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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忏悔思变

罗银胜

一 　　王蒙在周扬去世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 　　新时期以来，周扬对总结过去的“左”的经验教训特别沉痛认真。也许是过分沉痛认真了，他常常自我批评，多次向被他错整过的同志道歉，泪眼模糊。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特别注意研究有关创作自由的问题，并讲了许多不无争议的意见。 　　当然也有人从来不原谅他，1980年我与艾青在美国旅行演说的时候就常常听到海外对于周扬的抨击。还有一位老作家永不谅解周扬，也在情理之中。有一次他的下属向他汇报那位作家如何在会议上攻击他，我当时在一旁。周扬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风度，他听完并无表情，然后照旧研究他认为应该研究的一些大问题，而视对他的个人攻击如无物。这一来他就与那种只知个人恩恩怨怨，只知算旧账的领导或作家显出了差距。周扬不论功过如何，他是个大人物，不是小人。 　　刘梦溪同志多次向我讲到周扬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说的两句话。他说，最根本的教训是，第一，中国不能离开世界；第二，历史阶段不能超越。言简意赅，刘君认为他说得好极了，我也认为是好极了。可惜，我没有亲耳听到他的这个话。① 　　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的周扬，建国后，一直是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考察周扬的是非功过，需从历史的氛围来看。一般说来，在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周扬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论上的卓识是他人难以企及的。而在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周扬也难置身事外，不但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制文伤人。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周扬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17年中的工作进行了痛切的反思，尤其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的事情有了醒悟。这一切，使他能够采取客观的、公正的对待历史的态度。从狱中出来后，周扬经常公开地对17年中某些错误，坦然地进行自我剖析。当年周扬的部下周巍峙回忆说：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和他同住在朝阳医院，我们还订了“攻守同盟”，决心和“四人帮”江青一伙斗争。他说长期被关，想得很多，也懂得不少东西，不过这些年，他想得最多的是过去说了许多错话，做了许多错事，伤了不少人，反省起来心里很不安，很懊悔。他还很坦率地对我说，他过去也认错了两个人。② 　　1977年12月30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周扬作了长篇发言。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刘锡诚回忆说： 　　(周扬)批判了江青、“四人帮”对三十年代文艺和17年文艺的恶意打杀和对他本人的诬陷迫害，也觉悟地追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他说：“我是一个老兵，错误缺点很多，有路线性错误，有一般性错误；有历史的错误，有当前工作的错误。对我的错误的批判，我都接受，这是对我很好的教育，我要感谢。但‘四人帮’对我的诬陷迫害，我一概不能接受。”他向那些在不同时期由于他所犯的错误，而蒙受冤屈的同志表示了真诚的道歉。在场的人，包括我在内，听了他的发言后，无不受到感动，大家顷刻间就谅解了他在17年中所犯的“左”的错误，他的威望在文艺界朋友们中间更高了。一个长期处在领导岗位上的人物，即使能够在一场大劫难之后，作这样的自审，也是并不容易的，他有这样的胸怀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③ 　　在文联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周扬仍在严格地剖析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在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我不因为当时党内错误路线的影响和自己年轻而原谅自己的过错。同样，在开国17年工作中，我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仍然欢迎同志们热诚的批评。” 　　周扬在诸多这样的场合作这样的讲话，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震动。参加这次会议的江晓天回忆说： 　　周扬这样公开地、坦然地自我剖析，并一再地对在17年中因与他工作有关而遭受不公正处理的同志，表示歉意，这种坦荡的襟怀，磊落气度，使我和在场的同志们一样深受感动和鼓舞，不禁一次又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表示由衷的尊敬!④ 　　对周扬素有研究的徐庆全先生说得好，文化大革命的噩梦消失后，亲历者无非有两种态度：一是记得疼痛而又上升到理性的思考，一是连感性的疼痛也感觉不到。后者是很可怕的，其结果就是有形的悲剧后又一无形的悲剧了。周扬是属于前者。复出后的周扬给人印象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在理论上的勇气。在“两个凡是”和思想解放的潮流的交锋过程中，周扬敢于突破理论上的禁区，以无畏的气概追逐真理。⑤ 　　1978年7月2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持召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周扬在发言中，谈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时说： 　　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放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⑥ 　　能够把这场大讨论提高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周扬是党内第一人。了解当时这场大讨论的背景的人都知道，在周扬说这番话的前后，上至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副主席，下至中宣部部长，对这场讨论一直是抵制的。用对于这个问题有较深研究的专家沈宝祥的话来说，至少在此时还是一个“不明朗”的局面。⑦现在回过头来看，周扬作为一个带有虚衔性质的社科院“顾问”，复出后实际性的工作还没有安排，说出这样的话，的确需要无畏的勇气。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⑧这里包含着对周扬在这个讨论中的论点的支持和肯定。 　　1978年的下半年，周扬去广州出席一个文学工作会议。他在会上第一次提出：诗人“艾青的右派问题是搞错了”。后来他还去艾青家登门道歉。他难过地含泪说：“你的右派问题搞错了，我有责任啊……” 　　接着，周扬又邀请30多位错划“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他单独坐在会场前面的一张桌前，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众多的老同志，心情沉重地长时间低头不语。他情绪十分激动，以至言未发，泪先流，泣不成声。待情绪稍微平静下来，他终于将他埋藏在心中多年而没有机会说的肺腑之言吐了出来。他沉痛地说： 　　“我对不起同志们，今天我向大家道歉。同志们几十年来所受的委屈和苦难，显然不是我的一句道歉所能补偿的。但我必须承认我对在座同志们错划‘右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大意) 　　1979年，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周扬又特地去作协会场，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诚恳道歉。他说：“你们所受的委屈和伤害，我的道歉，千句万句都无济于事，只不过表达一点我的内疚和不安……”(大意)总之，在文艺家聚会时，只要有机会，周扬便要向大家表示道歉，检讨过去的错误。当有人因为当时党中央尚未对反右运动表态而指责他：“你有什么资格检讨”时，周扬多次说：“虽然当时反右运动是党中央领导的，但我作为一个方面的指挥员，也有自己应负的责任。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周扬发自内心诚恳道歉，和他勇于自我剖析、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确实感动了许多老文艺家。诗人艾青赠给周扬两句话：“俱往矣，向前看。”老作家萧军更是称赞周扬：“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⑨ 　　女作家韦君宜在《思痛录》也谈到了周扬的忏悔： 　　那几年，听说了周扬跟好几个被他批过整过的同志谈话道歉。我自己也听周扬说过：“划艾青右派，我本来不主张的。”可是不主张怎么又划上了呢?他没告诉我。我见过胡风来开会，周扬跟他握手。冯雪峰跟周扬历来不对，这我知道。我们为雪峰补开追悼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主持。我在门口张望，心里一直不安，不知周扬会不会来，但是最后他居然来了，站在群众队里。而且后来还听说，周扬自己刚释放出狱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早写过一个意见，提出恢复雪峰的党籍了。我想：啊!原来如此。 　　他在忏悔了。他在开始把自己的内心拿出来与朋友们相见了。这是使二十多年遍体疮痍的文艺界大家欢喜、大家弹冠相庆的事情。人们全身放松，都同情了周扬，谅解了说真话的周扬。他自己也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写成文章，这就是他所要出版的那一本近作。他在文艺界也开始按他自己的意见做工作，任免干部，我们又开始有事情去找周扬了。⑩ 　　二 　　1979年，被打散了的文艺工作者重新聚首，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恢复了全国文联的工作。重返文坛的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上，周扬又一次当众检讨，向以往被他整过的人赔礼道歉，并深刻反思过去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错误。 　　周扬的这一举动，赢得会内会外一片赞扬声，人们认为周扬觉醒了，认错了。可是，一些对他深有了解的老人如李何林、楼适夷、吴奚如、聂绀弩、蒋锡金、丁玲等却将信将疑，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周扬的检讨过于笼统，至于道歉，他所面对的首先应该是胡风，胡风已经获得自由却并未被邀请参加大会。 　　于是吴奚如、聂绀弩出面向大会提出：请胡风出席会议，他自己就胡风问题作大会发言。当时吴奚如把这个意见一直捅到了胡耀邦那里，弄得一些人手足无措。周扬连忙去向胡耀邦汇报解释，回来后找聂绀弩、吴奚如二人谈话，告诉他们胡风的“旧账”由中央来解决，予以劝止。(11)他传达胡耀邦的指示说： 　　“我和耀邦同志讲了，你那个关于胡风问题的发言就不要讲了，你一讲，别的同志像夏衍也要讲，本来是以团结为原则的大会就变成辩论会了。其他人不了解当年的复杂历史情况，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大会就开不成了。胡风的问题，我保证向中央反映，促请中央尽早研究，然后我们找一些30年代的老同志开个小会，争取半年内把问题解决。” 　　1980年9月22日，周扬、苏一平(文研院院长)及一位组织部的干部到国务院二招来访胡风夫人梅志。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就直说来意，原来是将打印好的中央为胡风平反文件(中发[1980]76号)给她看。大约有一两千字，她们(晓谷正好在身旁)匆匆看了一下，梅志当即表示对此有意见。周扬说，这是征求意见稿，就是要你们提意见的，可以留下，你们再仔细看看，有什么意见来信告诉我。梅志客气地说道，我只是家庭妇女，对这重大问题不敢发言，一定要和我的子女商议了才好回答。可是周扬却说，你是30年代的老同志了，何必客气?希望你们看后早点给我们回音。 　　周扬他们要梅志陪同去医院看望胡风。这天下午，胡风刚服过药，得知是周扬来了，就挣扎着想站起来，但由于药力的作用，只能佝偻着身体立不起来。周扬用手制止他，和他坐在对面。周扬没有道歉，只是说： 　　“我早就想来看你了，今天是来告诉你，要发文件为你平反了。中央承担了责任。” 　　胡风“噢，噢”地不动感情地答着。周扬又说，“你知道吗?我也关了八年啊!”胡风仍是“嗯，嗯”地应着。 　　苏一平问，最近好些了吗?女儿在一旁回答，已好多了。 　　忽然，胡风向周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需要一个家，不能总住在这里吧。”他们当时一愣，周扬立刻说，是要一个家，我一定为你办。 　　胡风这时似乎明白多了，又和周扬说了几句客气话。很快，他们就告辞走了。 　　当时在场的梅志事后说：“好像他(指周扬)没有责任似的，这个案子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造成的吗?周扬还说过，胡风不懂政治，我也吃了很多苦。”(12) 　　周扬的觉醒、忏悔、检讨、道歉……也引起了某些人的强烈不满。比如1980年在周扬召集的一次小会上，林默涵还在指责周扬：“我们是执行中央的政策，你有什么资格道歉?”(13) 　　还有一位先生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认为：“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周起应就是令鲁迅蹙眉的名字；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周扬是极‘左’路线的文艺大总管，反胡风、反右等一系列摧残文学界和知识分子的运动中，他都是首席执行官和决策人之一，经过他的手挨整的人不可忘记。‘文革’发祸正是他所卖力执行的‘左’的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结果。只因为周扬已被比他更‘左’的好汉所超过，遂被抛弃，投入了炼狱。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中，他还想有所作为，乃至想以‘人道主义’卫护者的面目，挣扎着迎合舆论，重振声威；加上他多次公开表态，自陈悔悟，向被整过的人谢罪，也赢得了一些人的同情。无奈摊子已经收不起来，表演‘人道主义’卫士之举又遭到了比他更强的猛人的打击，害得他一蹶不起、侘傺以殁。当然也因此事而玉成了他，阴错阳差地给了人以一‘殉道者’的形象，赚得不少人，特别是同僚、旧部属的赞赏；以至今日还有人作《晚年周扬》之类的回忆文字为他唱赞歌；此书我未读过，是从牧惠的读后感文章得知的。牧惠尚为之感动不已，可见那‘殉道者’的形象是树立得有点成功的。 　　“但不妨对照一下事实。不算30年代的旧账，光是建国后17年间经他的手造成的蒙冤受屈的人来说，他经历了秦城的8年炼狱，是否真的悔悟知罪了呢?不错，他曾多次在大会上公开道歉自责，有时还声泪俱下，颇为动人。会场上当众表态的效果自然好些，演讲词也可说得激情些，有感染效应；但当众表演毕竟是泛义的，似乎不曾落到实处。如果该具体地向受屈的对象忏悔谢罪，那么，最重要的对象首先应该是胡风、冯雪峰、丁玲和原中宣部被他一手打成“反党集团”的李之琏、黎之等几位。真悔悟和真谢罪还是假悔悟假谢罪，在这几个人身上最能见分晓，周扬对这些人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 　　“对于胡风，据中新社的报道：‘(1980年)9月22日周扬赴北医三院慰问病中的胡风，告诉他中央对胡案平反的决定。胡默然不语。周扬说：‘你吃苦了，我也吃了苦。’未谈多久，即去……，好一个‘你吃苦我也吃苦’!好像彼此都给了对方苦吃，正好扯平一样。这简直是不同的苦的‘混账’战法，哪有悔悟谢罪之意!”(14) 　　确实如此，在对待丁玲的问题上，周扬的有些做法是令人遗憾的。“文革”结束后他们俩曾经有过一次私人拜会，那是在1979年5月9日的下午。 　　这天上午，甘露接到陈明电话，说周扬同志因病住北京医院，一两天内要去日本访问；丁玲有十多年没和周扬晤面，要在当天下午去医院探望周扬，问甘露是否有空，和他们一同前去? 　　甘露满口答应。她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长期蒙受委屈和磨难的丁玲能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自己又有宿疾在身，主动到医院去看望周扬，这是很难得的。这应该成为文艺界老一代战士和领导同志之间加强团结的一个新起点。 　　下午3时，丁玲、陈明和甘露到达医院，走上二楼周扬同志的病室，门开着，周扬和苏灵扬看到了三位来客，就走过来招呼他们进房落座。 　　丁玲对周扬说，前几天听说他住院，并且一两天内要东渡日本，所以特来看望。接着问了一下他的病情，表示慰问等等。 　　周扬的精神很好，说他这次住院没什么大病，是来检查身体的；访问日本，已定好了时间，不能不去等等。接着他谈起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造反派把他打成假党员，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听到这些，我们大家都很沉痛，脸上流露着惋惜和悲愤的神情。接着周扬又说，夏衍的腿也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坏的；还告诉丁玲，夏衍也住医院，就在楼下。他建议丁玲顺路去看看夏衍。 　　丁玲与周扬谈话大约有半个小时，就起身告辞，周扬一直送出走廊。丁玲下楼到夏衍的病房，见他那儿人很多，只打了招呼，互相握手问候，便告辞了，主人也没有挽留。(15) 　　甘露陪丁玲去看周扬前后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去之前，她想：长期受委屈和磨难的丁玲能不计个人恩怨，自己又有宿疾在身，主动到医院去看望周扬，这是很难得的。这应该成为文艺界老一代领导之间加强团结的一个新起点，她很高兴。而且还庆幸自己能分享他们在劫后余生、久别重逢时的喜悦。可是在这半个小时里，她没有感受到喜悦的气氛，只感到茫然。应该说甘露的感觉是准确的。 　　丁玲主动去看周扬，恐怕有两个原因：第一，经过十年浩劫，对人事都会有一种新的看法，不管两人过去有多大的矛盾，周扬毕竟也深受迫害，他应该体会到过去构人罪名的代价，历史已经报复了这个中国文艺界的日丹诺夫，现在他也垂垂老矣，应该是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第二，她听说周扬在狱中痛定思痛，深深忏悔以前的恶行，复出后四处找过去的宿敌道歉，给世上脆弱善良的人们留下一个痛改前非的觉醒者形象。她想去听听周扬亲口告诉她，20世纪50年代的事他做错了，错在哪儿?多少年来，有很多事她弄不明白，她想在周扬那儿得到解答，得到印证。 　　在这以前，周扬的许多言行确实使丁玲感到鼓舞。他表现了自己的反省和思考的结果。例如，在1979年3月周扬在《文艺报》座谈会上，讲到那场反右斗争他如果不执行，自己必然会首当其冲地被打成右派的身不由已的过程。他讲得诚恳而沉痛，流着眼泪向受害的同志道歉。(16)而且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坦白地解剖自己，公开向受伤害者道歉。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丁玲才主动地去看周扬，但丁玲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有人也许会说，可能是因为时间太短吧?否。如果两个人想的是一码事，只要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句话，一个暗示，就能解决的，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很显然，丁玲主动去看周扬，应该是两人和解的好兆头，但周扬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当然使丁玲很失望。 　　三 　　1982年10月16日，受到胡耀邦支持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工作正式启动，筹建处在北京西郊万寿寺成立，胡乔木前往祝贺并举行挂牌仪式，周扬、贺敬之等一同察看馆址。孔罗荪在成立仪式上向大家转达了发起人巴金的愿望，同时阐述了建馆宗旨和未来蓝图，他说：现代文学馆将用科学方法存放和保护自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和文学活动家的手稿。信札、日记、手迹、照片、画像、影像资料和各类中外版本的书籍及其他重要文物，逐步建成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中心和研究中心，为弘扬中华文化和建设精神文明作贡献。 　　1983年3月27日至4月3日，中国作协召开茅盾学术研讨会，同时成立茅盾研究学会，周扬任会长，孔罗荪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周扬关心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也是有目共睹的。 　　建国后，周扬同志积极支持我国的民间文艺事业，在他的领导下于1950年3月29日就成立了全国性社会团体——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文革”中与其他协会一样被停止了活动。1979年恢复活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周扬同志为新的主席。由于机关里长期闹纷争，一个好端端的单位瘫痪了。作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和民研会主席的周扬，对此状况十分焦急，于1982年12月14日召开了一次有中国文联党组其他领导成员赵寻、延泽民等同志参加的民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商议解决民研会的领导班子问题。《文艺报》的刘锡诚也在被提名的人选当中。 　　1983年初，刘锡诚向钟敬文约稿，请他为《文艺报》写一篇他文学生涯60年的文章，因而得知当年的3月20日是他的80寿辰，给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他方便时给钟先生写一封信表示祝贺。 　　周扬同志便给钟敬文先生写了一封信，称赞他从事民间文学事业60年来，“成绩卓著，众所共仰”。当时恰逢全国各地的几十位民间文学专家在西山八大处的一处召开学术讨论会。大家决定为钟敬文开一个祝寿的会。周扬、林默涵、林林等都来参加。 　　会议开始前，周扬把刘锡诚叫到一边，问了一些有关情况后，让他去问问钟敬文先生，是称他先生好，还是称他同志好。 　　刘锡诚把钟先生“称同志”的答复告诉了周扬，他还对此感叹了一番。他在会上讲话，叙述了与钟先生的多年交往，对钟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靠近革命、一生献身于民间文学事业取得的卓著成绩，表示祝贺，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另外，降边嘉措撰文说： 　　1984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们的所长王平凡带着文学所的刘魁立、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杨亮才、我所《格萨尔》办公室主任王克勤和我，到周扬同志家去汇报《格萨尔》工作。 　　我是第一次到周扬同志家，那时又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因此印象特别深。 　　周扬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听老同志们讲，周扬同志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非常关心和重视。建国以来我国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方面的每一个重要活动、每一个重大成就，都与他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都凝结着他的心血。社科院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的《民族文学》杂志，都是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建立和创办的。从1958年开始的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就是他发起并直接领导的。这一工作从1964年“四清”时受到严重干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把《格萨尔》打成“大毒草”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在召开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又是周扬同志，他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推动《格萨尔》的搜集整理。首先是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彻底为《格萨尔》平反，在政治上为《格萨尔》事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在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同志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现在的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他又是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真可谓“位高权重”、“一言九鼎”。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在我国藏族和蒙古族地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格萨尔》“抢救”工作，涉及面几乎达到半个中国。在社科院成立之前，《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是由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领导的。这一工作得到国家民委、文化部等部门的关心、支持、指导和积极配合。 　　据我们所的第一任所长贾芝同志说，少文所成立后，他抓的第一件重大课题就是《格萨尔》，与国家民委共同在四川峨眉山召开了《格萨尔》工作会议，后来就称作“峨嵋会议”。这次会议对促进和推动我国《格萨尔》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贾老多次对我说：峨眉会议就是根据周扬同志的指示召开的。1983年在桂林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上，又根据周扬同志的提议，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列入规划之中。《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到周扬同志家汇报的5个人当中，我年纪最轻，又是第一次到周扬家。那天的主要任务又是汇报《格萨尔》工作，平凡让我汇报，周扬同志也向我招手，让我坐在他旁边。周扬同志坐在中间的大沙发上，我坐在左边的小沙发上，其他同志围着周扬随便坐。我靠得最近，因此周扬同志所讲的一切，听得十分真切。 　　我汇报之后，平凡同志作了补充。周扬同志对前一阶段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说规划会议开得好，这几个月来，你们的工作也很有成效。周扬同志艰难地举起双手，说：“现在，《格萨尔》的工作搞起来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起来了，能不能这么说?” 　　我们几个人同时回答：“是这样的。” 　　这时，我清楚地看到周扬同志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的笑容。 　　周扬同志说：“现在我什么职务都没有了，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体也不好，干不了什么事，今后的事，就靠你们大家了，还有钟老、贾芝。” 　　平凡同志说：“以后您还是我们的领导，您不能不管。《格萨尔》的事，少数民族文学的事，有什么困难和问题还要请您帮助解决，给予指导。” 　　周扬想了想，深沉地说：“领导不当了，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嘛。作为一个党员，该做的事还是要做，该讲的话还是要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品格。” 　　怕影响周扬同志的休息，加重病情，平凡等人站起来，向周扬同志告辞，说以后再来看他。说实话，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与平凡等人一样，担心影响周扬同志休息，应该早点告辞；另一方面，想与周扬同志多坐一会儿，聆听他的教诲。我知道，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一直坐着不动。 　　周扬同志向平凡招了招手，示意他坐下，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可怕的不是身体的疾病，可怕的是思想的禁锢。我们党的历史，尤其是文化革命的历史证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禁锢了，就不能发展，不能进步，那是很危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就是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周扬同志着重谈了发扬学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谈到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问题。他说话很吃力，声音很低，但思维敏捷。那天周扬同志很动感情，好像有很多话要讲。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太虚弱，尽管思维敏捷，但体力不支。平凡同志等人向他告辞，一个个向前与他握手告别。周扬同志却将两臂伸开，示意我们将他搀扶起来。他一直把大家送到客厅门口，好像还想到院子里去，被平凡劝住了。我们再次与周扬同志握手告别。我最后一个与周扬同志告别，最后一个与他握手。周扬同志伸着手掌，连稍微弯曲的气力也没有，我用双手紧紧握着他的手，请他多珍重。 　　周扬同志用关切的目光看着我，说：“降边同志，《格萨尔》的事情就靠你啦!一定要把它搞好!”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对周扬同志说：“周扬同志，请您放心，有钟老、贾老、平凡他们的领导，我一定尽心尽力，把《格萨尔》搞好。” 　　我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告别周扬同志，离开了他的家。 　　但是，周扬同志对《格萨尔》工作的关怀，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他那关切的目光，如同电影的“定格”，永远镌刻在我心灵深处。 　　《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从1958年的“采风”运动算起，已近半个世纪；从第四次文代会为《格萨尔》平反、提出“抢救”《格萨尔》的任务，到现在22年了；“峨眉会议”到现在整整20年了；从1983年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并明确提出要编纂出版能够体现我国学术水平的藏文《格萨尔》精选本，也已经17年了。精选本的编纂工作正式批准立项，也都5年多。 　　这种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影响面之宽，成绩之显著，在藏族文化史上是空前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我国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也不多见。就是在世界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看，也是绝无仅有，堪称范例。所有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高度重视，对藏族人民的亲切关怀。(17) 　　①王蒙：《周扬——目光如电》，《不成样子的怀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91～92页。 　　②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24页。 　　③刘锡诚：《回忆周扬二三事》，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565页。 　　④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188页。 　　⑤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26页。 　　⑥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⑦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7页。 　　⑨潘荻：《一条真正的汉子》，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511页。 　　⑩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91页。 　　(11)徐庆全：《关于第四次文代会前夕的党员会议》，《南方文坛》2005年第1期。 　　(12)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752～753页；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95页。 　　(13)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37页。 　　(14)何满子：《偶感三则》，《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1期。 　　(15)甘露：《一次难忘的探访——忆丁玲探访周扬》，《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 　　(16)李子云：《良知的痛苦，艰难的挣扎——周扬同志印象》，1988年8月31日《文汇报》。 　　(17)降边嘉措：《我与<格萨尔>》，《中国民族杂志》2001年第3期。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