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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谁持彩练当空舞

盛夏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多种阐释 周扬、胡风、冯雪峰之不同命运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文艺思想重要的经典理论命题，出现了多种阐释、讨论、改造、论争乃至置换，而周扬、胡风、冯雪峰基本形成的各自的理论体系都在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核心内容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内形成了某种合法性与权威性，使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成为当代中国的具有导向作用的主流理论体系。然而历史的事实，又因他们三人与鲁迅、毛泽东两位巨人之间关系的远近亲疏而最终导致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流变以及周扬、胡风、冯雪峰三人各自不同的悲剧命运。 　　在风雨沧桑、崎岖坎坷的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建设的驿道上，奔走着三驾马车，他们是周扬、胡风、冯雪峰三位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们三位，冯雪峰于1976年逝世，胡风于1986年逝世，周扬也于1989年逝世，都已成为历史人物。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主流思潮为切口，将周扬、胡风、冯雪峰作一个连环式的比较研究，描述他们的理论与其他相关的文学思潮之间、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派生而来，长期存在着的，至死方休的矛盾、分歧、冲突，由此而引发的文艺论争乃至上升为政治斗争，构成循环往复、你死我活的悲壮历史，用生平史料透析内心世界，从人性的视野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内外争斗的罹难者、殉道者矗立一座丰碑。 　　中国现实主义理论是直接从苏联移植过来的。1932年5月20日，斯大林一锤定音，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成为苏联艺术的口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未出现在中国以前，1930年代，最早翻译传播到中国的是周扬，1940年代写出《论现实主义的道路》的是胡风，1950年代将毛泽东文艺思想注入与渗透到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是冯雪峰。 　　时至今日，对他们命运的思考，对他们所开创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进行科学研究、予以公正评价，是当今文艺理论界不能回避、不能绕过的重要课题，因为他们三人身上浓缩了一部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史。 　　一、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被视为正统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准确地说是从1929年到1989年，周扬在文学理论批评的道路上跋涉了60年。 　　新中国成立的前17年和新时期的l3年，周扬一直作为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人，长期以来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和执行者，实际成为当代中国文艺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在当代中国是长期享有权威声望的理论家，批评家。他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成了主潮理论。他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既直接领导了批判“胡风集团”和反右派斗争，领导了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集团”等文艺界的斗争，也领导了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等文艺界的政治斗争。在批判与建设并重的17年里，领导了“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与文艺政策的调整，成为当代中国重大文艺问题的梳理者和文艺思想的导引者。由于周扬往往以党的文艺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因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偏颇也造成了他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偏颇。他在第一届到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亦是有力的佐证。历史地说，这些报告都宏观地回顾过去，规划未来。对相应时期的文艺发展都起着指明方向的作用。在今天看来，在贯穿了周扬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报告中，侧重文艺斗争号召和政治运动总结的文章，无法摆脱当时的观念窠臼，助长了左倾文艺思潮的存在发展。并对文艺界许多人受到左的迫害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 　　与胡风相比，周扬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一直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中国当代文艺运动。反过来，与周扬相比，胡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5年，就由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被囚禁了近30年，他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特别是《论现实主义道路》、《三十万言书》，只是在被批判过程中被肢解分离，被断章取义地受到抨击批判。在今天看来，胡风与周扬在理论上的两军对垒，起始于1930年代周扬的“国防文学”与胡风“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这种因理论上的论争而导致、演变为政治斗争，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这是令人始料不及的。然而“文革”开始后，周扬自己也被打倒，关押近10年，直到1975年，毛泽东直接干预才得以释放，“周扬一案”所牵连的百多人才得以平反。 　　比较而言，新时期13年，复出以后的周扬摆脱了进退两难的负累，摆脱了政治家把他当做文学家，而文学家又把他当政治家的尴尬境地，而真正表现出了一个追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勇气与魄力。在《周扬同志生平》中，就赫然写着：“周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作为思想家的周扬，表现在他敢于直面现实，成为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先驱者，更表现在他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他在各种大会上，就过去错误地处理胡风、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以及“反右”扩大化中的问题，多次进行自我检讨、真诚道歉，天日可鉴。即使周扬自己在被关押中，仍然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恢复冯雪峰的党籍；写信给胡耀邦，要求给丁玲平反。周扬出狱复出后，带着中共中央的决定，来到北京医院胡风的病榻前向胡风宣布中央的平反文件，两位忠诚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斗争了半个世纪，相欢而握。周扬出狱后，首先即前往冯雪峰寓所，两双大手紧握一起，相对而视，老泪纵横，一笑化解半世矛盾，悲剧化作喜剧，成为中国当代文艺运动史上的一段传诵后世的千古佳话。然而，周扬至死也没有能够得到丁玲的谅解，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其实公正地说，周扬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周扬本人更是历史造成的一位悲剧人物。 　　当我将《周扬文集》、《胡风全集》、《雪峰文集》摆放在案前，我发现，周扬大量文章是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述鲁迅的文章不太多。而在《胡风全集》中论述鲁迅的占一半，《雪峰文集》论述鲁迅的占三分之二。周扬在文集的附记中，对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对鲁迅认识不足，尊重不够，及其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多次做了自我批评。这种对自己的历史真诚检视，对自己原有认识的修正，都充分反映了周扬以事实与真理为准绳，光明磊落地面对历史和人民的坦荡胸怀，体现了一个坚持真理的革命家、思想家的博大胸襟。我还看到，在周扬60年理论批评生涯中，讲话多，题词少，即便在几乎失语的情况下，写了“横眉俯首，百代宗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表达了对鲁迅的充分认识与由衷的尊重。 　　比较来说：仅就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而言，周扬接受得多的是斯大林、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过于强调了文艺中政治的一个方面，相对而言，而胡风接受得多的是鲁迅思想和“五四”文化传统，但比较拘泥于艺术概念的一些方面，而冯雪峰的理论正好处在这两者之间，本文将随后详尽论述。 　　二、胡风被视为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异端 　　胡风在我心里始终是个结，这个结如梗在胸，好长时间了。从读《胡风全集》10卷本，到读《胡风回忆录》；从读新版的《胡风选集》到读梅志的《胡风沉冤录》；从读《胡风传》到读李辉的《胡风冤案始末》与《风雨中的雕像》，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点什么，都又不知从何说起。 　　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胡风的批判终以反革命集团定罪，他由此而锒铛入狱，销声匿迹了30年，当文坛悲歌尘埃落定，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和坎坷曲折，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时间的过滤，我在《胡风全集》里寻觅着胡风留给历史的真实痕迹。 　　寻觅胡风文艺理论思想，从《胡风全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留给历史的理论思想。自“五四”以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创时期，我国第一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鲁迅、瞿秋白、胡风、周扬、冯雪峰等所做出的努力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相对来说，我个人以为鲁迅、瞿秋白在译介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们的译介较多；周扬、冯雪峰更偏重评介与运用；而胡风是注重译介评介和运用的一位。在译介方面：胡风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译介了《M.高尔基断片》、《M．高尔基在世界文学史上加上了什么》，《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道路》，《A—N托尔斯泰》以及《罗曼·罗兰断片》等大量的译介理论著述，在文艺理论这片领地，形成了完整而独特的理论译介风格。此外，在评介和运用方面，胡风先后对林语堂、端术蕻良、萧红、张天翼、路翎、艾青、田间等的创作进行了公正的评介，至今仍影响着后学，特别是《林语堂论》、《张天翼论》、《评〈生死场〉》、《论田间的诗》、《吹芦笛的诗人艾青》、《论<大堰河>》目前仍然是大学里文学理论专业学生的必读书，其中关于评介路翎《财主的女儿》三篇系列评论、更是路翎研究的必备蓝本。不难看出胡风作为评论家独立的学术品格与创造个性。 　　胡风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家，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胡风是“五四”民主科学精神一度断裂之后，首当其冲的殉难者，尽管胡风早已作古，成为历史人物，但他的文艺思想与理论精魂仍在。在中国文艺运动发展史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以往的文艺学方面，只片面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是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不重视，甚至完全忽略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胡风恰恰在人们所忽略，所缺乏的方面，做出了认真、科学的研究，我们从《胡风全集》中可以看到，如他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现实主义在今天》中，就对作家，作品，社会生活与文学自身规律做了深刻的阐释，尤其是他在《关于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人生·文艺·文艺批评》中，对人的主观精神和真诚予以理性的审视与沉思，对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做了精到的分析与理性批判。特别是在《民族的形式问题》对中国文学民族化的创作道路作出了真诚而可贵的理论探索。胡风在文艺理论领域战斗了一生，留下的不朽的理论著作里，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胡风关于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强调作家对人生具有的严肃态度，要热烈地拥抱生活。其次是胡风关于强调主观的战斗精神。再次，胡风关于文艺批评实现“社会学评价与美学评价的统一”以及关于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相生相克的原理。胡风的文艺理论思想至今对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不仅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历史地说，寻觅胡风留给历史的理论足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正是通过胡风与鲁迅、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第一代理论家的共同努力才创立、发展起来的。历史地看，胡风悲剧招致祸端的是“三十万言书”即《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的报告》。胡风的文学理论评论跨越了现代与当代，今天看来，他的八本文艺论集，他的理论批评活动，都是一个极其独特而重要的存在。 　　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接受了柏格森、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这种多元取向形成了他“主观战斗精神”为内核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但确与后来广泛传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颇有距离，而终究不能不导致革命文艺阵营内部不同观点论争的矛盾激化。由文艺思想被批判而演变成“反革命集团”被关押近30年。牵涉数百人，造成历史的惨痛悲剧。胡风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理论的悲剧，是复杂年代政治斗争中文坛悲剧的典型案例。 　　三、冯雪峰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既贯彻精神又拒其偏颇 　　冯雪峰的经历既不同于周扬，也区别于胡风。近日读《巴金传》，读到这么一句话“雪峰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继而又在《丁玲传》里读到丁玲的话：“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五四”时期，冯雪峰与潘汉华、应修人、汪静之几位少年诗人一起，创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社团——湖畔诗社。成为我国“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爱情抒情诗的拓荒者。1920年代，他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亲耳聆听了鲁迅先生的讲演和授课，开始向鲁迅先生主编的文学刊物《莽原》投稿，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和赏识。1927年6月，即在北洋军阀杀害李大钊和上海“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发生的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正是这位毕生都献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我们党最早的老党员，却是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以反党的罪名被开除出党的。1930年代，党派冯雪峰同志到上海工作，这是他一生当中最辉煌的几年，也是为党做出重大贡献的几年，其最为重要的是他出色地沟通了鲁迅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加深了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信赖，他受党的委托和派遣，协助鲁迅先生领导左翼文化界，有力地促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定论的“左联”重要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成为鲁迅先生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在白色恐怖下的国统区最直接的沟通桥梁。是中国共产党内和革命文化巨人鲁迅先生最为信赖，关系最为亲密，情感最为真挚的朋友。为我党卓有成效地领导文化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这位鲁迅先生最忠实的学生和最信赖的朋友，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却被以“反对鲁迅”的罪名打成右派。 　　拉开历史的帷幕，在红军二万五千里漫漫长征路上，冯雪峰是参加过长征的极少数的革命文化人之一。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史册，他在敌人的上饶集中营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他没有死于敌人的集中营，然而却在后来的政治迫害中蒙受屈辱长达20年之久而含冤死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由周总理亲自点将，主持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报》，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是新中国卓有成就的出版家、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扶持了一大批诸如《保卫延安》等建国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他主持出版了《鲁迅全集》，是杰出的鲁迅研究家。然而，1957年反右整风运动开始，冯雪峰厄运难逃，不久他便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并撤销了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当他经历了长达20年的磨难，将走到生命尽头的1976年1月，在获悉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时，于悲愤之中黯然长逝……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一代英杰冯雪峰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冯雪峰作为“五四”文化运动的亲历者，作为中国共产党内屈指可数的参加长征的文化人，曾作为鲁迅与毛泽东两位巨人之间沟通的纽带和桥梁。他和胡风作为鲁迅最忠实的学生，鲁迅精神已融于他的血脉，渗透了他后来的文学批评全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冯雪峰只正常工作了8年，自1958年被错划右派到1976年病逝，这近20年，完全失去了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工作的条件，失去了人身自由。 　　与周扬相比，冯雪峰是“五四”文化运动的直接参加者。1926年他开始从事文艺理论的译介，先后翻译了《新俄无产阶级文学》、《新俄文学的曙光》，早在1930年代就一再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建国初期的短短8年里，写出了60万字的理论评论文章。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高屋建瓴地评介鲁迅的作品、思想和成就地位。二是系统阐述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精神。三是针对文艺时弊，批评文坛的各种错误现象。其中尤以现实主义理论论题更为集中深刻，影响深远。他先后写了《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目前中国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系统论述了现实主义的历史脉络，形成了完整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与胡风相比，冯雪峰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带有精神与方法的双重性，他既强调从现实出发，又要求“党性原则照耀的典型化原则”。在这里，政治与艺术相统一，以真实性为基础，以思想性为内核，以艺术性为形体，构成了全新形态的现实主义。现在看来也毋庸讳言，这也是包含着艺术倾向的政治化的现实主义。在当时的创作中很难有人企及，辰星寥寥。他最早指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保卫延安》、《暴风骤雨》、《铜墙铁壁》、《原动力》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这在政治化了的年代里，无疑是需艺术眼光与理论勇气的。他直面生活与文学的现实，对1950年代初文坛的种种弊端，特别是文艺政策带来的偏差，感觉敏锐，直率批评，他在《关于目前的文学创作问题》里，从文艺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中，看到“对创作的行政式的领导，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指出拿一个政策去规定主题如何，几个人物，这是违反现实主义的。文中都是尖锐犀利的问题，痛快淋漓的批评，那种希望新中国的文学创作尽快走上现实主义正轨的诚心，挚恳可感，殷切可鉴，其胆略、勇气都令人可钦可敬。历史地说，从建国初期，文艺态势时紧时松，时起时伏，但冯雪峰为那个年代现实主义的文学正常发展竭尽了心力，但事实是并没有因为冯雪峰的“诤谏”而正常稳定下来，至此不久，他便被打倒20年，不能不说是个悲剧，文化的悲剧，文人的悲剧。 　　四、历史的悲剧 时代的悲剧 文化的悲剧 　　从上述比较来看：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是一种非常规而又在政治岁月登峰造极的主潮文学理论，对这一理论阐述的代表者，无一不与他们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以下一些历史史实颇引人注意。其一，周扬、胡风早年留学日本，鲁迅早年也留学日本，他们却与鲁迅并不相识。冯雪峰于1928年经柔石介绍与鲁迅相识，并在鲁迅的指导下筹备“左联”。其二，冯雪峰、周扬、胡风都依次先后任职于“左联”领导机关，冯雪峰1931年任“左联”党团书记，周扬1933年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胡风任“左联”宣传部长、“左联”常务书记。应该说，冯雪峰、周扬、胡风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都是1930年代中国进步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其三，从个人气质来看，周扬接近于职业革命家，胡风是纯粹的理论家，而冯雪峰是典型的文化人。仅就当时的政治地位而言，他们三人之间阴错阳差似走马灯式的接任，颇具戏剧性的意味。当1933年周扬领导“左联”时，冯雪峰赴苏区瑞金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随后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当上海文艺界发生“两个口号”激烈论争时，党又指派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协助鲁迅领导上海文化界，直到“左联”解散、鲁迅逝世。冯雪峰也好，周扬也好，都是受党指派。当抗战爆发，周扬到延安，而冯雪峰却在抗战中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胡风在抗战爆发后，先后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创办《七月》、《希望》等刊物，成为抗战大后方进步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并首次发表了毛泽东《论鲁迅》等。其四，建国以后，周扬出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被打倒。冯雪峰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一反右就被打成右派。值得注意的是胡风，在建国以后只想摆脱文坛上的人事纠纷，所担任的全是虚职，建国后不到6年就被逮捕关押。其五，周扬、冯雪峰、胡风三个人的命运何其相似，历史事实是，被打倒以前任职，在打倒后到平反复出，大多任原职。说白了，就是打倒什么，恢复什么。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巧合？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命运的悲剧，理论的悲剧。由于他们三人的命运又导致了中国革命现实主义主潮理论的波翻浪迭，这就是历史的事实。 　　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好在历史已走进了一个新世纪，迎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回望历史，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冠以“革命”二字，表明他本身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思潮，而是大半个世纪中国当代文学运动的基本特质，不由得不让人由此而产生一种悲壮的感觉，它毕竟主导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运动。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又出现了呼唤现实主义的趋向。当我们从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革命现实主义，来审视周扬、胡风、冯雪峰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所进行的各具特色的理论阐述和他们的文学批评实践，审视由此而导致的文艺论争，对教条主义的抗辩，对现实主义的质疑，对“人性”等问题的评驳，进行回眸式的正本清源的梳理时，我们清晰地看到，周扬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权威阐释者，所具有的局限性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周扬早年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始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潮，由此而使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批评出现了新的姿态。这也是历史事实。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为理论内核的现实主义是极其独特的。但终在被批判时的“棍棒交加之声”中被扼杀了。冯雪峰在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要解决文艺界存在着的主观主义问题，所面临的种种无助，历史表明单靠冯雪峰一个人是解决不了的。而事实上，时至今日文学批评上的热捧和棒喝仍然在文坛盛行。当我们在对周扬、胡风、冯雪峰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同时，我们应把现实主义当做多元创作方法之一种，而不当做“唯一”的与“最好”的。这一点，笔者以为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都具有不同寻常的理论意义。主旋律的弘扬仍是最好的证明，现实主义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种单一的技法。只要彻底摆脱所谓“革命”的“左”的桎梏，现实主义的道路依然广阔。① 　　①本文参考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 　　 毛泽东与周扬/盛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