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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运动的开拓者

田瑜

周扬同志从三十年代初到他逝世，半个世纪来，一直是我国革命文化运动和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在缅怀他对中国文艺事业所做的贡献时，不能忘怀的是他对发展革命群众文化运动作出的卓越建树。 　　周扬十分重视人民群众成为文化的主人，不遗余力的倡导文艺的大众化和文化的普及工作。可以说，在三十年代，他就是继瞿秋白同志之后创建革命群众文化的又一位开拓者。三十年代初，由于瞿秋白的倡议，在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中开展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探讨革命文艺与群众的联系问题的一次重要讨论。一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发表了很多重要的见解，开创了建设革命群众文化理论的先河，其中之一就是周扬用起应的原名写的《关于文学大众化》。秋白在这场讨论中，亲自写了一些令人振聋发聩的文章，他大声疾呼，这不是大众文艺的问题，而是在新兴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问题。周扬则呼应了秋白的号召，论述了革命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在文艺工作者与革命斗争的关系上，他尖锐地指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能脱离大众，不能是旁观者，关起门来写作品，而应是实际斗争的参加者，一面参加着大众的革命斗争，一面创造着给大众服务的作品。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他正确地指出，如果不顾目前中国劳苦大众的一般文化水准的低下，而一味地高谈甚么应当提高大众的程度来鉴赏真正的、伟大的艺术，那实际上就是拒绝对于大众的服务，就是一种取消主义!所以我们要暂时利用根深蒂固地盘据在大众文艺生活里的小调、唱本、说书等等的旧形式，来迅速地组织和鼓动大众，同时要提高教育和文化的一般水准，使劳苦大众一步一步地接近真正的伟大艺术。他热情地呼吁，学习苏联革命文艺的经验，开展工农通信运动，培养人民大众自己的作家。这些真知灼见，对于当时的一些脱离实际、轻视大众化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敲了一记警钟。1933年以后，周扬担任了中共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左联”还开始了群众文化运动的宝贵实践，在工厂建立了工人文艺小组、工人夜校，还办了《大众文艺》的小型刊物，发表了一些工人反映自己生活和斗争的作品。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流行的一些有关群众文化运动的主张，如平民文学，周扬做过一些恰当的剖析和评价。他指出：那些提倡平民文学的，在当时有积极的进步的方面，主要是他们主张致力于下层社会实况描写。但是当时“民间”“平民”的概念带有很大的限制性，实际等于市民这个概念，相当于西欧资产阶级抬头期涌现在文学中的所谓“中等阶级”的人物。但这总是向民众接近了一步，这种文学有时也流露了对于真正平民、下层民众的同情；同时，他也批评了平民文学者的立场，认为他们常常是站在大众之上来怜悯大众的，同情是十分肤浅的，甚至是叫人恶心的。他对平民文学积极面的肯定，消极面的批评，都一针见血和相当辩证。这种评价对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家倡导的民众教育、平民教育完全适用。他们推行的识字运动、民众文化活动，在人民大众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学习的机会，文盲遍地的旧中国，他们这样做，确实也为人民大众作了一些实事。但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带着恩赐观点来进行平民教育、民众文化活动，有的人甚至是站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为反动政权装点门面的。如晏阳初搞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等等，后期竟完全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县政建设结合起来。不过，从提出这个口号来说，平民教育也象平民文学一样，总是向民众接近了一步。所以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工人运动的初期也运用过平民教育的口号来开展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周扬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在这些领导岗位上，他一直强调要大力开展文化普及工作，不要忘记广大的农村。在建国初期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上，他就号召：一切文艺工作者，必须时时将眼光放在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活动上，注意研究群众文艺活动的情况与问题，把指导普及作为一切文艺工作者无可推脱的共同的责任。以后，他多次阐释文化普及工作的重要意义，他提出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人民在生产发展以后。就需要提高文化，提高技术，得到正当的文化娱乐活动。文化工作应当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不能缺少文化工作配合。他还引用毛主席的教导告诫人们，要把文化普及的工作摆在重要的位置：“我们在经济建设的时候，如果不相应地发展文化，不办学校，不提倡技术学习，文化学习，发展文艺，结果就会妨碍经济的发展。”他还语重心长地提出文化普及工作，要特别注意有着八亿人口的广大农村。他认为：什么叫群众文化运动的高潮?广大群众的文化没有提高，高潮只是少数人的高潮，城市里边演戏，而农村广大群众看不到戏，这不叫高潮，这叫低潮。真正的高潮应该是广大群众的文化提高，有戏看，有书读，有活跃丰富的文化生活，那时才能说是真正的文化高潮。 　　“文化大革命”中，周扬长时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心倍受摧残。粉碎“四人帮”后，他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就在他复出后，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中，重新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全面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时，他又再次强调，要重视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普及，要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他说，我国农村人口占八亿。所谓群众文化，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农村文化。如果不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去教育提高广大农民，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亿万农民兄弟继续受封建思想、愚昧无知以及各种小生产者落后习惯的束缚，他们在思想上就不能解放，所谓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就大半成了一句空话。周扬对社会主义新时期群众文化作出的这个言简意赅的论断，应当说是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工作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的途径。这就是：一方面建国四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十年来，我们的群众文化建设取得光彩夺目的成就，城乡人民的文化素质、精神面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促进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精神的建设；但是另一方面，我国仍有二亿多的文盲半文盲，尤其是在偏僻的农村，文盲更是众多。一些地区封建迷信、赌博等活动还很盛行甚至有增无减。一些地方出现了卖淫嫖娼、传播淫秽书刊和音像制品、贩毒吸毒等丑恶现象，有的地方这种现象甚至有逐步增多和蔓延的趋势。周扬对新时期群众文化的学说，正是提出了今天文化工作的主要矛盾，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和思想道德素质的需要，和愚昧、落后的文化心态仍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农村)一些群众中严重地存在着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途径是使社会主义文化的大普及。 　　从三十年代起，周扬同志就是我国革命群众文化工作的最早的领导者之一。他在领导群众文化工作中，总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发展革命群众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和原则，使它循着健康的轨道前进。 　　1937年，他从上海来到延安。不久，就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职务。边区政府没有设文化厅的建制，文化部门的一切工作就在教育厅之内。他对开展边区的群众文化活动，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措施，都有不少卓越的建树。由周扬署名发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关于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指示信和通令，现在搜集到的就有八个之多。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要开展新的群众文化运动，治本的办法是普及教育，消灭文盲，改革文字，而实现这一切的最基本条件是民主政治的彻底实现。2月25日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是最民主的政治。因此，他在发展边区的社会教育中，就是运用边区良好的政治条件，大力实施治本的办法。1938年6月，周扬主持的教育厅编印了一本《社会教育概论》，阐述了社会教育的三项内容：一、文字教育：给文盲和半文盲以获取知识的工具。二、政治教育：提高群众政治水平，给群众以民族意识，抗战知识，动员群众参加救国实际行动。三、娱乐工作：给群众以正当娱乐，消除疲劳，在娱乐中并施以文字、政治教育。在这本社会教育概论中，还简洁地阐述了怎样办俱乐部。对这种群众文化基层组织的性质和任务做了明确的规定：“俱乐部是利用或长或短的休息时间，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训练、教育群众的一种有效的经常性的社会教育。它是政治、文化、军事、娱乐的教育机关，同时又是宣传鼓动、工作讨论、工作布置的场所。”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亲自总结了苏区种种俱乐部的经验，制定了指导革命群众文化工作最早的文件——《俱乐部纲要》。周扬主持的教育厅，可以说是继承了秋白的优良传统，加强了对群众文化工作的指导，进一步研究了群众文化基层组织的建设，使得解放区的俱乐部运动因地置宜地发展起来。1939年，陕甘宁边区各县大都成立了民众教育馆。教育厅还公布了民众教育馆简则与组织规程。边区的民教馆虽然与国统区民教馆同一名称，但内容迥异。从其举办的主旨和任务上来说和国民党的民教馆有根本的区别。边区的民教馆是实施教育文化为人民服务、为抗战教育服务的社会文化教育机关，是真正人民的新型的群众文化组织，成了建国以后新型文化馆的雏型。 　　建国以来，各地都建立了文化馆，作为人民政府为开展群众文化工作、活跃群众文化生活而设立的事业机构。周扬在1951年向政务院的报告中，便提出了巩固与充实各地现有文化馆和确定其主要任务的问题。他谈到，争取在两年内做到每一个县有一个文化馆，在有条件的村镇设立农村俱乐部。文化馆俱乐部确定以识字教育、时事宣传、文化娱乐及普及科学知识为主要任务。他确定文化馆、俱乐部的这些主要任务，至今还是适用的。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某项任务的具体内容有所调整与充实，但是实践证明：文化馆、农村集镇文化中心等群众文化工作机构，必须走向集文化教育、文化娱乐、政治宣传、普及科技知识、体育卫生于一体的道路，是确定无疑的。只有这样，群众文化机构才能做到为丰富与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服务，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多方面的需求。 　　业余、自愿、小型、多样、节约，这个为群众文化工作者称道的十字方针，是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指导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准则。1947年，周扬同志在总结晋察冀边区开展的乡村文艺运动中，就把这些基本思想提炼出来了。他说，在群众文艺活动上，一切应从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出发，农村文艺活动一般应有季节性，是业余性质，不脱离生产，创作上多采用小形式，村剧团是为群众服务的，不应加重群众负担，一切铺张浪费脱离群众的作风习气都必须克服。建国后，他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开展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一定要遵循这样的准则，不然，好事也会办成坏事。他说，群众娱乐应该自愿，不要强迫，人家娱乐也要强迫，结果娱乐会成为痛苦。群众业余艺术活动，必须密切结合生产，不违背业余的、自愿的、季节性的原则。 　　周扬经常倡导专业文艺工作者为发展群众文艺出一点力。他对那些愿从事大众文艺创作，并产生了一些思想性、艺术性都较好的作品的文艺工作者十分称赞，号召文艺家们向老舍、赵树理这些艺术大师学习，学习他们坚持不懈地和群众接近，注意群众，注意群众的语言、群众的口味、群众的爱好、群众的习惯，时时刻刻把群众放在心上，喜群众之所喜，爱群众之所爱，创作出更多更好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时，他对一些号称写给广大群众看的却是粗制滥造的通俗文艺作品，也非常反感。五十年代，他就提出：通俗文艺作品既是以工农群众为对象的，就应当特别保证它们是在以正确的思想而不是以错误的思想教育群众，它们是在用优美的艺术形式提高群众的趣味水平，而不是在以粗劣的制造品去败坏群众的趣味。这种把通俗变成庸俗的倾向，只能损害新的文学艺术在工农群众中的信用，影响新的文化艺术的普及。也是在五十年代，他就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剧场存在的单纯商业观点，他说，我们要歌舞、要国营剧场，为的是宣传社会主义、宣传新文化，而不是为了赚钱。 　　周扬对群众文化活动中的新生事物，对群众在文化上的创造，是满腔热情地支持，从理论上探索它的发展规律，从实践上为它鸣锣开道。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是与周扬的热情倡导分不开的。1943年春节以后，延安兴起了一种新型的群众艺术运动——新秧歌运动。它发展与改造了陕甘宁边区农民耍“社火”的群众艺术，开拓了文艺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道路。它是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结合创造的产物，也是贯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成果。新秧歌一诞生，周扬就给予重视，并从实践上加以指导，理论上加以总结。这时，他已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代表鲁艺做了《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检查了鲁艺存在着“关门提高，脱离实际”的做法。但是，怎样在实践中去改正这种缺点，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文艺表现工农兵，又为工农兵所用的方向呢?1943年的春节，鲁艺的师生得到了一次检验自己的机会。延安各界要在春节中开展一次群众艺术的活动，并通过艺术形式向群众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意义，他便给鲁艺的师生们出了一个题目：在这次活动中不但要让老百姓懂得所宣传的内容，还要让他们爱看，也就是做到群众喜闻乐见。张庚、王大化、安波、贺敬之、张鲁、李波等同志立即自己作曲、编词、排演。一台新的秧歌节目和群众见面了，群众不仅看懂了，而且很爱看，很欢迎，鲁艺的秧歌队走到哪里，他们也跟到哪里。对秧歌队的初步成功，他又召集师生们做总结，指出：新秧歌是发展了的群众艺术，要表现新时代的人物，要抛弃旧秧歌的糟粕，即丑化劳动人民的地方，在化装、扮相都要注意。经过周扬的指导，鲁艺的师生更加自觉在群众的“社火”艺术基础上努力创造发展新秧歌，并且认识到这是创造民族气派新艺术的工作。鲁艺的秧歌，从此在延安出了名，很有特色，以至人们赞为“看秧歌要看鲁艺家的”。当然，延安其它一些团体的秧歌也都搞的不错，创作了许多受人欢迎的好节目。到了1944年的春节，延安新秧歌运动呈现新的高潮，群众、工厂、部队、机关、学校组织起来的秧歌队有27个之多，创作和演出了150多个节目，真可谓壮观。周扬在看了春节秧歌的演出之后，结合鲁艺发展新秧歌的经验，写出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著名文章。这是在新秧歌运动刚刚诞生一年的时候，对它的产生、发展和方向，从思想与艺术做出的全面、系统的总结。这篇文章不仅为新的群众艺术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革命文艺运动发展的方向做了深刻的阐述，“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成了衡量革命文艺的标志。他在这篇文章中热情歌颂了新秧歌的诞生，指出，秧歌本来是农民固有的一种艺术，农村条件下的产物。新秧歌虽然是农民的艺术，但却是解放了的，开始集体化了新的农民的艺术，新的秧歌必须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秧歌已经成了既为工农兵所欣赏，而又为他们所参加创造的真正群众的艺术行动。他认真地研究了群众对新秧歌的反映，认为群众不仅把新秧歌当作简单的娱乐来接受，而且当作一种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的表现，一种自我教育的手段来接受。这是从分析新秧歌出发，对群众文化活动的三种功能：自我娱乐、自我表现、自我教育，做的最早的也是最精辟的论述。他还深刻地说明了改造旧艺术的意义，指出欣赏和判断，娱乐和教育是不可分的，不仅表现内容的改变，就是表现形式、表现手段的改革，也反映了新社会人们的相互关系，有重大的社会教育意义。群众艺术要有广阔的发展，他提出必须做到三个结合：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结合，工农兵与文艺结合，新文艺与民间形式结合。这些闪光的思想，至今仍然是发展群众艺术的指针。他还高远瞩地预示：从新秧歌发展的秧歌剧将是建立我国大型民族新歌剧新话剧重要的基础和重要的推动力量。这种预见不久就变成了现实，1945年，鲁艺的师生们，在他亲自指导下，创作和演出了新歌剧《白毛女》。它是在新秧歌剧的基础上诞生的我国第一部具有民族风格的新歌剧，它一经问世，立即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崭新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观众，成为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 　　对群众在文化上的创造，周扬不仅是重视，而且满腔热情地歌颂与扶持。1943年底，他亲自写了一篇报道式的文章，向大家介绍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他把孙万福带有丰富色彩、带有诗的结构的风格的言语，一字一句记下来，成了五首真正庄稼汉的诗。最后为孙万福祝福，祝福他在明年第一在粮食上，第二也在诗上，有更好的收成。1944年他在边区文教大会的报告中，充满激情地赞誉新宁县五区南仓村的“社火”头刘志仁是农民艺术家，是新秧歌运动的先驱与模范，是第一个把秧歌与革命结合起来的人。 　　要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文艺运动，周扬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进一步发展与帮助工农兵积极参加文艺的创造，用文艺反映自己的生活和斗争。1947年3月，他在晋察冀边区文艺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边区由于在群众文艺运动中正确地提出与执行了《穷人乐》的方向，乡村文艺活动有极大的开展，边区文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什么是《穷人乐》方向呢?1944年秋收以后，阜平高街村剧团在抗敌剧社同志们帮助下，群众自编自演了《穷人乐》一剧，剧中的主要人物是高街村自己的群众英雄，扮演者就是这些群众英雄，剧中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高街村群众从苦难到快乐的翻身过程。所以说，《穷人乐》的方向就是充分发扬群众在文艺上的创造性，就是充分展示群众文艺自我娱乐、自我表现、自我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周扬除了赞扬边区的同志在执行《穷人乐》方向取得的成就外，还号召文艺工作者应从《穷人乐》的成功取得宝贵的启迪，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学习群众的卓越才能，学习群众固有的文艺形式。他告诫有些同志，对民间文艺，民间艺人，采取排斥或轻视的态度，这是不对的。民间文艺的宝藏丰富得很，民间艺人往往是这些财产的不被注意的所有者、保存者。要重视民间文艺、从民间文艺中汲取营养，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建国以后，他亲自编选了红旗歌谣。并长期担任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主席。1979年，四次文代会上，他已被选为全国文联的主席，民间文艺工作者仍然选他为民研会主席，他自己也认为其他协会的职务可以不兼了，民研会的职务不好推辞，理应终身为发展民间文艺事业效力。 　　周扬始终如一地关怀革命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与成长。他经常启发我们这些做文化工作的后辈，要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普及添砖加瓦多做一点事。1981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并转发了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点意见。这就是大家熟知的中发(1981)31号文件。这个文件开创了群众文化建设的新时期，群众文化事业的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群众文化工作循着正确健康的轨道，迈开了新的步伐。这时，周扬已经返回中宣部工作，仍然担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他对这个文件的调查研究和起草工作，也是关怀备至。他多次对中央宣传部参加这个文件的调查研究和起草工作的同志说，活跃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是文化工作的一件大事，你们应当认真把它做好。并建议把调查研究报告的初稿，先发到各地去试行征求意见再改。最后，这个文件即将定稿的时候，送给他审阅。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了，但他为了使这个文件更完善，亲自花了几天的时间，逐字逐句进行了推敲和修改。1982年1月，在农村文化艺术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他即席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和群众文化工作者见面和谈话了。他说，一切做文化艺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们，要到农村去，到最需要普及社会主义文化的地方去!文化馆、文化站、群众艺术馆、农村集镇文化中心需要你们。他还风趣地说，你们挤在这里，可能算不了什么，只是一个二流、三流的人才罢了!但是到了农村，到了那些最需要你们去的地方，你们就是第一流的人才，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可以大显你们的身手。1985年秋天，他已经重病染身，住在医院，我们向他的夫人苏灵扬同志慰问致意，托她转告周扬，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即将成立，想请他担任学会的名誉会长。他慨然允诺，并告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志士仁人从事群众文化的研究与工作。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周扬同志，你的遗愿正在逐步实现。越来越多的人们，既有专业的文化工作者，也有其他部门的建设者，认识到普及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投身到建设群众文化这个极其平凡但又光荣豪迈的事业。普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声!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