误路线，文艺也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党就是在不断地经受正确和错误路线斗争的艰难过程中发展和前进的。文艺战线也是这样。承认文艺工作某些时候受过错误路线的影响又有什么奇怪呢?④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老作家陈残云在给《文艺报》老编辑刘锡诚的信中谈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我们这次座谈会开得不错，大家思想解放，畅所欲言，周扬、默涵、光年三同志都作了整天的报告，对大家帮助很大，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都作了具体的回答。我们提出了17年是红线，不是黑线，认为黑线是文艺界最大的冤案。我们提出的意见，正和光年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基本相同，大家想在一起了。是月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我一篇文章，也谈了黑线问题，谈得委婉一些。后来在会上发言就更鲜明了。会上从工农作者到省委书记．一致否认17年存在黑线。⑤ 　　许多与周扬交往很深的人，谈起周扬时，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周扬作报告很少有讲稿，往往写一个提纲，就能口若悬河地讲几个小时，讲完后一整理，就成为一篇基本上不用进行大修改的文章。在广东的这次讲话，也是如此。周扬用短短的提纲，能够在会上讲一天，显然是融入了他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关注与思考。 　　回到北京后，周扬将广东方面整理的2万字的讲话稿进行修改后，分送给张光年、沙汀、陈荒煤等人征询修改意见。周扬对这篇文章的重视表明，他是把此文作为在文艺界复出的“亮白相”文章的。张光年看到周扬“自己整理”的讲稿后，“尽可能做了一些改动”。这些改动，周扬“几乎全部吸取了”。周扬充分吸收了张光年、沙汀、陈荒煤等人的意见，对稿子又作了多次修改。2月23日至24日，《人民日报》连载发表。此文实际上是周扬向文艺界宣布的复出后的“施政纲领”。文艺界大多数人士谈到此文后，都与陈荒煤一样，深为周扬的思想解放感到“可喜”。同时，他们也知道，周扬在文艺界的复出指日可待了。 　　在广东文艺界座谈会期间，东道主请求与会的周扬、张光年等人题字、作诗留作纪念。别人尚在沉吟、构思之际，周扬即挥笔而就：“石破天惊”。 　　此时，在北京，“石破天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从广东回来后，周扬开始了在文艺界的领导工作。 　　三 　　1979年1月2日，刚就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才几天的胡耀邦，在中国文联举行的迎新茶话会上，正式与文艺界300多名人士见面。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向与会的文艺界人士郑重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的前17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过程中，犯过这样和那样“左”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征主义“文艺黑线”。 　　中央对“文艺黑线”论的否定，使文艺界人士认识到，在彻底推倒“文艺黑线”论的同时，要为一大批仍然被认为是“黑线人物”的作家、“黑线头目”的文艺领导者、“黑书”的文艺作品、“黑窝”的文艺团体、“黑会”的重要文艺会议等，进行彻底平反。在此前后，文艺界首先从对文艺作品的平反开始，加快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 　　1979年1月3日，胡耀邦与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在谈到近期宣传工作要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时，把文艺问题列为第10、11个问题。他说：通过学习周恩来总理在1961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的讲话，使我们的文艺创作从明年起，蓬勃发展起来。为此，他要求宣传部门要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派。他说：宣传部门管得很多，当婆婆，要当开明的，开明的就是当“双百”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什么片子、歌曲、小说，文责自负，反党必究。什么是反党?这也不由一个人说了算，要大家讨论。哪有那么多反党的?不成熟的、粗制滥造的，可能有。要百花盛开、文艺民主、理论民主，要警惕，不要让“四人帮”的文化、思想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影响我们。 　　虽然在人员的安排上，胡耀邦采取的是“只换思想不换人”的主张，但他还是希望加强对文艺界的领导力量。他决定，在中宣部设顾问，他将周扬列入中宣部顾问的名单，这实际上是周扬重新恢复在文艺界工作的开始。 　　1月18日，在理论务虚会开幕当天，邓小平召周扬谈话。在对理论务虚会召开作出指示后，邓小平谈到了周扬的工作，要他回到中宣部，并交给他一个任务：“了解文化部存在的问题。”周扬对这个任务“感到有些为难”。⑥ 　　在这个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印发了文件。 　　3月，周扬担任副部长，开始主管文艺工作。陈荒煤重回文化部担任副部长。 　　在周扬的主持下，文联和各协会的重建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经过周扬等人商定，报中央批准，中国作协领导机构产生。党组书记由张光年担任，李季、冯牧、张僖为副书记。任命下来之际，正值张光年患癌症住院治疗。周扬来到医院，向张光年宣布了任命。病重接受治疗的张光年吃惊地说：“那怎么行?就我这样……”周扬回答说：“中央已经决定了。在你治病养病期间，一年两年，你的工作由荒煤代理。”此后，陈荒煤虽仍身兼文学所副所长职务，但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作协。在1979年11月，作协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出文化大革命后新的领导机构中，冯牧、李季、张光年、陈荒煤都是作协副主席。在10名书记处成员中，张光年、孔罗荪是书记，冯牧、李季为常务书记。 　　一些文艺界人士采取各种方式在周扬周围聚拢的事实表明，不管中央如何安排周扬的工作，周扬在文艺界的核心地位依然没有变。周扬注定还要在文艺界复出。而作为理论家的周扬。在新时期以来对“左”右思潮的真切反思，使他对以往在“左”的政策中所犯下的错误有了痛切的悔悟。惨痛的教训一旦有了清醒的总结，就会成为思想解放的起点。周扬将自己的思考，融会到思想解放的潮流之中，并担当思想解放潮流中的急先锋的角色。这一角色，加快了他在文艺界复出的步伐。 　　借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人民文学出版社为适应文学出版的需要，决定召开一次中长篇小说座谈会。韦君宜是积极带头，开足马力，四处寻找支持。据其时在人文社谋事的黎之回忆，她先去见茅盾，请他与会讲话。接着韦君宜又带着黎之去找周扬。这次要开会，她请周扬支持。 　　周扬正在理论务虚会开会，他愿意到会上同大家见见。 　　中长篇小说座谈会于当年2月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当时活跃的中青年作者。王蒙、陆文夫、宗璞、刘心武、林斤澜、冯骥才、黎汝清、高缨、杨佩瑾、竹林、敖德赛尔、陈立德、冯苓植等40余人。 　　会议是在友谊宾馆召开的，那时理论工作务虚会部分代表也在那里开会。周扬讲话时，对过去的多次运动有所反思。又提到他对第二次文代大会的报告不满意，特别是关于写英雄人物的部分。他说，中国的理论水平很低。过去对现实主义注意的不够；批判秦兆阳、邵荃麟、胡风。要讲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力量，不是口号。不要讲假话，有些事情可以不写但不能讲假话。 　　从周扬的讲话中听得出他吸收了务虚会上一些提法，如对毛泽东的估价，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问题，反封建主义问题等等。他讲到，“一种说法，东方的共产党，与西方不同；封建专制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都是原因。”这正是务虚会上有人提出来，至今理论界还有争论的问题。⑦ 　　①王蒙：《周扬——目光如电》，《不成样子的怀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91～92页。 　　②余广人：《常香玉夫妇赴朝慰问演出一波三折——常香玉51年前一封未曾公开的信揭开一段光荣历史》，2004年7月7日《中华读书报》。 　　③黎之：《回忆与思考——“三中全会”前夕的两次文艺会》，《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 　　④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2月23日《人民日报》。 　　⑤刘锡诚：《真理标准讨论与新时期文学命运——<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1978年10月编委联席会议纪要》，《红岩》1999年第1期。 　　⑥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⑦黎之：《回忆与思考》，《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3期。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