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科教文卫人物 > 周扬 > 全文图书 > 毛泽东与周扬

第八章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盛夏

毛泽东的革命领袖意志 周扬的知识分子本色 　　周扬到延安后，与毛泽东的关系颇为密切。毛泽东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坚定意志的人，再加上革命领袖的地位和声誉，他的意志更增强了几百倍。在毛泽东身边的人，不可能不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意志的左右。周扬进入中国政治舞台之后，依据毛泽东的理论来制定或参与制定中国的文艺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文艺政策变为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实施。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作报告，总是气势不凡，同时我们也难以区分哪些是毛泽东的，哪些是周扬的。这反过来证明了周扬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卢卡契虽然以自己的理论影响了苏联文艺政策的制定，但他本人几乎没有参与制定过文艺政策；卢那察尔斯基倒是参与过文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卢那察尔斯基还不能说是一位权威的文艺理论家，他所参与制定的文艺政策也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只有周扬以毛泽东为旗帜，不仅有自己的一整套理论，而且还能将这种理论凝聚为文艺政策，从而直接影响和制约文艺创作。这表明周扬受毛泽东的影响很深。所以，本来是“不主张文学成为政治附庸”的人，到后来也不得不赞同并宣传“文艺为政治服务”；本来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美高于艺术美”的忠实信徒，到后来也不得不接受和支持毛泽东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通性”；我们清楚地看到周扬是如何不得不改变了初衷。当然，并不是说，周扬对于这种改变是全然无知无觉的。出现这种转变，也是有着周扬翻身的原因的。周扬与毛泽东同样喜好现实主义作品，同时又时常怀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当时代的需求和领袖的意志要求他转向政治时，他的过渡也就十分自然和顺当了，尽管这期间也会在内心产生矛盾和冲突，但社会责任感、艺术欣赏倾向以及时代的压力和领袖的意志马上就把这些矛盾和冲突压抑下去了。于是，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权威周扬。 　　半个世纪以来，周扬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阐释，他的代言影响力，特别是“文革”前后的不同形态，都值得深入研究。把周扬当做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文化官员来看待，也许会有很多人不同意。这当然是与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有关。无可非议。但是，对于周扬这样一个具有文化人和政治人双重身份的政府官员兼思想者来说，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1984年周扬为《邓拓文集》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都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这篇文章写出了周扬晚年曲折、隐晦、委婉以及他回首往事时的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周扬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在不同的人眼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周扬。要完整地描述周扬必须客观公正地综合所有的不同。 　　一、周扬首先是一个革命者 　　周扬首先是一个革命者，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战斗者与领军人。在历次文艺运动、政治运动中，周扬常常是作为直接执行者而出现的，在他对革命的“敌人”进行无情的批判时，是否也包含有个人的因素，不得而知。但从当时的政治体制的运作来看，周扬的权力也只能是运用在借用某种时机上面，他是无法作出最高决策的。当他读到毛泽东关于胡风案定性的按语时，尽管他难以置信，但仍然对身边的人说：“我们要尽量跟上毛主席的思路，尽量与毛主席的思想缩小距离……”他看到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朋友、战友在反右与“文革”中都纷纷落马，这些“反党分子”都出在自己主管的部门，这样整下去，早晚会整到自己头上，这当然是周扬不愿看到的。据回忆，周扬在“文革”后多次说：如果五七年我不打那么多右派的话，那我第一个就是右派。随着运动的深入，周扬本人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从每次批判中周扬所作的总结发言中都可以体会到，因为他常常是从自我批判开始的。在1951年文艺界整风时，周扬在谈到文艺界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时说：“我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应当负很大的责任。”①在批胡适、俞平伯以及《文艺报》时，周扬说：“《文艺报》的错误，当然不只是一两位编者的。我们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这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文艺报》的错误，我要负严重的责任。我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②一直到“文革”前在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讲话稿中，周扬还是在作自我批判和反省。1965年11月29日，他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还这样说：“对文学艺术方面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进攻，我们觉察较迟，反击不力。同文艺界前几次的批判和斗争一样，这一次又是毛泽东同志首先向我们敲起了警钟。”③这些话实际上所包含的意思远不是那么简单，当然，周扬所要表达的主要是由于没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没有高度的警惕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痛苦自责，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周扬同样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一种同这些运动摆脱干系的想法，他是在曲折地表达，所有这些运动并非自己所希望，也并非是自己的意愿，当然也并非自己所能支配得了的。否则，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表白，更不会检讨一次后，不吸取教训，重犯第二次错误，不然的话，他完全可以只管打人就是了，还没完没了地检查什么？这也正是周扬的知识分子的本色与文化人性格在起作用的原因。因此在每次运动中，周扬都会陷入究竟是牺牲自己，保全别人，还是牺牲别人，保全自己的两难选择之中。1965年，在批判田汉、夏衍、阳翰笙时，毛泽东对周扬说：恐怕你下不了手吧？这对周扬无疑是最痛苦的选择，如果说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对周扬无关紧要的话，如果说批胡风、批丁玲，周扬无所顾忌的话，那么批三条汉子倒真是让他完全可以预感到，下一个就是自己了。在这两难选择中，周扬最终还是选择了保全自己。不久，周扬也变成了“阎王殿”里的“活阎王”。被囚禁9年的周扬出狱后，曾说过：“虽然毛主席整了我，但我不恨他……”这是当代许多知识分子所难以抉择的矛盾，即使是历来被认为当代最具鲁迅精神的胡风也是如此。胡风的那种知识分子气节的确令人景仰，他的斗争精神更是当代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但是，即使是他，面对这种冲突，也是非常痛苦、难以选择的。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递交党中央之后，对他的批判也随之而来，但当党要他检讨时，胡风只能是以大局为重来自我牺牲。 　　二、周扬是悲情的思想者 　　周扬是悲情的思想者，以往我们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或应该努力的行为准则，但是，当一种思想被认为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而且自己也慢慢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去做呢？理性的批判历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武器、立场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得以存在的基础，但是，判断这一批判是否符合人类进步要求的评价依据又是什么呢?从1940年代开始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并非每个人都是被迫进行的，无数的知识分子满怀豪情地自愿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就像“五四”时期大批的知识分子自愿地加入到反封建的队伍中去一样，现在我们反思时会理性地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区别，可是如何去苛求处在历史洪流之中的人们呢？ 　　知识分子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中国当代的许多学者也采用这些西方的判断来分析中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于这句话，它最能表示一个近代知识分子和希腊以来的传统哲学家之间的分歧。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只有参与社会实践，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存在，才能真正有可能成为社会的良心。但是，“社会的良心”这一行为准则，既是一个社会认可的过程，又是一个自我的要求原则和自我的认同标准。当然，对于知以分子来说，前者倒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后者，只有具有了这种自我要求，才能做到不为世俗所影响，保持自我的批判立场和清醒的认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个人不认为自己是在行使自己“社会的良心”的责任呢？当年写《质问〈文艺报〉编者》的人，未尝不认为自己是在为无产阶级负责，不认为自己是在维护人类的正义呢？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代言人”自居，从代圣贤立言到代人民立言，从文以载道到文化启蒙，永远摆脱不了思想优势的心态。知识分子总是在考虑如何引导人类按自己预设的道路前进，总是在想自己与大众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做才能显出不同，却没有人去思考启蒙与被启蒙者有什么共同之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周扬，晚年时没有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毛泽东的身上，虽然很多人是这样做的，但周扬没有，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他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归根结底，他还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知识分子，在那极“左”的年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周扬除了遵命，又能有何作为？所以说，周扬并不是一个完全被权力异化的人，知识分子的特性在压抑许多年后，知识分子的本色并没有消失。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周扬的本色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周扬不论功过如何，他是个大人物，不是小人。④ 　　三、周扬的本色仍是一个文人、一个理论家 　　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作为知识分子的周扬的形象变得更加复杂难辨了。50年的坎坷曲折，时间是一个巨大的过滤器，早把50年来个人之间的是非矛盾、把历史形成的偶然因素给过滤掉了。剩下的，则是周扬留给历史的实际的知识分子的本色。朱辉军撰文《周扬现象初探》指出：“周扬的本色仍是一个文人、一个理论家。”⑤ 　　历史地说，20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也是一个分化的世界。在文艺理论和美学领域，各种观念、各种学派都纷纷登台，接踵而至。而在各种文艺理论和美学流派中，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符号学是四大最重要的学派，它们共同构成当代世界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整体面貌。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同样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于面临的是不同的文艺对象、解答的是不同的文艺问题，再加上产生的现实、历史、理论背景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也出现了分化的趋势。继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后，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也在民族民主解放斗争中产生并发展越来了。正是通过周扬等理论家的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终于诞生出来了。 　　客观地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只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版。中国的理论家们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与苏联的差异。周扬在介绍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之后，还不忘指出下面这一点：“这个口号是有现在苏联的种种条件做基础，以苏联的政治文化的任务为内容的。假使把这个口号生吞活剥地应用到中国来，那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除此之外，在探索艺术家的思想修养方面，考察艺术对现实的反映方式方面，研究民间艺术形式方面等，也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内容，才使其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鼎足而立。 　　公正地说，中国马克恩主义文艺理论还有一个方面值得一提，那就是中国的文艺政策。中国的文艺政策可以说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实践形态，它介于文艺创作与政治需求之间，对文艺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周扬以理论家和政策制定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中。而我们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整体格局中，才有可能对周扬进行全面而公允的审视。诚然，周扬仍无愧于理论家、批评家、文学史家、美学家和翻译家等称号，但他更主要的却是文艺理论权威和文艺政策制定人。 　　当读完周扬的大部分著述，我们看到，周扬自己也并不见得非常愿意发生这种转折，但这由不得他。早期的周扬(1937年7月)曾在文章中透露过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并不主张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但是两者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社会情势急遽变化的时期，这种关系尤其明显……中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有民族良心的作家都不能对于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时代的压力是促使周扬产生这种转变的最主要的原因。 　　然而，如果说作为理论家的周扬在探索理论问题时还有一定的自主权的话，那么，作为政策制定人的周扬在制定或参与制定文艺政策时，就由不得自己了。的确，周扬可以将自己的理论投射到文艺政策的制定上，但是文艺政策的具体设计却是服从当时的需要或领袖的意志。在中国文艺政策发展的阶段上，周扬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然，中国文艺政策也并不都是有碍于文艺的发展的。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促进了文艺的繁荣或健康发展，而这中间，自然也不能抹煞周扬的功绩。 　　周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并不是一个呆板的教条主义者，至少，在许多方面是不教条的。1936年，他著文批评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看法，批评“完全不了解目前新的形势，不懂得把正确的理论原则活泼地运用于特殊的具体环境。”周扬自己以后是力戒这种教条主义做法的，因此在文艺问题上，他也表现出一系列的宽厚态度，而这一面也是被我们忽略了的。前面曾提到过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灵活态度，对自由选择题材问题的看法，也显示出了周扬作为理论家的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这恰恰证明周扬的知识分子本色。 　　周扬在文艺理论方面是与他作为政策制定人的形象相矛盾的，甚至也与他的某些理论主张相矛盾。然而，周扬没有有意压制矛盾的这一方面，他凭着自己的良知，在理论与政策的矛盾之间、理论与理论的矛盾之间求索。正是有赖于这种基于良知的求索精神，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周扬达到了理论的最高境界，表明周扬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周扬已属于历史。作为一种文艺思想，周扬的研究至今还在。忘记历史本属不该，忽视现实更难原谅。迈向明天，固然需要轻装，但历史和现实都不可能轻易跨越。在对历史人物的审视中，周扬的本色还是知识分子。⑦ 　　四、周扬其实是一个现实人性论者 　　周扬其实是一个现实人性论者。从1930年代他把理论的着眼点放在人性的解放上开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他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其中谈到马克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时说：“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早已为学术界理论界熟知公认。 　　近日，又将那套5卷本的，早已束之高阁的《周扬文集》（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取下，抚去尘埃，重新阅读一遍。我感到周扬真有点像瞿秋白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历史的误会而踏入了政治舞台。虽然如此，他始终却不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他的本色仍然是文人。只是被他的文艺界领导人身份覆盖了。 　　翻开《周扬文集》，周扬在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格局中，若从个人素质来看，是很可能成为一个思维缜密的纯理论家的。早在1930年代，他是较早地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理论家之一，而在1936年就能写出《现实主义试论》《论〈雷雨〉和〈日出〉》以及后来的《论赵树理的创作》，都体现了一个鉴赏力极高的批评家的眼光。从书架上取读他在延安编校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和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这两部书，他选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一书，是反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创作成果的作品集。他在《编者的话》中对丁玲、孔厥、康濯、葛洛、韦君宜等活跃于解放区的作家予以中肯的评论。这都说明了周扬作为一个理论家的素养和胆识，再从书架上取读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和他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术论文《生活与美学》，我发现不论是翻译文学名著还是翻译学术经典，他的这两部截然不同风格的译作，足可使世人认为是出自专业的大翻译家的手笔。是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就卓著的翻译家的。在《周扬文集》第一卷中，周扬早期写过好多篇重要的美学论文，早在1937年就注意研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写出了《我们需要新美学》，现已被看做是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他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思想运用到中国当时的美学研究中，都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也证明了他的理论敏感和深厚造诣，更有可能成为一个颇有创见的美学家。 　　但周扬却没有沿着早期的理论家、翻译家、美学家的道路走下去，这是重新翻读《周扬文集》时深感遗憾的。 　　从《周扬文集》中看到，建国以前的周扬是以纯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的身份出现的。而建国以后，周扬出现的大变化，是理论研究和评论文章越来越少，而报告讲话越来越多。完全是以文艺界领导人的身份出现，文集中所收的历次文代会上的讲话、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报告足以证明这一点。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去组《周扬文集》的书稿，当时他很踌躇、不肯点头。推托说稿子太多，没有传世价值……但后来去得多了，编辑表明了诚意并说明要弄清楚中国现代文学史，就离不开你的这些文章，他才答应了。这部《周扬文集》简直就是他一生的注脚。1984年12月至1985年1月，全国第五次文代会和第四次作代会上，当念到周扬的贺词时，全场掌声雷动，几乎是全体代表在给他的致敬信上签名。这件事可见他真诚的道歉得到了文艺界的谅解。 　　在重新阅读《周扬文集》的过程中，我不仅看到周扬作为政治领导人与文艺界领导人的一面，同时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周扬的另一面。撇开社会政治历史的成分，单从理论价值的角度来考察，周扬理论的独具特色，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论、现实人性论和民族形式论这三个论题上。他在《现实主义试论》中肯定了艺术家主观力量在创作中的作用，把创作主体等同于认识主体，当做一种杜会的存在来看待，这不能不看做是显示了周扬理论家的思想深度。遗憾的是他后来没有沿着这条思路发展了。 　　周扬一生一直对民族形式问题尤其关注，从《周扬文集》中我读到他1932年写的《关于文学的大众化》和1982年发表的《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都始终在探索着民族形式的创新，都做了科学分析与深入阐述，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显示了周扬独立的学术人格。这便是周扬鲜为人知或被人忽略了的另一面。今天重读《周扬文集》，换一种角度看周扬，是应该撇开那些是非矛盾的。已成为历史人物的周扬，毋庸讳言曾伤害了一些同志，最后也被伤害。历史地说，进入政治舞台，这岂是周扬所愿哉！从本质上说，周扬的本色仍然是文人。 　　五、周扬写回忆录《我和毛主席》这件事的落空，成为未解之谜 　　周扬逝世二十多年了，无论褒贬爱恨，他都曾经存在。周扬留下的最大遗憾，就是未能把他和毛泽东的接触、谈话、指示写成回忆录《我和毛主席》。周扬写回忆毛泽东这件事的落空，成为未解之谜。黎之在《文坛风云续录》中写了《“我和毛主席”——周扬回忆录的有关材料》一文，多少可以弥补这个遗憾。近年来关于他的研究文章和论述渐渐地多了起来，影响颇大。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运动，无论怎样都不能绕开或越过周扬，因为在他的身上几乎浓缩了一部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史。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周扬一样，成为当代文化运动史上的焦点人物。因此《周扬文集》不能不读。 　　周扬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一生充满了矛盾，《周扬文集》是他一生的注脚。周扬一生，大体分为四个时期：上海“左联”时期、延安解放区时期、建国后至“文革”前、“文革”后的新时期。 　　周扬，19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宿将，最早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革命文艺理论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曾与鲁迅发生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身不由己地成为鲁迅的论敌和对立面。1940年代延安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他编校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深得毛泽东的赞赏，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首次将毛泽东论文艺的文章配在马、恩、列、斯之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立和形成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同时，周扬选编了反映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创作成就的作品集《解放区短篇创作选》。1949年以后忠实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领导文艺界历次的政治运动。现在看来，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周扬是不公正的，他哪里做得了这么大的主？1950年代在大规模的文艺斗争之初，毛泽东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开展”。经毛泽东指示，周扬执行批胡风反党集团，批丁、陈、冯反党集团（即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后来文化部被打成了帝王将相死人部、中宣部成了阎王殿，周扬也在十年动乱中被打成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活阎王、反革命两面派，被投进秦城监狱长达九载。1975年毛泽东说：“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1975年7月19日周扬获准从秦城监狱释放时，仍然在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恢复冯雪峰的党籍；出狱后，又给胡耀邦写信，要求让丁玲回京。周扬说：“虽然毛主席整了我，但我不恨他。”他一生执行过“左”的政策，整过人，他自己也挨过整，这就是历史事实。 　　粉碎“四人帮”后周扬复出，九载楚囚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他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论人道主义的理论研究。其实早在1963年，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文中就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这篇长文的定稿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示：“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夸奖这篇文章并批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可见此时毛泽东很欣赏周扬，同时也可看做对人道主义理论研究的一种肯定。 　　在复出后，周扬又挺身于时代潮流的前列，在事实上担当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前驱者。例如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论文所表现的理论思维的解放，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解放也有直接的启迪意义。特别是对人道主义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发表了很多独创性的见解和观点。 　　其实周扬复出后，1980年又再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基本恢复到了“文革”前的地位。周扬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他身上长期套着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在夹缝中走着曲折的路。周扬便是历史悲剧中的一位重要的悲剧人物。他身上具有一代知识分子的种种悲剧因素。 　　周扬其实不容易！ 　　①《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周扬文集》第二卷。 　　②《我们必须战斗》，《周扬文集》第二卷。 　　③《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人民日报》1966年1月1日。 　　④参见叶凯：《作为知识分子的周扬》一文对此做了精当的分析。 　　⑤《新华文摘》1988年12期。 　　⑥《周扬文集》第一卷，第1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本章所引之文均出此篇，不再另注。 　　⑦以上内容参考叶凯《作为知识分子的周扬》、朱辉军《周扬现象初探》等文。 　　 毛泽东与周扬/盛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