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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飞起玉龙三百万

盛夏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 　　中共文艺政策的贯彻者 　　回望历史事实，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周扬始终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中共文艺政策的主要贯彻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文艺理论批评直接与政治连结，极大地左右了中国文坛的趋向与走势。周扬长期担负文化领导工作，是中共首屈一指的文艺理论权威，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为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建设奔走、跋涉了整整60年。改革开放30年了，该是对他的理论进行正本清源梳理的时候了。 　　一、中共文艺政策的贯彻者 　　在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周扬的文艺理论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实践的形态，具有更鲜明的党性，往往直接承担对党的文艺政策的阐释，他主要是根据特定的革命政治的需要而有侧重地解说、宣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历史地说，研究周扬很难，周扬其文其人多是政策性的产物，长期以来往往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参与者与解释者的身份出现，他自觉不自觉地总是要调整或隐退自己的理论个性，去适应、服从政策性与党性，传达解说某项政策思想，其所传达解说的内容不一定完全等同于他自己的思想观点，许多批评观点也不一定都是他本人的理论发现。周扬也许本来可以成为有才华的文学家，这从他早年的文学翻译甚至从晚年的文论中也可以看到；然而革命把他推上领导文化的岗位，他的文化人本色的革命家的职业意识与众不同。 　　周扬的文学批评生涯浓缩了一部中国文艺思想斗争史，我们考察几十年来许多极富政治性的文艺论争的线索，对于研究周扬更有意义。考察文艺政策思想的演变，从更深层面上去廓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周扬力图建构起来的基本批评原理、概念和方法，是寻找周扬作为主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诸多论争中所形成的巨大影响的锲入点。因此，对于周扬研究来说，重要的是从他大量的政策性、评介性文字中，尽可能剥离出属于周扬自己的理论探索、发现。理清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曲折发展过程。 　　让我们对周扬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履历作一个粗线条的宏观审视，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准确地说是从1929年到1989年，周扬在文学理论批评的道路上跋涉了半个多世纪。 　　周扬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一直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中国当代文艺运动。然而“文革”开始后，周扬自己也被打倒，关押近10年，直到1975年，毛泽东直接干预，周扬才得以释放，“周扬一案”所牵连的百多人才得以平反。 　　二、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 　　从读《周扬文集》5卷本到读《周扬近作》；从读《周扬序跋集》到读《忆周扬》；从读李辉的《是是非非话周扬》到读《晚年周扬》，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1942年以后周扬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1949年以后领导文艺界历次的政治运动。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胡风的批判终以反党集团定罪，他由此而锒铛入狱，销声匿迹了30年，当文坛悲歌尘埃落定，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和坎坷曲折，随着岁月的流逝被时间过滤，我在《周扬文集》里寻觅着留给历史的真实旅痕。 　　从《周扬文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留给历史的文艺理论思想。自“五四”以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创时期，我国第一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鲁迅、瞿秋白、胡风、周扬、冯雪峰等所做出的努力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比较起来，我个人以为鲁迅、翟秋白在译介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们的译介较多；周扬、冯雪峰更偏重评介与运用。在译介方面，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扬就译介了《辛克莱的杰作<林莽>》、《巴西文学概观》，《绥拉菲莫维奇》，《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高尔基的浪漫主义》以及《果戈理的<死灵魂>》等大量的译介理论著述，在文艺理论这片领地形成了完整而独特的理论译介风格。此外，在评介和运用方面，先后对鲁迅、郭沫若、赵树理、孔厥等的创作进行了公正的评介，至今仍影响着后学，特别是《论赵树理的创作》、《略谈孔厥的小说》目前仍然是大学里文学理论专业学生的必读书，其中关于赵树理那篇评论更是赵树理研究的必备蓝本。不难看出他作为评论家独立的学术品格与创造个性。 　　对周扬的文艺理论思想目前尚有争议。他是“文革”开始之后首当其冲的殉难者，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尽管他已成为历史人物，但他的文艺思想与理论影响仍在。在中国文艺运动发展史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以往的文艺学方面只片面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是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重视，甚至完全忽略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说周扬不懂文艺，完全忽略文艺自身规律，也是说不过去的。恰恰在人们所忽略，所缺乏的方面，他做出了认真、科学的研究，我们从《周扬文集》中可以看到，如他在《文学的真实性》、《典型与个性》中，就对作家、作品、社会生活与文学自身规律做了深刻的阐释，尤其是他在《现实的与浪漫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中，对现实主义的审视与沉思，对创作中关于人性论的创作倾向做了精到的分析与理性批判。特别是在民族形式方面，对中国文学民族化的创作道路作出了真诚而可贵的理论探索。他在文艺理论领域战斗了一生，但不能不提到在红色的1930年代，他并未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周扬早期的“三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他关于文学的“从属论”，即文学从属于政治。其次“形象论”，即文学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再次，即“本质论”，即文学要深入社会本质。三论构成了周扬早期文学理论的骨架，或是周扬理论体系的三个支点。他早期的文艺理论思想对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不仅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历史地说，三论明显受苏联的影响，曾代表主流派的左翼文艺思潮。今天寻觅他留给历史的理论足迹，我们同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正是通过周扬与鲁迅、瞿秋白、胡风、冯雪峰等第一代理论家的共同努力才创立发展起来的。历史地看，周扬的文学理论评论跨越了现代与当代，今天看来，他的《周扬文集》，他的理论批评活动，都是一个极其独特而重要的存在。 　　周扬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接受了吉尔波丁、塞维林和特立福罗夫的文艺理论，这种多元取向形成了他以“从属论”、“真实论”、“本质论”为内核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但后来融入广泛传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合二为一，难分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论”的基本观点在周扬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许多文章中体现并作为文艺政策的权威理论说明。但“文革”开始后，终究导致了革命文艺阵营内部不同观点论争的矛盾激化，由文艺思想被批判而演变成作为“反革命两面派”被关押近10年，牵涉百多人，造成历史的惨痛悲剧。周扬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理论的悲剧。 　　回望历史，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冠以“革命”二字，表明它本身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思潮，而是大半个世纪，中国当代文学运动的基本特质，不由得不让人由此而产生一种悲壮的感觉，它毕竟主导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运动。 　　 毛泽东与周扬/盛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