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扬 > 全文图书 > 毛泽东与周扬

第六章 沧海横流安足虑

盛夏

周扬：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毛泽东长期以来信任周扬，把他作为党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领导人。周扬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这是公认的。然而周扬是否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贡献，目前尚有争议，至今还有人不承认他是思想家，认为他只是一个文化官僚，没有思想的政治机器。时至今日，我们依据周扬一生的人生轨迹，来梳理周扬为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周扬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翻译家，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领导人。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后留学日本。1930年回到上海，先后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扬于1937年秋到延安，曾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全国解放前夕，周扬曾与郭沫若、茅盾等负责筹备和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曾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6年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对他进行了长时期的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周扬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出版的主要论文集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并和郭沫若合编了《红旗歌谣》一书。翻译作品有列夫·托尔斯泰的著名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美学论文《生活与美学》、《苏联的文学》等，辑成《周扬文集》5卷本。研究周扬文艺思想可以从上海“左联”时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文革”以后四个历史时期来研究。 　　一、20世纪30年代，周扬肩负党的重托，为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做出了特殊贡献 　　1930年3月2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界的著名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鲁迅做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演讲，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建设的许多关键问题和其建设宗旨。“左联”成立不久，周扬即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稍后，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他在《摩登月刊》上发表《约翰李特俱乐部之组织（美国无产文坛通讯）》和《美国无产作家论》。 　　1931年至1932年，在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批判中，周扬先后发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和《文学的真实性》，他与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一起，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严正立场，阐明了文学的阶级性，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并从理论上深刻揭露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鼓吹“创作自由”的虚伪性。他说：“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的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认识客观的真理，换句话，就是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的真实性。”1932年9月，周扬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在“左联”组织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周扬发表了《关于文学大众化》一文，充分体现了他的办刊宗旨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及文学观。他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文学运动开始了新的道路，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新文学要加速大众化的进程，充分发挥鼓舞人民群众斗志的作用。从1933年至1936年底，周扬一直负责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为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及发展壮大左翼文化事业披荆斩棘，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段时期，周扬的文学活动仍以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作品为主，另外，还翻译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及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如：柯伦泰（苏）的《伟大的恋爱》、顾米列夫斯基（苏）的《大学生私生活》、果尔德（美）的《果尔德短篇杰作选》、库尼兹（美）的《苏俄文学中的男女》、《安娜·卡列尼娜》等。此外，他还著有《巴西文学概观》、介绍《铁流》作者绥拉菲莫维奇及评果戈理的《死魂灵》的文章，编写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等等。关于高尔基的创作，周扬曾先后写有《夏里宾与高尔基》、《高尔基的文学用语》、《高尔基的浪漫主义》等论文，还翻译了《奥罗夫夫妇》等作品。 　　1933年11月，周扬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是当时文坛上的大事，标示着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汇入并左右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由此出现一个新的姿态。 　　苏联当时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前提，是批判“拉普”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探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可行性。周扬撰写此文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是有利于纠正我国左翼文学理论批评中存在的机械论与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的。1932年11月署名“歌特”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发表，就显然借鉴了苏联清算“拉普”的经验，代表了中共文艺政策上开始注意反“左”的意见。周扬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方向仍是要总结文学战线上的左倾错误教训，力求跟上国际（实际上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新动向。但周扬并不是真正从原理上接受这种新动向。他虽然也介绍了苏联对于“拉普”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批判，但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仍然有“左”的理解。本来，苏联提出这一口号时，文艺界正进行着关于“写真实”的热烈讨论。针对“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违背创作规律，无视作品客观真实性，苏联一些作家提倡“写真实”，从根本上恢复现实主义，这本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当务之急，即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身的要求而言，也只有站到“写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基点上，才能进一步要求如何历史地、发展地反映现实，教育人民，使现实主义具有新的时代特征。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其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述，“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就将“写真实”解释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周扬是主张写真实的；从历史发展趋向中“真实地描写丰富与复杂的生活”，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色。只注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阶级性、时代性的特点，而忽视它作为现实主义所要求达到的“写真实”这一基本点，周扬当时还没有足够的魄力从真实性与倾向性对立统一关系的角度去解说“写真实”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性。所以对这一口号的解释终究也就未能摆脱左的牵制。周扬在引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时，显然仍把注意力放在反右方面。随后，在与胡风就文学创作的典型问题展开的论争中，周扬发表了《现实主义试论》和《典型与个性》等文。在这两篇文章中，周扬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阐述典型与个性的依存关系。 　　“左联”时期，正是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军事围剿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高潮时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左联”的工作开展起来非常艰难。国民党反动派一边采取查禁进步书刊、封闭或捣毁书店的办法禁止左翼文学的传播，一边采取逮捕、暗杀左翼作家的卑鄙手段，妄想一举围剿左翼文化。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这一时期被秘密逮捕后惨遭杀害的。当时，鲁迅等人都长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周扬也不得不经常变更住所，以此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纠缠。那时，他和其他左翼作家一样，生活非常拮据。因此，主要靠稿费来维持生活。 　　1935年到1936年，周扬与胡风之间的论争是一场关于典型理论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无论对周扬个人的理论建构，还是对中国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成，都有重要的意义。1933年11月，周扬在他那篇首次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章中，就注意到典型问题，引述了恩格斯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指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之正确的传达，对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有怎样重大的意义。”这其中周扬对典型的理解仍比较单一，不过这时周扬的思索也反映了一种理论渴求：正视创作中所必然碰到的社会概括的方法问题。因此，当1935年5月胡风发表《什么是典型和类型》后，周扬就连续写了《现实主义试论》和《典型与个性》等文进行讨论。这互相争论逼着周扬不能不深入思索问题，力求提升自己对典型的理论概括。相比之下，周扬在讨论中的意见是比较接近正确的。1930年代中期的胡风也还有些教条气。所谈的“个性”，不过是“社会群体共同性格”的形象化而已。周扬不赞同这种认识，周扬运用恩格斯所引用过的黑格尔关于“这一个”的说法，来揭示典型的个性、特殊性，接触到了典型的规律。但周扬和胡风一样也忽视典型的个性、特殊性的一面。在后来发表的《典型与个性》一文中，周扬又似乎有点改变自己的理论立场，他求助于当时极时兴的辩证法，着重论述个性对于典型构成的重要性，并试图证明个性与共性有矛盾统一的关系。这种认识比以前是深化了一步。但即使在这篇代表了周扬当时理论水准有一定深度的文章中，仍然是搬用恩格斯或苏联批评家的一般论述，并没有多少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对于典型个性的独特性和丰富多样性的研究浅尝辄止，结果典型塑造过程仍然被解说为某些阶级共性和某些性格的相加，作家的独特发现和审美选择仍被排除在外。周扬对典型的思考终究未能卸脱左的桎梏。 　　“左联”后期的1936年，根据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党的斗争策略的转变以及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周扬等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人主张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弥补‘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缺陷，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适时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革命作家的希冀和要求。由此，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就文艺为抗日斗争服务等问题展开了近半年的尖锐争论。周扬写了《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文章。1936年10月，这场争论的结果，促成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为抗战文艺运动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年5月，周扬发表《抗战时期的文学》，从理论上阐述了特殊时期革命文学的创作方向。 　　二、毛泽东《讲话》的发表与周扬的理论“飞跃” 　　1937年秋，周扬来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几年来上海文化界的情况。还不满30岁的周扬受到毛泽东的信赖，一直主持着延安鲁艺的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发展呕心沥血。这段时期，也是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上逐渐走向成熟和对于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尝试阶段。周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开始对“五四”前后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五四”以来的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曹禺等人的思想和作品进行研究。先后著有《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成长》、《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二三灵感》、《精神界之战士》、《郭沫若和他的<女神>》等文。在美学上，他先后发表了《我们需要新的美学》、《“文学的美”的论辩的一个看法和感想》等文章，并翻译了俄国著名美学家别林斯基等人的美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尤其是对于俄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和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非常推崇。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学术立场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大部分作品都知道，列宁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作家，始终站在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上。周扬先后写过《艺术与人生——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唯物主义的美学》等文，翻译过他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即《生活与美学》。《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当时，在欧洲的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著作以极其可贵的理论勇气给予了黑格尔的唯心美学以尖锐的、猛烈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周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十分赞同并大力宣传。对于我国美学事业的发展，周扬一生都极其关注。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周扬当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眼光，充分认识到《讲话》的重大思想意义。周扬一生都孜孜不倦地从事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解说和应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周扬写了《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文章和作者以极高的评价。为贯彻《讲话》精神，在积极倡导新秧歌运动中，周扬写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并指导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一起改造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新内容。1943年春，鲁艺排演的《兄妹开荒》等，就是这种融戏剧、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新秧歌剧。对群众在文化上的创造，周扬不仅重视，而且满腔热情地歌颂与扶持。1944年，他又先后发表《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论秧歌》等文，并组织编选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为了当时各解放区，为了新中国培养大批文艺干部，周扬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1944年5月由解放社出版。短短几年中，此书由不同出版社多次再版，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指南”。周扬为该书写了长篇序言，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他在序言开篇中即称：“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课本。”在回顾革命文艺兴起和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历程后，周扬一针见血地指出：“无产阶级文艺家应当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这是一个伟大然而困难的任务。我们文艺工作者一方面没有和群众紧密相结合，他不懂得、不熟悉群众；另一方面又没有完全摆脱过去文学的陈旧传统，他们比较地习惯擅长于揭露旧现实的缺陷，而还不善于歌颂新时代的光明。”正如他在结尾部分写的：“新民主主义的伟大时代也应当产生它的伟大的作品，而且我相信，只要有了正确的方向和坚持的努力，一定会产生伟大的作品……”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前进大道上，周扬这样希望着，自己也这样努力实践着。这一时期，他写了《论赵树理的创作》的长篇评论，对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和他所写的两部小说所取得的成就热情加以赞扬。在这篇比较重要的评论中，周扬称赵树理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到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除了因为他的作品非常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外，也因为“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周扬所讲的“口语化”指的是农民的活的语言，这是被认为比所谓欧化的学生腔更具生命力的语言。周扬看中这种口语化文学语言，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这种语言直接来自群众生活，又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显然，周扬对文学语言要求的实质是通俗化，因为通俗才能更好地宣传和教育。他在语言形式批评方面也相应形成了一些常用的批评概念，如“简练”、“生动”、“平易”、“自然”，等等，都和通俗性、群众性有些关系。 　　周扬的语言形式批评一般都结合内容的分析而进行，偏重于从修辞效果和用语风格的层面来衡定语言形式的艺术功力，极少就不同作家创作语言构成的特殊规律作深度的分析。而且他独钟一味，只推崇口语化、通俗化的语言形式，却忽视了其他风格类型的语言形式。另外，他还发表了《人民文艺问题谈话》、《〈解放区短篇小说选〉编者的话》、《民间艺术和艺人》、《新的人民文艺》等文。他不仅是从理论上提出应重视民间文艺，更用实际行动支持着民间文艺工作的开展。 　　三、毛泽东期望周扬领导文艺界 　　1949年，全国解放后，周扬担任文化领导工作、肩负着相当繁重的任务。如何把国民党遗留下的旧文化烂摊子改造好，如何把新的文化事业尽快建起来、建设好，在创作上如何繁荣人民大众的新文艺，以代替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动文化，特别是如何改革旧社会保存下来的民主精华和封建糟粕并存的传统文化，使它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都是新中国文化工作者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提出首先还是要抓创作，主要是电影和戏剧，并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后抓创作要根据国内外斗争形势发展，首先要反映国家的建设、反映人民生活的变化、新事物的成长。要创作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作品，反映新与旧的斗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的作品，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祖国建设服务。改革旧戏曲，开创新电影事业以及国际文化交流和为新中国培养人才的艺术教育，都在他工作范围之内。 　　1954年，周扬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发动了批判胡风的运动，1954年12月，他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使不少人蒙上了不白之冤。1958年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毛泽东看了以后，说：“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此时他出版的主要论文集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并和郭沫若合编了《红旗歌谣》一书。1964年，作为建国15周年的献礼，周扬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主持完成了新中国革命文艺的经典杰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但从1950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多次批评周扬政治上有些右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于手软。尽管周扬认为文艺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但看到大批文艺界优秀人才被打倒，不能从事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周扬的心情不能说是没有矛盾的。对于毛泽东指示将“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一事，尤其是跟着牵连到那么多文艺界人士，周扬当时也是有过犹豫的。 　　 毛泽东与周扬/盛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