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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盛夏

毛泽东与周扬 　　自1937年周扬到延安开始和毛泽东交往，一直受到重用，无论是延安时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17年，一直领导全国文艺界，周扬写的大量理论文章一直是党领导文艺运动的写照，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的代言人。在毛泽东看来，周扬是执行文艺政策的一线主持人。毛泽东欣赏周扬的办事能力、见识与魄力，关于周扬与毛泽东的关系，周扬自己说过，主席与我的关系很深，确实对我很热情、爱护、培养……周扬被监禁9年，释放出来后也说过，毛主席虽然整了我，但我不恨他……1982年，中国文联召开“毛泽东文艺思想研讨会”，周扬在大会主题发言中第一次指出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 　　一、毛泽东批准周扬任延安“鲁艺”院长 　　1936年2月，“左联”解散，10月19日，鲁迅病逝，两个口号论争不了了之，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始终关注这场论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决定停止周扬对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同时考虑延安需要文化方面的带头人以领导推动延安文化向前发展。经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推荐，中央调周扬、艾思奇、周立波一行等来延安工作。 　　周扬奉调延安后，中央安排周扬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从那时起，周扬与毛泽东在延水河畔初次见面，相识以后接触很多，他们或面谈、或书信往来，关系密切。周扬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确实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如培养大批文艺干部，党的文艺理论建设，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毛泽东文艺方针，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的大众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1937年到1938年初，许多文艺团体来到延安，为了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6周年，决定在延安举行一次隆重的文艺晚会。为此，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单位集中了六七十位青年艺术家，只用两星期就排演出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公演20天，观众上万人。 　　在一次《血祭上海》的座谈会上，当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愿用最大的力量帮助艺术学院的创办，并宣告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一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周扬等联合发出《成立缘起》，为纪念已故大文豪鲁迅，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该院宗旨是“培养抗战急需的大批艺术工作者”。 　　1938年4月10日下午，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了话。经毛泽东提名，周扬任鲁艺副院长(吴玉章任院长)。1938年以后，鉴于延安文艺将有一个大的发展，毛泽东几次找周扬谈话，征求他对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1939年，经毛泽东批准，周扬任鲁艺院长。在他主持鲁艺工作的几年中，领导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人才。 　　陕甘宁边区为全国甚至全世界人士所瞩目，许多中外人士不远千里、万里来边区参观考察，各地青年潮水似的涌到这里来。许多新闻界朋友采访边区后，写成印象记、访问记，作了很多介绍，但也有少数人颠倒黑白，攻击边区为“封建割据”、“破坏统一”。 　　边区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向全国人民作一忠实介绍十分必要。1938年秋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与秘书和培元两人合写了一本《陕甘宁边区实录》，初稿完成后送毛泽东审阅。因忙于党内其他工作，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扬，委托周扬办理此事。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 　　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此致 　　布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时 　　从此信中的“对外宣传、全权负责”能看出毛泽东对周扬是极信任的。经过周扬的修正加工，《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于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并题字：“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940年1月4日，边区“文代会”召开，这是延安文艺界的空前盛会。1月9日毛泽东作长篇演讲。会后毛泽东写信给周扬，周扬将其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这就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 　　1940年10月成立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扬担任主任，主管全党文化工作，仍兼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在中央红军时期，红军里面的文化工作比较少，到了延安以后才开始搞文化工作。当时有陕公(陕北公学)、抗大(抗日军政大学)这些学校，还有鲁艺，后来也成立了各种协会。从上海去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在鲁艺。此外还有一个“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总会还在重庆。“文抗”有些作家，像丁玲、艾青、萧军、欧阳山等一大批。这样延安就开始有了文艺活动。 　　有了文艺活动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从上海来的人，到延安以后，对朱(德)、毛(泽东)都充满了感情。搞文艺工作的人，这种感情更丰富。这些人尽管是左翼，尽管是共产党员，甚至还不是一天两天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世界观许多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这些人过去都信仰革命，同志中甚至有人牺牲了，现在他们活着到了延安，大家都很高兴。 　　当时，毛泽东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怎么能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在上海是很抽象的。在上海的时候，他们也说要拥护红军，就是杀头都不怕；但是红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是抽象的，也没有见过。到了延安，就发生怎么跟工农兵，跟你所理想的、你所为之奋斗的，甚至于不惜为之牺牲的这个对象相结合，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是理想，你不认识工是个什么样子，农是个什么样子，红军是个什么样子，干部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是现实，怎么同工农兵结合。上海来的这些革命者都是热情的，但是不认识对象。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延安不但是到了一个新的地区，从自然条件来讲，这个地区很落后；更重要的是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工农兵当权的时代。这不是重庆，尽管条件没重庆好，没有那么多的出版物，没有那么多的文化。但这里所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时代。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 　　所以，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跟新的时代的群众结合，成了根本问题。周扬到上海时，有个老朋友问他，说你在延安，经历延安的这个伟大的整风运动，讲点经验吧。周扬说这个问题太大了，一下子也讲不清楚。 　　但周扬想了一下说：心得只有一条，就是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以前，尽管我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没有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是个共产主义者，经过整风以后我才认识到这一点。我说你如果要问我有什么收获，这就是我唯一的收获。我当时讲过这句话，我现在还是这么感觉。如果还要补充一点的话，就是我首先还不能说自己是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这确实是不容易的。 　　周扬接着说：你要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这个背景主要的就是结合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存在，解放以后又一次发生，而且今后，也还有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根本也是这个问题，因为要同工农结合、跟时代结合不是很容易的。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周扬、何其芳等，以周扬为首；另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毛泽东对这个争论作了很深刻的解答。他说，他们尽管有争论，但在跟工农兵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解决。 　　这个说法是最深刻的。周扬几十年来跟毛泽东接触，感到最深刻的就是这一点。 　　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人家怎么整周扬，周扬对别的都不难过，就是毛泽东对他的这个期望，他认为辜负了毛泽东，没有很好地和群众结合，没有到群众中去，都是高高在上。所有的缺点错误，这个是最根本的。这也是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周扬这一派，包括何其芳这些人，要歌颂光明、要进步，热情洋溢。“文抗”的人就看不惯，要暴露黑暗。“文革”时他们批判周扬，说周扬主张太阳中间也有黑点，周扬也主张暴露黑暗，反对毛主席。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文抗”他们要暴露黑暗，周扬为回答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周扬说：“请你们不要在根据地找缺点，因为太阳中间也有黑点。”后来别人就批评周扬，说这是攻击毛主席的。因为周扬不赞成他们的观点，才写了这篇文章。那是在整风以前，周扬的思想也没有改造，当然那篇文章不会很有力量，但是周扬是反对他们的。后来就是因为周扬写了这篇文章，延安有四个作家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反对周扬。 　　这都是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争论。虽然争论，但是没有解决问题。无论主张歌颂光明也好，暴露黑暗也好，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还是如何同群众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情势不满意。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这样的现象不但毛泽东注意到，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他们从前方回来，说延安怎么搞得这么乌烟瘴气，这还加上演旧戏呀，演外国戏呀。毛主席就找了很多人谈，首先找“文抗”的那些人谈，当然也找了“鲁艺”的人谈。谈了以后就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就是同工农兵的关系问题。毛主席在讲话之前确实找了很多人谈，开座谈会的时候听了大家很多的发言，周扬也作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经过情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942年，周扬参与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文艺座谈会以后，精神就改变了。周扬头一个起来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写了文章。后来就搞秧歌运动。周扬又写了批判王实味的文章，都经毛泽东看过。毛泽东对周扬确实是很热情、爱护、培养。整风以后周扬写的文章很多都是毛泽东看过的，所以后来“文革”中批判周扬的时候，文章并不多，都是引用周扬的讲话。当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有文章回忆，周扬也有个发言是维护毛泽东的观点的。 　　此后，周扬撰写了许多文章阐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1942年初，延安《解放日报》实行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完全成为完全的党报”。《文艺》副刊刊头撤销，改第四版为综合性专刊。 　　9月20日，由于《解放日报》“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于是毛泽东就和第四版主编商量后，替当时的文艺编辑同志约定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23日，毛泽东又亲自拟定“《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并开列名单，向一些有名人物或部门负责同志征稿，还有前语：“《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各自征稿类别和每月具体数字。”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选入了毛泽东拟定的征稿办法。其中共开列了16名负责征稿的姓名、字数。例如：“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五千字”；“吴玉章同志：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五千字。” 　　其中毛泽东就提出：“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字。”同时，毛泽东在征稿办法中还强调指出：“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另外，毛泽东还对编辑部如何处理好这些约稿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每个人征集之稿件满一万二千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随后，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毛泽东枣园之宴的通知，周扬也去参加了这次轻松愉快的枣园之宴。1944年3月21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毛泽东读后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昨天《解放日报》登了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值得一读。”由此可见，周扬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和信任。 　　二、毛泽东致信周扬：我的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不能这样配 　　1944年，周扬主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高尔基、鲁迅在文艺问题上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书中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的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文艺；五、作家、批评家。周扬为此书写了编者序。文章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编纂的。“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是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 　　周扬把序言送给毛泽东审阅。1944年4月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周扬同志： 　　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许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信中毛泽东说的“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足以证明周扬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后来一直提到结合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均由此而来。 　　毛泽东指的那段话，是周扬编写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毛泽东的这封信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提示了普及与提高的丰富含义，指出普及和提高的目的在于使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被分散了的“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以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汉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1944年后周扬担任延安大学校长。延安大学由鲁艺与自然科学院等学校合并而成，抗战胜利后，学员分布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文艺战线的中坚力量。在鲁艺成立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五周年时，毛泽东都应周扬邀请到鲁艺讲了话，内容很生动也很重要。可见毛泽东是非常重视鲁艺的，同时也对周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解放战争时期，周扬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48年5月改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华北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解放华北的斗争。 　　1949年7月，周扬与郭沫若、茅盾等负责筹备并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周扬被选为副主席。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迎来新中国文艺建设的高潮。周扬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期望周扬领导文艺界。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作为宣传文化界的领导，毛泽东常找他去谈话。周扬写的文章，有些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后发表的，有的毛泽东曾作过批示。1953年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时，毛泽东指示说“希望第二次文代会在周扬同志主持下开成团结的会议”。1960年7月22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扬写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毛泽东审阅后，于7月19日复信周扬，说“写得很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像这样表扬周扬的机会并不多。毛泽东已开始对周扬不满意，那时候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均从文艺界开始，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毛泽东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了周扬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下到湖南参加土改。周扬说：“毛主席批评我，再不下乡，就派一个团的解放军把我赶下乡去……”此后因政治运动导致文化思想形势变化多端，批胡适、批唯心论、反胡风、反右、纠“左”、反修正主义，运动一个接一个，周扬也浮沉不定。周扬虽然执行毛泽东路线，包括那些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方针路线，执行得也很坚决，但毛泽东还是觉得他过于软弱，脱离实际，有偏右倾向，所以要把他赶到乡下去，看来周扬也有周扬的悲哀。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被批判者的背后，总是或多或少闪着周扬的影子。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他终于被指责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而成为最早受冲击者之一。周扬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指控为“文艺黑线”的代表，受到批判和迫害。后中共中央予以彻底平反。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打击，l977年4月，周扬在接受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觉得有些苦闷：难道我做的工作都是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吗？ 　　周扬想不通。他曾经想过：我既然管文化工作管了这么久，我既然是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那就算我罪有应得吧，谁叫我没有执行好呢？谁叫我在工作中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呢？现在人家说我反毛主席，那有什么办法。我既然有错误，讲重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过问题是，当时已经不是讲重一点的问题了，而是一种诽谤、陷害了！我的心里不是那么好受。 　　周扬记得毛泽东过去在延安的时候曾跟他谈过一些话。 　　毛泽东跟他讲的话的大意是说，告诉周扬“不要有委屈的感觉”。毛泽东说：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自己对，他人根本不对。对此你不要感到委屈嘛，因为真理在你身上。真理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到有力量。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实是你错了，人家是对的。不过你自己不认识，所以感到委屈。这是罪有应得嘛，你有什么委屈吗？第三种情况是，一半是你对，一半是人家对。你也不必感到委屈，反正你有一半不对嘛。 　　周扬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贡献不大。一个人不管有怎么样的贡献，只要他参加革命，他就要预料到在革命进程中会遭到挫折，他要是没有这种精神准备，他就不配谈革命。 　　对于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所受的种种迫害，周扬经常这样想：比起一些对革命贡献更大的同志来，我所受的迫害并不是怎么了不得的。这是真心话。有些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他们也受了迫害。这样一想，我就很平静。 　　三、毛泽东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 　　“文革”尚未开始，周扬自身难保，“文革”一爆发，周扬首当其冲，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了新中国成立17年以来的文艺成果，根子抓到了周扬，以“文革”爆发为标志，周扬作为文艺界领导人也由此陷落，直接的原因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此后，周扬被监禁9年。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周扬。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任何一年不同，有一批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许多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国庆招待会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泽东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作了批示。这是因为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能公开全部引用这段批示。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直在心里挂念着周扬。 　　在文艺调整中，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是与扩大节目、活跃文艺同时展开的。 　　毛泽东1975年7月2日在一封信上写下“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一段批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立即贯彻执行。 　　7月12日，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忽然接到中宣部军管组的通知：周扬要放出来了。这真是望外之喜！已经整整9年，没有得到周扬本人的音信。而几年前就纷纷传说“周扬已死”，后来户口也注销了，接着又收到了“周扬专案组”送来的周扬的几件日用品。在那样的岁月，哪里还抱什么周扬生还的希望呢！苏灵扬惊喜万分。 　　7月14日，周扬放出来了，不久就知道毛主席的决策。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无从搞清楚具体的原委，以至于直到1993年，周扬的秘书在《新文学史料》上撰文谈及此事时，还误以为“是毛主席听了当时半打倒半工作的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所作出的决定”。周扬原来的寓所被当时中宣部军管组的人住着，周扬夫妇回不了家，上面安排他们在万寿路西街7号中组部招待所1号楼二层一个房间暂住。 　　“周扬一案”中的夏衍从“文革”开始即被“监护”。他关在秦城监狱长达8年零7个月。“四人帮”始终找不到一件可以说明是敌我矛盾的证据，但还是定他“问题性质严重”。毛泽东指示周扬问题应为“人民内部问题”。夏衍的定性这才随之改变。8月，给夏衍作了恢复组织生活的结论。但仍以“按夏衍的级别结论要由政治局批准”为借口扣压下来。所以，夏衍真正恢复组织生活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7月25日，正好是夏衍入党整整50年的时候。 　　“周扬一案”中的阳翰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比夏衍还早两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叛徒”，关押9年之久。他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被关押期间从未在审问记录上签字。他在狱中还咏诗百余首，表达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四人帮”的鄙视。这样坚定的战士，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下指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不会放他出来的。 　　周扬、夏衍、阳翰笙释放后，专案办公室即在7月16日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了关于“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周扬一案”中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凡关押、监护的人员，至此已全部释放（其中有27人是在1975年5月底前释放的；有34人在原单位接受审查没有关押；田汉、蔡楚生、刘芝明、邵荃麟、焦菊隐、何干之、穆木天等12人已故）。林默涵等5人已“分配工作”，萧望东、钱俊瑞、刘白羽等26人正在“分配工作”，夏衍、阳翰笙、王昆仑、徐平羽、阿英等20人“养起来并治病”。政治结论属人民内部问题的，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应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在前面已经说到的7月16日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的那份关于“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中，对周扬，定性为“问题性质严重”，因而采取的处理办法也用了“拟分配工作”这样的不很确定的语言，生活待遇也不是“原工资照发”，而是“工资照发”。这样一来，周扬的问题就还留着一个尾巴，并没有真正“平反”。 　　7月16日的那份报告于7月27日送毛泽东审批。这时，毛泽东左眼才动过手术，还不能阅读，更不能在表格上写小字。他仔细地听机要秘书读了这份报告。对周扬的定性，毛泽东说：应该是人民内部问题。他命机要秘书把报告中的“问题性质严重”圈掉，改为“人民内部问题”。7月28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接到毛泽东对周扬定性做了重要修改的报告，立即要中央办公厅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毛泽东7月28日批示说周扬是人民内部问题，恢复党籍，工资照发，分配工作。这对于周扬夫妇来说也是足够欣慰的了! 　　四、毛泽东批示：“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1975年秋，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整顿文艺，好消息不断传出。进入9月，就要准备过国庆节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了邀请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界人士的名单。这个名单相当广泛，在文艺界的名单中就有周扬。当年中国，在国庆招待会上公开露面，是恢复政治名誉的一个标志啊！可是临近国庆，却一直没有收到企盼中的请柬。 　　尽管毛泽东亲自指示释放周扬，又亲自为周扬定性“人民内部问题”，但“四人帮”仍然把周扬拽住不放。一方面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阵地，依旧大批“文艺黑线”，依旧点名大批“黑线头目”，另一方面千方百计设置障碍不让周扬公开露面。 　　由于他们的阻挠，本来没有问题的事成了问题，毛泽东亲自解放出来的周扬未能在国庆招待会上露面。不过，“周扬一案”中的刘白羽、徐平羽、吕骥、周巍峙、华君武、张庚、戴爱莲、新凤霞和受迫害的音乐家马可、李焕之等还是出席了招待会。国庆招待会后，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把学部出席招待会的吕叔湘、任继愈、俞平伯、顾颉刚、冯至、何其芳、丁声树、吴世昌、贺麟、朝幽桐等人的反映整理成材料上报。这些老知识分子认为招待会“充分体现了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说明党认真贯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学部归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分管。邓小平于10月15日将《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报送给毛泽东。10月16日，毛泽东在这份简报第一页留下的空白处写下了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这是毛泽东连续三次直接过问周扬以后第四次谈到周扬。显然是针对“四人帮”阻挠周扬出席招待会的错误行为的批评，而且把问题提到了是坚持辩证法还是搞形而上学的哲学高度。 　　毛泽东这件批示的用语，同当时他在病中又一次读过的一篇鲁迅杂文《关于翻译（下）》有关。在那篇文艺批评的文章中，鲁迅用吃烂苹果的方法作比喻，谆谆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作品。批评那种“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会全部都不要了”的不好的脾气。读到这篇文章中的有关内容时，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可见鲁迅的这些话，正好道出了毛泽东这时的心曲；可见毛泽东在他的最后岁月，确实是真心实意想要认真纠正他已觉察的错误。① 　　①以上部分史料参见张树德的《红墙大事》、陈晋的《文人毛泽东》。 　　 毛泽东与周扬/盛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