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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文章风波

罗银胜

一 　　题目所谓“文章”，是指周扬的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并由此引发的一场轩然大波。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虽说刚刚从“文革”的梦魇中苏醒过来，但要真正摆脱“左”的困扰，还需待以时日。 　　1983年适逢马克思逝世百年祭。中央考虑届时举行隆重热烈的纪念活动，活动分两个层次，一是由中共出面，召开纪念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讲话；二是召开学术研讨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教育部牵头，请周扬作报告。 　　1982年秋，当时王元化还在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分担领导工作。有一天早上，他正在办公室，忽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让他参加总结1976年至1982年6年来上海情况的定稿工作。这份总结是根据中央指示清理上海6年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肃清“四人帮”在上海的流毒。时任市委书记的陈国栋同志亲自组织班子主持起草，并指定几个人参加定稿工作。王元化是被指定参加定稿工作者之一，一起工作的还有陈虞孙、洪泽、罗竹风等同志。 　　正在这时，家里(大百科出版社)党委接到市委的电话，说中宣部来电叫王元化去北京。王元化摸不到头脑，就去问陈国栋，他说他也不了解详细情况，只知道为了周扬要写一篇文章的事，中宣部叫我去。他让我放下还未完成的协助“六年工作回顾”的定稿工作，先去北京。 　　9月底，王元化乘飞机抵京。到北京后，中宣部文艺局长梁光第以及顾骧等一干人来接，直接趋车去中宣部。当天他就被安排下榻在北纬饭店，由顾骥负责具体接待工作。 　　第二天开会，梁光第主持，同时在座的还有陈涌、陆梅林、程代熙、顾骧等人。在这次碰头会上，梁光第宣布，这个会原是由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召集各位来研究协助周扬同志写一篇文章的事，但他们两位都生病住在北京医院，这时王元化才完全弄清楚中宣部要他来京的意图。 　　就在这次会上，大家首先研究为周扬文章主持起草的人选，有人提出要王元化来担任。他说自己工作中断20多年了，复出不久，有些情况不了解，故接受这项工作有困难。但是讨论下来的结果，大家还是觉得让其负责比较合适。 　　在王元化的印象中，在会上一坐下来，提到当时理论界莫衷一是的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涌同志和自己因意见不同发生了争辩，各执一词。陈涌大意是说西方现在提出的人道主义有反动的目的，所以我们不能跟着西方走。 　　会后，王元化请顾骧陪同去看望周扬，因为周扬此时正在北京医院治疗腿疾。 　　在周扬的病房里，王元化见到了周扬。他劈头就问： 　　“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要找人写文章，要我参加起草吗?”王元化大为惊诧。 　　周扬的记性已经有些差劲。经这么一提醒，他这才恍然记起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文章的事，“前些时候，我曾经说起要找几个人一起谈谈，比如上海的王元化，可是现在我生病躺在医院里，怎么能写呢?”这时王元化才明白，原来是贺敬之下令叫他来的。他就又到隔壁病房去看贺敬之。 　　贺敬之热情相迎，但被护士严厉阻拦说他是病毒性感冒不能会客，不顾贺的“只谈五分钟”的要求，没有商量余地将两人拉出他的病房外。 　　回去以后，王元化和顾骧商量，并建议题目定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但是由于周扬患病，工作无法进行，再加上王元化来去匆匆，临时之间，手头资料也缺乏。所以他只在北京呆了两天，就返回上海。为周扬起草报告之事暂时搁了下来。 　　1983年春节前四天，王元化收到周扬来信，说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要他到天津迎宾馆。王元化当即拍电报给周扬，大意是说马上要过春节，他的母亲又近百岁，故在春节过后即去天津。 　　在这前后，周扬同志在天津疗养。春节假期刚过，一上班，顾骧也接到周扬秘书丁春阳同志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周扬同志要他去天津，还要他通知王若水一起去。看得出，周扬对这篇报告确实是十分认真，十分重视，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做些科学探索，力求在理论上有点新意。 　　春节后的2月15日，王元化赶到天津，抵达周扬同志下榻的天津迎宾馆。顾骧与王若水晚些时候到达。 　　周扬下榻的天津迎宾馆人称“天津钓鱼台”。 　　人都到齐了，第二天，他们就共同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年讲话稿，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由王元化统稿，周扬定稿。 　　他们几个人一开始先讨论写文章的事，用了整整三天。 　　讨论的时候，王元化说：“现在许多文艺问题说不清楚。由于文艺思想都有哲学、美学的背景，如果不在哲学上弄清，许多文艺理论问题就谈不深，谈不透，所以最好先从哲学方面弄弄清楚。” 　　周扬同意王元化的意见，让他与王若水、顾骧三个人就这个问题进行准备，并指定第一天由王元化谈，第二天王若水谈，第三天顾骧谈。王元化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贯穿在他的一切理论之中。理论界对这两论也作过很多探讨，问题也很多。有些和文艺理论也有直接的关系，很值得我们研究。 　　王元化认为把认识过程概括为由感性到理性自然是对的，但不要忽略在感性到理性之间还有知性的阶段。知性也是不同于感性认识的抽象思维，但这种抽象思维和作为理性的抽象思维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我们不能把它视为可以达到对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和内在联系的认识。理性具备这种认识功能是因为它是辩证的，而知性认识是形而上学。 　　第二天，王若水谈的是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第三天顾骥也讲了他的一些看法。三个人的发言都由周扬秘书小丁整理成记录稿，经本人修订后再交周扬。过了两天周扬经过了酝酿，又召集他们三个人开会。周扬最后发言，他的理论概括能力很强，他谈完，报告四个部分的框架也出来了。即：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后来改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他们讨论结束，三个人就按周扬的意见分头去写，写好交他审定。王元化写了两个，王若水和顾骧各写一个。王若水写的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那时他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工作很忙，不能留在天津，就回北京去写。因为工作忙，他交稿也比较晚。 　　讨论中王若水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有很多发挥，周扬希望这个问题成为文章中的重点。 　　周扬对知性问题很感兴趣，让王元化写进去。 　　王元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发表过文章，如果写进去变成你重复我的观点，这不大好。” 　　“那没有关系，你可在这篇文章中写明我赞成你那篇文章中的论点。”周扬说。王元化只好尽量从不同角度来写，这使他写得很吃力。 　　对此，王元化后来在《<读黑格尔>序》中也谈到过，这里不妨摘引其中的一段： 　　1983年初，我们在天津迎宾馆为周扬起草那篇惹起一场风波的讲话稿时，他听到我对知性问题的阐释很感兴趣，坚持要我在讲话稿中把这问题写进去。我说在此以前我已有文章谈过了，他说没有关系，可以在讲话稿中说明他对这观点的赞同。这篇讲话稿后来成为引发一次事件的开端。在这次事件中，知性问题虽然不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也受到株连，被指摘为和权威理论唱对台戏，“要回到康德去”。对于这种责备，我一直沉默着，现在也不准备回答。我只想对掌握意识形态大权的批判者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回避了我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诠释呢?要知道除非在这个问题上将我的论据论证驳倒，你们是不能稳操胜算的。① 　　据顾骧回忆说：“我们度过了一段十分安静地读书、看资料、思考、写作的时光。为了保证写作不受干扰，周扬同志与天津市委联系，对宾馆进行‘封锁’。宾馆有两道门卫，外人无法随便进入。周扬同志与夫人苏灵扬、元化、我以及秘书小丁，还有一小保姆，每人住一套房间。元化和我在自己房间里写作，周扬则在他的客厅里读书。我们第一稿交出后，他则改稿，休息时，或饭后，他常到我们房间坐坐，随便聊聊。我有时想什么问题或者只是想休息一下，也去找他聊，不择时间，一点拘束也没有。”② 　　顾骧又说过： 　　第四部分写出第一稿，晚上送给周扬同志。第二天早晨，他将稿子退我，郑重地说，我考虑了好久，还是要写“异化”。他又说，我昨天晚上一直想这问题，一宿未睡好。这个情节使我意识到，周扬同志要在这份报告中谈“异化”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周扬在1964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曾提出异化问题，还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那篇讲话是“左”的，是所谓“批修”的。周扬是现实感强的理论家。“文革”后，对这一理论有了新的感触，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知识界对这一理论发生兴趣、寻找说明当时社会问题症结的理论根据一样。他在这前两年即1980年9月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讲话中，便已用很长的篇幅，讲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实际上他在马克思忌辰的讲话基本论点，在这个讲话中都已谈到了。至于说“周(扬)文(章)的最厉害并已形成祸害的部分正是出于他(王若水)的手笔或构思”(引自1983年8月13日，“胡乔木给秦川的信”)是不负责任的臆说。…… 　　在这个“报告”出事之后，周扬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说：“2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联名写信给我，约请我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作一讲话。……出院后我因仍有低烧到天津继续休养，春节后就在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三位同志的协助下，赶写成了这篇讲话。”“至于这篇讲话，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完全是我的责任。” 　　王元化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谈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只谈从感性到理性，跳过了知性阶段，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否定之否定。长期以来，我们只讲一分为二，只讲差异就是矛盾、矛盾就是斗争，产生了斗争哲学，取消了多样的统一，造成极大危害。王若水谈的是异化问题。异化问题过去有人提出过，但没有成为广泛讨论的问题，也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它是一个不大容易被人理解的哲学理念。这次提出来，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要真正理解异化，就必须关涉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理解问题。在我们理论界，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从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前途，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只从唯物史观或只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直到最近还有人根据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吃饭哲学”。马克思是务实的。他确是企图从科学精神而不是空想的乌托邦来探讨社会发展的问题。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想一想，马克思在创造他的学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是否还有更重要的人文背景?王若水提出异化，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的解放。我认为这理解是准确的，不是无根的游谈。启蒙运动兴起之后，西方思想家都是在人文关怀的背景下来探讨问题的。王若水曾经根据《共产党宣言》，强调马克思的重要观点：“个人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这一说法在中国思想界，据我所知，是王若水首先揭示出来的。他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认识社会规律的科学价值，而且赋予它以生命的意义，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想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许多人都认为这是王若水在阐释马克思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更容易为人所理解、所接受。 　　虽说事隔多年，但王元化对在天津那几天的经历记忆犹新。在讨论中，对于周扬有些见地，他非常赞同。周扬说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就理论准备不足。俄国民主革命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有普列汉诺夫这些理论家，而中国革命缺乏这样的理论家。我们往往只重实践而忽视理论，强调“边干边学”、“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等等。周扬的意见是切中时弊的。我们向来对理论采取功利态度，所谓以《禹贡》治水、以《春秋》断狱、以《诗》三百做谏书，把学术作为工具，用学术来达到学术以外的目的，而不承认学术具有其本身的独立价值。这种轻视理论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为中国革命带来很多问题。据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问题，主要在于这一点。 　　当时众所周知的“理论权威”向中央进言，说周扬没摆好自己的位置，他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竟将自己站在党之外，甚至党之上，说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都缺乏理论准备，难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这一点就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要问题。 　　同时在讨论中，周扬还曾对他们说过，王若水对于人道主义、异化的说法有些偏颇的地方。他说马克思主义不可没有人道主义，但是人道主义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在我们社会里是可以通过自我完善来解决异化问题的。王元化在统稿时按周扬意见将王若水所写部分删去了约五六百字。 　　2005年，王元化在与我交谈时提到，“我记得，周扬在审稿时，对有的部分不够满意，让我在此基础重写。我受命后，只好挑灯夜战。而那时我已很少通宵加班，但为了赶时间，我也没什么怨言。” 　　这篇文章在周扬去党校作报告的前一天3月6日的晚上，由周扬本人审定，进行了最后的润色，直到3月7日凌晨才匆匆印出。 　　王元化回忆道：“我没有去会场。后来我在电话中问周扬反应如何，他说反响不错。报告会是由王震主持。报告结束王震和他握手说讲得很好，还问周扬异化是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当时我也高兴，第二天就回上海了。我走后，不想事情急转直下。我后来听说，原定于3月9日结束的会突然延期，3月10日胡乔木找郁文、夏衍、王若水到周扬家，提出了意见，由此逐步升级，掀起了一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③ 　　这次在天津为周扬起草文章，王元化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与王若水同志的结交。他说：“1983年初，因为周扬起草文章的机缘，我们终于互相认识了。我们在天津迎宾馆相见甚欢。当时正是寒气逼人的严冬，别人都还穿着厚大衣，王若水无论在室内室外都只是一套人民装，身材瘦小，显得精力充沛。浓浓的眉毛，目光深邃、智慧、明亮。从他说话的态度、形象、穿着多方面看来，都给人一种精干的印象。 　　“我们在迎宾馆讨论一起如何起草文章，后来又赶回北京《人民日报》定稿，这时离开会日期只有两天了，又逢假期，我和王若水特地到《人民日报》排字房加班排出清样，本来打算将文章排四号字按文件形式印出发给大家看，因时间来不及，只好根据大样拼成，周扬就拿去作报告了。……我匆忙返回上海之后不久，就听说因为胡乔木发难，酿成轩然大波，《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成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导火线。事情的实质有些同志当时就已经看出来了，夏衍就曾对周扬说，这篇文章的问题所在就因为是你周扬写的。”④ 　　二 　　3月7日，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央党校礼堂坐满了人，包括全国各地来的出席会议的代表与首都社科界临时赶来聆听周扬同志报告的人。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 　　在开幕式之后，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报告人是周扬。周扬本是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常常是很吸引人的，但现在他已年迈，身体也不好，只简单地作了一个开场白，就由一个广播员代念讲稿。这个广播员很有本事，事先没有看讲稿，拿起来就念，居然念得抑扬顿挫，声调铿锵，为这篇报告增色不少。当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 　　报告结束时，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这次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王震走到周扬面前说：“讲得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据顾骧回忆： 　　我下午回城，在中宣部食堂匆匆吃了晚饭，赶去安儿胡同周扬同志家，与周扬同志碰碰情况。我告诉他会场的气氛，还告诉他，他说报告是找了几个人商量写成的，引起人们猜测，周扬同志听了笑笑。他告诉我：会议休息时，邓力群上前向他祝贺，说讲得好。王震也说讲得好，还问他“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周扬对他说，不能换。那晚看上去他挺高兴。他还告诉我，他的讲话稿，已分别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和贺敬之审阅。大约过了三天，听他说，耀邦同志将讲话稿退了回来，只是在名字上画了圈，没有讲什么。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同意通过了。⑤ 　　事情到此，似乎很平常地过去了。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在学术报告会的第二天下午，传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会议休会两天，会期延长两天结束。 　　周扬在报告后马上把报告稿分送给胡耀邦和胡乔木审阅。送给胡耀邦的稿子退回来了，那上面有胡耀邦在文章中画的记号，但是没有注上意见(后来胡耀邦解释说，他还没有看完，秘书误以为看完了，就把稿子退了回来)。 　　在一篇赞扬声中，只有胡乔木一个人的反应与众不同。不过这一点人们是逐步知道的。 　　那天出席报告会当中的有，中宣部理论局负责人卢之超，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嗅觉灵”，他说： 　　(在会场)我坐在下面听，觉得周的学识渊博，思想深刻，从认识论讲到辩证法，许多问题讲得很不错。但听着听着也产生了一些疑问，特别对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法，觉得问题比较大。虽然对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自己一时也弄不大清楚，不敢下判断。但觉得在这样的场合，以周扬这样的身份，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就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是不大合适的。报告受到鼓掌欢迎，但当场也有不少的不同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我就听到了一些议论，后来又有各种渠道反映到邓力群、胡乔木那里。这天邓力群参加会了，也是在会场拿到稿子的。胡乔木没有到会，下午他参加了纪念马克思展览会的预展。我问他的秘书，乔木事先知道不知道周讲话的内容?秘书说肯定不知道，他上午才收到讲话的清样稿。我说了我的一点看法，请他快向乔木报告。后来我看到，周在送这个稿子时有个便条：“乔木同志：送上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学术会上讲稿，请你详加阅改退下。我病后初愈，过些时当来看您。敬礼，周扬，三月七日。”第二天(即3月8日)，《人民日报》没有用新华社发的新闻稿，独家发表了周扬讲话的详细报道，并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果然，乔木看了稿子和报道，也听到一些反映，认为问题不小。8日下午，邓力群从医院出来(他当时正住院检查)向我们布置说：经与乔木商定，这个纪念会要延期两天。既然有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可以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大会发言，把这个会开成学术讨论会，有各种意见，各种声音。不然国内外会把周扬的讲话误解为代表中央的意见，而周的讲话内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观点并未报告中央同意。于是让理论局迅速请一些人作大会发言，参加讨论。邓还说，明天(3月9日)中宣部要开领导小组会，传达乔木的意见。3月9日，我就去落实交给理论局的任务。当时哲学界一些知名人士正在酒仙桥饭店开关于大百科哲学卷的会，我赶到那里分别同他们中一些人商量。本想请邢贲思在大会做个发言，忘了什么原因没有他。好在有不少人不同意周的观点，于是很快就约定了三位专家于3月12日在大会发言(他们是北京大学的黄楠森、社会科学院的王锐生、人民大学的靳辉明。另外还有一位在大会发言的是文艺界的唐达成)。这些发言既不是批评周的观点，也不可能要求都正确，只是要表明本来就存在的不同意见。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的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问是不是可以全文发表周扬讲话。邓没有把握，要他一定去请示胡乔木，根据乔木的意见再决定。与此同时，胡乔木于3月10日到周扬家，约集夏衍、王若水、郁文、贺敬之等五位同志谈他对周扬讲话的意见。据我不久听到的传达和后来看到的材料，乔木同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对周十分尊重和客气，语气特别缓和，甚至过分委婉，但意思还是很清楚的。⑥ 　　卢之超在文章中回顾了胡乔木与周扬的谈话，这里就略而不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无论在当时，还是这些年的有关记述文字，颇有出入，特别是在中央、胡耀邦同志是否不准发表周扬文章这个关键问题。胡乔木本人以及夏衍，未见正式发表当时谈话文稿和记录。郁文和贺敬之当时各有一个记录曾在中宣部内部传达，但均未形诸文字示人。 　　我觉得当时在场的当事人王若水的追述还是值得关注一下的： 　　3月10日，我按照事先接到的通知，到了周扬家中。胡乔木要和我们谈他对周扬文章的意见。去的人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以及文联副主席夏衍。胡乔木正在住医院，他没有把周扬叫到医院而是登门造访，因为尽管胡乔木在党内的官职比周扬高，他的资历却没有周扬那样老，三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还曾受周扬领导。 　　胡乔木开始说：“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他申明：“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接着他说：“我看了一些文章，抽象化的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他批评了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和《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还批评了《离离原上草》等文艺作品，不过他的语调并不严厉；而对周扬，他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没有正面批评他的讲话，只是说了一些“不够”。胡乔木讲话的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许这就是他认为周扬文章中“不够”的地方，其实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周扬文章也说到了，只是没有说得那么多。我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从资产阶级观点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这个话很流行，例如‘大赦国际’批评苏联和中国，他们就是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也是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很难给人以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就容易引起误解，好像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当然周扬的文章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不能说服资产阶级讲人道，不去剥削。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斗争，有时从表面上看可能不符合人道主义。如开矿，有时是不重视安全生产，但不管怎样也有危险。更不用说抗美援朝那样的牺牲了。对这种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不能给人以暗示：社会主义不人道。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非人道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现象。还不讲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反动。如果为了批判‘文化大革命’而提出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清算了文化大革命，但在某种范围内，还生长非人道主义的东西。……” 　　胡乔木讲了许多，但还没有提到异化这个词。周扬忍不住了，抓住机会插话说：“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 　　胡乔木没有答复，继续说：“例如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但要一下解决还不是那么容易。因此，我想一方面社会需要人道主义，另一方面要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胡宣称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这些都应该宣传，不应该视而不见。“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这使哲学家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了……” 　　周扬插话说：“我找了若水，我觉得要谈改革，要落实到改革，当然还强调得不够……” 　　我解释说：“没有时间加以发挥了。” 　　周扬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当做克服异化的重要手段。胡乔木却是宣传党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方针和全国开展的“学雷锋”运动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和高涨，此外就是强调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对于改革却是一字不提。即使周扬把这个问题当面提出来，他也回避了。 　　最后胡乔木建议：周扬同志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 　　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 　　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有关系……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 　　在大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对周扬行九十度鞠躬。⑦ 　　那天参加谈话的贺敬之对上述描述不以为然，我是从陈为人所著《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得知的，作者写道：“我就王若水的文章征询贺敬之的看法，刚才还是温文而雅的贺敬之有些怒不可遏，气冲冲地说：‘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但很快，他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变得冷静起来：‘他那么说是不对的。王若水的回忆文章是很糟糕的。那是不对的。根本不是那么个情况。’贺敬之向我推荐了《诗人贺敬之》一书，他说：‘那上面写着实际情况。’”⑧ 　　下面是贾漫所著《诗人贺敬之》上有关此事的一段记载： 　　1983年3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央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发表一篇重头的署名文章。胡乔木代表中央延请文化界有代表性的周扬同志撰写。 　　周扬正在住院。贺敬之也因病住进同一医院，他刚换上病号服，立即前去看望。这时的周扬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说话时头有些发颤，气色虽较前略好一些，思维敏捷程度却明显不如过去。老领导为写文章的事征求贺敬之意见。他谈起中央决定请他写这篇重要文章，说虽然感到吃力，但很想完成这个任务。他颇有感慨地说：“吾道穷矣，我也要‘绝笔于获麟’了。” 　　贺敬之看到周扬同志神情，心中浮起难言的惋惜之情。在谈及讲什么题目时，贺敬之建议：“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我想谈这个题目为好。这个问题，‘文革’前您谈过多次，现在又与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一致，不知这个题目可不可以?” 　　周扬当即表示可以。贺敬之还和文艺局的同志商议，提出一个起草小组名单，北京有陈涌、程代熙、陆梅林等，还有一些有关部门的同志，上海有王元化。周扬同意这个名单。为了周扬工作方便，贺敬之还从文艺局派去一位同志协助做秘书性的工作。 　　上海王元化来京后专程到病房看望贺敬之，同时看望周扬。 　　周扬为此事再没找过贺敬之。 　　贺敬之出院后一打听，原来周扬同志到天津休养去了。……后来才知道一同跟去的还有王若水等人。等周扬同志从天津回到北京，文章已经写出来了，贺敬之才听说文章的内容改变了，原建议参加起草小组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被吸收参与工作。 　　纪念会举行之日，周扬同志在中央党校宣读了那篇长文。几天后，胡乔木约集有关一些同志到周扬家，说要谈一谈那篇长文的事。去之前，给贺敬之一份铅印稿，他匆匆一看，谈的问题很大，似乎不像周扬过去的文风。 　　贺敬之到周扬家中，参加谈话的有胡乔木、周扬、夏衍、郁文、贺敬之、王若水等人。 　　胡乔木同志开头先说中央不同意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说是胡耀邦同志要他约一些同志来和周扬同志一起谈谈。 　　乔木同志说，文章谈的是整个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问题，其中好些问题是有争议的，以周扬同志名义发表影响太大。并说文章中谈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部分和王若水观点相似，是不是王若水起草?并当场对王若水进行了批评。 　　周扬同志争辩，不同意不让他发表。乔木同志进一步补充说，他今天来这里之前，耀邦同志又向他重复了不能发表的意思。周扬进一步追问：“绝对不可以发表吗?” 　　乔木口气缓和下来，说：“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这时夏衍插进来和周扬单独对话，使周扬没有注意听清乔木接着说的下面的话：“……可以考虑在学术性刊物《哲学研究》……” 　　不料，第二天，1983年3月16日，周扬的这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长文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 　　这立即惊动了中央，认为这涉及到组织纪律问题。中央决定通过在中央党校的座谈会进行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借以表明周扬文章不代表中央观点。当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郁文告诉贺敬之，指派一位熟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在文艺方面表现的同志到会发言。⑨ 　　贺敬之在陈为人对他的访谈中做了这样的介绍： 　　周扬同志的文章，后来受到了中央的批评。要在中央党校开一个会，在内部消除消极的影响。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郁文告诉我，你在文艺界找一个人，来讲一讲，文艺方面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错误思潮的影响。我一下子就找了唐达成。他还是很有能力写的。我对他讲，你不要涉及周扬同志，只是从文艺的角度来讲，讲抽象人道主义呀，异化问题呀，在文艺界有些什么表现。 　　我把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非法组织的材料让他看了。那上面谈到异化问题，谈到全面异化，共产党全面异化。政治上异化，经济上异化。我说理论问题可以放在以后，但至少现在提异化问题不大合适。我们党存在什么问题，左的右的思想，党员蜕化变质，这些问题用普遍的异化，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另外，他也是搞理论的，他掌握的情况材料也比较多，所以由他去介绍一下文艺理论界的人道主义呀，异化问题呀，有些什么说法和反映。我让他比较客观的，就是讲情况。⑩ 　　唐达成就是这样，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被中宣部点将上阵了。时后觉得“让人当了一回枪使”。 　　再说当时王若水在听完胡乔木与周扬的讲话后，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的话比预料的要温和。回到报社，他把胡的谈话的内容向总编辑秦川作了汇报。他说：乔木的观点和周扬的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他强调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个观点是能够被接受的。最担心却是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力群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 　　王若水说道：“后来我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郁文的记录是：‘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那么，当周扬问胡乔木时，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本来就没有准备谈异化问题。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当然这是临时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胡乔木这几句话有些含混。他说把异化概念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是不对的。这个话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但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不一样；一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没有异化。如果是前一种意思，那么周扬文章已经说到了；所以胡乔木的意思应该是后者。但是胡乔木在下面又说，非人道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基本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基本的。这好像是想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是非基本的，而不是根本不存在。”(11) 　　3月11日，周扬叫秘书打电话给王若水，问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发表。 　　王若水说：“乔木同志已经提了修改意见，不知周扬同志如何考虑?” 　　周扬的秘书说他将问问周扬。后来秘书回电话说：“周扬同志的意思是就照这个样子发表。” 　　王若水觉得为难，就说：“耀邦同志要在13号纪念马克思大会上讲话，14日登报。周扬同志文章，恐怕要放在这以后为好。请再等些天。” 　　3月12日在中央党校的学术报告会继续开会，经过准备，组织了4人在大会上发言。他们是北京大学的黄楠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锐生、中国人民大学的靳辉明以及《文艺报》的唐达成。这些人是否都像邓力群所说，因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而要求在大会发言的呢?其实并不尽然。据顾骧介绍，“9日下午，中宣部有一个文艺方面的会议，散会后，唐达成拉我在一旁，征询我的意见，说某某同志找他谈话，要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作一个发言。……我问达成：你答应了?他说‘答应了’。他还说，我就讲一讲我所知道的文艺创作方面的问题。唐达成既然已经答应了，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唐达成既未出席报告会，也未听取周扬同志讲话，他也未弄清楚，要他发言的目的何在，他更不会知道，他的发言是针对周扬同志报告的。大会四位发言，没有点周扬的名，也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是观点是鲜明批驳他的。”(12) 　　三 　　3月12日会上的发言，影响很大，因为消息传出去了，说是要批评周扬，所以大家很注意。那时，《人民日报》报社社长胡绩伟出差了，处理周扬文章的责任落在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辑王若水的头上。他们两人都认为，既然作者不愿意修改，编辑部也不必坚持非要他修改不可。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胡乔木并没有指出这篇讲话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这样那样的“不够”。这些问题将来可以另行组织文章来讲。周扬文章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表明，周并不是代表党中央对理论问题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发表这篇讲话也不会妨碍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为了表明这一点，可以在发表周扬讲话的同时，也发表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秦川和王若水当时都认为，“这样处理是妥当的，用不着再请示胡乔木。当然，我们也准备冒风险。”(13) 　　这样，周扬的演讲稿终于在3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接着当然是一场轩然大波。政治高压随之接踵而至。 　　王若水事后更认为，“周扬不愿意按照胡乔木的意见去修改他的讲话，这可以理解。那意味着要大大扩充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的篇幅，这就将改变原文的重点，并破坏全文的结构。原文的主旨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纠正过去简单把人道主义当做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左’的观点，而胡乔木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是反右。人道主义问题只是周扬讲话的四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可能过分膨胀。但是，作为报纸的负责人，我们没有在发表前请示胡乔木是违反组织手续的(尽管胡乔木在这次谈话中并没有明确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他的确说过要修改)。秦川和我当时都承认了这个错误，作了检讨。我们的检讨只限于这一点。”(14) 　　在整个事件中，至少在初期，胡乔木是起主导作用的。卢之超的文章说，“胡乔木对这种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他抓得很紧，不断打电话给邓力群和中宣部布置任务。邓力群可能认为自己对这样专门的哲学问题了解不深，独自的主张不多，但执行乔木的意见很坚决。”这种说法离事实不远。 　　不过卢文又认为，“从当时情况看，通过内外两方面的工作，事情本来是可以在不引起较大震动的情况下逐步解决的”，矛盾之所以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是由于“王若水掌握着《人民日报》，急于要把他的或他所热烈拥护的观点公布于世，秦川则全力支持”，而周扬则“一时很难接受批评和意见”。卢文说的做工作，指的是延长会期，增加发言；还指中宣部召开会议，宣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要开展正常的讨论。这里作者显然弄错了时间，因为这个会是在3月25日召开的，那时周扬讲话已经发表，而中宣部也已根据胡乔木的授意给中央打报告，要批评周扬和《人民日报》，并把王若水调走。采取这样的措施而又想不造成震动，要别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这是自相矛盾的。说王若水“掌握”着《人民日报》，不对；《人民日报》是由党中央掌握的，总负责的有社长和总编辑，王若水自认只是分工管几个部门而已。 　　有人断定王若水是千方百计利用周扬的威信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其实周扬在请王若水参加起草工作时，他因事忙，还曾一再推托。当然周扬是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秦川和王若水也是同意的。发表周扬讲话，除了他们的责任以外，也因为胡乔木虽然强烈反对周扬的讲话，但又要在周扬和人们面前掩盖这一点，以致人家误以为“分歧不大”。如果事先知道胡乔木曾讲过“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为大的问题”，那么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人民日报》早在3月8日的新闻报道中，就预告了将全文发表周扬讲话，但是在从3月8日到3月15日的长达8天的时间中，没有人告诉他们不能发表。 　　《人民日报》既已全文发表了周扬同志的报告，这一下触怒了权威，在《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副总编辑王若水做了检查之后，胡乔木还是做了指示，要中宣部邓力群向中央提出要对王若水进行组织处理与对周扬责令检讨的处分。 　　中宣部在胡乔木指示下向中央书记处呈报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三条处理意见： 　　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 　　二、对《人民日报》的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工作。 　　三、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前言，不作修改。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 　　但是这个“报告”未得到中央通过下发，原因是胡耀邦阻拦了。他提出“报告”要与被处理的本人见面，要核对事实。这样就有了3月21日，胡乔木主持召集周扬、秦川、王若水核对邓力群提出的“报告”中事实的会议争吵的一幕。这次会议，当事人之一秦川，曾做了生动的描绘与记述： 　　这一天，我们来到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屋里光线暗淡，也没有开灯。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 　　开始沉默，阅读邓力群给中央的报告。我看了一半，就觉得不是味道。理论问题，怎么要整人?动不动就是纪律处分，而且事情和过程也没有说清楚嘛，幸亏中央让我们当面澄清事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此对待像周扬这样一位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老同志，而且他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顾问，真是太霸气了! 　　周扬看得快一些。我发觉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乔木面对周扬：“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气氛骤然紧张。 　　我坐乔木对面，从来没有见过乔木同志这样疾声厉色，令人坐立不安，赶忙出来打圆场：“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乔木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接过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 　　胡乔木稍微冷静了一下，问：“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 　　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 　　乔木对周扬说：“我本来跟你说，作为学术文章，修改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我也是代表耀邦同你谈话的。”周扬说，我没有听见代表耀邦这个话。又说，你这个人的话，今天明天那样讲，我知道你讲的什么，我根本记不住。说着两人就争了起来。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重申他从未听说过不让发表。 　　这时，一位同志插话说：“我当时作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要发表。”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的是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 　　原是周扬在鲁艺的学生的贺敬之也表态说：“中宣部作了记录，我相信记录是真实的，也相信周扬同志不会说假话。” 　　与会者沉默了一段时间。这时候，邓力群突然站了起来，声音大得惊人：“周扬同志，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这句开场白之后是一番劈头盖脑的批判。最后他说：“希望周扬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工作!” 　　我和周扬都不同意对王若水所作的组织处理，还在会上替王若水争辩了几句。但是，没有用。会议的核对工作没有完成，只好散会了。当我们离开会场前，乔木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要安居乐业!” 　　但是，周扬和王若水对这样的处理是不会满意的。会后，周扬和王若水都给中央写了信。周扬给胡、邓和耀邦写了一封信。(15) 　　3月28日，周扬给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的信中说，“中宣部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稿与事实有些出入，我谨向中央如实地说明情况”。信后附上他的说明： 　　2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党校联名写信给我，约请我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作一讲话。当时我因跌伤骨折住院，偶然和前来探视的王元化同志谈起此事，并希望他和王若水同志帮我起草。出院后我因仍有低烧，到天津继续休养。春节后就在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三位同志的协助下赶写成了这篇讲话，这时离报告会只有一天时间了，第二天我因体力不支，请广播员宣读了这样一篇讲话。这样一篇重要讲话，虽是一篇学术性的探讨文章，但以我的身份宣讲，是不够慎重的。报告会的第二天，我立即把讲稿的清样分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等同志审阅。 　　三月十三日、十四日上午，胡乔木同志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王若水等同志在我家谈话，主要是谈对我的讲话，对王若水文章，以及对文学上的现代派的意见。对我的讲话，主要是认为人道主义讲得不充分。乔木同志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认为没有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严格区分开来，而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更充分地发挥。文中我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和乔木同志所赞成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当时我还问了一句我的讲话是否要改了以后再发表，他说可以在出单行本时再改，再详细发挥。我没有听见乔木同志说他是正式代表耀邦同志来同我谈话的，而且耀邦同志退回寄给他的清样也没有这样的批示。对王若水同志讲人道主义的文章，主要是批评他的“怪影”比拟不当。对现代派，认为要批评。 　　因为我在那天谈话中，把克服“异化”和体制改革联系起来，认为这样才不致流于空谈，才能和当前贯彻中央的改革精神联系起来。也许这样联系是不适当的，所以，第二次他又在电话中提醒我“异化”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争议的问题，要我多加考虑，但也没有说什么不同的意见。 　　乔木同志谈话后，邓力群同志来电话谈到我这篇讲话的修改，要我把谈话弄个摘要。我说报上发表的已是摘要，我不想再摘了，说时很不耐烦，态度很不冷静，这是不对的。 　　这篇讲话的预告和全文发表，我事先并不知道。至于这篇讲话，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完全是我的责任。(16) 　　后来，周扬的这份说明的报告上交后一直没有下文，中央领导一直没有什么批示。中宣部的这份报告后来也没有下文了。 　　究其原因在于胡耀邦。王若水认为，“胡乔木、邓力群惩罚《人民日报》的计划在书记处进展得并不顺利。胡耀邦要出国，他说等他回来后找王若水谈，但他后来也没有找我。于是，胡乔木、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由邓力群直接找邓小平汇报。这一着收到了效果，邓小平得到一个印象：思想文化界的情况是一团糟。他还得到一个印象，就是胡耀邦对思想文化界领导软弱。”(17) 　　卢之超对这事作这样分析：“这里不能不提一下胡耀邦同志。看得出来，一方面他事事都同意胡乔术的，因为他不太懂理论，乔木又是政治局分管思想宣传的，向他报告了他不得不同意；另一方面他心里实际上又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特别不愿意批评和处理周扬、王若水等人，所以他提出要把材料同本人见面。他的这种态度以后会看得更清楚。”(18)这场冲突，实际上已经在胡乔木与胡耀邦之间展开。 　　1983年4月7日，应人民日报社，邀请法国共产党《人道报》派出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道报》社长罗兰·勒罗瓦为首的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当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出面接待的，是他特意请周扬来参加，秦川主持，周扬主谈，《人民日报》发消息。 　　因为风波骤起，周扬的健康状况和心情都不算太好，但还是在法国同志到北京的第二天，在寓所里接待了客人。当法国同志一走进他那安静的四合院，看到他正在院内树下等候时，都欢跃起来，拥上前去同他紧紧握手。 　　“我特别高兴见到你们《人道报》的同志，因为我这人是最奉行人道主义的。”周扬热烈地说。不知道来自巴黎的法国客人是否听说他刚作了一次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重要演讲，并因此在中国卷起一阵震撼人们思想的浪潮。时间仅仅过去一个月，演讲者本人还处于浪潮漩涡中心。用这样的欢迎词开头，可以听到他内心深处不平静的声音。 　　法国客人刚在客厅里落座，就问候周扬的健康，表达了由衷的敬意。然后，就殷殷探询他在所谓“文化大革命”那场风暴中遭受到哪些迫害，有没有坐过监狱，等等。 　　对于法国同志的关怀，周扬显得很感动。但他只是淡淡地笑笑，简单回答几句就将话题岔开。他说共产党——特别是执政党——总要经过正反面的锻炼，包括犯严重错误的教训，才能进步，才能成熟，少犯错误，找到一条真正能达到富国富民的正确道路。正确地对待知识、科学、文化，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对待一切人才，是个很重要的关键。他说：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走过不少弯路，有过不少教训的。重要的是我们党已经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创了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新局面。至于个人，不论是什么人，比起整个革命事业，总是渺小的，不足道的。 　　然后，宾主们谈到了巴黎公社。客人们告诉他，当天晚上，他们将要去北京一个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看话剧《樱桃时节》。他们对能在北京欣赏由中国演员演出的法国剧作家的名著而感到十分高兴。 　　周扬说，不知道导演和演员们能不能很好地表达原作的精神，但他们一定会严肃、认真地对待这次演出。他充满激情地评价巴黎公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个政权的不朽功勋。他还惋惜自己一直未能到过巴黎，不能到公社社员墙去作一番凭吊。法国客人异口同声地欢迎他去巴黎，邀请他去访问，任何时候都可以。而他仍然淡淡地笑笑，说：“恐怕不大可能了。” 　　客人中一位年轻的女士凝望着他，一脸迷惑的神色，似乎在问：“为什么?为什么呢?” 　　看来《人道报》的同志们为周扬带来了好兴致。那天他的情绪很好，自始至终毫无倦容。中午，他请客人们在四川饭庄午餐，大家从他家里安步当车，一起走到饭馆。两位年轻的法国客人轻轻地扶着他在曲折的小胡同里边走边谈，惹得一些行人停下脚步，带着和善的微笑注视这一群人。 　　这天，周扬真的很高兴，这是难得的…… 　　四 　　当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问题。 　　周扬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试图为自己辩护。他说：关于异化问题，三十年来，他有过一些想法和看法，而他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但他一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讲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对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周追述说，他在1963年的讲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就肯定了“异化”的普遍性，而这个讲演稿是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并亲自修改的。当然，当时他的思想还是很左的，那个讲话主要是批评南斯拉夫和苏联。他还提到他在198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一文中，已经谈到当前的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宣部长邓力群审阅过的。 　　周扬再次强调，他提出异化问题是为了从理论上说明改革的必要性： 　　我这次提出异化问题，和二十多年前的情况相比，是对我过去左的思想有所自我批评。讲话中我力图配合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我党经过半个多世纪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在胜利后十七年还出现了十年浩劫。这虽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对社会主义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在我党要肩负起实现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而在各个领域里仍存在着各种阻碍四化的路障，其中有不少是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相异化的现象。但由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有本质的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这种异化，而目前我党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方针，正是克服这些异化现象以及其他错误现象的可靠的保证。我认为只有这样联系当前的改革，谈论异化才不至于流于空谈。可能我这样联系不一定恰当，但我是真心想要使自己的讲话对当前的改革有所裨益，我是紧紧跟随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19) 　　周扬的这个辩护只是引来更多的批评，最后他做了检讨。 　　二中全会结束后，10月底，胡乔木在邓力群陪同下来到报社，宣布中央的决定：接受胡绩伟的辞呈；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 　　1983年11月6日，各报刊登了新华社5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毋庸讳言，周扬的这一检查是被迫的，不是情愿的。他的女儿周密在他去世后的一篇文章曾提到： 　　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被自己尊敬的人怀疑，被自己相信的人愚弄，被自己亲近的人坑害了。1983年夏秋，您逐渐失去了谈笑风生的性格，常常独自沉思不语。我感觉到了您内心深处的苦涩，可又能对您说些什么呢?一次，您自嘲地对我说：“我这辈子前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轻信了卑鄙小人的谗言，要打倒我。现在我已经精疲力尽了。”亲爱的爸爸，我完全懂得您这几句话的含意。要打倒您的人，同样也是我和许多人尊敬、信任和亲近的人。产生悲剧的原因，答案是他们也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们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推动历史前进的杰出人物，但难免也有偶然失误之处。对他们同样不能苛求。 　　如果说前两次被打倒，您精神上还承受得起，年龄、体力上也还顶得住，那么这最后的一击对您就是致命的了。您正在专心致志地在理论上苦苦探索，寻找使我们党和国家避免“异化”的途径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挨一闷棍，完全把您打晕了。您不但在思想上感到极度惘然，肉体上也彻底崩溃了。那份至今令人费解的所谓“检讨”，正是在那位“理论权威”和那个卑鄙小人轮番威逼、哄骗之下产生的。从此，您的身心状况急转直下，直到1984年秋住院，又慢慢失掉意识，恶化到只靠药物维持生命了。(20) 　　这个检讨使周扬过了关，他可以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了——但报刊上的批评并没有停止。1983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的一篇序言。他在分析邓拓的内心矛盾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的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为自己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这是我国近几年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正面证实了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在怀念死于“四人帮”文字狱的邓拓同志时不能忘却的历史教训。 　　周扬的这一番话似乎讲得十分明白易懂，但如果仔细琢磨，却不难感觉到字里行间的矛盾表述。周扬是在语言的圈子里徘徊着，他欲明白说出却又迟疑再三，他欲将自己置放进去，但不等跨进门槛就又小心地把脚缩了回来。这样的心态，使这段话表现出思绪的不顺畅。显然，他的内心就萦绕着如此之重的苦闷。他为自己被误解被批评而痛苦，但是，在那样的时刻，精神的矛盾并没有减少，而是如许多年前一样，构成了他性格的悲剧。唯一不同的是，他总算愿意用这样的语言采取这样的形式，记录下重重矛盾在心灵深处留下的印迹。这段话是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的，从党的正统观点看是无懈可击的。他在评论邓拓，他也在表白自己。他的有些话是真情流露，但另一些话又像是在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 　　周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据王蒙透露：“我想起了1984年初我列席的一次会议，在那次由胡乔木同志主持的会议上，周扬已经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吃力地抵挡着来自有关领导对文艺战线的责难，他的声音显出了苍老和沙哑。他的难处当然远远比我见到的要多许多。”(21)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作讲演，地点在中央党校礼堂。胡乔木在讲话中再次声称自己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过这一点始终没有给人以深刻印象。 　　胡乔木自己的观点是变来变去的，但他却不允许别人持和他不同的观点。人道主义问题可不可以讨论，对这个问题胡乔木的态度有几次变化。最初他表扬汝信文章，就是鼓励讨论的意思。周扬讲话后，他变为反对讨论。一直到1984年初的这次讲话中，胡乔木还批评说：对于我们党已经做出的历史总结，有些同志不是在同党保持一致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是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去争论，企图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从别的方向，例如人道主义的方向和异化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寻找更“深刻”的答案。 　　健忘的胡乔木可能忘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做出的，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在1979年和1980年就提出来了，怎么能和《决议》保持一致呢?何况《决议》根本没有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的意思是不是说，党的决议没有谈到的问题，理论界也不许讨论呢? 　　胡乔木仍到周扬家里去看他。1984年春节前的1月26日，胡乔木写了一首白话诗送给周扬，大致是这样的： 　　是谁让我的剑飞出了剑匣 　　割伤了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手指上流出 　　在此同时也从我的心上流出 　　请原谅，但锋利并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谊会保持 　　暴风雨将过去 　　雨后的阳光更美啦 　　照耀一对拥抱的战士 　　“一对拥抱的战士”是指胡乔木与周扬。那胡乔木为什么会说“割伤手指”呢? 　　这次批判对周扬的心身打击都很大，后来终于一病不起。 　　可见，周扬并没有因为这次批评而放弃对异化问题的思考。故而王若水认为：“他是知识分子高层人士中比较能反思、有悔悟的人。但终于摆不脱正统观念。这也是无法对他苛求的。他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要编自己的文集，但大部分是适应当时形势，批判文艺界的所谓问题的。现在看来大部分是站不住的。这使他很难过。尽管这样，毛泽东和胡乔木还嫌他‘左’得不够，把他当作自由化的人物。这对于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22) 　　①王元化：《读黑格尔》，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版。 　　②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40页。 　　③王元化：《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清园自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201页。 　　④王元化：《忆王若水》，《人和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05～107页。 　　⑤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52页。 　　⑥卢之超：《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⑦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20～423页。 　　⑧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⑨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42页。 　　⑩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11)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23～424页。 　　(12)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53页。 　　(13)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26页。 　　(14)王若水：《“清除精神污染”前后》。 　　(15)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67～70页。 　　(16)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70～71页。 　　(17)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31页。 　　(18)卢之超：《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19)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32页。 　　(20)周密：《怀念爸爸》，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588页。 　　(21)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 　　(22)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64页。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