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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周扬几件事

华君武

周扬同志约在1940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都知道他是左联的领导人。是文艺理论家、翻译家、是革命文艺的前辈，大家都很尊敬他。鲁艺当时汇集了许多进步的文艺家和喜爱文学艺术的青年，因为抗日战争的需要，许多人来后不久，就被派往前方去了，1939年大批师生由沙可夫同志率领到了晋察冀，留在延安桥儿沟的就不多了，那时开全校大会，也就是在大礼堂西侧比篮球场大一些的院子里就可容纳得下。40年以后去前方的少了，相反从前方回来倒有几批。最大的一批就是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艺像个短期培训班的情况改变了。 　　周扬同志来后，我的印象是在艺术教学和实践上明显加强，文学系由周立波同志主编的“外国文学”开始了，他先后编了萧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吸引了全校的学生；戏剧系也十分活跃。成立了剧团，演出过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逃婚》、苏联的《带枪的人》、《铁甲列传》、《前线》和曹禺的《日出》，音乐系的情况我不甚清楚，但冼星海和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一直是久唱不衰的；美术系则由系主任王曼硕带领了学生上山伐木，回来开始了素描教育、拉起穿衣服的模特儿，从这些活动里可以看出鲁艺的一些变化来，有人说是正规化。也和周扬来前有明显的区别。 　　当时诗人柯仲平在领导着边区文工团，经常在村子里演出(不说农村是因为延安也是在农村里)，他既自豪又是讽刺鲁艺，说他的剧团受到农民的欢迎，要找他的文工团，只要看到小道上有不断的鸡蛋壳就能找到他们，因为老百姓常常用鸡蛋慰劳他们(当时吃鸡蛋是很难的)。以后毛主席也到鲁艺参观、做了报告，讲了要大家走出小鲁艺，意思也是要大家到生活里去，说来说去是鲁艺“关门提高”的问题。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不久，整顿三风、审干、抢救等一系列运动就开始了，直到1943年底鲁艺组织了文工团去绥德米脂等五县，创作了《兄妹开荒》、《白毛女》等革命文艺传世之作，秧歌队和腰鼓队也被请进了桥儿沟的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操场上。 　　当时批评“关门提高”是对的，今天再来回顾，周扬同志掌校以后加强文艺的教学和实践，对革命文学艺术有不可磨灭的功迹。他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文艺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许多文学艺术机构中，不少人是从鲁艺出来的，就足以说明了。 　　周扬同志是我的领导、上级，对于许多政治运动的高层决策、来龙去脉，我并不都很清楚了解，没有资格去说三道四，只能就我所知和一些感觉说周扬，总的来说周扬同志不是一种“左”得可怕的领导人，他不霸道，使人敢于向他反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也无法抗拒，但他并不推波逐澜。在鲁艺抢救运动中，没有作狂热的发言和过火的动员；反右初期，一位老美术家在民主党派被错划为右派，派了子女来向我告急，我因对他颇多接触，认为他不是右派，就向周扬、钱俊瑞上书，我后来知道，如在别的许多地方，我必也被划为右派，但是我只受到在美术界反右派大会上作自我检查的处理；一次在中宣部汇报各协的反右情况会议上，周扬掌握的原则是：可划可不划的，就不划。我知道有好几位党内外的美术家当时都已岌岌可危而未被定为“右派”，但也有人未能幸免，例如江丰同志，我们许多人历来都认为他是大右派，大概因为他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缘故。 　　有人说周扬“整人”，几十年来我感到他是爱惜人材的，1944年狂飚社的高长虹老人只身从山西步行来鲁艺，周扬特意安排他住在美术系，告诉我老人脾气古怪，和人不好相处，要我尽可能照顾他的生活。 　　文艺界大多数人尊重周扬，进城以后有人称他周部长，被他婉拒，他要人以同志相呼，因此大家都高兴地称他为周扬同志。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