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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有病，天知否？

盛夏

毛泽东、周扬与斯大林、法捷耶夫 　　毛泽东对于文艺的关注，除了他自身是诗人之外，还直接受斯大林的影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文学曾在世界文学史上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高成就，也直接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1937年6月20日，毛泽东出席《苏区文艺协会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讲话，他说：高尔基是一位革命文学家、政治家。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的文学几乎可以说是照搬与移植了苏联文学的模式，甚至于在领导文艺的格局上，几乎完全亲苏“一边倒”，在操作方式上，也几乎完全相同，这难道也是历史的巧合与安排吗？我们不妨审视一下半个世纪前的历史史实。 　　一、中苏两党文艺模式 　　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莫斯科郊外作家村他自己的寓所开枪自杀，他在遗言中称斯大林为暴君。卫国战争中由于他参加过大规模军事作战，并由此体现了强烈的战斗精神，法捷耶夫深受斯大林赏识，在斯大林的一再提议下，1934年进入苏联作协领导层，并逐渐成为苏联文学事业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参与了苏联文学发展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和运动。由此而想到周景雷撰文的《周扬与法捷耶夫》②指出：“在较长时间中，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的经历与地位几乎就是法捷耶夫的翻版”。何满子在《再谈周扬》③一文中认为“周扬与法捷耶夫根本没有可比性”。两种观点，截然不同。这完全可以作为学术问题讨论的。其实不同的是，法捷耶夫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生命，而周扬却因病在医院中静静地躺了4年，于1989年7月30日去世。 　　1933年周扬首先向中国引进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我们不敢就此认定他在党内地位的提升和巩固与此直接相关，但可以看出其本人所代表的文艺观念体系与苏联的深刻关系，“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也曾使法捷耶夫的走势一路看好，这一理论在苏联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斯大林自己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位领袖不断整肃作家队伍、打击异己、处分和处决作家的过程中，法捷耶夫的朋友、同事纷纷落马，深得斯大林赏识的法捷耶夫的地位却在直线上升。法捷耶夫成了斯大林的红人，到1946年以后，法捷耶夫已经成为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法捷耶夫政治地位的显赫，显然并非因其文学创作，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是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斯大林通过他领导文学界。周扬成为中国的“文学总管”，这一点和法捷耶夫是完全一致的。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刚从上海来延安，便被信任和重用，甚至为这种力量而忘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不久，周扬很快编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将毛泽东推崇到了与马、恩、列并驾齐驱地位，这固然是周扬看到了毛泽东在文艺上的独特之处，同时也是一种崇敬之心的驱使。及时适应了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后，重树文坛领袖的需要。为了这个需要，周扬从《生活与美学》转换到《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从此，周扬悄然地弱化了自己关于文艺的真实想法，一心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加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在这种信任的感召下，他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认为自己必须这样，而且应该这样。周扬之走上文艺界的领导岗位，大概也是必然的。 　　在苏联，在“大清洗”中，法捷耶夫的地位不断上升，而一大批作家被打倒。人们都怀疑是他起的作用，他失去了大多数的朋友，而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遭到唾骂。实际上，在这场大清洗中，法捷耶夫思想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像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这场运动是必要的，他必须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另一方面站出来为受冤枉的人辩护，并想方设法来保护他们，尽量减轻文艺界的损失，这是人们亲眼见到的，至少他曾不止一次力图减轻它。从1953年到1956年，法捷耶夫给各有关部门写了五百多封信，说明事实，替受害者辩护，为他们洗刷罪名，使相当多的作家得到平反。法捷耶夫个性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渴望显示自己的超凡性，他从事文学活动伊始就比较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对他来说，成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人是与为革命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融成一体的，除了绝对服从斯大林，他别无选择。 　　在中国，在极左路线运动过程中，这种情况在周扬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很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周扬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种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最终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每次运动中，他依然是领导者。周扬崇拜毛泽东，毛泽东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同样，尽管法捷耶夫对斯大林满怀崇拜，但并不是盲目的，他时常与斯大林之间表现出原则性的分歧，他敢于直言和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与斯大林争论。而周扬对毛泽东的服从已形成习惯。1937年抗战爆发，周扬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于是更感激、崇拜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维护毛泽东在党的统一领导，这正如在斯大林解散和改组拉普的时候，作为文艺界的领导，法捷耶夫必须站出来发表文章支持斯大林的行动一样。周扬也做了与法捷耶夫一样的选择。 　　二、斯大林与苏联文学 　　关于斯大林与法捷耶夫，首先要说说苏联文学。苏联文学对我国读者来说，始终是一片辽远而美丽的星空。不少读者几乎读遍那个时候能读到的小说。现在想起一些故事的情节，仍依稀可见。想起读苏联小说的那些岁月，诱发了对斯大林时代、法捷耶夫与当代苏联文学运动的寻根问底。 　　首先是关于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从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爱伦堡的《解冻》、《暴风雨》，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潘诺娃的《旅伴》，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潘菲罗夫《为和平而奋斗》，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波列伏依《我们是苏维埃人》，波波夫的《钢与渣》，到恰科夫斯基《我们这里是早晨》，包括中国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贺敬之的《白毛女》等。当我们把这些书当做历史来看，不能不感叹，应该客观地说，斯大林时代的斯大林文学评奖对苏联文学运动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当反思斯大林时代，在斯大林文艺思想指导下的斯大林文学评奖，可以了解作为苏联文学总管的法捷耶夫与当代苏联文学运动不能撇开的原因。斯大林文学奖自1929年至1950年，一共颁发了六届，中国作家周立波、丁玲、贺敬之、刘白羽分别获得过小说、戏剧、纪录片奖。老实说，斯大林文学奖在我国作家心目中一直是神圣的。 　　关于斯大林的文艺著作，弄清斯大林关于文学的论述，从13卷本的《斯大林全集》中将有关文艺的论述理出来，再对照北大编的《马列论文艺》与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综合起来看，在《斯大林论文艺》尚未出版以前，被认做是斯大林文艺思想的著作只有两本书与八封信，其中给高尔基的信最为有名，流传广泛。岁月流逝，然而又有谁知道高尔基竟是被迫害致死的呢？想弄清楚斯大林文学评奖很难，翻译家草婴在《我与俄罗斯文学》一书中写到了斯大林文学的评奖是必须看斯大林眼色行事的，而斯大林更是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并且每次颁发都亲自过问。他发表的一些文章里有这样的文字： 　　1948年讨论斯大林文学奖授奖名单时，斯大林质问法捷耶夫为什么没有潘菲罗夫的小说《为和平而奋斗》，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回答说不够水准，斯大林当众批驳道：“我的看法不同，应该给他。”法捷耶夫只好照办。这说明斯大林只凭好恶，不顾艺术创作规律和创作成就的高低，想给谁就给谁。 　　看到这些文字，斯大林文学奖神圣的光环已经荡然褪尽，是大打折扣了的。重新翻读1950年代我国翻译的大量的斯大林文学奖获奖作品时，发现这些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大都是粉饰现实、个人崇拜的作品，明显的政治说教远远大过作品的艺术价值，成为见证斯大林历史时代的活标本。 　　关于斯大林专政时代作家的命运，从《斯大林肃反》中可以看到，自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两千名作家被当做“人民敌人”或“间谍”处决、关押或流放。其中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作家法捷耶夫的自杀最具典型意义，引起社会震动，尤其是法捷耶夫的悲剧。法捷耶夫是极具才华的作家，他的《毁灭》、《青年近卫军》使他在文学界身居高位，成了斯大林的红人。而他把斯大林视为党的化身。他同斯大林的关系是“士兵同权力无比的总司令的关系”（爱伦堡语）。1990年《苏共中央通报》第10期公布的《法捷耶夫遗书》可看到这样的文字： 　　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把我变成一匹拉车的马，一生吃力地拉着不计其数的、平庸的、不合理的、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官僚主义事务……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义…… 　　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莫斯科别列杰尔基诺作家村开枪自杀，他床边摆着斯大林面像，似乎想说他所犯的错误也应算在斯大林的账上。我由此而想到他说过的话：“当你对美女神魂颠倒，可后来发现怀抱里的却是丑妇……”反映了法捷耶夫对自己几十年作为文艺总管有了痛彻心扉的觉悟。我们也不能把迫害苏联作家的罪责全部归到法捷耶夫一个人身上。同时也想到斯大林曾经猛烈批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质问“书中的党组织到哪里去了？”他只好公开认错，重写的《青年近卫军》又获斯大林文学奖，这不能不说是颇具戏剧性与悲剧意味的！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当时苏联作家的命运吗？ 　　①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卷，第680页。 　　②参见《书屋》2005年第9期。 　　③参见《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1期。 　　 毛泽东与周扬/盛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