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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哀乐晚年

罗银胜

一 　　先来看一段秦川与徐庆全的对话： 　　秦：我常去周扬同志家。有一次，我到周扬家里去，只听他夫人苏灵扬说：“小胡(按：指胡乔木)为什么这样?起应(指周扬)在上海替他恢复了党籍，那时不像这样啊!晚上老来电话，催他在报纸上公开承认错误，简直睡不安宁。” 　　我为发表周扬文章深深感到不安，我说：“我不该发表你这篇讲话!”他笑了笑说：“不是你的错。你不发表，照样要批判的。我太熟悉了。讨嫌的是，晚上老来电话，说中央领导要我公开作自我批评。” 　　徐：看来虽然报告没有批下来，但是对周扬和王若水的处理，还是要进行的。 　　秦：是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10月底，胡乔木在力群陪同下来到报社，宣布中央的决定：接受胡绩伟的辞呈；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不久，周扬被迫以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作了自我批评，公布全国。 　　徐：而在此前后，“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已经在全国形成了气候了。 　　秦：本来我以为胡乔木、邓力群应该就此干休，没有想到胡乔木、邓力群并不满足于整周扬和《人民日报》，他们一面逼周扬作公开检讨，一面又组织了一批“大批判”文章，强令《人民日报》刊登。他们要把斗争面扩大升级，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 　　徐：那时，我还在上大学，我们也都有很深切的感受。当时，学校做了若干的规定，比方说，不能穿喇叭裤，不准烫发之类的规定，搞得我们很莫名其妙。好在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秦：“清除精神污染”提法的首创者是邓力群。早在6月4日，邓力群在中央党校的一个讲话中最早使用了这一概念，用以指责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 　　徐：您说这个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知道。邓力群的讲话公开发表了吗? 　　秦：这个我不记得了，反正当时我对这个印象很深，你可以查一查资料。到了10月，在邓力群的宣传下，由邓力群主持的研究室起草的关于“要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报告，经时任中央党校校长之口，在南京召开的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这是向全国公开表示要开展“清污运动”的号召。震动全国，也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于是各报刊、知名人士的表态文章，大有造成风雨欲来的形势。后来，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反对下，才没有引起大的运动。 　　徐：有的文章说，这是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陆定一在给周扬的女儿的信中说，周扬“是被气死的”，①是不是跟他的检讨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有关系? 　　秦：恐怕有这方面的原因。周扬“文革”后从秦城监狱出来，一直为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欢呼，把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以来的思想路线称为“我国现代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可是，他的报告发表后，有人说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他对此是想不通的。所以，他做了检讨后，身体一天一天衰弱下去了，心力交瘁了，一年以后竟一病不起，直到1989年与世长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我去医院病房，看见周扬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心中就是一阵悸动。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忘不了周扬对我说的话：“秦川，我们再不能重复‘左’……在秦城监狱中……我想了许多许多……”② 　　在那场文章风波中，周扬被逼作出检查，过后心情抑郁，非常难受。这一段时间去看望、慰问周扬同志的人还是不少。其中有与周扬毗邻而居的屠珍教授(系梅兰芳先生的儿媳、梅绍武的夫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据了解，周海婴在周扬从狱中被放出来后，很早就去看望他了，并常常走动。周海婴对“四人帮”歪曲鲁迅，利用鲁迅的话作为打人的棍子很气愤。他认为周扬对鲁迅一直是很尊敬的，解放后所有纪念鲁迅的重要活动都是由周扬组织或参加的。 　　随着1984年的春天到来，周扬的精神状态略有好转。他应邀去日本访问了一趟，会见了许多日本老朋友。 　　回国后，周扬参加了文艺界的重大活动。1984年3月19日下午，他出席了在国际俱乐部礼堂进行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又有一批优秀作品出现，又有一批新的血液成长，使他感到由衷的喜悦。发奖时，他看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作者、患有残疾的史铁生摇着轮椅上了主席台，激动得紧紧握住那位自学成才的青年作者的双手，含着热泪说不出话来。史铁生也紧握着他的手，摇了又摇。 　　这时，到会的人都希望周扬给大家讲讲话。那天他原先并不打算讲话的，可能是会场上的热烈景象触动了他的心弦，他作了一次即席的发言，题目是《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 　　周扬刚提出作家、艺术家需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他就声明一句：这不是我的，而是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的话。显然他是借用恩格斯的话，曲折地表达了他的心情、态度——这一举动表明周扬没有被压服。 　　周扬在讲话中说，短篇小说创作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短篇小说作家们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这都是大家看得见的。“为什么还要提出‘真正艺术家的勇气’问题呢?难道《围墙》、《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抢劫即将发生……》和《阵痛》这样的作品没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吗?当然不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是没有这种勇气，而是还不普遍，有些人勇气还不足，不足以在伟大的历史新时期，像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那样，‘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的理解’，在富有诗意的描写中表现出‘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 　　周扬望着台下几百双急切的、期待的眼神，侃侃而谈： 　　“‘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是很可宝贵的，很不容易做到的。它是一种积极性，一种属于作家、艺术家特有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样的积极性，我们当然要保护，不能挫伤……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要有新的成就，就要继续调动这种积极性。为什么文艺创作落在现实生活的后面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原因之一，我们的责任之一，是更好地调动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还不够，有的时候还挫伤了这种积极性。” 　　他又说：“在调动积极性的过程中，即使一些错误的东西出来了，也是不难克服的，也比没有积极性好。” 　　接着周扬讲到自己，他说他讲过很多错误的话，但是要保护积极性、调动积极性这一点，是不错的。他说的也是实在话。如果说在十年动乱以前，他在长时期主持文艺工作中，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曾经挫伤过以至伤害过某些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勇气的话，那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几年中，他经常为之大声疾呼的题目之一，就是尊重人才、发现人才、爱惜人才、研究人才。有一次，他曾对两位去访问他的记者说到周恩来同志。他说：“我常想，为什么知识分子那么怀念周总理?他对知识分子既严格要求，又体贴入微，百般尊重和爱护。他在百忙中关注着一个又一个有成就的、有缺点的、有困难的、受挫折的各种各样知识分子，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在知识分子眼里，他既是可尊可敬的国家领导人，又是一个可以亲近可以信赖的朋友。” 　　周扬最后说：“要调动作家的积极性和鼓励‘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就要善于发现真正的艺术家。评奖就是一种发现……如果我们在十个人里面，或者一百个人里面，能发现哪怕少数几个人经过实践证明是真正的艺术家，是人才，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没白做，就有成绩。” 　　人才，人才!为了四化大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同我们所尊敬的一些老同志一样，真是望眼欲穿、心急如焚了。参加授奖大会的人，尤其是获奖的作者们，都为他这种博大的胸怀所感动，因而会场上时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这样说出了自己的话： 　　可是，大家天真地、随心所欲说真话的时间并不算太久，就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别人写了文章，认为可以讲。周扬也发了一篇，却为这文章受了批判。而且与批判唱反调的文章不许登。一时，我们这些紧张惯了的人又紧张起来，又得纷纷表态。 　　我们社里一位同志说：“我前两天刚看了周扬这篇文章，觉得很对。今天再看了批判，才知道错在哪里了。”这种调子是人们这些年当众表态的常态。适逢这年春节，我去周扬家拜年，与老李同车，他问我：“若有人问起周扬这篇人道主义文章，该怎么表态啊?”我说：“我作为一社之长，那只能推。就说这是哲学问题，我不懂。要是机灵人，还听不出我的态度?” 　　到了周扬家，果然一会儿他就谈起这个问题，神情很压抑，说：“我想不到这么一篇文章会引起领导上这样重视。”然后就问，“你们的态度怎样?”这时正巧又有两位客人，我当即不假思索地按原准备的回答，以“不懂哲学”四字打马虎眼。我当时以为，我在这时赶到他家来，不是同情慰问他还能是什么?态度已明，不必再多说了。 　　后来周扬就又不大管事了，也不再在公开会场上露面。我虽然再见过周扬，从来也没提过一句他挨批判的事。 　　这年冬天，周扬跟几个作家去广东游览散心。黄秋耘接待了他们。不久，秋耘来京，告诉我：周扬这次在广州曾经单独与他深谈，忏悔自己过去对他那个“中不溜儿芸芸众生”的错误批判，同时谈到我们大家能否认识自己的错误，提到了我，说：“韦君宜这个人嘛，对是非分不大清。”这句话给我震惊很大，他怎么会认为我是非分不清?我自认为是非还是分得清的。我没想到他这样看我，我心里难受。 　　周扬回京以后，不久就病了。我曾到医院去看他，因为有别人在座，没有提出我心里的问题。 　　我听说了周扬这些日子的郁闷，我反复想过自己向周扬说过的话。想起那句“不懂哲学”，不禁越想越愧汗难禁。我知道错了，完全错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改正了过去多年没有思想，跟着周扬闭着眼睛跑的毛病，其实没有。我还是那个不分是非，不敢在是非面前挺身而出的旧我。我分不清是非吗?头脑里没有是非吗?应该是有的，可是我为什么不敢在周扬面前和别的客人面前响亮地回答：“我不同意那个批判，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周扬是犯过错误，说过许多错话，可是现在他忏悔了。他以前说的赞美卓娅的话，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文章的话，大约都是真话，但是后来他知道错了。他说了实话，就以为我们这些人都在说实话了。他没有想到，我还在他面前说为“表态”而推诿的话，还在说要他猜测的含糊世故的话。比我长十岁的周扬是天真的，而在他面前作世故性表态的我，却是虚伪的! 　　我觉得我应该在周扬面前忏悔。后来，我就又一次假借看望别人的名义，钻进了已禁止探望的周扬病房。抬头一看，周扬闭目张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完全昏迷，不省人事，已不可能听我再说一句了。我只得默默地在床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悄悄退去。 　　周扬现在还活在人世，我多么希望他能醒来听我的忏悔啊。我还等着。 　　我探病那时候，正是作协开代表会，周扬不能来了。当主席台上念到他的贺词时，台下掌声如雷，达三分钟之久。然后又有青年代表发起给周扬写慰问信，响应签名的不分老少，几乎是全体(包括我)。许多年轻人不会熟悉他，并不甚了解他干过的具体整人的事，但他们为他鼓掌。可见他的忏悔之心已经传遍了文艺界，为大家所谅解了。 　　周扬仍然怀着一腔天真的痛苦，不能听，不能谈，躺在病床上。虚伪了一番，而又不想虚伪的我，常常想起周扬。“四人帮”垮台，波月楼那一次，难道依然是一场梦?朋友的气氛呢?忏悔真诚呢?我又不敢信了。 　　在国内，周扬与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安徽省委书记张劲夫、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均友谊甚笃，应邀到安徽、福建做了访问，最后去了广东。 　　周扬是在1984年6月初南下广州的，他同艾青、艾芜、冯至、田间、冯牧等同志一起，率领一批作家到珠江三角洲做了半个多月的参观访问。这次考察，正值改革之风从南方吹向全国、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注目沉思之际，大家都感到大开眼界。著名散文家袁鹰③当时与周扬一起出行，他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周扬的宝贵的记录：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参观访问，也就有机会同他朝夕相处。 　　周扬的精神比身体更好。到广州的第一天晚上在白天鹅宾馆宴会厅，他谈笑风生地讲到前两年来广东时就坚决支持广东的改革和特区的建设，为此招来一些冷嘲和非议。有的同志揶揄地说：“你是搞理论、搞文艺的，不是经济学家，谈什么经济改革?”他说他并不懊悔，仍然支持如故。说到这里，他侧过头问坐在里边的任仲夷同志：“是这样吧?是这样吧?”任仲夷同志连连点头：“是的是的，你是一直支持我们搞改革的!” 　　十天以后，在深圳市委举行的座谈会上，他又比较详细地复述了自己的观点。那天他情绪很好，在听了市委同志介绍了情况、体会和目前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后，他满腔热情地讲了这样一段话： 　　“特区是个新生事物。正如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它开始时必然是不成熟的，摸索着前进的，会有缺点、不足，出现种种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会有挫折或失败。这都是自然的，不足为奇。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支持它。两年前刚开办特区时，我就表示过支持。第一，因为它是一个大的改革，我们搞四化，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第二，因为它是一个新兴事业，新生事物。马克思主义者对新兴的事业，只有支持的义务，而丝毫没有刁难和反对的权利。一个新兴事业，有什么不好呢?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呢?为什么在它刚刚试步的时候就加以指责，编排它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呢?我对党中央提倡改革和开放的决策，对广东和其他一些地区进行改革的试验和实践，包括你们深圳特区，一直支持，从没有考虑改变这个信念。我对深圳是充满感情的。” 　　深圳小住三日，我完全能体会到，深圳的同志们对他也是充满感情的。深圳如今已经为世人所瞩目，参观、“取经”的人纷至沓来，不绝于途，以至领导机关不得不一再发通知限制到深圳的人数免得那里应接不暇了。但是在三四年前特区建设刚刚起步时，那里的同志常要顶着八面来风。在他们处境并不佳妙的时候，周扬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的优秀品质，明确地、坚定地支持这个新生的、尚未成熟的宁馨儿。人们不仅赞颂他卓越的胆识，更敬佩他无私的勇气。 　　而他自己，只是认为这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应该具有的立场和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理论家若不联系实际，不到生动活泼的实践中去接受检验，使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那只能是空头的理论，教条主义的理论，有什么用处?热情支持一切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兴事物，是马克思主义者唯一正确的态度。同那种说风凉话的事后诸葛亮式的“理论家”，或者那种站在一旁冷言冷语、指手画脚的所谓“权威”相比，是泾渭分明的。 　　那十多天，我们天天呼吸着南方的风，改革的风，天天所见所闻，都是新鲜事。我们同时也为他的健康和心情的好转而感到欣慰和高兴。那十多天，似乎是近两年来我所接触到他的最佳状态。可敬的老人!你经历多少风霜雨雪，承受过多么沉重的诬陷、迫害和摧残!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那伙奸诈险毒的佞贼，是必要将你和一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你清楚他们的底细，了解他们是一票什么货色，也洞悉他们肚里有几条歪肠子。多年来，你以高度的党性和革命家的磊落襟怀对待自己的种种委屈，顾全大局，从无怨言，从不向别人吐露衷曲。 　　…… 　　当然，毕竟不是心如槁木。何况上一年那场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不是运动的运动，那场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站不住脚的“批判”，使他在精神上遭到深重的伤害。但他不愿多谈，只有两三个人在他住室闲谈，触及某些共同的话题，就能难得地从他简短而含蓄的话语中，窥见一点他内心深处的波澜。比如有一天早晨，冯牧和我在白天鹅宾馆他的住房里，又一次说到谈到某一个共同熟悉的人，他深沉地、平静地说过： 　　“认识一个人不容易，需要长时期的过程。我是有这种体会的，也有过教训。经过长时期的观察、交往，才能准确地认识人的优点、长处。但也还是有认错了的。” 　　话只有两三句，也未作任何注解，我们却仿佛感受到那丰富的内涵。我们更接触他那明澈如水的心灵。 　　周扬等人在广东的考察活动，持续了半个多月。其他人分头陆续离开广州时，他则换一个住所继续治疗和休养。大家向他握别时，都以为情况会越来越有好转，还说到秋天开作协会员代表大会时再听他的讲话呢。 　　可是谁也没想到，到了9月份，周扬在短短十几天中，心情上受到意外的干扰于前，又不慎摔跌一次于后，而他的病是绝对不宜经受这类刺激的，于是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听说周扬在广州突然病重，袁鹰所在的人民日报社特地派他去探望他。 　　虽然离上次分手只有两三个月，但周扬看上去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住在小岛宾馆，袁鹰去的那天，苏灵扬告诉他，今天不要多讲话，上午刚发过脾气。原来上午中宣部一个干部来过，态度很不好，问周扬为什么还不表态。他一气之下，一句话也不讲。苏灵扬发火了，对来人说： 　　“你去跟上面讲去，周扬的病就是他们整的，他们就是白衣秀士王伦。你就说是我苏灵扬说的，开除党籍我也不怕。” 　　苏灵扬又说，周扬病情突然加重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厕所滑了一下，摔倒在地；另外前几天文联来了个干部，向担任文联主席的他汇报文联机关学习“反精神污染”的体会。 　　这个人对周扬说这些，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周扬问他：“你们现在还在学习这个东西，一年多了。”回答说这是长时期的任务。 　　自那次之后，周扬就失语了，再也没有恢复。 　　这天，周扬一见袁鹰走进房间，就抓住他的手直摇，好像要说什么话，他连忙劝阻。 　　此时袁鹰心里感到酸楚，预感到很难恢复。那个口若悬河、生龙活虎的周扬，只有3个月工夫，竟变成如此老态龙钟。他也时而笑一笑，但只能断断续续说几个字。袁鹰告诉他北京的朋友关心他，他念出几个名字：胡绩伟、王若水、秦川。 　　周扬回北京治疗前一天，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请吃晚饭。他很想讲话，说广东改革好，不要走回头路，不要受各种影响。任仲夷看到他说话困难，就劝他不要多说：“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 　　根据周扬的病情，只好决定回北京继续治疗。在机场的候机室，大家围坐在周扬身旁，心头都隐隐地笼罩着一层云翳，嘴上却还找些轻松的话头来说。他体会到大家的心意——他向来是很能克制自己、照顾同志的情绪的，因此也很自然地、随便地同送行者寒暄。有时辞不达意，但依然能从那一两个短促的语词中揣摩出他的用意。 　　这时服务员轻步走进来，小声地通知：可以登机了。送行者簇拥着周扬走出候机室。他步履维艰地走向门外，同每个人一一握手告别，包括那两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一边同他紧紧握手，一边劝慰地说：“回北京休息一阵，到冬天再来，到广州来过春节，看看花市。” 　　周扬又微笑点点头，轻轻地动着嘴唇，仿佛在回答：“好的，好的，一定来，看花市。” 　　机场专门为周扬准备一辆小轿车，从候机室门口直送到班机舷梯前。其时，全部乘客都已上了飞机，机场上空无一人。只见小轿车在飞机身边停住，一两分钟后，看到舷梯上有人影晃动。然后，就看到周扬他那浅咖啡色服装的背影，由几个人搀扶着，一级一级往上走。那舷梯似乎特别地高，特别地陡，浅咖啡色的背影缓缓地向上移动，一步，一步，又一步……走得好累啊! 　　二 　　周扬下飞机就直接进了北京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出来。人们去医院看望，他有时难于言说，只能点点头表示了。顾骧回忆说： 　　9月，周扬同志从广州回北京。在穗期间，不慎跌了一跤，赶着回京治疗。他回京的第三天，我去看他。我正在参加所谓的“京西宾馆会议”，我是直接从会议上去他家的。他在房前阶沿下，握着我的手，眼中露着激愤的神色说：“这个会怎么能这样开呢?”我不知他问话的具体所指，也不知道他回京这三天听到了些什么。对于这个会，我确是“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说不出名堂来，用一句时交辞令：“无可奉告”。我参加这个会，处境很微妙。会议是由我所在单位组织召开的，没有理由撇下我，不让我参加；可是会上我没有任何具体任务，每晚研究工作的会议都不让我与闻，我也识趣，或是躲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看书，或是随便挑一个小组会旁听，看看热闹。一次小组会上，广电部门的一位音乐工作者，揭发周扬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证据是周扬在音协的一次会上说，跳迪斯科舞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要去禁止，它与陕北秧歌舞差不多。而王蒙认为周扬的话没有错，发言反驳这位音乐工作者，说迪斯科舞确是来源于非洲民间，颇有趣。这个会，这些年来海内外议论颇多，记述文字也不少。有人将它来龙去脉、前前后后说得头头是道，甚至指责胡耀邦在这问题上的种种不是，可是没有说明征引的材料来源，似乎作者是在中南海出席了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我既不了解会议的全面情况，更不可能了解中央高层的争论，也未见到第一手材料，所以我没有本事对这个会说三道四。不过有一点值得回味之处，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关于这次会议的消息称：会议认为：“当前，在贯彻执行文艺政策的领导工作中，要着重克服和防止‘左’的影响。”还说，对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开路”的错误做法要坚决避免。显然，这些都是胡耀邦同志一贯的说法。会议的这一论断与批评的矛头是针对那“二十八天”不叫运动的运动的。④ 　　周扬经北京医院的诊断，患脑软化症。诊断报告还称：此病无法治愈，只能维持、减缓病情的发展。 　　获悉这突然而至的消息，朋友们心情十分沉重，不能自已…… 　　周扬对他自己常常作一些精辟的概括性评价，住院前他对他女儿周密说，他一辈子先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为自己信任的人、尊敬的人所误解。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自己信任的人怀疑，被自己尊敬的人打击。现在他已经精疲力竭了。 　　这第三次打击更加难以承受，还不在于以他为靶子的全国范围的批判，更在于他在别人软硬兼施下举措失当，所作的违心“检讨”而带来未曾料到的影响，他为内心的懊恼、矛盾、痛苦深深地缠绕，心灵受到了重创，郁闷成疾。从此他再也没有走出医院，直到最后结束生命。 　　周扬住进北京医院，开头尚好，有时还可在沙发上坐坐，听人给读一刻钟报纸。灵扬同志每天下午去看他。病房总是很热闹，探视的人川流不息。习仲勋同志的夫人常常代表仲勋同志去看望住院的老人。 　　有一天，顾骧正与周扬同志说话，苏灵扬同志笑着招呼： 　　“‘大阎王’来看‘二阎王’了。” 　　陆定一进门，周扬介绍说：“他也是中宣部的。” 　　陆定一打量了一会儿，“我怎么不认识?” 　　“我是‘文革’以后进中宣部的。”顾骧说。 　　陆定一笑了，“噢，我们前脚后脚。” 　　周扬病情发展很快，迅速恶化，到这一年年底就报了第一次病危。 　　1984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议代表大会开幕。在大会开幕式上，出现了一幕激动人心的景象，当主持会议的人宣读了周扬在医院中打来的祝贺电话(经别人代拟)时，立刻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灌满了大厅，像春雷般涌动，大家谁也不愿意放下手，掌声一直延长了两分钟，这掌声包含的语言太丰富了。 　　5年以前，周扬亲自向文代大会作两万余字的工作报告，也在作协的会员代表大会作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可此时，周扬却只能从医院打来电话表示祝贺了。他的祝贺只有一句话，一句普通的话。 　　几十年来，周扬的报告和讲话博得的掌声，难以计数。那也都是由衷的，而且常常也是热烈的。但像今天这样对仅仅是一句话的祝贺的反响竟如此强烈，可以说是多少年来头一道。一位当天在现场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写道：“这是近年来记者参加文艺界会议所少见的。”她说的确是事实。这种热烈景象，使人很快会联想起5年前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作祝词和胡启立同志刚才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大会上再三阐明“创作自由”方针和对作家的期望时的掌声。 　　没有人发号令，没有人在主席台上带头，掌声完全是自发的、真心诚意的。它真实地表达了绝大多数与会作家对老人的关切和崇敬之情。 　　开幕式结束，大家走出会场时，几乎都是喜笑颜开，兴奋异常。都在议论中央书记处的祝词和“创作自由”这个鼓舞人心、振奋士气的洪亮的声音，感到如一阵和煦的春风迎面扑来，吹拂到每个人的心田里。同时，也在沸沸扬扬地议论那很出人意外的掌声。 　　1985年1月3日，在京西宾馆代表们的住房里，一封热情、真挚的慰问信正在迅速地被传阅和署名。开始只是冯骏才、陈建功、李陀、郑万隆、王安忆、史铁生、乌热尔图、郑义、孔捷生等9位青年作家自己商量，要联名写封信向老人表示敬意与想念。 　　不料其他代表们闻风而至，纷纷列上自己的名字。他们只好将信抄在大纸上，放到餐厅门口。署名的就越来越多，一张纸不够，又接一张，再接一张…… 　　那天正是全体会，信和签名单被带到会场外，挂在柱子上。一位老诗人举起笔，由别人架扶着，颤巍巍地在“中青年作家”几个字的前边，又加一个“老”字，于是就成为“老中青年作家”的慰问信了。最后统计一下那份不断加长的名单，共有356人。一些耄耋之年的冯至、钟敬文、赵清阁、汪静之、王淑明、田间、王辛苗等同志，都签了自己的名字。 　　这封由371人署名的信这样写道： 　　敬爱的周扬同志： 　　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老中青年作家，都热切地想念您!您病了，不能参加会，多么遗憾! 　　您一定知道，党中央多么关心这次会，多么爱护、理解和信赖我们!多年来渴望的艺术民主与创作自由的黄金时代，终于来到。自信和勇气在我们心中百倍地增长起来。请您相信，我们一定尽力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使我们的文学自豪地走在世界文学的前列。这当然也是您和前辈作家们所期望的。 　　我们很激动。但您有病，还是希望您克制激动。我们只想用这封信，使您快活，舒畅，尽快恢复健康，早日走到我们中间来!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 　　代表大会老中青年作家代表 　　1985年1月3日 　　同一天，出席大会的上海、湖南、江苏、安徽、广西、江西、辽宁、湖北、云南、四川等11个省市作家代表团，也联名写了一封致周扬的慰问信： 　　周扬同志： 　　正当我们来京参加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希望能看到您也出席的时候，得知您正患病住院，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十分挂念。 　　粉碎“四人帮”以来，您一贯以拨乱反正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全力为文艺界的解放思想、批判极“左”思潮，发扬艺术民主，探索改革、前进的道路，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文章和言论，为爱惜人才、培养人才、奖励人才做了大量工作。您对自己在“文革”前工作中的缺点，曾多次诚挚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使人深受感动。您是在我国文艺界奋斗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老战士，虽饱受摧残，却仍有昂扬的精神和坚毅的意志，的确足为我们的楷模。 　　党中央给了我们这次大会极大的鼓舞，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明了为中华腾飞、为创作繁荣奋勇前进的康庄大道。您这些年来发表的许多精辟的文章和言论，是符合党中央给大会的精神的，对推动我国文艺理论的前进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起了良好的作用。我们一定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克服“左”的影响，消除“左”的流毒，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指导下，共同努力，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盼您安心疗养，祝您早日健康! 　　这两封信，字数不多，但思想是真实的，感情是深挚的，它们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大会会场上的掌声与两封信，是一次民意测验，是一次民心展示。它标志着过去执行过“左”的政策、整过人的周扬，用他真诚的忏悔，比较彻底的反思，终于得到文艺界大多数人的谅解与接受。在一场文字冤案中受到打击的周扬，获得了人们广泛的同情、支持与爱戴。 　　不是作家的王若水也看到这感人的场面，他忆述道：“在毛泽东时代，周扬整过不少人。鉴于他在‘文革’中受迫害和‘文革’结束后表现出的忏悔，人们原谅了他。这次他受批判，更激起了大家的同情。我到京西宾馆去看望一些参加作协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他们正在联名给中央写信，说周扬同志现在病重，请求中央考虑为他平反。我想，大家的意思并不是要求中央出来说周扬是正确的，只要说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不应该由中央来下结论，就可以了。对胡风的文艺观点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邓小平在对胡乔木文章的批示中也说到：允许辩论，不打棍子。不过，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胡乔木没有表态。198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文章，其中说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领导者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有存在的权利。那时周扬已经成了植物人，静静地躺在医院里，等待着死亡。宽容也罢，不宽容也罢，对他都无所谓了。”⑤ 　　1985年1月，苏灵扬和张光年找顾骧商量，希望他能为周扬编一本近作选。缘由是这样的：周扬病危，人们试探中央能否公开为周扬正式平反?以最高领导人去医院探视的方式?难以做到。 　　习仲勋同志告，经请示胡耀邦同志，可以采取将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遭批判的文章再次公开发表的方法以达此目的。如何公开发表不显得太突兀?于是就有了编一本周扬同志近作选集出版，将“探讨”文章一起收进去的想法。经习仲勋同志汇报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同意。 　　对此事，顾骧觉得责无旁贷。大约花了两周时间，突击完成了收集材料、编选、校订、文字整理等工作，编出一本选集后，交作家出版社出版。《周扬近作》的出版，实际上是胡耀邦同志的授意，是中央为周扬平反之举。 　　1987年，于光远同志也以同样的方式，给他老友的这篇文章平反。他编选了一本《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选》，薄薄的不到10万字的一本小册子，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收进周扬同志的文章，并以周扬同志文章标题作书名，署以“周扬等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至1985年夏以后，周扬同志病情虽较稳定，但已病入膏肓。不能言语，只是偶尔喉咙里吐出一两个含糊的音节；不能识人，连自己的夫人都不认识了。一年之后，他成了植物人，靠鼻饲延滞生命。医生“谢绝探视”。 　　苏灵扬因积劳成疾，也很少去医院了。除了医院的医生、护士外，常年雇用一名护工照料。顾骧的笔下不乏苍凉： 　　……我去探视，对周扬同志来说已毫无意义，倒不如说主要是我自己灵魂的需要，一种自我心理的需要。我不能薄情寡义，不能对故人弃置不顾。 　　最后一次见面是1989年春节；春节的欢乐氛围，勾起我对天津迎宾馆元宵之夜的回忆。转眼六年了，周扬同志静静地躺在那儿也已五年了。那一天我带去几颗雕刻好的漳州水仙花，那时的护工是一河南的女孩子，我让她找一只盆子供养。病房静悄悄。周扬那原来魁梧的身材，瘦成了皮包骨头，萎缩成单薄枯瘦的身躯，只有一点游丝般的气息，再没有任何反应。令人心酸。⑥ 　　1989年9月5日，秋风兮兮，秋云浩浩。人们告别了周扬。这一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备极哀荣。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以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差不多都来吊唁。这大约是“文革”以后，一位文化人受到的最高规格的丧仪礼遇。 　　一代人杰，去哉，他留下了一片空白…… 　　周扬逝世后，周密满怀深情地说：“现在，您默默地走了，进入了历史，再也不回来了。您投身革命六十年，没有留下什么金钱物质，您几十年积攒的书籍，都将照您的嘱咐，交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您留给我的唯一遗产，是从您这样一个正直、善良、多才、无私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中，使我懂得了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世界、社会与人生，怎样认识和对待昨天、今天与明天!” 　　①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611页。 　　②徐庆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72～74页。 　　③袁鹰，原名田钟洛，1924年生，江苏淮安县人，4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以散文影响最大。出版散文集有《第一个火花》、《红河南北》、《第十个春天》、《风帆》、《悲欢》、《天涯》、《运行》、《京华小品》。 　　④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13～114页。 　　⑤王若水：《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438～439页。 　　⑥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28～129页。 　　 周扬传/罗银胜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