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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风雷动，旌旗奋

盛夏

毛泽东与文艺论争 周扬与冯雪峰的分歧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就能看到用战争来比喻文学活动。如1917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关于“四十二生之大炮”的比喻，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又有“很打了几大仗”的说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政权高于一切。1956年以后，毛泽东对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判断失误，认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因此，自建国初至“文革”前，开展一系列的文艺思想斗争。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第一次思想批判运动，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来被称作“第一大战役”。不久，毛泽东发起思想文化领域的又一次批判运动，1954年批《红楼梦》研究，批俞平伯，批胡适，批《文艺报》，批冯雪峰。1955年毛泽东发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57年，毛泽东领导了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1965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都发生在文艺界，或被毛泽东称之为“文艺战线”。 　　一、毛泽东质问《文艺报》 冯雪峰遭批判 　　1954年，就在冯雪峰担任《文艺报》主编的时候，因为在处理李希凡和蓝翎评论《红楼梦》的文章上引起了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和不满，授意《人民日报》文艺部写了一篇《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毛泽东亲自加以审定，发表在1954年10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毛泽东认为，在对新红学开展的思想批判过程中，冯雪峰主编的《文艺报》不但不组织和支持，反而维护“旧权威”、阻拦“小人物”，从而提出改组《文艺报》的建议。冯雪峰在这一事件中到底该负多大的责任？其实，冯雪峰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鲁迅全集》的编辑和注释上面了，对《文艺报》的工作，他确实不太注意。因此，面对突如其来的批判，他是缺少精神准备的。但尽管这样，冯雪峰还是做了公开检讨。于是只得写了一篇《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发表在1954年1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冯雪峰在文中还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读罢这段话，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画了竖线，并在旁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为什么处在领袖地位或非领袖地位的毛泽东对冯雪峰有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在广州工作时，就已读过和注意到了冯雪峰的诗文，毛泽东写信给冯雪峰，说喜欢他的诗，希望他到南方来参加革命工作。毛泽东当时很需要得力的干部。1930年代，冯雪峰和上海地下党为毛泽东寻找到了失散的儿子。1940年代，冯雪峰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毛泽东指示组织营救。1944年，冯雪峰将自己的杂文结集为《乡风与市风》出版，又将自己在集中营里写的新诗题名为《真实之歌》加以出版。毛泽东阅读了冯雪峰出版的这两本书。1945年秋，重庆谈判时还邀见了冯雪峰，谈起了《乡风与市风》、《奴隶与奴隶主义》等文。冯雪峰说：“我想不到主席在双方谈判那样紧张的关键时刻，还想到我这个和他分别了10年的小兵。他竟看过我最近发表的《奴隶与奴隶主义》，对我的文章评价很高，说是几年来他看到的文章中算是较好的一篇。” 　　毛泽东对冯雪峰的诗文曾经是关注和喜欢的。而这对冯雪峰本人来说，也是一种鼓励。1946年当他又出版了一本新书时，他就托人把这本新书转交给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自然也不会想到日后会那样对待冯雪峰，冯雪峰这个在国民党上饶集中营关押了两年的雄狮，这个经受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铮铮铁汉，后来被命运捉弄，却始终昂着高贵的头。 　　无论以冯雪峰在党内的资格和地位，还是与毛泽东的私人交情来说，毛泽东登上领袖位置以后，对他都应该是信任有加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冯雪峰遭到了毛泽东的冷遇。毛泽东把鲁迅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器重的不是鲁迅的挚友冯雪峰，而是与鲁迅有过矛盾的周扬，这令人困惑的不解之谜，我们都无从解开。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敬重鲁迅，绝不可能用别人的影子映照自己，鲁迅也不例外，毛泽东要在文艺上确立自己的思想，与冯雪峰相比，在性格、组织能力、对他思想的理解能力、阐释能力等方面，毛泽东选择的是周扬。也可能是冯雪峰在工作上不能使毛泽东满意，又可能是他自己在文艺理论上的独立见解……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冯雪峰打成右派呢？这一个问题在困惑着我，因为以冯雪峰的资历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他不应该有那样的结局，但他一生的坎坷给人们留下很多谜。 　　冯雪峰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极少数参加过长征的文化人。1933年到中央苏区瑞金，结识毛泽东。关系一直很好。但1949年，对冯雪峰的安排，不能说是很高。1954年，冯雪峰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泽东对冯雪峰不满，有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有一次，毛泽东拿着雪峰的一篇文章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么差。其实毛泽东对冯雪峰的不满主要是理论上的分歧。认为冯雪峰有教条主义，这是很要命的批评。熟悉毛泽东思想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一生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极为反感，而且常以这种词汇否定一个人的一生。冯雪峰一生就这样被否定了。难道真的是这样的吗？假如冯雪峰建国以后不再研究鲁迅，而是只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如果冯雷峰不再坚守自己在理论上的独立见解、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他的命运会好些吗？不得而知，有学者通过大量史料阐释冯雪峰在生命中二十多年的悲剧指出，冯雪峰的悲惨遭遇正是来自于他的爱憎分明、热烈，来自他不肯，也不会附和。 　　二、冯雪峰为毛泽东与鲁迅相知搭桥 　　想要真正弄清楚周扬与冯雪峰的分歧，不能不谈到冯雪峰与鲁迅、毛泽东的关系。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他的命运由此而展开。 　　从《冯雪峰年谱》中看到，冯雪峰一生经历坎坷，决定他命运的是他与两个伟人的交往，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1930年代，他是党与鲁迅的联系人，是他为毛泽东与鲁迅相知搭桥，他与鲁迅、毛泽东的交往是他一生中的三个辉煌亮点，而他最终被毛泽东否定，这是令人寻味而又始料不及的。 　　冯雪峰是怎样成为党与鲁迅的联系人的呢？冯雪峰1928年12月经柔石引见与鲁迅相识，第一次见面，鲁迅话不多。随着见面的增多，鲁迅的话也多起来了。当时两人都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成为谈话的共同点。“当时鲁迅把卢那卡尔斯基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与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诸问题》译出来了，鲁迅感到实在受益匪浅!”于是两人就倾心交谈，谈社会意识，谈文艺问题。为了谈话方便，冯雪峰也搬到了景云里，与鲁迅做了邻居。雪峰迁入景云里后，如果鲁迅家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谈，说是谈谈，其实主要是谈工作。 　　在这时期，冯雪峰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先后出版的译著有12本。有很多译著是冯雪峰与鲁迅合作完成的。冯雪峰与鲁迅“偷运军火给奴隶”，在1929年的一年时间里，他与鲁迅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共出8种，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冯雪峰得到了鲁迅很大的帮助。愉快的合作，使鲁迅和冯雪峰的友谊逐渐加深。当时冯雪峰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经济十分拮据。鲁迅就用预支稿费等办法资助他。他们常作彻夜长谈，一直谈到下半夜二三点钟。 　　冯雪峰与鲁迅相知相契，他们在讲话中，冯雪峰甚至可以“强迫命令”鲁迅。鲁迅对这种“强迫命令”是感觉到了的，但并无反感，而且还赞许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由于冯雪峰与鲁迅先生的密切关系，党指定冯雪峰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工作。 　　冯雪峰与鲁迅的联系工作，为的是筹备建立左翼文艺统一战线。争取把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对敌。作为联系人，冯雪峰的第一个任务，是受党之命去同鲁迅商谈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事。鲁迅表示完全同意成立“左联”，并说“左翼”二字很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鲁迅作了讲话，这就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左联”成立，作为党与鲁迅联系人的冯雪峰与鲁迅并肩战斗着。 　　冯雪峰又是怎样为毛泽东与鲁迅相知搭桥的呢？毛泽东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鲁迅终生未见过面，是冯雪峰起到了关键的沟通作用。1933年12月底，冯雪峰抵达江西革命根据地，很快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会晤。或许是神交已久的缘故，两人犹如多年不见的老友，都十分热情。冯雪峰向毛泽东谈了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他特别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的情况。已读过鲁迅著作并对他心仪已久的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在经过一番沉思之后，他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对于毛泽东的了解并不比那个日本人多。他说，鲁迅看了毛泽东写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势，毛泽东听后，情不自禁开怀大笑。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又向冯雪峰进一步详细询问上海的工作，询问鲁迅的事情。有一回，毛泽东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今晚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泽东接着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书。他问冯雪峰，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一一地介绍了鲁迅这几年写作的情况。 　　毛泽东对鲁迅的倾心向往，给冯雪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昏暗的灯光下，毛泽东靠床坐着，一边用旧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并有过几次插话。当冯雪峰谈到自己曾经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的时候，毛泽东抬起头来，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此时，冯雪峰又向毛泽东讲述了上海的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的斗争写成小说，由他陪着陈赓将军到鲁迅家里的事情。冯雪峰说，陈赓讲述了红军艰苦英勇的战斗，谈了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毛泽东没有吱声，陷入了沉思。冯雪峰说：“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当教育人民委员。”毛泽东微微摇头，接下去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认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在继续深入谈论鲁迅的时候，冯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机，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特别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已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调离红军，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正受到冷落、打击。在这段时间里，他心情沉重，说话很少。但那天晚上他与冯雪峰谈了很多，谈得轻松、愉快、充满信心。他俩一直交谈到深夜。以冯雪峰为媒介，毛泽东和鲁迅在感情上有了沟通和共鸣。不可低估这一共鸣在毛泽东内心的影响。一个人，即使伟大的政治家也不例外，当他身处逆境时，当他被误解、被冷落的时候，来自他人的理解与共鸣，最能给他以温暖。他会从一些细节中，一些言谈话语中，寻找到精神的知己，并以此来充实自己，来加强自信。或许，从此刻起，鲁迅的形象在毛泽东心中至死未变。而对冯雪峰来说，因为使毛泽东及党中央了解到他与鲁迅的关系，所以，在1936年中央派人到上海开展抗日工作时，冯雪峰就成为他们眼中最合适的人选。自那时起，冯雪峰与鲁迅相知相契。鲁迅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他的朋友冯雪峰会有那样惨烈的结局。 　　三、两个中国文化的先驱者 　　周扬和冯雪峰都是中国文化的先驱者。如何准确全面地描写周扬和冯雪峰这两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彼此的纠葛、矛盾，以及他们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跌宕起伏的命运，细述两人从战友到对立的半世人生？以周扬与冯雪峰的关系为切入点，不仅仅只是看到他们之间的个人矛盾，而是把他们的关系置放在中国现代、当代文艺运动发展史中来考察，目前已有相关的文章、著述发表。但是仍然值得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周扬与冯雪峰一样，都是在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两人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周扬因白色恐怖失掉党的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恢复了他的党籍。在左翼文艺阵营中，周、冯两人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相濡以沫的同志。但是，这种关系并没有多长时间，两人就几乎从战友、同志成为对头。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众所周知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没有去找周扬等党员而去找了鲁迅；二是“两个口号”论争的问题，使他们处境十分尴尬；三是建国以后，周、冯二人虽同属文艺界，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处于对立状态。1957年反右时，“两个口号”论争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罪证”之一；冯雪峰遭灭顶之灾，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国防文学”又被诬为资产阶级口号，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推上祭坛揪斗直至入狱；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残酷迫害。直至1975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后，他去看了冯雪峰。两位命运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矛盾终于冰消雪融。 　　四、两只锦鸡 　　周扬、冯雪峰建国以后虽同属文化界，但当年“两个口号”的论争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1957年反右时又旧事重提。再往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将周扬视为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周扬成为“阎王”被揪斗直至入狱，主张“国防文学”是当时周扬被批判的重大罪行之一，冯雪峰也受到残酷的迫害。仔细分析研究周、冯二人见面的细节，无不令人感慨万千。 　　1975年11月，初冬的寒冷伴随着政治气候上的严酷，住在万寿路招待所的周扬，独自一人，乘公交车辗转来到东城朝阳门内人民文学出版社，叩开了一间低矮的平房的门。癌症已到晚期的冯雪峰打开房门，在适应了光线看清了来人，短暂的沉默后，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场面，这是将永远定格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幕。 　　“文化大革命”十年，周扬是在关押中度过的。由于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少向人吐露自己的心曲，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关押中是如何度过的。在周扬刚出狱时，女儿多次问他在狱中的情况，周扬很少讲。当问到为革命出生入死却被关进监狱的心情时，周扬对女儿说，好几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被整死了，许多老同志也被整得家破人亡。比起他们来，自己受这点罪实在不值一提。我被关押的时候，刚开始也觉得苦闷，很委屈。可是后来我想通了。做人，特别是做一个共产党员，至少要有一种精神。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逆转和倒退只是暂时的，一定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一些。这样的心曲，我们不妨把它看做是考察新时期周扬的一条伏线——一个人只有从个人的一切跳出来，才能高屋建瓴地对过去的事情进行深刻反思。从新时期以来周扬与“文化大革命”前的表现判若两人来看，周扬对历史的审视，便有一个新的视角，对于以往的种种作为的懊恼，使他能以不同于以往的目光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与自己相关的人事沧桑。这其中，当然包括与自己有40年隔阂的冯雪峰。 　　从前来看望自己的友人及孩子那里，周扬得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压下，冯雪峰也没有对他落井下石。在周扬给友人的信中，周扬认为，冯雪峰是“没有存心诬陷我”，“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公道的”，周扬为之感动。在当年的11月12日，曾任周扬秘书的露菲和几个人去看望周扬，话题谈到鲁迅研究时，周扬讲了他去看望冯雪峰的情况： 　　周扬说，雪峰的儿子来看过我，他说他父亲在“文革”中谈到了“两个口号”的争论。冯雪峰澄清了一些事实，也承担了一些责任。我出来后，先看了雪峰。他得了癌症，已到了晚期，说话声音很低。家境十分困苦。我看雪峰病成这样，十分难过。我对雪峰说，我们相识40年来，有过摩擦，有过争论，但我从来都认为你是个好人。历史证明，你在对待鲁迅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为人是正派的。 　　在周扬与冯雪峰的交谈中，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冯雪峰渴望回到党内的愿望。 　　1930年代冯雪峰恢复了周扬的组织关系，然而1957年，在周扬的主持下，冯雪峰被错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这样的结局，对于已经在党内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他来说，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因此，1958年1月他得知要得到这样的处分之前，就向党组织郑重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只要能留在党内，不管给什么处分，都能承受。但是，还是召开了把他开除出党的支部大会。当然，每个党员都举手表示通过，连冯雪峰自己也举起了手。但是，冯雪峰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中，郑重其事地对支部书记说：“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 　　冯雪峰这样说，一方面是相信自己“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会前曾听到传言：只要他今后表现好，还可以重新入党。可是，冯雪峰没有想到，一直到他离开人间，他的愿望都没有实现。 　　1961年11月，《人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冯雪峰的“右派”帽子。他马上去找组织，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但是因为“从没有听说一个‘摘帽右派’可以重新入党的”，但为了不伤害他，只是答复他说：“再等一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周扬在冯雪峰去广西时给人打招呼，“要照顾雪峰”，“可是，对于这样的定局（雪峰的党籍——引者），周扬也已不能再改变什么了。” 　　在冯雪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重新入党的愿望更加强烈。 　　大约就在此前后，周扬来看望冯雪峰。在两人动情的交谈中，冯雪峰“渴望将来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内来”的愿望，也是他们交谈的重要内容。周扬与冯雪峰见面回来后，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雪峰恢复党籍。说来周扬也过于天真，当时他自己的党籍还没有恢复，这封信自然没有什么结果。 　　当然，在1975年的处境下，或许周扬自己也知道，这封信“难以生效”，但是，周扬在提笔时并没有考虑“反可招来横祸”的结果。这一举动，是对冯雪峰没有落井下石的最好回应；或许，也可以说是新时期周扬与以往姿态不同的起点。后来的历史表明，周扬正是以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姿态走进人们的视野。 　　对冯雪峰来说，这一次会面显然在他心中也掀起波澜。在承受了太多的冤屈和冷落之后，感受着周扬“一手拥抱着他，一手握着他的手哭了”的场面，他无法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激动之情。他向好多友人讲述过，并认为“文艺界的团结即将在望”。他所有的愤怒、埋怨、隔阂一下子化解了，此后不久，他拿起笔，以他所擅长的寓言体，写下了生命中的绝笔——《锦鸡与麻雀》： 　　有一只锦鸡到另一只锦鸡那儿做客。当它们分别的时候，两个锦鸡都从自己身上拔下一根最美丽的羽毛赠给对方，以作纪念。这情景当时给一群麻雀看见了，它们加以讥笑说：“这不是完完全全的相互标榜么？” 　　“不，麻雀们，”我不禁要说，“你们全错了。它们无论怎么总是锦鸡，总是漂亮的鸟类，它们的羽毛确实是绚烂的，而你们是什么呢？灰溜溜的麻雀？” 　　两只锦鸡，多么确切的比喻!当人们用新的目光审视周扬与冯雪峰时，犹如解读20世纪中国文坛定格在历史中的重要一幕。 　　说实话，要知道当时在冯雪峰写下这生命的绝笔的时候，对周扬仍然是按敌我矛盾的口径在进行批判，把“国防文学”作为反动口号，把周扬作为“叛徒”，对周扬的批判依然充斥于报章。但是，冯雪峰相信，周扬绝不是这些人笔下的周扬，他与自己一样，是一只锦鸡。 　　五色斑斓的羽毛，雄赳赳的姿态，曾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出生入死，“一唱雄鸡天下白”，他们的的确确是“漂亮的鸟类”；建国后，又同在一片蓝天下工作，也先后遭受磨难，吃足了“左”的苦头，虽然锦鸡身上被抹上了一些黑灰，但仍不失为“漂亮的鸟类”。今天，一只锦鸡患了重病，另一只锦鸡物伤其类。两只锦鸡在昨天纵然有过一些不愉快的往事，但在“度尽劫波”之后，他们终于互相致意了，两只手重新握在一起。这一举动表明：锦鸡终究是锦鸡，而麻雀终究是麻雀。当我们追寻那些历史陈迹，仿佛看到他们悲剧命运的呈现。用理性的目光感受，理解他们，从而走向历史真实的深处。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去世。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10人的生前好友，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一位友人悄悄地在他的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2月16日，在“四人帮”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的禁限下，在八宝山草草地举行了没有声音的追悼会。 　　1979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他恢复党籍，恢复名誉。鉴于第一次追悼会的草率，决定给他补开追悼会。追悼会在11月举行，周扬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雪峰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同时，冯雪峰最后遗作《锦鸡与麻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五、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化”的艰难与曲折 　　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初创、形成、发展的各个重要时期，周扬、冯雪峰堪称中国优秀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考察马克思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周扬、冯雪峰最具代表性。冯雪峰从1928年开始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为止，周扬“文革”开始被关押10年，这50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国化”的艰难、曲折、得失、困扰的历程。 　　众所周知，冯雪峰是以“五四”青年的身份投身革命的。早期作为“湖畔”诗人，他以一个爱国热血青年的真切感受，歌咏爱情、母爱、自然和人间的不幸，表现了时代青年挣脱封建枷锁的精神姿态。同时，作为知识阶级的培养，“五四”精神应是头功。冯雪峰这一代青年，多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为师，承受其启蒙精神，追求自由、民主，理想主义和个性主义是他们精神的重要支撑；同时，他们又有受洗于“五四”运动的革命圣殿的经历，从而更加直接地投身社会实践。因此，“五四”青年的人格结构多为复合型，即启蒙与革命的复合。个体间的差异也只是两种成分孰多孰少的问题。也可以说，“五四”运动以后，知识阶层，特别是知识青年，往往于启蒙与革命的价值取向上发生延宕；他们中已鲜有传统的纯粹人格结构的个体了。正是基于这种人格结构的新变以及内在冲突，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的种种命运，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冯雪峰的创作是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湖畔”时期的作品，《湖畔》、《春的歌集》多有启蒙情愫；《真实的歌》则多有革命理想的抒发。前者因更贴近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直接感受其启蒙人格的精神魅力；后者因系于囹圄而革命愈强。此后，冯雪峰多以个人身份而流寓各地，其《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以及众多的寓言写作，更多地表达了启蒙与革命的冲突。也正是这种人格上的冲突，终于造成他于20世纪40年代一部分时间内的彷徨与失落。这种情绪，又直接地影响了他对待1949年以后身边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的态度。自1954年起，他在政治上屡遭批判，先是因为“《红楼梦》事件”丢了《文艺报》主编之职，旋又因“胡风事件”株连受到批判，1957年，冯雪峰以“右派”之身份遭遇清算，失去自由20年直到1979年去世。 　　六、关于革命现实主义 　　冯雪峰早在1920年代就对左倾机械论文艺思潮进行抵制，1930年代，对“左联”时期的文艺批评进行规范，1940年代，对革命现实主义的思考而提出“人民力”与“主观力”的统一。但是，历史的问题，现实作结，冯雪峰终于为其现实主义理论主张而不免于颠扑。1957年5月以后至1958年，一批作家、理论家被划为“右派”分子，同时，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对1956年活跃起来的文艺思想及代表性论点的批判，1956年出现的触及到现实生活矛盾的作品几乎都被当做“毒草”化为“肥料”，期间经历不再多言。周扬的长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可以看做是一个总结，文中指出：“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说社会主义文艺不真实，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创作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和修正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论点。很明显，他们攻击的目标不只对着文艺本身，而是对着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反映，它的特点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在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口实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主要内容就是否定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崇高使命，否定在阶级社会中文艺的阶级性，否定或歪曲民族的文化传统，否定作家的思想改造，否定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作用。二十多年来，我们和胡风、王实味争的是这个问题，和冯雪峰争的也是这个问题。冯雪峰和胡风的思想一脉相通，代表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他们自己吹嘘代表什么现实主义正统，实际上他们代表的正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线。”由于周扬当时的地位和权力，他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高度给冯雪峰定性，是极具权威性的，但却缺乏说服力。话语者周扬以坚定的“从属论”者的眼光来看冯雪峰的问题，对他那些试图冲破公式化、自然主义文艺思想的具有很强个性的理论见解，难免作庸俗社会学、阶级一贯论的判定。冯雪峰的问题，是文艺思想领域的具体分歧，是学术问题，而话语者周扬却用权力意志对学术问题下断言。这是《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有权威却无说服力的根本原因。 　　冯雪峰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并不是一种排斥政治的理论体系，相反，他是要主动地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理论的建构与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传统相结合，佐以左翼文学运动经验而形成的。具体地说，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是以20世纪30年代首次发表的恩格斯论现实主义的信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以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着重强调：“文艺应该忠实地反映人民变革现实的生活，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特别是集中社会矛盾和历史趋势的斗争生活；作家反映生活的过程，是‘生活的历史的实践’过程，是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的过程，他为此提出了‘主观力’与‘人民力’这一对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概念，认为作家在创作的全过程中，应从人民变革现实的意志和行动中汲取人民的力量，加强自然的主观力量，以参与人民变革的现实斗争。”因此，在冯雪峰看来，文艺创作不仅需要从生活的反映中追求客观真理，而且更需要对社会、历史实践的关心、热情和意志以及文艺本身的志趣和造诣。文艺“只有在客观真理，主观实践，和艺术创造达到高度的统一的时候才能获得生命”。冯雪峰的文艺理论与“从属论”的文艺理论相比较，最惹眼、也是最不能为后者所容忍的是“主观力”的提出及其创生的思想温床。同时，“主观力”概念也不免让人联想到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 　　相对来说，冯雪峰确实比较地喜欢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为了弄清其中的关系，特别是冯雪峰“主观力”的内涵，我们不妨回溯到始于1943年发生在国统区的那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讨论所涉及的问题极驳杂，有“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有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主观性问题，有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问题，等等。毛泽东《讲话》在国统区流传，是引发这次讨论的重要契机。有人认为《讲话》是一种普遍原理，可以此来要求大后方的现实主义更好地为抗战服务。胡风认为，抗战本应该是现实主义最好的条件，反而衰弱了。因此，胡风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对此，冯雪峰认为，“主观力”的获得离不开现实基础，作家必须“深入人民生活和斗争中”去，“主观力的提高，就应当是要求高度地反映人民力的表示”。在这一点上，他对胡风是有所保留的。同时，冯雪峰在强调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时，也认为发展“五四”以来的传统经验是极其必要的，“五四”现实主义法则必须与时代共同进步，从而使“旧的现实主义转化为新的革命现实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冯雪峰那种“启蒙”与“革命”并重的复合人格已然体现于他的文艺理论体系之中。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论架构，冯雪峰对《讲话》采取了一种既贯彻精神又拒其偏颇的态度。 　　在关于政治与文艺的关系的讨论中，冯雪峰的态度也是复合型的。他认为，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将“政治性”与“艺术性”割裂开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因为“不能从艺术的体现之外去要求社会的政治价值”，否则将不免于公式化；同样地，那种所谓“艺术性很高”，然而作品的内容和实质却是十分腐败的现象，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他认为作品的艺术性与政治性是统一的；艺术性高的作品，政治性当然也高。因为所谓“政治决定艺术”，其过程是政治性体现了作者“具体认识的对于历史和社会的理解”，“尤其经历着作者的自我斗争”。也就是说，通过自我斗争，作家自然而然地将政治性内化成了自己的认识，而这种认识通过艺术给传达了出来。这种推理，很容易让人简化为“艺术即政治论”，因为冯雪峰确实只看到了艺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性，没有看到其独立性。冯雪峰的政治艺术关系说，与《讲话》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显然是不合拍的。1956年的批判，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对冯雪峰理论的致命性打击。 　　七、冯雪峰横遭灭顶之灾的厄运 　　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冯雪峰曾受委托为大会起草报告，虽最终未被采用，但从周扬的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中提出“写真实”的口号来看，在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问题上，周扬还是认同并吸收了冯雪峰的某些观点。只不过冯雪峰显得更坦白一些。冯雪峰当时将那种只讲政治、不问艺术的“拉普”倾向直斥为“反现实主义”。因此，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冯雪峰的观点还是被周扬写进了报告的。这中间起作用的是对文艺美学的共同的认识。周扬毕竟是一个真正的文艺理论家，他甚至能够私下里承认胡风是懂文艺的，对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价值，他是有一个基本的判定的。冯雪峰的“主观力”，就其实质而言，是对“文艺是什么”的一种探究。因此，不论其是否正确，都应该划归学术讨论。这样的问题，是不应该与政治搅和在一起的。即便是冯雪峰关于“文艺应该干什么”的回答与《讲话》精神不一致，后者也应当成为文艺政治学问题，而不应该到“主观力”这种文艺学阐释中寻找罪证。这样的认识，对于作为资深的俄国现实主义理论研究家的周扬，应是不虑而得的常识。也就是说，冯雪峰所强调的作家的“主观力”，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周扬在“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的主题下批判冯雪峰的“主观力”，是发生在他内心的一种让政治放逐艺术的思想行为的结果。 　　冯雪峰于1957年遭遇批判，除了他那不合时宜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启蒙倾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930年代已然形成却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宗派主义从中作祟。此时的毛泽东，是否突然记起了1940年代那场因《讲话》引发的国统区文坛大讨论中的冯雪峰及其言论呢？不得而知。毛泽东在发动对新红学实质是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的时候，冯雪峰的“主观力”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其间似乎根本没了不可跨越的界线。就这样，冯雪峰成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者，失去了《文艺报》主编之职位，专注鲁迅去了。毛泽东对此种处理并没多说什么。然而，有人却并没有让这事轻易了结。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中央书记处在听取中国作协反右派运动工作汇报时，有位领导提出“冯雪峰、白朗是否划成右派，你们回去再讨论一下”。言语间自有网开一面的意思。不料与会者回去向文艺界负责人汇报中央这个意思后，得到的回答却是：“作协划的右派分子约三十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百分之五的控制数略多，约百分之六。这没关系，这里的右派比其他战线就是多。”这种对人的命运的无所谓的摆弄，除了宗派主义之外，不会有更好的解释。从此，冯雪峰横遭灭顶之灾的厄运。在我党历次整风运动中，反对宗派主义总是重要的内容。这恐怕不单单是整而不力所致，更多的是因为宗派主义势力的根深蒂固。面对如此现实，我们是反思新文化启蒙之不力，还是批判封建主义的顽固呢？这么一位鲁迅的亲密战友和学生，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内屈指可数的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文化人，一位资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一位德高望重而又命运坎坷的诗人与学者，就这样成了一个受迫害的文艺家，这样的悲剧命运，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 　　2003年文艺界隆重纪念冯雪峰诞辰百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冯雪峰诞辰百年纪念大会，充分赞扬冯雪峰是中国现代马克恩主义理论的开拓者，为我国文艺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高度评价冯雪峰的“铮铮铁骨”。在2003年第三届雪峰学术讨论会上发出“再认识一下冯雪峰”的呼声。冯雪峰1954年被卷入“胡风事件”受到批判，又被打成“丁陈冯反党集团”。1958年被开除党籍，1966年“文革”受到冲击迫害，1976年病逝，1979年平反昭雪。 　　周扬与冯雪峰都是悲剧人物，这样的悲剧不是由他们哪一个人造成的，而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背景、历史氛围造成的悲剧，同时与建国以后政治运动频繁的风风雨雨息息相关，更是同我们党对文艺运动领导上的失误与挫折密不可分的。这就是历史的真实，这就是历史造成的悲剧和悲剧人物。① 　　①参见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 　　 毛泽东与周扬/盛夏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