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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好院长

程远

周扬同志三十年代末到1945年冬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1943年后任延安大学校长兼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院长)，1943年按照党中央的决定，要将该院办成为中国革命培养一批高级文艺干部的学院。他遂将延安著名作家、艺术家，聘为“鲁艺”学院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例如“鲁艺”文学系的教授、讲师就有艾青、萧军、高长虹、何其芳、陈荒煤、舒群、周立波、公木、欧阳凡海、严文井、李又然同志；萧三、丁玲、艾思奇被聘请为校外教授。 　　“鲁艺”的教职员工和同学都是从大后方、各抗日根据地来的文艺工作者和纷纷投奔延安的一些满腔热血且热爱文艺的青年，一心想着救亡、想着革命，想着追求真理，但因从四面八方来，各有各的路数，各有各的观点。文艺观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对事物的看法往往不尽相同，难免发生分歧，产生矛盾。学术空气很浓，在讲台上各抒己见。萧军说：“小说是美丽的撒谎。”舒群说：“你这样讲不对。”“不对，我就不讲了!”萧军柱着他的枣木手杖扭头就走了。1945年夏，在一次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萧军讲话时，突然说：“艾青的诗是盲肠。”艾青随后在讲话时说：“我的诗固然是盲肠，但绝不请一个鲁莽的家伙一斧头砍了!”大家有不同意见，都是坦诚相见，过后仍友好相处。例如萧军和舒群在学术上有不同观点和争论，却始终亲密无间。1946年在东北批判萧军时，舒群一言不发，以沉默表示不同意对萧军的批判。八十年代，我有幸和舒群同志作了邻居，亲眼看到萧军在逢年过春节时，常登门看望舒群。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彼此一直是莫逆之交的挚友。不象现在有些同志有了不同意见和争论就耿耿于怀。我想这与周扬同志办学的民主作风有关系。 　　图书馆的中外名著藏书有四五万册。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和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普希金、契诃夫、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巴比赛的作品，我就是从鲁艺图书馆借读的。我有一位表弟王靠义同志在北关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读书，热爱文学，每逢星期天的早晨，他就来到延安东郊桥儿沟“鲁艺”来找我，一头钻进鲁艺图书馆，阅读一天文学作品。吃完晚饭，我才送他徒步返回自然科学院。 　　1942年秋，周扬同志鉴于鲁艺的同学没有参加文艺座谈会，邀请毛主席给大学讲课，毛主席穿了一身灰布军衣，裤腿膝盖打了两块补钉，到“鲁艺”篮球场给全体师生员工讲课。他号召大家：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走向社会。他一边幽默地讲，一边做着动作，“把屁股从资产阶级那边坐到工农兵方面来”。全体师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体验生活。戏剧系主任张庚同志组织了一个团到绥米农村采风。贺敬之、华君武、刘炽同志等都参加，歌曲《东方红》就是刘炽此次采集回来的。他们组织秧歌队到群众中演出。王大化和李波演的《兄妹开荒》很受群众欢迎。和群众打成一片，访贫问苦，交知心朋友。解放后，延安老乡还几次到北京看望周扬同志。 　　邵子南从晋察冀边区回来，给大家讲他搜集到的白毛女的故事。周扬同志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好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以编成歌剧!”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由贺敬之、丁毅同志编剧，马可、向隅、瞿维、焕之同志作曲。在创作过程中，周扬同志亲自参加讨论。邵子南因和我是文学系党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很熟。《白毛女》1945年春天彩排时，邵子南拉住我的手说：“程远，我是白毛女的老祖宗，咱们坐到前面去!”“你是老祖宗，我是老几?周扬同志在前面，你去，我不好意思去。”当时的局势是为了团结地主抗日，剧本里没有枪毙黄世仁，但向“七大”代表演出时，“七大”代表提出：“黄世仁这么罪大恶极，为什么不枪毙?!”毛主席也批评说：“看右到了什么程度!”就将剧中黄世仁枪毙了。周扬同志事后给全体师生讨论时说：“七大代表提出枪毙罪大恶极的黄世仁，代表了群众的意见。我们在桥儿沟群众之中，却没有代表群众的意见!”《白毛女》由于故事传奇、歌词生动、曲调动听、感人肺腑、象插了翅膀飞向全国，飞向世界，成为不朽的名剧。 　　《粮食》剧本创作讨论时，周扬同志请周恩来副主席参加了讨论。周恩来副主席还曾将邵子南同志写的《李勇大摆地雷阵》等带到上海出版。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战争年代对文艺工作也一直很关心。以文艺作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毛主席1942年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周扬院长贯彻这一指示，在鲁艺学院办了自己的农场、牧场，羊成群地在山上放牧，猪满圈，蔬菜一大车一大车向学校院灶房拉，生活相当好。每日三餐，香甜的两干一稀的小米饭(早点小米粥、午饭和晚饭都是小米干饭)。讲师、教授们吃小灶，天天有肉吃；我们学员每隔一天一顿肉。每个星期天会餐，吃肉吃馒头。有一位陕北米脂县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同学马尊说她们家里生活也没有学校好，没有天天吃干饭，也吃不到那么多肉。何其芳老师陪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去重庆谈判途经西安，有朋友问他：“你们延安生活怎么样?”他谦虚而自豪地回答：“我们延安的生活不怎么样，但是天天有肉吃!” 　　每星期六举办跳舞晚会，夏、秋在凉爽的院子里，春、冬就在天主教堂里。由音乐系的同学用钢琴、提琴等乐器奏起悠扬的乐曲。逢年过节，还举办化装跳舞会，男的西装革履，装扮成年轻绅士，女的旗袍、绣花裙子，装扮成摩登小姐，踏着有节奏的音节，跳着交谊舞，愉快地度周末和节日。周扬同志和大家一起跳舞娱乐。 　　我们当时在延安“鲁艺”的师生员工，都生活得很舒心愉快。天塌下来有毛主席，吃饭有总务科长，讲课有各教授、讲师，读书可按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地读，很象牛犊钻进菜园里，尽饱地吃，尽情地享受。无忧无虑地过着快乐而充实的生活。 　　这样美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不能不归功于周扬同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办学方针。周扬同志在师生员工中威信很高，每当他讲话、报告时，大家都倾耳恭听，并认真记笔记。 　　同学们正因为在“鲁艺”有周扬同志和许多名作家、艺术家高师的教导，读了许多书，解放后就脱颖而出，成为又红又专的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美术家、表演艺术家、新闻骨干、文化行政管理干部，遍布全国各地，周扬同志桃李满天下。作为全国文化战线各方面的骨干和领导干部，在促进全国文化事业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沫若、周扬同志都很重视民间文艺工作，建国后，郭老自告奋勇地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周扬同志担任副主席。 　　1979年召开第四次文代会时，因郭老已作古，周扬同志被选为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我在那里工作。到1983年冬的五年中，召开全国性民间文艺工作的七次会议，每次会议都是由周扬同志亲自主持，贾芝同志协助下召开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同志和本会全体同志在周扬同志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和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精神，沿着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双百方针，拨乱反正，逐渐缩小“左”的影响，坚持民间文学“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贯彻十二大精神，为建设精神文明，开展新局面，倡导各种不同学派和观点在报刊上充分发表，开展自由讨论，学术空气很活跃，很浓厚，民间文学学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冷落了多年的民俗学、神话学受到了重视。有不少专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反响。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民间文学获得了空前蓬勃的繁荣景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各地分会，“文革”前只有八个，而至1983年除台湾省外，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恢复和建立了分会；民间文学队伍也有相应扩大。因此，周扬同志几次在会议上讲“民研会是个大的协会”；调查采录工作，形势喜人。 　　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前苏联专家学者，只搜集了三部，用六国文字出版。周扬同志调歌手玛玛依从新疆柯尔克孜州到北京，亲自接见他，勉励他将这部史诗很好地挖掘出来，他高兴得献出了八部。对《格萨尔》、《玛纳斯》这两部在中外都很有影响的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组织了抢救工作及其部分的出版。这是藏、蒙、柯尔克孜族兄弟民族多年来渴望的大事，对增强民族团结起了重大作用。并将这两部史诗作为突破点，带动各地搜集整理其他民族地区的史诗，长篇叙事诗等作品；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公开出版的报刊从“文革”前的三种增加到二十多种，质量逐步提高，发行量不断上升，很受群众欢迎。 　　周扬同志平易近人，在延安“鲁艺”时，有些同学找他谈论，他都热情接待。常常看见他和一些找他的同学，在校园里边走边谈。我1954年冬调到文化部工作，他和茅盾、阳翰笙同志住在一个院，凑巧和文化部办公楼的院相通，他任文化部副部长，很繁忙。他又是我的校长和老师，我和延安“鲁艺”所有同学一样，对他很崇敬，很有感情，很想去看他，却又怕干扰他，始终没有好意思去。1959年夏我因公去天津，有幸和他乘一列火车，并在一个房间相遇，他责怪我为什么不去找他，我抱歉地说：“您很忙，我怕干扰您!”我于1959年在对外文委的反右倾中，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下放到甘肃工作。我的两个幼女一直留在北京，一别十七载，她们都长成了大闺女，一个在平谷县插队，一个在上学读书，思念女儿之心如焚，很想回北京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扬同志亲自给中央组织部写信，调我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在他和夏衍同志、阳翰笙同志的支持下，我于1979年8月调回北京工作，解决了住房，与家人得到了团聚。 　　八十年代初，我因工作几次到周扬同志那里汇报请示，他总是热情接待，辞别时，他总是握手送出客厅。有天晚上我带老同志高鲁去找周扬同志，因走错了路，在胡同里拐来拐去，到达周家已是深更半夜，周扬同志正在笔耕写作，秘书同志对我们深夜突然来临，有些奇怪，当我们说明来意，她马上向周扬同志报告，说：“程远同志来找您!”周扬同志走出书房，热诚地接待了我们。当我向他说明由于工作需要调高鲁同志从山西省到民研会工作，他当即在申请书上签字批准将高调来。他对民研会工作如此看重和对老同志如此关怀，使我们深为感动。有天他不慎摔了跤，行动困难，我去看望他，向他辞别时，他还要从沙发上起来，我于心不忍，两手推他不要起来，他仍挣扎起来和我握别，使我感动不已! 　　1996年秋末于北京 　　 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4