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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盛夏

毛泽东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周扬与鲁迅的对立 　　毛泽东一贯推崇鲁迅，尊敬鲁迅，指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1957年毛泽东谈到鲁迅时说：鲁迅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这里，话虽然只有几句，却涉及鲁迅生平的两件大事。一件是成仿吾他们对鲁迅不好，就是说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击。毛泽东在这里点了成仿吾的名，郭沫若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中发表攻击鲁迅的文章，题目就叫《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毛泽东说的这话，表示他不赞成郭沫若、成仿吾当年对鲁迅的态度，在那一场论战中，他是支持鲁迅的。毛泽东说的第二件事：“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说的是“左联”的党员领导人周扬他们同鲁迅的关系，这关系，用鲁迅自己的说法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也可以看出鲁迅对“整他”的那些“上海的共产党员”的反感有多深。毛泽东的这些话，表明他同情和支持鲁迅这一方，而对于“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对于鲁迅的态度是持否定态度的。接着毛泽东又说：“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①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②有学者认为，假如鲁迅活着，也不会有好的命运，以鲁迅的性格他会不会当“文联主席”这也难说。 　　“文革”中周扬被囚禁9年，罪名之一就是反对鲁迅，这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毛泽东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③无论是1957年还是1975年，毛泽东两次谈到假如鲁迅还活着，在毛泽东那里鲁迅与周扬是对立的。按照这个思路，鲁迅假如活着，鲁迅的命运且不说，那么周扬的命运呢？历史是不容假设的，究竟结果怎样？不得而知。 　　一、周扬与鲁迅的对立 　　周扬与鲁迅的矛盾主要有三：一是自1934年开始，“左联”有关人士对鲁迅的批驳文章越来越多了，引起鲁迅反感；二是“左联”解散时对鲁迅意见的漠视，引起鲁迅不满；三是徐懋庸的信等影响到鲁迅对周扬的看法。 　　关于鲁迅与周扬的矛盾，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10年》中指出“周扬成了鲁迅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对立面”，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精当的分析。 　　周扬1933年起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左联”、社联、剧联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左联”和文总的党团也即党组，直接接受文委的领导。再后来，成立“临委”的也还是这批人。这种一元化的组织形式，即使机构臃肿，最高领导人仍然可以控制一切。周扬是一位颇有领导才能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这种组织的行政化的有效性，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左联”甚至整个文委都变得清一色；一批青年知识者忠诚地围绕在他的周围，随时为他所用。胡风原来是“左联”的宣传部长，与周扬的关系不错，但是后来周扬发现他在工作中经常闹“独立性”，当然是不能容许的。1935年周扬任文委书记，至此，周扬完全可以左右整个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了。 　　鲁迅原先是“左联”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掉了，作为一个作家，写作才是分内的事情，这个观念在他那里是十分明确的。加入“左联”以后，特别在柔石等被害之后，不愿有新的交往。萧军、萧红等是极少数的例外。即使对于他们，也都劝告说不要陷入内部的无聊的纠纷里，坚持留在外围；所以对于试图扼杀外围作家的批评，他会特别愤怒，以为倘若削弱了外围的力量，那成绩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冯雪峰和胡风在“左联”时，偶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联络。这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悬空状态。胡风任宣传部长时，出版过一个相当于机关报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也曾给鲁迅寄过，后来便中断了。鲁迅几次在信中提及此事，还说周扬们出过一期的，将“左联”过去的工作批评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他看，也不寄给别的一些人看。他对此的总结是：“到处是用手段”。对于“左联”，他是关心的，努力做他认为应当做的工作。然而，无论怎样拼命地干，周扬等人还是不满意，背后说他“不做事”，“不写文章”，等等，后来甚至散布一种空气，说他“破坏统一战线”，这就不能不让他感到失望、焦烦，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鲁迅对周扬的批评，始于周扬主编《文学月报》时期。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署名“芸生”的一首诗《汉奸的供状》，鲁迅认为，这种流氓式文字，确有批评的必要，于是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发表。文章说： 　　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可是，这意见不但不被接受，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辱骂和恐吓”。这就让鲁迅由批评乃至不满。 　　鲁迅对周扬的不满，在1934年底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他对萧军、萧红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写信给二人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稍后，致信胡风说：“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整个1935年，鲁迅在信件中不断重复出现“悲愤”、“寂寞”的语词，但是他的杂感依然锋利如昔。由此，一方面可以知道周扬的影响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鲁迅的敏感、承受的压力和隐忍的心情。但是，到了1936年，尤其下半年以后，情况好像有了变化。以上的字眼不见了，多出了憎恶和轻蔑之意，而且出现了“反击”的字样，特别在“左联”解散前后。此时，悲愤的高潮过去了，精神的负担随着“左联”的解散而消失，他无须再为一个反政府的集团的存在而有所顾虑，也无须为个人的反抗行为担受道义的谴责。内部又变做了外部，内外的限界消除了，“战友”已不复存在。他的反击是公开的、鲜明有力的，充满了奴隶的义愤；虽然留有余地，却也是不留情面地清算。就这样，鲁迅对“左联”领导人的不满时常流露，使鲁迅寒心，自然与“左联”日益疏远了。特别是后来解散“左联”则使鲁迅很是恼火。鲁迅认为即使“解散”也要发表宣言声明不是“溃散”。但“左联”漠视了鲁迅的意见，使周扬与鲁迅的对立雪上加霜。 　　“左联”原来是一个文学社团，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部有着严整的权力结构，充分体现着权力运作的规律。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左联”无疑是异端的存在，但是在“左联”内部，同样不容异类的存在。在鲁迅的描述中，“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设法建立个人权威。鲁迅说他“以指导家自居”，而鲁迅本人明显是厌恶“指导”的，讽刺创造派人物“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周扬是批评家，喜欢议论，在鲁迅看来，“但大抵是唱高调”。鲁迅认为，“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由于致力于权力的营造，所以会有“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与不亮”这样近于“打岔”的行为。鲁迅指出，像这样的人是志在统一文坛，做“文坛皇帝”的。在“左联”内部，作为领导，自己不做事，却专责以别人不做事，役使别人，监督别人的行为；对于不听指挥者，则动辄加以罪名，以致以“实际解决”相威胁。专断、横暴，完全是一种奴役的形式。仅在1935年一年间，鲁迅在书信中便不断出现“鞭子”的意象，称周扬一伙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称为“苦工”和“奴隶”。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型的阶级关系，但一样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周扬显然是高踞众人之上的压迫者——鲁迅称作“横暴者”，特殊的集团和个人。权力可以超越党派的具体原则而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特性，对此，鲁迅显然在精神上准备不足。革命成功以后，倘使实行阶级的专政，到底是怎样一种的情形？他虽然以个人的推断说过几次，还举过苏俄知识分子的例子；但是，政治实践毕竟要比推断切实得多。所以，周扬日渐大的影响力和制造出来的政治生活，不能不使他感受特别的困扰、憎恶和苦痛他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他说：“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在鲁迅看米，“左联”仿佛成了个人的私产，要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它的解散，更清楚地表明了在“左联”内部，每个成员是毫无个人意志可言的。 　　历史地看，在解散“左联”时，根本漠视鲁迅在“左联”的领袖地位，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先后庄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任党团书记，鲁迅对“左联”曾表示过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对解散“左联”表示严重不满，1935年底“左联”自行解散，鲁迅称之为“溃散”。 　　二、鲁迅思想的灵魂是彻底的批判精神 　　研读《鲁迅全集》，恰如现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之火，点燃人性的深部。鲁迅发表的全部作品，除了小说、诗歌、散文诗，几乎可以说都是杂文一类。其实，评论在他的文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既是锋利的杂文，也是尖锐的评论。徐懋庸的信客观上成了周扬与鲁迅对立的导火线。鲁迅把《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分别称作“短评”和“杂论”，多次说到他有一本评论集，他本人就说到，《二心集》是“最锋利”的。 　　鲁迅确如陈独秀所说是坚持独立思想的，最富于理性色彩。即便是评论，鲁迅的评论极具独立性，从大的格局上说，可分前后两部分。前期以论为主，重在自由平等观念的阐发；后期以评为主，重在文学和社会问题的剖析。在后期，鲁迅参加了几次重大的论争，特别是与周扬等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不只是现象的评论，而且是阐述立场的评论；他已经把社会改造的基本理念转移到针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斗争实践上来了。 　　其实，早年时期，鲁迅一是搞翻译，一是做评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执论》、《破恶声论》，这些评论都是思想启蒙的。“五四”时期的评论，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等，论教育、论道德、论妇女、论社会改革，这些评论明显地增加了个人经验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黑暗中国文艺界的现状》就是著名的例证。 　　鲁迅的文章极具批判性，他的论点有一种真理的自明性，在评论中使用，则具有特别的批判性。比如在《“硬译”和“文学的阶段性”》中反驳梁实秋所谓的“普遍的人性”时，使人无可辩驳。此外，还有一大特点，带有总体的象征性，如说“无声的中国”，说“老调子已经唱完”等；“痛打落水狗”，“脚踏两只船”之类，是为了突出事物或事象的典型性；更多的乃出于论证过程的需要，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当鲁迅说到“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对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指的就是周扬。在题为《关于知识阶级》中同样使用了这些方法，只是别有意义，他的评论有许多精警之处。 　　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是针对周扬、徐懋庸的，仍在于直话直说，短兵相接。他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又说：“抓到一面旗帜，就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要有害的。”这便是直指周扬的。完全以率直出之，由伦理而政治，造就一种质疑、抗辩的风格。鲁迅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阐释，表达了他对统一战线中的联合与斗争的意见，鲁迅强调国家主权或革命主权对人权的问题，他是彻底的人权主义者，不做奴隶，要做“人”。 　　鲁迅思想的灵魂是彻底的批判精神，正是批判性使他的评论不同于学院派。鲁迅这个从莽原和荒坟里走来的不挂任何好看的名目的人物，以他的思想，显示了杂文这一文类的现代性、独立性与批判性。 　　三、在鲁迅与周扬之间 　　在鲁迅与周扬之间、徐懋庸是不能不提到的。 　　细读鲁迅先生《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著名的杂文。只知道周扬曾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大凡读过一点鲁迅作品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周扬、徐懋庸被鲁迅“骂”进人们的记忆。 　　再研读一些关于鲁迅的著述，诸如《鲁迅的平民化》、《鲁迅为什么疏离我们》等，细看《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个也不宽恕》，《说不尽的阿Q》以及《人间鲁迅》这几部书，其间，周扬、徐懋庸又是“在劫难逃”。然而，徐懋庸到底是何许人也？在当年的文化论战中，他是这次事件的起因者，确有必要交代清楚，翻开《鲁迅全集》第6卷，看到有关徐懋庸的注释词条，仅只寥寥数语：“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联’成员。曾编辑《新语林》《芒种》。著杂文《打杂集》，1936年生活书店出版。”遂忆起前些年在京城琉璃厂淘书时，购得一本徐懋庸译的《列宁家书集》，方知道徐懋庸不单是作家，而且还是翻译家。后来终究读到他的那部《打杂集》，购得一部《徐懋庸杂文集》，方心中释然。徐懋庸还是杂文家，酷似鲁迅风格，堪称杂文大家。完全不像以往以为的那样一钱不值，而几乎与鲁迅的杂文乱真。 　　然而，最终令我困惑不解的是，在当年的那一场论争中他何以激怒鲁迅？何以与鲁迅反目？何以被鲁迅在文章中怒斥为：“是敌人所派遣。”究其缘由，必定渊深，为弄清此事，遂查阅凡是能找得到的关于徐懋庸的文字以及历史文献，对徐懋庸其人其文其事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徐懋庸1932年在上海同鲁迅相识，受鲁迅影响，模仿鲁迅的笔法写杂文，其风格、笔法与鲁迅有些相似。当时文坛以为“徐懋庸”是鲁迅的又一个新笔名。此外，直接受到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译文。采用鲁迅的直译法，从法文翻译了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以后，寄给鲁迅。鲁迅当夜作复，又致信两封给徐懋庸，徐懋庸亲身感受到鲁迅对青年非常热情、认真，很受感动。随后，又在《申报》发表杂文。徐懋庸经常写信向鲁迅请教。先生当即作复，鲁迅关心他，爱护他，使他对鲁迅先生由衷地敬爱和尊重。 　　1935年徐懋庸任“左联”常委和秘书长，负责与鲁迅联系。他的《打杂集》出版，鲁迅做了序言。鲁迅的序言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励，鲁迅赞扬他：“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受到鲁迅的鼓励，徐懋庸又翻译了法国巴比塞的《斯大林传》。审视历史，客观地说，1930年代他跟随鲁迅站在一条战线上，把杂文当匕首投枪同黑暗势力战斗。然而，作为鲁迅学生又一直受到鲁迅器重、信任和爱护的徐懋庸何以会与先生反目呢？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可以客观冷静地看到这一段历史。 　　1936年，在“左联”解散后，发生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现在看来，前者是国家的，后者是民族的。前者的核心在政府，是一元的。后者的主体是大众，是多元的。内容和着重点都有很大的不同。而在当时，双方意见不一致，矛盾日益尖锐，对此，徐懋庸1936年8月1日致信鲁迅，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包括当时作为一个青年作家的不成熟的意见和不准确的看法。事与愿违，鲁迅看徐懋庸的信后非常气愤。用鲁迅的话说，是雄赳赳地打上门来了，信里一副教训的口气。鲁迅怒不可遏，将徐的信原文一并发表，这就是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徐受到鲁迅的严厉批评。这也正是“与鲁迅反目”，“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的由来。对于这一历史事实，时隔数十年，他在《徐懋庸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自然非常沉痛，但对他（鲁迅）的革命性，他的文章，他的道德丝毫也没有怀疑，也无怨怼之心。”此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徐懋庸将翻译巴比塞《列宁家书集》的稿酬作路费，从上海取道武汉，辗转山西到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达延安。 　　在延安的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徐懋庸到达延安不久，毛泽东约见徐懋庸并同他谈了关于“左联”解散及“两个口号”的论争等问题，毛泽东对此做了具体指示和明确结论。毛泽东说：“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我们基本上有所了解，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这都是由于在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真理愈争愈明。大家认识一致，事情就好办了……”接着，毛泽东用严肃而慈祥的态度对徐懋庸说：“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毛泽东话锋一转，紧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会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理办理，前途是光明的。”毛泽东的谈话给了徐懋庸极大的鼓舞。当毛泽东知道徐懋庸还未分配工作时，把他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教哲学。不久，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由艾思奇、张庚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毛泽东亲自找徐懋庸谈话并作出结论，徐懋庸才没有因为鲁迅的文章中怀疑“是敌人所派遣”这一句话而被认作是反革命。显然毛泽东对“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即所指此言。这段历史公案才有了一个公正的结论而告完结。 　　周扬对徐懋庸写信给鲁迅这件事，《徐懋庸回忆录》中所记甚详，称周扬多次指派他与鲁迅交涉，事后周扬不但不负责任、予以否定，反而严厉批评他，置他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历史地看，徐懋庸写给鲁迅的那封信出发点是好的。客观地看，徐懋庸也不可能对鲁迅怀有恶意。而是对鲁迅怀有崇敬和善意的。只是由于那个动乱的年代的政治运动把一桩非常明了而作过结论的文坛公案弄得扑朔迷离。好在一切都过去了，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好在历史是公正的！ 　　四、从历史的视角看待周扬与鲁迅的矛盾 　　结合当时的环境梳理周扬与鲁迅的关系，周扬的作为引起鲁迅的不满，有周扬“对鲁迅的伟大认识不足”方面的因素，有周扬与冯雪峰、胡风之间的分歧的因素，有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性格因素。上述种种已早有学者作过论述。但是，我所看重的是当时的环境因素和年龄的差异，换句话说，我认为，从当时白色恐怖的氛围来看待这种关系，将会作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1930年代的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天下。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开展的革命运动，必然要使国民党感到恐惧。围剿、镇压、暗杀、绑架等，都成为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人的手段。在文化战线上，国民党同样也加紧了“围剿”。国民党密谋暗杀进步文化人的黑名单，其中有鲁迅、茅盾、杨杏佛等人。仅1933年，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上海被捕的共产党员约六百人左右。 　　1934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又加紧了一步，并开列了涉及左翼作家28人的名单：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夏衍、周扬、阳翰笙、冯雪峰等人都榜上有名。 　　上海的党组织在遭受两次大破坏后，工作环境较前更险恶，接踵而来的第三次大破坏，直接危害党在文化战线的领导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周扬一人独撑危局长达7个月，在这一段时间中，如何继续战斗又保全自己，是周扬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白色恐怖下从事革命工作是十分艰难的，要避免随时会“掉脑袋”的危险，周扬只好如鲁迅所指责的那样“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往外跑”。此外，50岁的鲁迅如何看待20多岁的周扬，那还不是大人骂小孩一样。历史地看，那些辱骂是要分析的，为什么骂，在什么情况下骂的，这都要弄清楚。妄下结论，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 　　晚年的周扬，面对一些人重复鲁迅的“元帅”、“工头”、“奴隶总管”的指责时，在面对一些人关于“两个口号”论争问题的指责时，只是平淡地说：那时年轻，对鲁迅尊重不够；在关于鲁迅和“左联”的几次大的讲话中，周扬都是这样检讨自己，却从来没有提及他是在怎样的恶劣环境下受到的这些指责。1958年周扬有一次谈起上海“左联”在党的机关屡遭破坏，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怎样建立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现在看来，在当时没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和胆略是难以担当这一重任的。尤其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扬成为“文艺黑线祖师爷”时，被喧嚣为“鲁迅怒斥四条汉子”而又成为“四条汉子围攻鲁迅”的“罪恶行动”。 　　这样说，并不是为周扬开脱，周扬对鲁迅没有应有的尊重也是客观的事实，不必隐瞒什么。1935年第三次大破坏后，周扬显然与鲁迅失掉了沟通的机会，放大了人们所指责的对鲁迅不尊重的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自1935年起，鲁迅对周扬日益不满的主要原因。 　　由此说来，对周扬的指责，来自鲁迅倒情有可原，因为鲁迅虽然也处于同样的白色恐怖下，但毕竟没有像周扬那样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具体领导工作；而后来，当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同志也以这样责词作为指责周扬的根据时，就无法用“情有可原”四个字来解释了。而后世的学者们在和平的环境内依照惯例再度对周扬及“四条汉子”与鲁迅的关系评头论足时，有多少人能够想到他们受到这些指责的历史环境呢？ 　　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看法，我认为，设身处地的理解常常比自以为是的判断更有价值，尤其对于处在历史漩涡中的人，更加应该这样。尽可能设身处地地去体察，则更能接近看似迷离的真相。具体到周扬与鲁迅对立的原因上来说，任何简单的归类，都容易流于偏颇不周。 　　后来周扬多次写文章和发表讲话，提出重新认识鲁迅，重新学习鲁迅的重要性，周扬说：“论读马列主义的理论书，鲁迅可能没有我们读得多，但是鲁迅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我们远远比不上他。他结合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来学习马列主义。所以他比我们更懂得马列主义的精义。”周扬曾以四句诗来概括和表达自己对鲁迅的崇敬：“横眉俯首，百代宗师，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记得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研究历史，首要的是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也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话。如果忘记这一点，不但难以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还有可能愧对历史！这样来看待周扬与鲁迅的矛盾才是符合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历史实际的。④ 　　①《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63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5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44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以上内容参考林贤治《鲁迅的最后10年》一书。 　　 毛泽东与周扬/盛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